停泊在苏伊士运河外等待的是“拉马号”，一艘改装的小型定期客轮。我们搭乘这艘船立刻起程。这么短的行程搭军舰，对我们这些旅客而言也算赏心乐事。然而，此时却有点尴尬。我们这支由各路英雄好汉组成的队伍，似乎打乱了船员原来的作息。低阶士兵将床位让给我们过夜，白天我们则挤在他们的客厅高谈阔论。斯托尔斯向来我行我素，也不管是否有旁人在场。今天他比平常更狂傲，两度环顾甲板，不屑地说：“没有一个值得交谈的。”然后大摇大摆地坐在两张舒适的安乐椅中的一张，开始与阿齐兹·马斯里（坐在另一张安乐椅内）畅谈音乐家德彪西。阿齐兹原本在土耳其军中官拜上校，如今则是侯赛因麾下的将军。他正要前往麦加，与侯赛因讨论他正在拉比格训练的阿拉伯正规军之装备。几分钟后他们撇下德彪西不谈，开始将瓦格纳贬得一文不值：阿齐兹用流利的德文，斯托尔斯则用德文、法文、阿拉伯文。舰上的官兵都觉得他们谈的内容根本不值得讨论。

我们如往常般平稳地航向吉达，红海的天气风和日丽，船航行时不觉得热。白天我们就躺在阴凉处；晚上则大部分时间在星光点点、和风徐徐的甲板上四处闲晃。当我们终于在港外下锚时，阿拉伯半岛的热气才开始如利刃出鞘，热得我们说不出话来。当时日正当中，东方的太阳在正午会和月光一般，照得令人辨不出颜色。放眼望去只能看出明亮处与阴暗处、白色的房子与黑色的街道，前方是港内苍茫耀眼的蒸汽，后方是无垠无际的黄沙，直延伸到远方一座在热气中若隐若现的小山山脚下。

吉达北方有另一片黑白相间的建筑物，随着船只下锚时的起伏，在海市蜃楼间像活塞般上下浮动，时断时续的阵风使空气中的热浪不断转向。看起来与感觉起来都很可怕。恶劣的天气与有碍健康的航程——汉志在起义期间之所以能高枕无忧的两大因素——已让我们开始觉得后悔。

新任的英国驻阿拉伯代表威尔森上校已派他的汽艇来迎接我们。我们直到登岸，才了解刚才看到的人都是浮在空中的幻影。半小时后，领事馆的东方事务助理鲁希开怀迎接他的老长官；新上任的叙利亚警察与港区内的军官，包括一支仪仗队，则在码头上列队向阿齐兹·马斯里致敬。据报，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刚刚进城，我们要会面的人正是他，所以我们来得可真是时候。

我们走过石造的白色水门，穿越市场的狭小巷道，走向领事馆。成群的苍蝇像灰尘般在空中飞舞，由人们身上飞向椰枣再飞到肉块上，光束由遮阳布的破洞射入那些阴暗的小摊角落。整个环境看来像是间大浴室。斯托尔斯在“拉马号”的安乐椅上坐了四天，椅背的红皮革染红了他的白上衣及长裤，鲜明耀眼，这时他满身是汗，使得这些鲜红斑点像是涂上了亮光漆。我只顾着端详他，没注意到自己的卡其衫也因汗流浃背，而使与身体接触的部位都变成深褐色。斯托尔斯很想知道，如果前往领事馆的路程够远，我是否会全身湿透，让衣服颜色更均匀；而我则在想，待会儿他一坐下来，他坐过之处是否也会和他身上一样变成鲜红色。

不过领事馆一下子就到了，无法验证。威尔森坐在阴暗的房间内，身后有一扇格子窗，可迎接海风的吹拂。他是个坦诚而率直的英国人，态度不大自然地接待我们，并对斯托尔斯那种艺术气息不大苟同。他在开罗与我接触时，曾对我们穿阿拉伯服装是否有失体面，与我有不同看法。我只说这些衣服穿起来不舒服，他则觉得我们不该穿这种衣服。尽管对我们的言行有点意见，威尔森还是公事公办，他已经安排妥当与阿卜杜拉的会谈，并愿倾全力支援我们。更何况，我们好歹也是他的客人，而东方的待客之道很契合他的精神。

阿卜杜拉骑着一匹白色雌马，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徒步仆从，沿路接受镇民默默地致敬，态度温和地前来与我们会面。他因在塔伊夫打了场胜仗而眉开眼笑，满脸红光。我是首次与他碰面，斯托尔斯则和他是老朋友，而且交情深厚。然而，他们交谈不久后，我便怀疑他可能平常也同样笑口常开。他的眼光闪烁不定；虽然年仅三十五，已臃肿发福了——或许是笑多了，心广体胖。对阿卜杜拉而言，生活似乎是一件乐事。他身材矮壮，皮肤白皙，褐色胡子修剪得极为整齐，遮住他光滑的圆脸与薄小的唇。他的态度坦率，或许是矫揉造作的坦率，初见面时很迷人。他毫无架子，轻松地与众人谈笑风生，然而，当我们讨论到严肃的议题时，他的开朗面纱似乎立刻消失，开始字斟句酌，滔滔雄辩。当然，他是与对于对手要求较高的斯托尔斯在讨论。

在阿拉伯人眼中，阿卜杜拉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是个精明的政客。称他精明当然不为过，但仍无法精明到使我们相信他的真诚。他的野心非常明显。传闻中他是他父亲及阿拉伯起义运动的智囊，不过他看来似乎志不止于此。阿卜杜拉的目标当然是争取阿拉伯独立，并建立阿拉伯国家，不过他也有意将这打出来的新兴国家成为他们家族的天下。所以他留意我们，并经由我们来迎合英国人的口味。

在我们这一方，我则是实事求是地端详他、评估他。侯赛因的起义这几个月来发展不尽如人意（按兵不动，这在非正规战争中是惨败的前兆），我怀疑问题出在缺乏领导才能；不是知识，也不是判断力或政治智慧，而是足以燃烧整片沙漠的热忱之火。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找出起义的主要精神领袖，并评估他有无能力让起义达到我所预期的目标。我们与阿卜杜拉谈得越久，我就越确定阿卜杜拉太沉稳、太冷静、太幽默，无法当先知——尤其是能领导革命成功的武装先知。他的价值或许在于成功后的承平时期。在需要全力投入、牺牲、奉献的奋战期间，阿卜杜拉太复杂，不适合单纯的目的——虽然现在的他也不容忽视。

我们首先与他讨论吉达的现况，为了让他在这初次会面时能放松心情，我们谈论些无关紧要的侯赛因的施政话题。他答道，以他们的文人政府而言，这场战争打得很吃力。他们在城镇中完全沿袭土耳其的行政制度，以较小的规模继续推行。土耳其政府通常对有权有势者相当礼遇，让他们拥有许多特权执照。结果，导致汉志地区许多拥有执照者不希望由阿拉伯人接掌大权。尤其在麦加与吉达，舆论一面倒地反对建立阿拉伯国家。社会大众都是外国人：埃及人、印度人、爪哇人、非洲人及其他国家的侨民，很难认同阿拉伯人建国的心愿，尤其是由贝都因人来倡导；因为贝都因人一向沿路打劫陌生人，或抢家劫舍，与城里的居民素来水火不容。

贝都因人是侯赛因唯一能掌握的战士，起义也得靠他们的支援。他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武装，支付军饷，并在这些战士离家期间供养他们的家人，还向他们雇用骆驼载运补给品至战场。结果，乡野地区繁荣富裕，城镇地区则日渐萧条。

令都市居民觉得委屈的另一因素是法律。土耳其的民法已废除，改为采用旧有的宗教法，完全依照《古兰经》的规矩行事。阿卜杜拉笑着向我们解释，假以时日，他们应该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适用于现代商业行为的论点，例如银行业与汇兑业。当然，在找到之前，都市居民因废除民法而造成的损失，也正是贝都因人的收获。侯赛因已默许恢复旧式的部落规矩。贝都因人发生争执时，可向部落中的执法者申请仲裁。这是由最孚众望的家族世袭的职位，每户人家每年要付他一头羊当酬金。这些仲裁者依习俗及先例来判案，审理过程完全公开，免诉讼费。如果是两个不同部落的人发生纠纷，则由双方共同推举彼此都能接受的仲裁者，不然就得由第三个部落的执法者代劳。如果案情太复杂且相持不下，则还要再找四位陪审员——两位由原告从被告家族中挑选，另两位由被告从原告家族中挑选。最后总是在全体无异议通过后，才算定案。

我们思索着阿卜杜拉所描绘的情景，悲伤地想着伊甸园，及如今已在伊甸园外的墓中长眠的夏娃，以及她给凡夫俗子带来的损失。然后斯托尔斯要我也加入讨论，要求阿卜杜拉向我们说明他对战况的看法，让我进入状态，以便向埃及的总部汇报。阿卜杜拉立刻满脸肃穆，并说要敦促英国立刻对这件事表示关切，他还将他的想法条列如后：

由于我们未能切断汉志铁路，导致土耳其得以在麦地那重振旗鼓。

费萨尔已被迫由麦地那撤退；敌军正在筹组一支机动部队，准备进军拉比格。

由于我们的疏忽，山区的阿拉伯部队缺乏补给品、机枪及大炮，无法支撑太久。

马斯路哈尔卜族的族长侯赛因·马贝里格已投效土耳其。如果麦地那的土耳其机动部队开拔，他们也会同行。

仍得由他父亲领导麦加人民，为圣城作殊死战。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侯赛因要与阿卜杜拉谈话。阿卜杜拉向他禀报我们刚才的谈话，他立刻表明必会誓死守城，土耳其想进入麦加必须踏过他的尸体才行。电话挂断了。阿卜杜拉面带微笑，问道，要避免这种惨剧发生，能否调派一旅由穆斯林组成的英军戍守苏伊士运河，以便在土耳其从麦地那发动攻势时，立刻前往支援。还有，我们对这提议有何看法。

我回答：首先，依先例来看，侯赛因曾要求我们不要切断汉志的交通线，因为他若打胜了，侯赛因自己也需要由这条铁路进军叙利亚；其次，实际上我们曾运送给他爆破用的炸药，他悉数退回，并附上一张纸条表示让阿拉伯人使用太过危险；第三，具体地说，费萨尔不曾向我们提出供应装备的要求。

至于调派部队支援拉比格，这问题很复杂。船只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让船空着，无限期地在苏伊士运河待命。英军中也没有穆斯林组成的部队。要筹组一旅英军是很繁重的工作，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运送过来。拉比格这个阵地相当庞大，光是一旅的部队根本无力围堵由内陆绕过拉比格的土耳其机动部队。他们充其量只能在船舰炮火的掩护下防守海滩，而这一点让船舰执行即可，无需另派部队。

阿卜杜拉回答，光靠船舰其实已无法胜任了，因为达达尼尔之役已粉碎了英国海军所向披靡的神话。土耳其部队也不可能绕过拉比格，因为那是当地唯一的水源，他们必须到水井取水。调度一旅部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他已将他在塔伊夫打胜仗的部队由麦加往东移师麦地那。一旦他的部队就位，他便会下令阿里与费萨尔由南面与西面包抄，完成三路会师，重击麦地那，老天保佑，可望一举夺城。这期间，阿齐兹·马斯里也在训练由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招募来的志愿军，准备投入拉比格的战斗。要是我们能将在印度与埃及的阿拉伯战俘也调去支援，便足以接任这一旅暂时调来的英国部队的职务了。

我说我会将他的看法向埃及汇报，不过英国极不乐意将驻守埃及的部队调开（虽然他不认为苏伊士运河会受到土耳其的威胁），而且，派基督徒去保护伊斯兰教圣城更是强人所难；就如有些印度的穆斯林认为，土耳其政府可以恣意享用穆斯林的妇女，这是土耳其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印度穆斯林很可能会误解我们的动机与行为。我认为如果我能对局势及当地人的感受有进一步的认识，再据此向上汇报拉比格的问题，则替他表明他的观点时或许会更有说服力。我也表明想去见费萨尔，与他讨论他的需求，以及如果我们向他的部落提供补给品，他是否可持续防守他的山头。我想由拉比格沿沙坦尼路朝麦地那前进，直达费萨尔的阵营。

这时斯托尔斯也加入谈话，并全力支持我，表示由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员代埃及的英军总司令搜集完整的一手资讯是至为重要的，并表示他派他的幕僚中我这个资历最完整、最不可或缺的军官前往，更证明默里将军对阿拉伯事务的高度关切。于是阿卜杜拉去打电话，试图征求他父亲同意让我前往。侯赛因满心狐疑地看待这个提案。阿卜杜拉向他解释这么做的若干好处，然后将话筒交给斯托尔斯，由斯托尔斯的三寸不烂之舌向老谢里夫游说。斯托尔斯滔滔不绝地雄辩，单就阿拉伯语的演说而言已足以令人侧耳倾听，他的表现也在如何应付满心狐疑又百般不愿的东方人这方面，替每位英国人上了一课。只要听他谈上几分钟，便无法拒绝他，以这次而言，他也游说成功。侯赛因再叫阿卜杜拉去听电话，授权由他写信给阿里，并建议如果他认为合适，而且情况正常，便可让我到沙布山脉找费萨尔。阿卜杜拉在斯托尔斯的影响下，将这仍有所保留的口信，变成直接以白纸黑字指示阿里要立刻将我安然送抵费萨尔营区。这对我而言是正中下怀，也是斯托尔斯所乐见的，于是我们休会用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