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时期，1957、1958年是比较特殊的两年。

1957年的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同1952年相比，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新生的共和国用铁一般的数字向人们证明着自己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实在是非常地正确。然而，道路的正确并不意味着前进中没有曲折和坎坷。在为新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拿出经济建设如此的辉煌成就而兴奋的同时，我们还是得承认，掌握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人口多达好几亿，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又千差万别的庞大国家，对于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没有十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那还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新鲜事。对象状况的复杂和自身质素的欠缺决定了，新中国的前进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平波无澜。

就在陈寅恪写下“闻歌一笑似京华”的1957年5月份，小他几岁的毛泽东在中旬的时候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带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回、浴血奋战，穿风破浪一路走来的毛泽东，对矛盾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构起来的他的斗争哲学显得内蕴深厚而又精恰实用。熟悉他的战友们，甚至我们这些对近世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轻松地看出，这是一招战争年代里解放军惯用而又屡试不爽的诱敌深入。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即众所周知的“反右扩大化”。其后，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多年来因为身体原因和各种照顾政策一直都“窝”在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陈寅恪开始受到真正的冲击。

事实上，1949以后的新中国很长时间里一直都处在运动当中，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传统因为惯性的缘故仍在顽固地延续。而陈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这一次。三年前，时任党委书记、在中大领导了数场运动的龙潜便曾在“肃反运动”期间，多次在会议上揶揄和讽刺陈寅恪，认为“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当众作诗对陈寅恪行其骂人嘲笑之能事。用陆键东的话说，“这件事开了陈寅恪自1949年以后遭受政治冲击的先例”。

较之后者，批判“厚古薄今”运动期间，陈寅恪的遭遇要严重得多。这里，我们扼要而言，当时的情况大体如下：

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应郭沫若之邀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报告，痛陈“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一个月后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断，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6月11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刊发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有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们。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话并没有表现出对陈寅恪特别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话让我们在其鲜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贵的尊重。毕竟也是读书人。然而，可悲的在于，一如诠释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的，文字一旦形成就会在阅读者那里获得无数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会行径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法否认，那时的郭沫若毕竟也已不是单纯的书生，《人民日报》也不是一份平常的小钞，而且，更要命的，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取得不错成绩的新中国，开始变得相当浮躁。

3月到6月份的新中国：陈伯达报告的一周前，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事实已经相当明显：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已经高涨得有些疯狂！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十年躬耕教坛、潜心著述的陈寅恪，在美丽的中大也避无可避地被“革命热情”灼伤了。

事实上，在江西剧团来中大演出的5月份之前，中大的大字报已经开始漫天狂舞了。陈寅恪以外，历史系的刘节、梁方仲、岑仲勉每人都被辟了大字报专栏，4月7日那天，贴给梁方仲一人的就超过了千张。陈寅恪“闻歌”而唱“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的时候，他的处境还很好，尽管小头目们认为“陈寅恪成为系内外白专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系党总支认为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系师生自觉思想革命不能完成”，但绝学博识壁立千仞的震慑力量，使得大字报们对陈寅恪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轻易造次。然而当“厚古薄今”的批判锋芒刮过长江侵入岭南的时候，为陈寅恪蓄谋了好久的大字报终于等到了高飞上天的良机。大字报们总算等来了给陈寅恪开专栏的美好时刻。和现在一样，毫无疑问，那时的人，包括糊纸的，同样也害怕失业，于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等，针对陈寅恪的纸片疯一样的舞动起了沾满黄红黑色浆糊的肥硕腰肢，尽其捕风捉影、上天入地之能事，一如蓬头垢面又分外严肃、让人畏惧又恶心得想吐的女巫。

当然，陈寅恪对“女巫”还谈不上畏惧，他满腹的学识以及几十年里积淀而成的名士气韵倒也不是随便“跳跳大神儿”就可以撼动和击垮的。可是，奉命抄读大字报内容给他的唐筼却实在有些熬不住了，“女巫”臭气盈天的裙裾熏得慧质兰心知书达理的唐筼好几次回家向自己的夫君哭诉“舞蹈”场面的惨不忍睹。和任何一位人格完满的正常人一样，陈寅恪愤怒了。

7月下旬上书中大领导：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

了解近世中国学术史的人都清楚，当时的中国就一个陈寅恪，一个让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东方学界都“严重”瞩目的陈寅恪。他并不是中大的池中物，不开课的震动显然也非小小的中大可以从容涵纳和平息。当陈寅恪突然离开教坛的“涟漪”突破中大的校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波动开去的时候，最终洄涌而来的是返向中大的巨大压力。据陆键东言：“‘让陈寅恪重新开课’，一直成为1958年之后中山大学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直到60年代初，陶铸仍提起此事，中山大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然在校方的劝说下陈寅恪没有搬到校外，可他终究没有再开课，对此黄萱回忆道：“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陈先生受批判，说是‘拔白旗’。他遂不再教课，专力著作。我曾劝他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啊！”

后来，一年后的1959年，当时主持工作的历史系的数位负责人，在秋季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中不得不因陈寅恪的受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有意思的是，就在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兴起前半年左右，曾经当众嘲讽陈寅恪的龙潜被中共高等教育部党委以“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等两条主要理由，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从1957年7月中旬到10月，龙多次被要求作检讨，还亲自跑到陈寅恪家里赔礼道歉。这让我们想起1961年吴宓写下的一段日记：“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从上面的材料来看，寅恪的这种自我认定显然是征实之言。

吴宓接着说：“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如下的史实将向我们证明这同样是言之凿凿的有据之辞。

那么自由的陈寅恪究竟在研究些什么呢？他又是如何地“乐其所乐”呢？

让我们从1957年的一封信谈起。这一年2月6日，陈寅恪复信给时任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刘铭恕，有言：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辍，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

余英时教授考证说，陈寅恪一生的史学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1923—1932的十年，重点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语文知识来考证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所谓“殊族之文”“域外之史”；30年代初起，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以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这一阶段里陈寅恪最为重要的著作。如上的史料说明他为了《别传》确曾自觉地发展了一套“新方法”。其中“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指的是不用马列主义理论；“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和“捐弃故技”强调的分别是对其第二、第一期史学的超越；“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指的是用史学考证的方法辅以入情入理的基于自身经验和人性体认的历史想像来重构丰满鲜活的历史世界。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心史，而与前者相比《柳如是别传》更是一曲“心史”的双重奏，认为：“整体地说，《别传》写的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据虽精，但这些考据的结果不过是建立了许多不易撼动的定点。由于点与点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又由点而形成许多线再进一步则因线的交叉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网络。考据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换一个比喻，我们不妨说考据足以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更重要的，楼宇中人一个个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活而动。陈寅恪之能重建这样一个有血有泪的人间世界则不是依靠考据的功夫。他的凭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历史的想像力。”

实事求是地讲，《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陈寅恪晚年的萃血之作。1963年完稿之前，他曾数次写诗提及此书或相关内容，如《乙未阳历元旦作时方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也》、《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岁初度赋一律为寿时值广州芒果荔枝丰收也》（1955年7月6日唐筼诗作）、《乙未除夕卧病强起与家人共餐感赋检点两年以来著作仅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诗笺释二文故诗语及之也》（1956年2月）、《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1956）、《前题余秋室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诗意有未尽更赋二律》（1957）、《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岁初度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1957年7月）、《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1958）、《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向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1963年冬）等，仅从诗名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作者心志所在以及创作过程的无比艰辛了，内中“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哀残敢议千秋事，剩咏崔徽画里真”、“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然脂瞑写费搜寻，楚些吴歈感恨深”、“拈出南冠一公案，可容迟暮细参论”、“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等等，于此更是明证。

1964年，伟大的中国人民谜一样地完成核武器研制的那一年，十年长征的陈寅恪也完成了一部后人来看谜一样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初终稿均有《说偈》，分别作：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

忽庄忽谐，亦文亦史。

述事言情，悯生悲死。

繁琐冗长，见笑君子。

失明膑足，尚未聋哑。

得成此书，乃天所假。

卧榻沉思，然脂瞑写。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奇女气消，三百载下。

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

丽香闹学，皋比决舍。

无事转忙，然脂瞑写。

成卌万言，如瓶水泻。

怒骂嬉笑，亦俚亦雅。

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烛泪盈把。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两则说偈，虽行文有别、所述略异，但从结构和部分内容上来说相同之处仍是颇多，这是由其“后记”的性质所决定的。比如前偈“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和后偈“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便同是对《柳如是别传》体裁和性质的描述（余英时先生观点）；而“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与“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瞑写。成卌万言，如瓶水泻”则都是意在说明创作过程的艰辛与不易，前引“然脂瞑写费搜寻”句可为佐证；最后的“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则是意在表达所言乃一家之体贴难免有疏漏的意思（化陈余先生观点）。从“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和“然脂瞑写”一词的两见来看，我们认为，对于自己潜心十年完成的这部大作的“繁琐”之弊陈寅恪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见笑君子”实即是见告君子夫子自知的意思，紧跟的三句除了自述不易之外，应该还有解释性致歉的意思。

从“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几个字我们知道，陈寅恪对自己最终能够完成这一著作很感高兴，“孰发幽光，陈最良也”事实上就是对他所以“沾沾自喜”的解释。“文革”发生后陈寅恪的交待材料中对自己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有如此的说明：“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厚今薄古运动。我当时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课。但仍旧作文。”再结合吴宓“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的话综合来看，我们说，在陈寅恪，能够以残病之身坚持进行学术创作这实在是一种值得庆幸和珍视的快乐。这应该是老友吴宓用“乐其所乐”来界定陈寅恪生活的首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1961年陈寅恪复刘祖霞信有“弟双目失明已十六年现居中山大学，聊以著述自娱，殊不足为外人道也”之言，1957年诗作也有“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的话，所谓“自娱”“遣日”之说，虽非完全的实话实说，却也不是道地的向空虚谈，我们认为对于双目失明壮志难申的陈寅恪来说，一定程度上著述确实是他挥洒才学、托寄胸臆的遣日自娱之事。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话是有所中的的。“不足为外人道”一句说明，陈寅恪把自己生命的真精神雪藏在了自家的桃花园里，自由自在，舒展翱翔，不为外事所制，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的。

当然，正如“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一语所展示，著述并非陈寅恪“乐其所乐”的全部根据。词曲小说之类悦耳之事在此间陈寅恪的生命中仍旧占据着极为绚烂的一角。仅从诗作来看，期间有关听戏之事的就有《戊戌六月廿九日听南昌市剧团李今芳演玉堂春戏题三绝句》（1958）、《戊戌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1958）、《戊戌孟冬望日北秀湖观菊并赏春兰戏以易安居士词句分列诗句中亦试帖之变体也》（1958）、《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1959年4月）、《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1959）、《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绝》（1960年春）、《又别作一首》（1960）、《庚子春日听广州京剧团演新排西厢记悲剧新谷莺饰莺莺孙艳琴饰红娘戏作一律寅恪昔年尝撰读莺莺传论文故诗语及之》（1960）、《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1962年3月末）等数首。

结合此前的文字可知，1957到1960的连续四年间，尽管后来的1959、1960两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但陈寅恪基本上每年都还能过上几把正儿八经的戏瘾。当时来看，这样的岁月对于任何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大约都称得上相当地熨帖，陈寅恪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久已失明，耳朵早已经取代双目成为他收获精神享受的最为主要的手段。所以，每次享受后他都会纪之以诗。

1959年3月15日下午，广州京剧团的傅祥麟、李文秀、新谷莺、孙艳琴、胡芝风、何英华等六位演员上门看望陈寅恪。上文提到的诗名已经让我们非常清楚，陈寅恪特别爱听新谷莺的戏，陆键东分析“除了陈寅恪挚爱的夫人唐筼，一个人在七、八年间连续成为陈寅恪诗篇中的主要‘诉情对像’，新谷莺是唯一一人”。后不久陈寅恪写下了《春尽病起》三首七律。分别作：

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烛尚无家。

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仅足夸。

世态万端同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

江郊小阁倚清寒，新换春妆已着禅。

青镜铅华初未改，白头哀乐总相干。

十年鲑菜餐能饱，三月莺花酒尽欢。

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

葵羹桂醑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

桑下无情三宿了，草间有命几时休。

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死后羞。

传与朋侪同一笑，海南更胜海西游。

尽管“须久久细读，方可尽得寅恪诗中之意”，兼之事成陈迹详情难考，但值得高兴的是，陈寅恪还是为浅陋的我们留下了明显易懂的信息，令后来者粗读之下便可从三首诗中捕捉到一些明显的信息借以部分地还原当时的情形。大约1959年的春天，陈寅恪又大病了一次，一直到杜鹃花都开谢了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说“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不过，新谷莺等人的到来，让他觉得甚为快意，夫妇二人置酒设宴对剧团一行进行了热情款待，葵子羹桂花酒之类，在1959年当口也算可以的了，无怪陈寅恪缀上了“足风流”的字样。新谷莺的唱法和当年陈寅恪在北京听的张君秋版《望江亭》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同，但此亦无他，人世间的万端世事说起来其实都是戏，新、张同曲异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不知不觉间，陈寅恪夫妇流寓广州已有十年，剧团演员难免提到了二老十年来在广州的生活，七嘴八舌间，陈寅恪抑或唐筼就说刚来的时候还好，无奈这么多年有风有雨的，头发也见白了，人也老了，幸好十年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杜甫（有“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句，见《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和陆游（有“粗餐岂复须鲑菜，蓬户何曾设扊扅”句，见《北窗即事》之二）当年吃不上的鱼菜在我还是不成问题，想吃就可以吃到。聊到1949年自己留在大陆的人生选择，陈寅恪说不管怎么说人还是应该狐死首丘，跑到海外老都不能老在故国，就太过不好了，再者，我一生尊崇气节，留下来更能够见出学问人的傲骨和不屈，人不能临老了降志变节等死了还遭后人的唾骂。

总的来看，虽然陈寅恪身体欠佳，但1959年的春天无疑是顺心而愉悦的。这和剧团成员到来自然有关，不过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那就是周扬的来访。当时的周扬正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对1958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学术大批判，周在当年1月20日的报告中宣称：“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3月在广州作报告又说：“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谓成就很大，倒不在于批判的每个具体成果，而在于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们反对‘厚古薄今’，都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当时管宣传的领导，当时有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可陈寅恪显然不这样认为。这也就决定了两人的会面不见得会如窗外的春天一样暖意融融。周扬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陈寅恪自然知道周扬的位置，也恰是因此，他才借机使劲地吐了吐胸中的不快，指出有些事情，特别是涉及知识分子的事情。大约也是周的话激怒了陈寅恪，才遭到了后者的痛斥。据陈序经言，“人民政府先后派王篯、章仕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20年后的周扬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方式是靠声势，靠压服，而不是靠讲理，靠说服。”

夏天的时候，7月26日，陈寅恪让唐筼将《春尽病起》三律连同1957年所作《答王啸苏君》三绝精笺工楷抄录，而后以航空挂号信的方式寄去给吴宓。其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又进城听了一回桂剧。9月份的一个风雨之夜，牵挂陈寅恪的老友吴宓写下了三首绝句，总题《寄答陈寅恪兄用寅恪兄<答王啸苏君>韵》：

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

过眼沧桑记梦痕，名贤遗老几人存。

况闻新圃锄非种，雨打梨花紧闭门。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东山师友坟安否，文教中华付逝流。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几十年相交的老友对陈寅恪非常地挂念，仍希望能“粤海续前游”，来广州看他一次。事实上在寄信给吴宓以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还跑到城里听了回广西桂剧艺术团在东乐戏院公演的《桃花扇》，事后写了《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而后1960年的1月26日的时候又一次抄寄吴宓。其后又过了一年，吴宓毅然赴穗，“粤海续前游”从文字的渴望演变成了生活中的现实。

这一年的暑假，一年多来都未能遂愿的吴宓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政治空气也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终于决定去广州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友。7月30日那天下午，吴宓长函一封寄陈寅恪，复其1960年1月26日诗函，述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并告其很快就要去广州。五天后（8月4日）收到信件的陈寅恪当天下午即回信吴宓，对来穗的注意事项作了详详细细的交待，包括坐什么样的火车，哪路公交，如何下榻用膳等等，极尽周详和细致。四天后，陈寅恪又修书一封给时任教武大的刘永济：

弘度兄左右：

久未笺候，甚歉。数月前闻唐长孺君言……前日接吴雨僧兄函云，日内先到汉访兄，再来广州。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站）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专此敬请

暑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八日

雨僧兄均此。来电请写“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以免延误。

这一年陈寅恪已经古稀又二，吴宓也已年近七十。对于老友的远道来访，陈寅恪非常地重视。

8月29日，居汉四天的吴宓搭上南下的火车奔赴广州。30日下午，车入广东，但因为夏天水大，铁路多处被淹，路况很差，导致火车走走停停，跑得并不顺畅。一直到晚上11点半，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陈寅恪的两个女儿小彭、美延（从复旦毕业，当天上午刚从上海回广州）以及小彭的夫婿林启汉已经在车站月台相候了。中大的小汽车载了他们迅速回校，直奔东南区一号陈宅。夜已过半，热盼老友来聚的陈寅恪依旧没睡。吴宓这样描述着多年没见的老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毕竟是12年不见！故友重逢，久违的喜悦又一次盛开在了暮年陈寅恪的“老脸”上。大约12点半的时候，小彭拿电筒把吴宓送去招待所。

从第二天的31号算起，到下月4号早晨离穗，吴宓在广州共呆了四天。

四天里，陈寅恪夫妇竭尽所能地对吴宓进行了盛情招待。31日上下午吴宓在陈宅“进牛乳、咖啡及果酱面包、饼干等”，回招待所晚饭，唐筼还叫人送了一碗炖鸡，另加红薯和卤鸡蛋一枚；第二天晚上中山大学在墨石屋招待所替陈寅恪夫妇设宴款待吴宓，陪席有冼玉清、刘节夫妇及梁宗岱夫人甘少苏；3日早晨，吴宓被陈序经邀去早餐，中午唐筼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晚6:30在陈宅晚饭，肴馔丰美”。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心灵的交流与碰撞。平日里极其谨慎小心的陈寅恪面对久别来候的老友，再也无须临渊履薄、遮遮掩掩，他痛痛快快地和吴宓进行了几次透心的交谈，把自己多年来的情状、行止、理想、思路、心志等等和盘托出让久别的老友认真地观察、端详、审视乃至是吸纳和攫取。9月1日的日记中吴宓写道：

9:00（小雨）至陈宅：读《乾坤衍》；寅恪兄（微不适）9:40出（进牛乳咖啡），谈述：（1）归玄奘骨灰及印度赠我国象，二事寅恪实首倡之（众莫敢言），政府卒行之而莫详所出；（2）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所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寅恪论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若翁之《乾坤衍》犹未免比附阿时，无异康有为之说孔子托古改制以赞戊戌维新耳；（3）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王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我们必须得感谢吴宓先生，他的日记里所保留的这些极可宝贵的材料，为我们认识陈寅恪的心灵世界进而理解其语默静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撰写《新史学九十年》的时候显然没能看到这些资料，其论陈寅恪一章结尾处所谓“《论唐高祖称臣》的‘卒彰显其志’书法，似为嘉许政府在1950年春对苏的强硬立场，不然又何须点明‘初虽效之，终能反之’，而又连说：‘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的行文，实在有引人深思，导人衰衰解陈寅恪的嫌疑。可如果当时许先生获读了吴宓先生日记中陈寅恪始终坚信必先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和文化的观点，大约就不会如此武断了。真实的情况是，陈寅恪的史学并非所谓的影射史学，它们影射出的都是陈寅恪自己坚卓不屈的信仰世界。

还是说吴宓。他从很早就喜欢抄读和搜集陈寅恪的诗作。9月3日，起身离穗的最后一天，吴宓又笔录得陈寅恪近年来的诗作八篇十首。当天下午，已很少动笔（从《唐筼诗存》来推测）的唐筼为吴宓写下了两首绝句，抄于精美信笺相赠。分别作：

辛丑秋广州

秋风乘兴出荆门，故旧相逢岭外村。

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

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

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初到广州的第二天上午陈寅恪即曾赋赠吴宓一首七律，3日当天，晚宴后临行，陈寅恪又以四首相赠。五首诗分别是：

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送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赠吴雨僧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裁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亲在，杜兰香去未移时。

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

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弦箭文章哪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唐筼的第一首诗意在劝吴宓晚宴时放量多饮，“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才捞着相聚，可是得多喝他几杯啊。陈寅恪七律是在向吴宓交待自己的近况。七绝第一首说吴宓间关道远来相看，久别重逢的老友无限感慨激动万千。暮年一句最引人注目，因为“生离死别”的用词无意中下语成谶，其后，尽管1964年的时候，吴宓曾三度想再来探望，但终未成行，两位几十年相知相交的老友再也没能相见。第三首颇为难解，约是意在述其对朋辈降志屈节者流的哀怨与愤恨。最后一首明其不惧如洪波东逝的弦箭文章，清水虽浅亏自西流，“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是在表示对上层的不屑，说他们不过是逡游于一群卑躬人中间而已，言外之意，卑田自卑田高山仍高山，我是不会自贬从俗降志自辱的。

颇值得注意的是唐筼的《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和陈寅恪《赠吴雨僧》的第二首。这两首有一个共同的初衷，“幸有人间佳亲在”，“神仙眷属须珍重”，夫妇二人都在劝吴宓复婚。与陈心一离婚是三十二年前的旧事，尽管有许多人反对，说是和《学衡》一贯所宣扬的宗旨有悖，陈寅恪也劝其“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勒马，勿存他想”，但当时的吴宓心意已决，认为“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终于还是和陈心一解除了婚姻关系。然而心一女士毕竟曾经是吴宓的发妻，30年后的1959年，吴宓又生了跟心一复合的念头。当时后者身体状况不好屡屡生病很让吴宓担心，而且顾廷林的诗也让吴宓想起了昔年内子对他事业的襄助，于是1959年1月29日午饭后，他写了封长信给陈寅恪夫妇，叙其近六年情事以及欲与心一复合的心思。当年2月10日的时候陈寅恪复信给吴对此事极表赞成，还把自己1958年唐筼六十生日时撰赠的“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的联文一并寄示。两年以后吴宓来访，陈寅恪夫妇当然忘不了对老友幸福至关重要的这一章，于是一同撰诗相劝。为了方便吴宓，也是为了劝说心一同意，唐筼还强行让吴宓给陈心一带上了一大包块塘，希望她的块糖能给吴宓提供一个与心一相见叙旧的机会。女性的精细，在此显露无疑。诚可谓用心良苦！

4日早晨，大雨中，吴宓坐上中大的小汽车去车站。小彭和美延代父母来给吴宓送行，刘节、陈序经二人也亲来送行。牵挂故友的吴宓终于顶风冒雨地一尝所愿。

以吴宓的来访为突出标志，1961、1962年间陈寅恪的生活可以说相当地不错。

吴宓来访前半年，还有另外一位远方的学者去拜访过陈寅恪。

这就是郭沫若。

早年以一月之功创通甲骨文跻身四堂之列，并以卓越的文学天赋写下《凤凰涅槃》之类新文学史上顶极诗作的郭沫若，凭着历史剧《屈原》等的创作深受毛泽东的赏识，而今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新史学阵营中也是众所公认的权威。经周恩来特许南下休息的郭沫若，在三月的一天敲开了中大东南区一号的大门。据信，才情横溢的郭沫若以一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从一开始就为两人的会面营造了一个甚为轻松和欢愉的氛围。所谓壬水庚金是从二人生年的不同上作的文章，郭沫若小陈寅恪两岁，生1892年，旧历壬辰年，属龙，与五行相对壬为水，而陈寅恪出生的1890年，旧历为庚寅年，属虎，庚为金，郭沫若巧妙地将两人的生年和属相化在了对联里，一句马牛风更是在试图向寅恪解释某些被世人错解和误认了的东西。后来两人又谈到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谈到了陈寅恪正倾力其中的“钱柳姻缘”。不知不觉间，学问的吸引力消磨了二者间阵营的距离感，或者是故事本身或者是陈寅恪以残病之身坚持治学的刚毅与不悔，多年来奔波于政学之间的郭沫若，那一刻深为感动，而后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钱柳”的资料，准备回京后影印寄中大。谈话的尾声，郭沫若真诚地询问还有何需要和要求，陈寅恪提了两点：一是建议郭沫若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二是希望郭沫若能够帮忙解决一下稿纸的问题。整理《文化英华》的事姑且不论，稿纸的问题在当时的郭沫若自然是不成问题，出了陈宅，他就交待好友冯乃超着手为陈寅恪解决稿纸的问题。在当时各种供应都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后者专门安排中大印刷厂为陈寅恪印制了一批特别格式的稿纸。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缺少稿纸自然是实情。有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寅恪的学问再大，写不到纸上公诸于众对于师友和后学来说那也是白搭。所以说稿纸问题的解决对当时的陈寅恪应该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帮助。

吴宓走后的好几周，陈寅恪夫妇一直都沉浸在和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里。三周以后的9月27日，陈寅恪又请唐筼给吴宓寄去了一封诗函，内有答朱师辙绝句五首，另有一首《辛丑中秋》七律，后者为唐筼用毛笔书写，前者为钢笔。一周后的10月4日，吴宓收到诗函，并把它认真地写进了日记。此时的他大约不会猜到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广东知识分子就在深秋时节又迎来了一个温暖异常的“春天”，许多长期带着资产阶级帽子，被大字报贴来贴去的知识分子被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流涕。

这就是所谓的“脱帽加冕”。

事情就发生在陈寅恪寄信给吴宓的第二天。

这一天，陶铸又一次把广东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拉到了从化温泉，应邀者包括广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东省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当然，陈寅恪也在被邀之列，但他没有去参加。

座谈会上陶铸动情而有力地向与会者说，“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这样的讲话，就基本上否定了1958年以来高校里进行的种种政治运动。

以此为起始，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陶铸先后召开了五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传达同一精神。从化传出的滚烫的暖意迅速的在广东弥漫开来。后来陶铸的做法得到了周恩来、陈毅的肯定，二者都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强调过要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帽子。最让人激动的一幕出现在10月上旬，陶铸代表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六一年十一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十斤（后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一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百把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经历过或听说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大概谁都会知道一月十斤粮食、两斤油的补助意味着什么，何况部分人还可以享受到厅局级的保健制度，风景区修养旅游2.5折的优惠，即使在经济建设高度发达的今天，就后两项而言似乎也是高校知识分子想都想不到的事。陈寅恪的大名赫然出现在红头文件里，又一次向我们显示了这个名字的份量。

10月16日，中大的一位老校工梁彬与学校总务处一位秘书将三十斤面粉、十斤面条、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两斤白糖送到了陈寅恪家中。几天前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向省委汇报了陶铸照顾陈寅恪等人的指示，之后就很快在中大落实为了如上的物事。陈寅恪自然非常高兴。梁彬还告诉他从15日起政府为他每日供应鲜奶三支。就这样在新中国第十二个国庆节刚过去半月的时候，前几年还被人糊过大字报的陈寅恪，在金色的10月，在迷人的深秋时节，开始了一段相当幸福的新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先贤早有的古训。所谓幸福，很多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朴素，甚至朴素得直接就等于吃食。这在学者也不例外，虽然太史公有“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自勉之言，但说起来，学术创作，特别是现代学术创作，似乎而且最好还是在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中更能见成效一些。

幸福中，冬天在羊城转瞬即逝。眨眼已是除夕，和往年一样，陈寅恪作诗一首以志纪念：

辛丑除夕立春，壬寅元旦日食。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东南亚诸国受天竺天文星历之影响者，其人民皆群集祈祷，以为世界末日将至。与吾国以此天象为尧舜盛世之祥瑞者，大异其解。古今中外所见互殊，斯其一例矣。寅恪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运年。今寄寓羊城，羊城之得名，由于尧时仙人五羊之传说，故诗语戏及之也。

元旦惊闻警日躔，迎春除夕更茫然。

裁红量碧今何世，合璧联珠别有天。

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的话显示，陈寅恪心境相当的乐观，这应该和他最近生活的惬意有一定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一句，他告诉我们尽管心情不错，陈寅恪还是对行将到来的本命年隐隐地有一些担心。本命年的说法为中国人尊信由来已久，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亦未能免俗。不幸的在于，这种未能免俗的担忧后来竟变成了不幸被谱中的事实。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让晚年陈寅恪倍觉寂寞和凄凉的事。

一件发生在春天，有两位特殊人物来访，先是胡乔木、即而是康生。胡早年的时候肄业清华大学历史系，在陶铸的陪同下，他以学生见老师的心理来到了东南区一号的陈宅。当陈寅恪从陶铸的介绍中听说了几年来全国经济极端困难的事情后，一直困于书斋的他显示出莫大的震惊，而后问：“为何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误？为何弄到经济如此困难？”国家毕竟还是自己的国家，听闻了陶铸介绍的陈寅恪对家国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关切。胡乔木解释说这就像客厅的布置，将沙发抬椅搬来搬去，是想为他们找到更好的位置，而这也就免不了会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陈寅恪向胡乔木提到了自己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的问题，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以“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作答。后来他为老师著作的出版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大约一年后，《论再生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确定由郭沫若写序，还专门找了位懂旧诗词的黄秋耘当编辑。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人民文学版的《论再生缘》在那个年代终究没有面世。这不能不提到同样是1962年春天来访的另一位——康生。2月的一天，康生来到中大提出想见见陈寅恪，可是不巧，那天的陈寅恪正在养病，便很礼貌地拒绝了中大校长办公室的电话。陈寅恪大约不会想到挂断在电话上被婉拒的访问，其实已经悄悄地给他挂出了本命年的第一个“佛劫”。

康生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论再生缘》而且规划顺利推进的时候，“一个表面上看与这件事毫无联系的人插手了”，那就是康生。在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上，他强调《论再生缘》有的地方写到了“征东”，陈寅恪对《再生缘》的称赞会影响中朝关系，还有就是内中有几首陈寅恪的旧体诗情调很不健康，这是其不满现实、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闷棍打书生，《论再生缘》的出版梦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不幸被拒的康生撕扯得魂飞魄散。心血之作不能出版，不能通过公开的出版销售渠道与学界见面、跟朋辈交流，对于早年一直站在学界前沿的陈寅恪来说，大概不可避免地要生出强烈的边缘感。没有了侪辈的心灵共鸣，寄寓羊城生活惬意的陈寅恪，一定意义上又显得是如此地寂寞。美学地来看，寂寞可能也是一种境界。可生活并非到处都是美学，寂寞很多的时候首先是一种心灵的折磨。海外有学者说晚年陈寅恪一直都生活在一种巨大的痛苦之中，虽有夸大之嫌，却也不是无稽乱谈，所谓良有以也。

分析虽是这样分析，但我们还是得承认从生活的细节上来看，晚年的陈寅恪还是常常有幸福感的。2月份还在为著作的事悲吟“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元”（《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的陈寅恪，3月29日晚上又过了一把戏隐，事后成七绝三首，第一首作：“歌动重楼映海光，病夫乘兴亦看场。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元霄节的时候，他也有“江河点缀承平意，淡对巴菰作上元”的句子，这些都说明整体而言那个春天陈寅恪的心情还是相当地不错。

然而本命年并不打算用心胸狭隘的康生来结束陈寅恪的不幸。

七月，燥热的七月，在浴盆里安排了一场更大的阴谋。上旬的某一天，陈寅恪在洗漱的时候突然滑倒在浴盆里。当然具体的情况已难得而知，1963年见到吴宓的陈序经和王越对此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版本的解释。但令人痛心的结果却异常地明确：右腿股骨颈折断。尽管广东省委十分重视陈寅恪的伤势，住院的第三天，陶铸就带了一大篮新鲜荔枝去看望，中大医学院更是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种种原因所致，特别是考虑到陈寅恪本身体质不佳，动手术进行全身麻醉包括局部麻醉可能都不是很好，在医院住了七个月的陈寅恪终于未能避免暮年膑足的不幸事实。这在他的心灵深处烙下了浓重的阴影。说到底,陈寅恪也是一般人，双目失明的先期不幸本来就已经很让他难过了，写诗添字每每以病人自称，而今又失去了走路的自由，真是怎一个“苦”字了得！这些我们在他1962年夏以后的诗句中感受得非常清晰和真切。虽然陈寅恪的诗用典颇多不易卒解，但是有了不幸膑足这一今典的支持，我们还是能比较容易地从如下的诗作中体味到陈寅恪此间内心的凄苦，这是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绝大一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把玩。

1962年9月的一天，已经住进医院的陈寅恪给陪他半辈子经风历雨的唐筼写了首七绝，题作《壬寅中秋夕博济医院病榻寄内》，诗名告诉我们当时正值中秋佳节，往年中秋大都在家中过的陈寅恪这一次不得不在医院过这个中国人春节以外最重要的团圆节日了，忆往思今不免哀从中来，大约当时唐筼正在陪床，身为人夫不能照顾发妻反而总是害唐筼担惊受怕费心照顾的陈寅恪不禁感到深深的愧疚，诗谓：“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济昆明渤海舟。断肠百年垂尽日，清光三五共离尤。”晚年真是不顺啊，没让你过几天好日子老害你为我担惊受怕地，真是，无奈啊！这是一首肩负感激和致歉双重使命的七绝，所以对“三五”的说法我们还是应该放在情境中来读解。在目盲又膑足的双重残压下，内心极为不爽的陈寅恪苦多乐少是很正常的事，兼之还是为了对唐筼的照顾表示感激，用瘐子山的“三五”来形容晚年生活的酸多于甜完全是心境和语境使然，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将此前乃至此后陈寅恪的幸福时光一下子都给糊上灰濛濛惨兮兮的标签，进而作过低过少地估计。

膑足对陈寅恪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巨大到其甚至对学问也失去了自信。两个月后，小雪夜，陈寅恪成七律一首，后四句说：“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哀残无命敢追攀。”（《壬寅小雪夜病榻作》）我这一生那真是不幸啊，后世了解的人说不定都会替我伤心流泪愤愤不平呢。前人的成就不说了，一辈子的不幸已经决定了我是没指望追攀先贤了。

必须注意，“百年垂尽”、“后世相知”、“哀残无命”，这些用词说明，膑足以后的陈寅恪明确想到了死。这也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对一位年逾古稀、建国以后一直以来都还生活得相当不错的老人来说，本来就看不到五彩世界了，而今又失去了散步的权利，甚至于站立都成了问题，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让人作终极的考虑！

又熬过两个月，老腿依然地不给陈寅恪争气，病情没有太大的起伏。对陈寅恪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腿部复原的希望看来是够呛了。春节眼看就到，陈寅恪决定回家过年。毕竟下一个春节还有三百六十五天，乐观地来说，就算当时的陈寅恪没有为下一个年还能否过上担心，我们说，毕竟春节也是一个少起一个了，而且他大概也不想让回家过节的唐筼和女儿们年过不舒服，说不定她们根本就不会在家过，来医院也很可能，那就太不值了，一个人生病害全家人没年过。这些都是陈寅恪所不愿看到的。他决定回去，还为此写了首七律，诗名很长，但很有提示性，《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适为半岁而足疾未愈拟将回家度岁感赋一律旧历壬寅十二月十日》，可恶的本命年最终还是在陈寅恪身上狠狠地抡了一棍，全诗作：

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

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

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

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

这是一首对研究者来说信息量颇大的诗作。有好几点值得注意。一者，“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句明确地告诉我们，连陈寅恪自己都意识到了膑足将对其精神和心理产生相当的影响。大概当时他的腿还在用木板固定以维持状况避免进一步恶化，也好配合正在进行的物理治疗，周围的人劝他不要悲观，陈寅恪就说我这不是辽东人穿木拖，腿不好当然会影响到心情，总是难免的。此后的诗文中陈寅恪屡屡透露出苍凉悲怆之感，此句就是最好的自注。二者，“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一句，再一次说明陈寅恪确实想到了死的问题，他已经在期望着后世相知能穿越他诗文的森林和阴阳的阻隔和他在心灵的旷野上相会了，说，那样的话大家就是有缘人。三者，“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句，特别是后文的小字注释，说明病榻上的陈寅恪依旧在进行学术的思考和创作，“俟后详检”一语显示尽管不幸得让人心“寒”，甚至对此后的日子里还能在学术上作出多少成就，能否跟前贤抗衡和比肩，都失去了自信，但对于已经开始的钱柳姻缘研究，他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能够在余生完成“蠹鱼”之注，在他绝对是必须实现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规划”。四者，最后“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句大约是对包括唐筼在内的担心其出院后会悲观失落影响身心的周围人士的答词：我是不会愁的，也不会用杜康来解忧，不喝酒照样快乐地一天天地吟诗消遣。这句话提示我们，尽管一直以来，陈寅恪都有吟诗作乐的习惯，但此后的日子里，它可能要出演更重的角色了，毕竟伤腿以后看戏都成了大问题。

疾病必然地加速了陈寅恪的衰老，吴宓来的时候还白发甚少的他病后已变了模样，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昭燏过访，事后，陈寅恪有“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的诗句，依常识以及陈寅恪写诗常常实指的习惯来看，所谓“雪满颠”（《癸卯立春》一首也有同样的用词）应该不是随便说来玩的。对节候物事他也变得更加敏感。《诗集》和《事辑》的资料综合显示，出院以后的1963年，也就是农历的癸卯年，寅恪大约共“写下了”九首诗，内中有五首是节令作品。分别是《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癸卯中秋作》、《癸卯冬至日感赋》、《去岁大寒节后一日天气晴和余自医院还家今岁大寒节连日阴雨感赋一律癸巳十二月初七》。依诗作本身我们略作推阐如下，以见出院以后的头一年陈寅恪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状。

《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告诉我们，立春的那天正刮东北风，天还没有多少暖意，而此时的唐筼已经开始准备春天穿的薄棉衣了。一直都欢喜节日挂灯的他因为不能参加公园里的灯会而很觉得感伤，没办法只能听戏消磨时间。尽管“闻歌浑忘雪盈颠”的话向我们透溢出专心享受戏剧艺术时的乐观情绪，但该句之前“涉世久经刀刺舌”以及首联“南国清寒细雨天，老夫病榻意萧然”的话，还是飘散出浓浓的悲凉感。

四天以后的元宵节，外面依然是寒风凛冽，感觉着就像要下雨，自来喜用东坡韵的寅恪又写了首七律。我们欣喜地发现他又一次提到了水仙。只是这一次的水仙一出场就带着某些惨兮兮的味道，所谓“灯节寒灯欲雨天，凌波憔悴尚余妍”，尽管还有那么几分亮丽，可凌波仙子毕竟已是萎缩而又憔悴。考虑到又一次的冬去春来，自己的状态却是每况愈下，不禁又发出了“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的浩叹。想起赵师雄的罗浮梦，东坡已老的我今年元霄竟无梅香伴佳节，伤哉！

整个这一年，陈寅恪的诗作都充溢着这种自哀自怜的味道。中秋“非生非死又一秋”，冬至“四时节候催人老”的话都是这种心态的延续。最明显的还是大寒的时候，这一天,陈寅恪从医院回家正一年。在《去岁大寒》一首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舆疾还家恰一春，去年今日倍伤神。耐寒敢比尧时鹤，叹道翻同鲁野麟。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寻常岁月因何记，付写先生病历人。”尽管我们不详“尧时鹤”典出何处，但“鲁野麟”一语清晰地说明此时的陈寅恪所怀持的竟是一种不会再有作为甚至是且亡等死的心态！《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余！’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已！’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以前看不到东西，但还可以到处走走，如今连走都成了问题，以后大约也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十年前写成的书到现在也没地儿出，快写成的稿子就更没指望了，我这又是何苦呢？老天爷可能知道吧。唉，我算是完喽！当时《钱柳姻缘》一书粗稿已成，但从诗文内容里我们竟读不出一丝的快意！想想一身学问的陈寅恪先失明后膑足，空怀一身好功夫也使唤不出，实在是很让人压抑。由此再读到“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一句时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烈的酸涩气，也就是自自然然没啥可怪的了。

不过，所谓人有离合悲欢，月有阴晴缺圆。千万不要以为陈寅恪真就一蹶不振、从此一味消沉了。

转眼又是春节了，无边的喜庆不知不觉中湿润了老陈寅恪的心灵。除夕前的时候，唐筼还搬了好几株花回家。可能正是老妻买花迎新年这事儿吊开了他的兴致，癸巳一年里都灰濛濛死沉沉的诗面这一天终于等来了久违的阳光的气息，甚至还投射着那么一丝丝的调皮。“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药里哪知来日事，花枝犹忆去年春。北风凄紧逢元旦，南亩丰登卜甲辰。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这么天天躺着，我现在真得算过时了，春节了还泡在药里，管他以后怎么着呢；听北风呼啦呼啦地刮，今年大概会收成不错；（不过那也是将来了——笔者加，为表述方便计）我还是把门关上睡大觉，省得一波波拜年的心烦，管他怎么想呢。尽管“任他嗤笑任他嗔”的原因在身体不痛快不愿见客，但从两个“任”字里我们还是读出了丝丝暮年顽童任性“调皮”的味道，而这种一半真实一半调皮的表述显然是由比较闲适、阳光，当然还要有那么几缕酸涩的心态酝酿和发酵出的。后来元霄节，他又有“凤翼韶光春冉冉，羊城灯节夜年年”的话，说是“余深喜元夕张灯，犹存旧俗，惜不能饮酒，负此良宵”（《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云云，说明好的心情在延续。

春天不可遏阻的来到了。十年未见的蒋秉南给失明膑足的寅恪带来了最可宝贵的一抹春色。

5月29日的下午，已是教授的蒋秉南乘车到广州站，此时的车站上，唐筼和二女儿小彭已经在等他了。学校的小汽车又一次提供了方便。到家后的蒋秉南直接去楼上晋谒陈寅恪。据他回忆，当时的陈寅恪在护士的协助下已经可以被夹扶着站起来，可惜的就是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由师母陪着在校园里散步了。

蒋在广州待了有十来天，期间除了听老师讲叙以外，还由小彭陪着游览了广州市区、黄花岗、佛山市等不少地方。6月10号乘飞机返回上海。

学生的来探显然让陈寅恪甚觉温暖，他不但慨然让秉南抄录了上百首记录着自己心路历程的诗作，而且新写了《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首绝句：“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疚感相存。郑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惭难与共论。”“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诗内的自注告诉我们十年以后的蒋秉南已经在自己经治的学术园地里开垦出了一篇不错的沃野，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教授了。而此时的陈寅恪虽然逢着了晚年膑足的不幸，但其心志一如此前，“此恨绵绵死未休”与1953年那句“骨化成灰恨未休”无尽的相似提示我们，对于朋辈降志改宗的辱节行为他一直都深以为憾。

《甲辰四月》以外，陈寅恪还为蒋教授写了一篇《赠蒋秉南序》：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

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时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夕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余英时教授以为，该文堪与早年的静安先生碑铭对看，足以见出陈寅恪的心志所在，所言甚是。故全文抄录如上。

整体来说，1964年的陈寅恪过得比较快乐，这些在诗文中有明确的反映。

这一年，写了十年的《钱柳姻缘》一书正式完成，对于期间给了自己巨大支持的黄萱，陈寅恪请唐筼代笔写下了这样的鉴定文字：“勤力无间始终不懈”，“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能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著作缺点，尤为难得”云云。应该来讲，没有黄萱以及其他一些友朋学生的协助，陈寅恪要想凭失明的病体完成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尽管创作的过程无限艰辛，陈寅恪和他的助手还是挺了过来，终于完成了一部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引起无数争议的巨著，该书精密严实发人之覆的考证，溶己于史的创作思路，特别是陈寅恪在钱柳姻缘上的那种看来好像是有些太过浪费的长时段的倾情投入，都让后来的学者们不禁为之侧目、为之抻舌，为之费心猜测。

这样的时候，快乐总是难免的。而这份快乐首先地自然是属于以残废之躯经年跋涉的陈寅恪。这一年里他写下的不少诗作中流露出的达观心态和乐观情绪，一定意义上都是大作告成后奇志稍慰的泰适心境的外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