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意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并决定由英国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陈寅恪的助手，这是该校建校700年来第一次聘中国学者任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程绥楚用“今圣叹”笔名著文云：“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司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也。’此余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

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为中文教授，与设在伦敦的一个名为“大学中国委员会”的机构有直接的关系。早在1935年5月，由于牛津大学原中文教授苏维廉（william soothill，1861-1935）去世，牛津大学正式宣布另觅人选填补中文教授之空缺，并在1936年3月就遴选中文教授事通过有关的大学规章中，列明遴选委员会的组成，除牛津大学有关方面人士外，特别留一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代表出任。“大学中国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推动英国的中国研究，于1931年从庚子赔款中拨出20万英镑成立的，主要由英国汉学家和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士组成。从1936年牛津大学颁布的遴选委员会组成看，尽管大学的代表可以从不同学科和学校行政的角度考虑，但最有资格从汉学的角度去考虑人选的，应该是“大学中国委员会”的成员。至1938年，牛津大学就聘请中文教授一事采取更具体行动。先是在1月决定中文教授的空缺应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补，随后在5月委任了4名遴选委员，并按原议预留了一个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

在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档案中，最早出现陈寅恪名字的一份文件，是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perceval yetts）在1938年10月28日致牛津大学注册处的一封信。这封信使我们确切地知道，牛津大学在1938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做出聘请陈寅恪出任中文教授的决定。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协会是1933年由时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文化友好组织”。

根据“大学中国委员会”转来的关于陈寅恪的一些材料和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本人的以及杭立武等的介绍，牛津大学很快就作出了聘请的决定。很显然，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中文教授，除了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影响外，在中国方面，当时参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陈寅恪因为昆明的高原气候，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时常闹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克服生活、经济困难及种种不便。从推动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陈寅恪想到在外国的环境里，能对发展国际汉学和推动中国文史研究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定离开西南联大到英国讲学。亲朋好友对陈寅恪的决定都表示赞同，并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垂青表示高兴。同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好友吴宓得到消息，特地在昆明市内的海棠餐馆为陈寅恪饯别，有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云：

国觞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1939年暑假，陈寅恪离开昆明经河内到达香港，准备全家乘坐轮船到英国，开始理想中的新生活。但是适逢国际局势转变，苏联加入英美阵线，以对抗德国，日本因与德意志结为轴心同盟，终以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牛津大学的档案显示，陈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战争受阻不能按时上任，曾于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原函未见，但这封信的原文在档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我原来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决定推延1939年至1940年学年度赴英之事，我将返回云南，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牛津大学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1939年9月，在陈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时，牛津大学的监察委员会已向大学当局提出建议，允许陈寅恪延迟至1940年度第一个学期初就任。此建议随即为大学当局通过。于是，陈寅恪在香港滞留到九月，秋季开学前又返回昆明上课，陈寅恪的失望与苦恼可以想见，国难、家仇、离恨，令人无限感叹。此时，唐筼的身体状况依然欠佳，病体未愈，于是还和女儿留在香港，没有与陈寅恪同返昆明。陈寅恪在1940年再次动身赴港，显然是根据牛津大学这一决定，准备在1940年度第一学期到牛津上任。

1940年的暑假，陈寅恪由昆明回到香港省亲，并再次等待时机赴英国，以应牛津汉学教授之聘。就陈寅恪的主观意愿而言，赴英之意愿是很坚决的。但是刚到香港就接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郭复初来电，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事须再缓一年。当时欧洲战争局势日烈，地中海已经完全不能通航，赴英愿望再次落空。时居混乱，陈寅恪一家只能滞留香港。这时陈寅恪还在积极地为赴英做准备，这份意愿仍然是坚决的，似乎理想就在不远的地方向他招手。陈流求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一文中也回忆陈寅恪在滞留香港期间，“仍在做些赴英的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穿的西服”。由于当时时局的关系，不得已搁置行程，并欲尽快回国，滞港亦非所愿，寄籍香港大学实属不得已之举。

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学校停课，陈寅恪在家闲居约半年。这个时候，陈寅恪应牛津之聘的计划完全被打消，一直到1945年秋陈寅恪赴英国医治眼疾前夕，他对于赴任牛津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修中诚在一份于1945年8月25日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他正在向大学提出一个由他和陈寅恪共同商拟的计划，陈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国，将有助于为英国的汉学研究开拓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虽然陈寅恪当年秋天就到达英国治疗眼疾，终因未能奏效，不得不放弃牛津的聘任。从牛津档案的其他部分可见，陈寅恪和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最乐于花时间和精力探讨一些各自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1942年至1943年间，修中诚访问中国，其间专程到桂林和当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相处了一个月，两人就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讨论。这批档案保留下来的一些文件，映照出学者执着于学术追求的独立人格的光辉。

牛津大学档案中保留了一封当时在伦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武汉大学教授陈源于1945年12月31日写给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件，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陈寅恪教授委托我转达以下事宜：陈教授请我感谢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医院留多久。事实上，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不过，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复视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较大量地阅读，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决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足以应付舟车劳顿，就会马上返回中国。故此，他不得不谢绝接受牛津大学中文教席的荣誉。他为把这个决定告知你而深感遗憾，并且希望你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觉得，只有尽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对大学，对各有关人士，以及对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

从这些通过第三者转达的话中，隐隐然可以感觉到陈寅恪先生为无情的命运捉弄而不能遂其志的无奈。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陈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辞职。在中英两国学术史上令中英很多学人惋惜不已的这段“姻缘”，也至此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