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海德格尔出场了，而我们则对存在感到困惑起来。

马丁·海德格尔对胡塞尔发起了挑战，出现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一书的开头。这本书于1927年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年鉴》系列中出版，书的第一页包含了一段看似无恶意的引文，引用自柏拉图对话的《智者》：

很显然，当你们用“是/存在”（being）这样的表达方式，早就明白你们指的意思是什么了。可我们，虽然曾以为我们理解了，但现在却对它感到困惑起来。

海德格尔继续写道，在“是/存在”所有令人困惑的地方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人们竟然对它感到充分的困惑。我会说，“天是蓝的”，或“我是开心的”，仿佛中间的那个小小的字一点儿都不重要。但当我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会意识到，它提出了一个根本而且神秘的问题。说某事物是/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哲学家忽略了这个问题；戈特弗里德·冯·莱布尼茨是少数几个提及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在1714年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会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呢？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里的“为什么”不是那种从物理学或宇宙论中寻求答案的问题。宇宙大爆炸理论或神创论都不能解答它。问这个问题的意图，主要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你不得不用一个词来总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开场白，那很可能会是“哇！”。正是这一点，才让评论者乔治·斯坦纳把海德格尔称为“惊异的大师”——一个“在明白易懂的道路上放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障碍物”的人。

作为哲学的新起点，这个“哇！”本身其实也相当于一次大爆炸，而对胡塞尔来说，则是一次大怠慢。它意在告诉我们的是，胡塞尔和他的追随者，是最不会对是/存在感到惊讶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撤到了自己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内省之中。他们早已忘记了那个我们所有人都时常要在其中碰壁受伤的残酷现实。海德格尔在书里，礼貌地称赞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并用“饱含友谊与钦佩之情”的献词对他表示了感谢，但也明确地暗示道，头脑是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孤立性的地方，意向性本应把他们从中拯救出来才对，可现在胡塞尔和他那帮人却迷失在自己的头脑之中。醒醒吧，现象学家！还记得存在吧——在外面，在里面，在你下面，在你上面，朝你压上来。别忘了事物本身，别忘了你自己的存在！

奇怪的是，海德格尔走上这条路径，是在阅读弗朗兹·布伦塔诺时受到的启发——不是布伦塔诺论意向性的章节，而是他的博士论文，其中讨论了“存在”一词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不同含义。同一个哲学家，让海德格尔开始关注到了存在，也把胡塞尔引到意向性上，并由此引到内在转向。

发现布伦塔诺的论文之时，海德格尔十八岁，住在他的家乡梅斯基尔希，离弗莱堡不远，但位于斯瓦比亚的多瑙河上游地区。这是一个安静的天主教小镇，耸立着一座极其夸张、地方风格浓郁的巴洛克教堂。与教堂冷峻的外表和小镇周围那肃穆的黑森林相比，教堂内部斑斓恣意的白色和金色，以及云中的圣徒、天使和飞翔的小天使一起，带给人一种欣喜的意外。

生于1889年9月26日的马丁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分别叫玛丽和弗里茨。他们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是教堂的执事，全家人就住在教堂对面：他们的尖顶房子是并排三栋房子里最平淡无奇的中间那栋，现在仍然在那里。马丁和弗里茨从小就帮教堂干些杂务，比如采花做装饰，早晨爬上塔楼敲七下钟。每个圣诞节，他们还会早早地起床，在家里的圣诞树旁喝完加奶咖啡，吃掉蛋糕之后，穿过小广场，在凌晨4点之前来到教堂，敲响Schrecke-läuten（吓人的钟声），把镇上的居民叫醒。复活节时，他们不敲钟，而是转动手柄来让小锤子敲打木头，制造出咯咯、嗒嗒的声响。

锤子敲击木头或金属的声音，回荡在马丁的世界里，因为他父亲也是镇上的箍桶师傅，制作桶和其他器皿。（去网上随便搜一下，我们就能发现，箍桶匠过去常常制作“酒桶、圆桶、吊桶、浴盆、奶油搅拌器、英制大桶、费尔金小桶、中号木桶、隆勒小桶、70到120加仑的大桶、烟斗、大啤酒桶、枪托、别针和小水桶”——一系列美好的物件儿，而今听来却像个依稀记得的梦。）两个男孩会在伐木工经过之后，去附近的森林捡些他们父亲用得上的木块。海德格尔后来写信给他的未婚妻，描述了他对箍桶作坊以及对他祖父的回忆——祖父是一位鞋匠，会坐在三条腿的工具上，就着玻璃灯罩里透出来的亮光，把钉子钉入鞋底。之所以对这些大书特书，是因为相较于很多别的作家，这些童年的画面对海德格尔的一生都很重要；他从未抛弃对它们所唤起的那个世界的忠诚。

完成了“乐于帮忙的儿子”要干的活儿后，马丁会跑出去，经过教堂，穿过同样浮夸的梅斯基尔希城堡的庭院，来到森林深处，坐在小道旁的一条粗制长凳上写作业。长凳和小道能帮助他仔细思考正在学习的任何复杂课文；后来，每当他在艰难的哲学思考中陷入僵局，都会想着回到森林里的那条长凳上，看看他的出路。他的思想总是充满了黑森林的形象，森林里斑驳的光穿过树叶，照在敞开的小径与林中的空地上。他会给他的书起《林中路》（Holzwege ）和《路标》（Wegmarken ）这样的名字，书页间回荡着锤子的声响与乡村平和的钟鸣，回荡着乡民的手工艺和体力劳作的分量与感觉。

就连——或者说尤其——在他最精妙的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也喜欢把自己想成一个谦卑的斯瓦比亚农民，在他的著作中又是劈又是砍。不过，他其实从来都不能算是平民的一员。从孩提时代起，他身上似乎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害羞、瘦小、黑眼睛，长着一张干瘪的小嘴，而且一辈子都不习惯与人对视。然而，他对他人却有一种神秘的影响力。1999年，在BBC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回忆说，当梅斯基尔希的一位老人被问到是否还记得小时候的马丁·海德格尔时，那个人答复道：

“马丁？是啊，当然记得他。”

“他那时候什么样？”

“Tscha（呃），”这人回答说，“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个子最小的，他是身体最弱的，他是最难管教的，他是最没用的。但他却统率着我们所有人。”

长大后，海德格尔上了神学院，之后去了海德堡学习神学。但他与布伦塔诺论文的相遇，使他迷上了亚里士多德，越来越多地疏远了神学探索，而被哲学探究所吸引。他拿起弗莱堡大学图书馆里那本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借走后一直在自己的屋子里放了两年。看到胡塞尔的哲学毫不关涉上帝，他很是着迷。（尽管胡塞尔是个基督徒，但他没有把信仰和研究混在一起。）海德格尔仔细研究了胡塞尔通过近距离描述和关注现象来进行研究的方法。

之后他追随胡塞尔转攻哲学，并做了几年编外无薪的讲师来勉强维生，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跟胡塞尔一样，他也有了一个要他供养的家庭：1917年3月，他和埃尔芙丽德·佩特里结婚，生了两个儿子，约尔克（Jörg）和赫尔曼（Hermann）。埃尔芙丽德是一位新教徒，因此他们照顾了各方各面：在民政厅办了一场婚礼，然后又举行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教婚礼——但之后，两人都与各自的教会完全断了来往。海德格尔公开宣布不再认为自己是信徒，尽管在他的著作中，并不难找到对神圣事物的渴望。许多年之后，赫尔曼·海德格尔揭开了老早以前他从母亲那儿听来的一个秘密：他的真正父亲不是马丁·海德格尔，而是一位与母亲偷情的医生。

海德格尔早年在弗莱堡学习和教书期间，胡塞尔还不在那里；1916年他甫一到来，海德格尔就有意讨好他。最开始，胡塞尔以一种含糊而正式的方式来回应。但随后，就像很多人那样，他也被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吸引住了。在战争结束之时，胡塞尔已经像海德格尔一样热衷于symphilosopheín（哲学会饮）——即一起讨论哲学，他们那个圈子喜欢使用这个希腊词。

在那时候，胡塞尔仍然沉浸在儿子战死沙场的悲痛之中——而海德格尔跟胡塞尔的孩子们年纪相仿。（跟他们不同，他因心脏虚弱，没有上前线，而是被委以了信件审查员和气象站助手的任务。）年轻的海德格尔陪伴在身边，对胡塞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哦，你的青春——让我实在感到快乐”，他写道。他一反常态地感情外露，在一封信里添加了三段附言，然后又责怪自己听起来像个老话匣子。后来胡塞尔回想起来，还对海德格尔竟然让他变得如此深情感到十分惊讶，但为什么会这样，并不难看出。1920年，在胡塞尔的六十一岁生日派对上，马尔文娜·胡塞尔开玩笑地把海德格尔称为“现象学的孩子”。海德格尔则兴高采烈地配合着这个养子的角色，有时候以“亲爱的父亲般的朋友”作为写信的抬头。他有一回写信感谢胡塞尔的招待时，曾写道：“我真的有种被接纳为儿子的感觉。”

1924年，胡塞尔帮助海德格尔在离弗莱堡不远的马堡大学找到了一份带薪的工作。他在那儿待了四年。到1928年，也就是三十九岁时，他返回弗莱堡——再次在胡塞尔的鼎力支持下——接替了胡塞尔退休后留下的教席空缺。回来是一种解脱：海德格尔在马堡从未感到快乐，并把那里称作一个“迷雾的洞穴”（foggy hole），但这次经历确实给他的事业提供了第一次大助力，而且那段时间里，他还在那儿跟学生汉娜·阿伦特发生了一段令人陶醉的婚外情。

在马堡的岁月里，埃尔芙丽德·海德格尔用一笔继承来的钱，购买了托特瑙山的黑森林村庄外面的一块地，那里与弗莱堡相距29千米远，俯瞰着有如马蹄形般壮丽延伸的村庄与山谷。她设计了一座木瓦小屋，傍着小山坡建在了那块空地上。这是她送给丈夫的一份礼物：全家人常常会一起去，但大多数时候，海德格尔都是在那里独自工作。那里的景致甚至比他小时候见过的还好，到处都是能帮助他思考的那种十字交错的小道，而且跟现在一样，那里在白天虽然常常有滑雪者、雪橇爱好者和徒步旅行者光顾，但一到晚上，或是过了旺季，便会寂静而安宁，高大的树木看上去像是威严的成年人，正在注视着其间玩耍的人类。独自待在那里时，海德格尔会去滑雪、散步、生火、做简单的饭、同农民邻居交谈，长时间坐在书桌前——用他在1925年时写给阿伦特的信里的话来说就是——以一个男人在森林里伐木一样的平静节奏，笔耕不辍。

海德格尔还越来越多地把这副农夫的形象带到了他在城里的工作中。他开始穿一款特别定做的黑森林传统服装：一件有着宽翻领和高衣领的棕色农夫夹克，搭配一条及膝的马裤。他的学生称之为他的“存在主义的”或“一个人最本己”的打扮，后一种说法借用的是一个他最喜欢的短语。他们认为他很好笑，但他不认为好笑，因为他的幽默感要么很古怪，要么就不存在。这无所谓：他的衣服、他那乡土的斯瓦比亚口音以及他的不苟言笑，反倒助长了他的神秘性。学生卡尔·洛维特曾形容海德格尔“高深莫测”的特质赋予了他一种威慑全班的魅力；跟他在一起时，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跟着他去哪儿，所以必须认真去听每一个字。曾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过的汉斯·约纳斯，在后来一次广播访谈中谈论道，海德格尔绝对是两人中更令人兴奋的那一个。被问到为什么时，他回答说，多半是“因为他更难以理解”。

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海德格尔的招牌风格是“一连串令人叹为观止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不停地向前翻滚，直到他最后把问题卷进“一团团电光闪现的句子乌云中”，让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这事儿的确有几分不可思议，所以学生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来自梅斯基尔希的小魔法师”。不过，虽然混杂着乌云和闪电，但他的讲课通常会聚焦于细致入微地阅读经典哲学家的作品，并且要求学生极度专注于文本。按照汉娜·阿伦特跟随他学习时的回忆，海德格尔教会了他们思考，而思考便意味着“挖掘”。她写道，他用这套方法深入事物的根基，但不是把它们挖出来，而是仍旧留在里面，仅仅在它们周围开辟探索之路——就像他最爱的那些小径在森林里蜿蜒一样。多年以后，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阿斯比约恩·施特格利希-佩特森（Asbjørn Steglich-Petersen）抱着一种不太同情的态度，在他们那本讽刺性的《哲学词典》中，把“海德格尔（heidegger）”定义为了“一种笨重的装置，用来钻凿厚厚的实体层”，例如，“它被埋得如此之深，我们得用一台海德格尔才能挖出来”。

乔治·皮西特（Georg Picht）在十八岁时曾上过海德格尔的课，他回忆道，海德格尔的思想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几乎可以摸得着。海德格尔一走进房间，你就可以感受到，而且他还带来了一种危险的气氛。他的讲课就像在演戏，“经过了巧妙的安排”。海德格尔会敦促他的学生去思考，但不一定要回应。“他认为，说出那些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中但未深思熟虑的想法——今天被称之为‘讨论’——是无意义的闲聊。”他喜欢学生尊敬师长，但不喜欢他们阿谀奉承。“有一次，当一个学生宣读课堂笔记，其中充满了海德格尔自己的措辞，他打断了她：‘我们不是在这里海德格尔化！让我们转到当前的重要问题上。’”

皮西特怀疑，海德格尔的粗鲁部分是一种防御性回应：他觉得受到了他人和内在自我的威胁了。“存在（Being）的历史会突然间闯入个人之中，而个人又会闯入所思的东西之中。”皮西特觉得，他有一回惊恐地体会到了成为海德格尔可能是什么样子：“该如何描述海德格尔这个人呢？他住的地方时常打雷。有一次暴风雨期间，我们正在欣特察尔滕散步时，十米开外的一棵树被连根拔起。那一幕让我触动，仿佛我之后就能想象出他内心发生了什么。”

即便他们开着惶恐的玩笑之时，海德格尔身边的学生也很清楚，能目睹一种伟大的哲学逐渐发展起来，是他们的荣幸。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教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课程时，海德格尔会把每一个文本扭转为某种原创和不常见的解读，直到让学生感到以前的哲学家建立的整个体系可能会在他们头脑中坍塌成碎片为止。汉娜·阿伦特总结道：“思想再次活了过来；被认为已经死去的昔日文化宝藏，正被迫开口说话……那儿有一位教师；人们或许能学着去思考。”

不过，在他们经历的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中，没几个能与发生在1927年初的那一刻匹敌。学生赫尔曼·穆尔琛（Hermann Mörchen）回忆道，海德格尔出现在他们的一个讨论会上时，“一声不吭又满怀期待，像个孩子显摆他最喜爱的玩具一样，拿出一页直接来自印刷厂的校样”。那是一张扉页，来自他的杰作《存在与时间》——在这本书呼唤世人要惊讶的伟大开场白之后，是一页页怪异的正文，而且这些文字绝不会被错认为出自别的哲学家之手，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

那么，海德格尔想让我们在《存在与时间》中感到惊奇的存在到底是什么，而拥有存在的存在者又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的Sein（存在/being）一词不太好定义，因为它所指涉的东西和任何类型或特性都不一样。它肯定不是某一类对象，也不是对象的一般共有特征。你可以通过指着从茅草屋到摩天大楼的大量建筑物，来教会某人什么是一栋“建筑”；这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他们最终还是会明白。然而，你不可能持续永无止境地指着小屋、餐点、动物、森林小径、教堂大门、节日气氛和逼近的雷雨云，每次都说：“看——存在！”那样的话，你的对话者很可能会越来越困惑不解。

对此，海德格尔总结道，存在（Being）本身并不是存在者（being）。意思是，存在不是任何一类可被定义或描述的实体。他区分了德语词Seiende和Sein，前者指的是任何单一实体，例如一只老鼠或一扇教堂大门，而后者意思是这类特定存在所拥有的存在。（在英语中，一种区别方法是把后者翻成首字母大写的“Being”。）他称之为“本体论的区别”——来自“本体论”（ontology），也就是研究什么是“存在”的学问。在一般人的脑子里，要明确区分这二者并不容易，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本体论区分，对海德格尔来说格外重要。如果我们被这两个词搞糊涂了，就会犯错——比如，专心研究某种具体事物的科学，诸如心理学乃至宇宙学，却以为我们在研究存在本身。

与存在者不同，存在难以被指明，而且也很容易忘记去思考它。不过，有一个特殊的实体，其存在却要比别的实体的存在更易被注意到，那就是我自己，因为不同于云和大门，我这个实体会思考自身的存在。而且事实证明，其实我原来已经有了对存在的一种模糊、初步、非哲学的理解——否则我也不会想到去追问它。这就使我成了本体论探究的最佳起点。我既是那个自身的存在有待质疑的存在，又是那个多少已经知道答案的存在者。

那么，我自身就将是途径。不过，海德格尔再次强调说，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报名参加人类科学的课程，诸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或社会学。这些“形而下的”（ontical）研究对本体论研究毫无贡献。就像被胡塞尔的悬搁判断清走的推测的残骸一样，它们也会用无关的概念来阻塞我们的探究，很可能只是在碍事。如果我想知道人是什么，把他接在一台脑电图扫描仪上测量脑电波或分析行为实例，并没有什么用。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转向现象学，就是为了实践“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问题一定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要不然就什么都不是。此外，这不应该用过去的哲学方法来研究，狭隘地盯在我们能知道什么这种问题上。因此，一个新的新开端是必要的。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从存在起步，而且要在思想上保证恒常的警惕与细心。他通过使用一种令人懊恼的语言，慷慨地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正如他的读者很快注意到的，海德格尔往往拒绝常见的哲学术语，倡导他自己杜撰的新术语。他基本上保留了Sein或存在的说法，但在谈及其存在被质疑的提问者（也就是我，一个人）时，他会极力避免提及人性、人、心灵、灵魂或意识，因为这样的词掩盖了科学、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假设。相反，他谈的是“此在”（Dasein），这个词通常表示一般的“存在”，由那里（da/there）和去存在（sein/to be）构成。这样，它意思是“在那里存在”，或“存在于那里”。

此在的影响同时令人不安又引人生趣。阅读海德格尔时，你会感觉到（很多人都如此）你认出了他正在描述的某种经验，会想说：“是的，那就是我！”但是此在这个词本身却会把你从这种解读上引开，会迫使你继续追问。单是养成说此在的习惯，你就已经走在去海德格尔那个世界的半路上了。这个术语非常重要，以至于英文译者一般都会直接保留其德语形式；亨利·科宾（Henry Corbin）翻译的一个早期法语节译本中，把此在译为了“人的实在”（réalité humaine），结果又增添了一层困扰。

因此，人们才常常哀叹，为什么海德格尔不能说得更直白些呢？他那些纠缠不清且不寻常的术语，难免会招来戏仿——比如在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写于1963年的小说《潦倒岁月》（Dog Years ）里，有一个角色受到一位不具名的哲学家的深刻影响，总是把没煮透的土豆称为“遗忘了存在的马铃薯”，或者把老鼠从厨房水管里清理出来时，会疑惑：“为什么是老鼠而不是其他存在物？为什么万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人们会觉得，要是海德格尔真有什么值得讲的东西，应该可以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

但事实是，他不想变得日常，他甚至可能不想进行通常意义上的交流。他想要的，是把熟悉的事物变得费解，来惹恼我们。乔治·斯坦纳认为，海德格尔的意图不是要被理解，而是要通过“感觉到的陌生感”被体验。这是一种类似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在他的戏剧中运用的“异化”（alienation）或疏离的效果，其目的是防止你变得入戏太深以及对熟悉事物的错觉信以为真。海德格尔的语言会令你一直紧张不安，是动态、突兀的语言，有时会显得荒诞，但总是很有力；在海德格尔作品的随便一页上，事物通常被展现为是在涌动或者推搡，被展现为被扔出去、点燃或打破。海德格尔承认，他这种写作方式造成一些“尴尬”，但他认为，那是为了颠覆哲学史并把我们带回到存在而付出的小代价。

对于非德语读者来说，必须要补充的是，有些尴尬是来自翻译的痕迹。德语可以有很长的单词结构，但在英语中，这些单词往往以带着一串连字符的词语形式出现，像不匹配的火车车厢一样缓缓前行。例如，“存在问题”（The Question of Being），在德语中就是一个优雅的词Seinsfrage。不过，即便是德语，也不能自如地容纳下Sich-vorweg-schon-sein-in-（der-welt）als Sein-bei（innerweltlich begebnendem Seienden），即“先于自身-已存在于世界中-同时与世界里遇到的存在者一起的存在”。

理解海德格尔的方式之一，是把他想成一位文学上的革新者，甚至是某种现代派的小说家。我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之后，偶然在珍尼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的研究《两种人生》（Two Lives ）中，读到了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实验性小说《美国人的成长》（The Making of Americans ）的节选。斯坦像在记述标准的家族传奇一样开始讲，但为了能像这样谈论她的角色，她放弃了常规的写作方式：

我总是感觉到，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更暗、更亮、更薄、更厚、更浑浊、更清澈、更光滑、更不平整、更颗粒状、更混合、更纯粹的实体……我总是感觉到，他们每个人之中的东西有很多，有很少，在他们中是整个一块，在他们之中是一块块的，有时被同样的部分维系在一起，有时被他们中的其他东西维系在一起……你会慢慢感觉到在他们中，一些是由某种被维系在一起或彼此分开的团块存在组成，他们中的团块之间被别种的存在分开，有时则是被与他们之中的团块几乎完全相反的别种存在分开，一些是因为，团块总是融化到周围那些让他们免于相互触碰的存在中，一些则是因为，他们之中的存在被散布得如此之薄，以至于他们学到的一切，想要在生活中得到的一切——全是对一切有趣事物的反应——在他们之中，真的与他们薄薄的存在毫无关系了……有些人总是完整的，尽管他们之中的存在总是黏糊糊一团，只是被一张皮肤包在一起，才成为完整的一体。

他们的“存在”，她解释道：“可以是黏糊糊的、凝胶状的、胶水状的、白色不透明的东西，它可以是白色的、充满活力的、清晰的和热的，这对我来说，都不是很清楚。”

海德格尔可能会不喜欢斯坦的含混不清，但他也许会欣赏作者的洞见，为了避免日常感知的迟钝影响，而把语言拉伸到了它的极限。他可能也会认出她对于角色及其“存在”的区分，要早于他自己有关本体论差异的概念。

因此，或许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想成是一位实验性的小说家，或是一位诗人。不过，即使拒斥了传统哲学的明晰品性，他仍坚持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且他的语言中可并不仅仅是典雅或者好玩。他的意图是颠覆人类思想，摧毁形而上学的历史，并重新开创哲学。毕竟，总体目标是如此极端、如此暴力的话，那么，对语言做一些小小的暴力改动，也该在预料之中。

《存在与时间》对传统哲学的最大颠覆，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处理此在及其存在的问题。这种方式，胡塞尔本来也采用过，但做得不够明显。

可以说，海德格尔给了我们穿着日常服装的此在：没有穿着假日盛装，而是穿着“日常便装”（everydayness）。其他哲学家会从一个状态不同寻常的人说起，例如，独自坐在房间里，紧盯着火堆的余烬思考——笛卡儿就是这么开始的。接着，他们会用简单、日常的词汇，来描述结果。海德格尔与之相反。他在其最平常的时刻中理解此在，然后竭力用最具创新性的语言来讨论它。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的日常存在就在这里：它是“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 ，德文中是In-der-Welt-sein）。

这里，此在的日常在世存在的主要特征是，它通常在忙着做什么事。我一般不会倾向于沉思事物；我会把它们拿起来，然后用它们来做事。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如果我抓着一个锤子，通常不会去“盯着锤子-这物”（他用了一个可爱的词das Hammerding），而是去用来钉钉子。

此外，我做敲打，乃是服务于某个目的，比如为我的哲学书造一个书柜。我手中的锤子唤起了一整套目的与情境。它揭示了此在对一切的参与：它的“操劳”（concern）。他举例说：生产某物，运用某物，照看某物，并放任某物，以及消极性的参与，如忽视某事，或不做完某事。这些他都称之为“匮乏的”的形式，但它们仍然是操劳的形式。它们表明此在的存在，大体而言是一种操心（care）。操劳（concern/Besorgen）和操心（care/Sorge）之间的差别令人困惑，但二者都表示此在深深卷入于世界中，而且它很忙。我们离克尔凯郭尔及其看法并不遥远，那就是我不只是存在，而是在我的存在中有利害或者投入。

海德格尔继续写道，我的参与引导我去利用“有用之物”或“设备”——如锤子这样的用具。它们拥有一种特殊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Zuhandenheit：“当下上手状态”（readiness-to-hand）或“易上手状态”（handiness）。当我正在敲打的时候，锤子于我而言拥有那种类型的存在。如果出于某些原因，我放下了锤子，并盯着它看为“锤子这物”，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同的类别：Vorhandenheit或曰“现成在手状态”（presence-at-hand）。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家的第二大错误（仅次于对存在的遗忘）是讨论每一事物时，仿佛它就是“现成在手状态”。但这样就把事物与我们大多数时候遇到它们的那种日常“操劳的”方式分开了，把它们变成了某位整天除了盯着东西看之外无事可做的不操劳主体的沉思对象。然后，我们还敢问为什么哲学家似乎隔绝在日常生活之外！

哲学家犯这个错误，就会让整个在世的存在结构有可能分崩离析，而之后，又很难再将其恢复成哪怕是与我们所认识的任何日常存在相类似的东西。与此相反，在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里，一切事物出现时都已经连接在一起。如果整个结构崩溃，那就是一种“匮乏的”或次级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顺利整合在一起的世界可以由最简单的行动来揭示。一支钢笔会让人想起墨水、纸、书桌以及台灯这一系列东西，并最终让人想起我为谁而写或正在写给谁，而这每个谁都带着他或她的目的活在世上。正如海德格尔在别的地方写道的那样，一张桌子不仅仅是一张桌子：它是一张家庭的桌子，是“男孩喜欢忙着做各种事”的地方，或者，也许桌子是“那次与朋友一起做那个决定的地方，那次写那部作品的地方，那次庆祝那个节日的地方”。我们在社交上，以及在功用上都参与其中。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的在世存在也是一种“共在”（Being-with），或曰Mitsein。我们与他人共居于一个“共同世界”（with-world），或曰Mitwelt。

我们如何证明他人心灵存在，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早在好奇他人的心灵之前，此在就已经徜徉在共同世界中。他人是那些“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人不会把自己与之区分的人——那些一个人也属于其中的人”。就算存在失事在一个荒岛上，或者为了躲开其他人而生活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共在也始终保有其特性，因为这些情况主要是通过谈及缺失的同类此在来界定的。一位高柱苦修士的此在仍然是一种共在，但这是一种“匮乏”（共在的海德格尔很爱这个词）形态。

海德格尔举了一个把一切都归在一起的例子。我出去散步，发现岸边有一条小船。对我来说，那条船有什么样的存在？它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对象，是供我从某个抽象的观察角度去沉思的“船这物”。相反，我遇见的这条船，可以是（1）潜在的有用事物，处在（2）一个有一系列这种事物的世界中，即便对我没用，也（3）处在一种这条船显然对别人有用的情境中。这条船一下子同时点亮了功用性、世界和共在。如果我想把它仅仅视为“对象”，也可以，但这样就破坏了日常存在。

让人惊讶的是，哲学竟然等了这么长时间，才等到一个人把这些事说出来。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把人的生命从实际、活动的角度来研究，但他们没有海德格尔那种宏大的哲学视野，并且更倾向于运用实用主义让哲学变得更加切合实际，而不是让它回想起自己最伟大的任务与追问。胡塞尔的确也有着海德格尔那样的野心，但却把一切都迁入了他那唯心主义的洞穴之中。对海德格尔来说，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胡塞尔括除了错误的事物。括除了存在，可这是唯一不可或缺的事物。

海德格尔是哲学的伟大转向者。在《存在与时间》中，日常存在——而非触不可及的宇宙论或数学——才是最“本体论的”东西。实际的操劳与操心，比反思更为原始。有用性先于沉思，“当下上手状态”先于“现成在手状态”，“在世存在”和“与他人共在”先于“独自存在”。我们不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空盘旋，从上往下凝视，而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参与其中——我们“被抛”到这里。而“被抛性”必定是我们的起点。

抑或，正如他的传记作者鲁迪格·萨弗朗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所言，海德格尔“陈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时，用的是一种连哲学家都能理解的方式”。

埃德蒙德·胡塞尔当然注意到，尽管书上写着献给他和称赞他的话，但《存在与时间》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他的。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反复读了几遍。读完第一遍之后，1929年夏天，他带着书去了意大利的科莫湖（Lake Como）度假，又细读了一遍，还在空白处写下了表达怀疑的批注：“但那也太荒唐了吧”。他经常使用“？”“！”，甚至是“？！”。但他抱怨时，海德格尔似乎觉得胡塞尔认为这本书是在攻击他自己也“太荒唐了”！

私底下，海德格尔越来越对胡塞尔的哲学不屑一顾。在胡塞尔写一封又一封热烈赞扬的推荐信帮他找工作时，海德格尔却在跟别人说，他认为他的导师“荒唐可笑”。1923年，在写信给现在已与他成为朋友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时，海德格尔说：“他人生的使命就是做现象学的奠基人。可没人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雅斯贝尔斯在很久之前已经承认他也不懂什么是现象学，所以几乎帮不上忙。）到1927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那一年早些时候，他们曾试图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合作撰写关于现象学的词条，但不得不中途放弃。一个原因是，他们都觉得对方在清晰表达自己方面有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不错。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现在几乎对现象学定义的每一点都无法达成一致。

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反抗耿耿于怀。这和他原来想象的太不一样了！他们俩曾聊过，海德格尔也许会接管胡塞尔的Nachlass——他的未出版手稿遗物——把他的哲学带到未来。胡塞尔先是帮海德格尔找到了马堡大学的工作，然后在退休时，又从中助力，让他接任了自己在弗莱堡大学的工作——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希望这么做会让海德格尔迷途知返。但是，随着海德格尔正式就职，弗莱堡成了“双现象学之城”——胡塞尔的版本看起来越来越没劲，而海德格尔的却越来越受到狂热的追捧。

1929年4月8日，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七十大寿上，做了一段长长的致辞。这段致辞看似是称颂，实则蕴含了些许无礼的潜台词，比如强调说，应该如何对胡塞尔的哲学进行重新思考和做出方向上的改变。在答谢讲话中，胡塞尔说，的确，他是打算去完成一项工作，但大部分工作目前还没有做完。他的潜台词是：不管海德格尔怎么想，他走的路反正是正确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加入他，一起把工作完成。

海德格尔的行为确实不光彩，但胡塞尔的期望也有些过了。他把海德格尔铸造成下一代“迷你胡塞尔”的想法，一定很令人窒息吧。毕竟，他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去认为海德格尔会死心塌地追随他；那从来不是哲学发展的方式。事实上，一种哲学越具有革命性，就越可能引起反抗，原因恰恰就是它会设下巨大的挑战。

不过，胡塞尔并没有觉得自己是某种守旧派，新一代必定自然地从他这里分离与成长。相反，他认为是自己已经越来越激进，年轻人反倒没有跟上来。他视自己为“一位被指派的领袖，却没有追随者，或者换句话说，在先验现象学的激进新精神中没有合作者”。

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停留在了“自然态度”或“常识”的层面。这个指控似乎有点儿奇怪，毕竟，那么做有什么错呢？但胡塞尔的意思是，海德格尔没有丢掉那些本该在“悬搁判断”中就被放到一边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诸多假设。沉迷于存在的他，忘记了在现象学中要做的一个基本步骤。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健忘的人是胡塞尔。他向内转到唯心主义，意味着他仍然在优先考虑抽象的沉思性心灵，而不是有活力的“在世存在”。从《存在与时间》的开头，他就清楚地表明，他不要理论探究，不要只是定义与证据的罗列，而要做一种具体的探究，而首先要探究的就是这一刻“此在”正在做什么。

那就是一种“人类学”罢了，胡塞尔在1931年的一次演讲中反驳道。从具体的属世的此在开始，便意味着放弃了哲学的远大抱负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胡塞尔死活不能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不明白这一点——但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怎么想，已经越来越没兴趣听了。他现在是那个更有吸引力的人物，拉走了很多胡塞尔的门徒。

起初，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构建了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在里面，欢乐的击锤人在共有的共在中与同伴交流，同时对存在有一种模糊的原初理解，不过，他们从未停下来仔细思考它到底是什么。如果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全部，那他或许唤不起那么多激情——如果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那我们大概也很难对哲学产生兴趣。在这样一个没有拉链的世界里，谁会需要哲学家啊？但对这个行业来说，幸运的是，拉链卡住了，东西打破了。而海德格尔则分析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么，我正敲钉着橱柜，几乎根本不会注意到锤子，只是看到钉子被一点点敲进去以及我的总体工程。如果我在电脑上输入有关海德格尔的一段话，我不会注意到手指、键盘和屏幕；我的注意力流经它们，汇集到了我试图完成的事情上。但有时候会出错。钉子弯折了，或者也许整个锤子头从柄上飞了出去，或者电脑对着我死机了。

我傻傻地盯着坏掉的锤子看了一会儿，或者，我没有检查一下电脑，而是生气地冲着电脑瞪眼，猛戳它的按键。曾经的“当下上手状态”翻转为现在的“现成在手状态”：被怒目而视的无用对象。海德格尔用一个朗朗上口的短语总结了这种更改后的状态：das Nur-noch-vorhandensein eines Zuhandenen——“存在仅仅是现成在手状态而不再是当下上手状态”。

这样的例子经常在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在小说《夹层厅》（The Mezzanine ）中，就曾精彩地从现象学角度描述过一个男人的午休时间。主人公系一根鞋带时，鞋带突然断了，他默默地盯着手中的那截鞋带，脑海中闪现了类似的事件：拉住线头，想要打开一张创可贴，但线松掉了，没有把纸扯开，或者使用订书机的时候，订书针没有穿透纸页，紧紧地在另一边闭合，而是“仿佛没有牙齿一样咬了下去”，原来是没有订书针了。（我二十年前读了这本书，不知为什么，对这一小段描写印象非常深刻，现在每次发现订书机里没有针时，脑海里总会响起一声“仿佛没有牙齿一样咬了下去”的抱怨。）

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海德格尔说，便揭示了“我们必须要操劳之物的烦腻（obstinacy）”。这个揭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照亮了整个工程，以及我对它的操劳的全部语境。这个世界不再是一台运转平稳的机器，而是变成了一堆拒绝合作的顽固事物，而我处在中间，不知所措、迷失方向——这正是我们在阅读他的散文时，海德格尔想方设法从我们身上诱发出来的精神状态。

订书机没订书钉这样的小事件，通常不会导致我们整个宇宙的坍塌。在跳过一个节拍之后，联系会被重新扭在一起，而我们继续前行。但有时候，会发生一种更全面的失败——一个空了的订书机，很有可能变成我质疑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的催化剂。

那种程度的意义崩塌，曾被奥地利话剧、歌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在1902年一个译为《钱多斯大人之信》（The Letter of Lord Chandos ）的故事里描述过。这封信假装是一位英国贵族在1603年写的一封真实信件，化用了霍夫曼斯塔尔自己的经历——他在精神崩溃后，感觉周围的人和事的结构全部土崩瓦解了。突然间，各种日常物品，在钱多斯看来，仿佛变成了是在透过放大镜近距离观察，什么都看不清。他听到人们议论当地的人物和朋友，但是在他们所说的话中找不到连贯的表述。无法工作或照顾他的庄园后，钱多斯会一连几个小时盯着一块覆盖苔藓的石头，或一只躺在阳光下的狗，或遗留在地里的一把耙子。联系消失了。难怪我们把这样的经历称为精神崩溃。这种情况，在经历过抑郁的人听来，可能很熟悉，而且也会发生在多种神经失调症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日常在世存在崩溃的极端例子，这样的崩溃会让一切都看起来变得突兀、脱节，无法再像平常那样漫不经心地漠视它们。

为什么有时候一颗钉子在锤子下弯掉，会带来与之极不相称的沮丧感，并且让你觉得一切都在和你对着干？海德格尔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借用一个来自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差了有一英里》（As Bad as a Mile ）的例子，如果你朝垃圾桶丢一颗苹果核，但没丢进去，不仅会觉得恼火，因为你不得不站起来，从地板上重新拾起苹果核，还可以让一切都感觉很尴尬、可疑和不适。但是，只有在疑问与不适中，哲学才会出现。

动荡时期的人们，渴望从哲学中获得这种强大的、个人化的东西：这正是海德格尔获得巨大影响力的一个原因。他的起点是穿着日常服装的实在，但却用克尔凯郭尔式的语气谈论着生命中最奇怪的经历，谈论一切开始发生可怕错误的时刻，甚至谈论我们会面对的最严重的不公正——死亡的可能性——的时刻。许多人，即使在和平、稳定的时期，也都在生命中尝过这类时刻的滋味。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随着一战后的一切都被抛入混乱和怨恨之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从海德格尔的视野中认出某些东西。

到了1929年，海德格尔的风潮传到了弗莱堡和马堡之外。那年春天，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度假胜地达沃斯（Davos）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托马斯·曼1924年的畅销小说《魔山》就发生在达沃斯，海德格尔读过这本书，书里有一场思想大战，发生在守旧的意大利理性主义批评家路易吉·赛特姆布利尼（Luigi Settembrini）和神秘主义的前耶稣会士利奥·纳夫塔（Leo Naphta）之间——在这次会议上，你会很容易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海德格尔要对垒一位伟大的康德主义哲学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学者：恩斯特·卡西尔。

卡西尔是犹太人，身材高大、冷静优雅，花白的头发梳成了引人注目但有些老式的蓬松发型，跟个小小的蜂窝一样。海德格尔则是矮个子，难以捉摸却让人着迷，留着干瘪的胡须，头发梳得非常平整。他们的辩论集中在康德哲学上，因为他们对那位哲学家的阐释有着极大的不同。卡西尔认为，康德是理性、知识与自由这些启蒙时代价值观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而最近刚刚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的海德格尔则认为，康德通过证明我们无法了解现实或获得任何真正的知识，而消解了那些价值。他还主张，康德的主要兴趣首先不在于知识问题，而在于本体论：存在的问题。

尽管这场辩论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者，但许多观察者似乎很自然地便认为，卡西尔食古不化，还生活在过去那个文明但过时的时代，而海德格尔却是一位先知，预言着一个危险但刺激的未来。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便是以这种方式来解读辩论的人之一，他现在已经不是胡塞尔的学生，而是以海德格尔的热忱支持者的身份参加了那次会议。正如他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的，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世界的终结，与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但是，恩斯特的妻子托妮·卡西尔觉得海德格尔很粗俗。她回忆了第一晚他抵达时的情景：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真的引大家扭头去看他了，因为他是在其他参会代表都已集合好，准备听一个餐后演讲时才进来的。门打开了——有点儿像《魔山》中的情景，书里婀娜的情人克拉夫蒂娅·乔奇（Clavdia Chauchat）习惯性地晚进餐厅，并伴随着漫不经心的砸门声。托妮·卡西尔环顾四周，看到一位目光锐利的小个子男人。在她看来，他就像一个那些年在德国随处可见的意大利工人，只是他身着黑森林服装，看起来“笨拙得好像一个误闯入宫廷的农民”。

她对他的追随者甚至评价更低，因为她后来不巧目睹了他的学生们恶搞那场辩论的表演。列维纳斯扮演恩斯特·卡西尔，撒满白色滑石粉的头发被卷成一束高高的额发，跟冰激凌甜筒似的。托妮·卡西尔并不觉得他很幽默。数年之后，列维纳斯很想向她为自己当年的无礼道歉，因为到那时，他已经放弃了对海德格尔的吹捧，同时性格上也整体更成熟了。

达沃斯会议结束几个月之后，1929年7月24日，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做了一场精彩的就职演说，演讲的题目是“形而上学是什么？”——萨特和波伏娃会在1931年看到这篇文章的译本，不过并不理解它的意思。有很多人都前来聆听这位大学新任教授的演讲，胡塞尔这次也在其中。海德格尔还真没让人失望。“形而上学是什么？”博得了满堂彩，因为它不但包含了《存在与时间》中的重要观点，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演讲的开头甚至听起来像个冷笑话，让人很难想象这是出自海德格尔之口：

“形而上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唤醒了对讨论形而上学的期待。我们将放弃这一点。

余下的演讲比较了虚无与存在，并包含了一长段对“情绪”——海德格尔的另一个重要观念的讨论。此在的情绪的变动范围，可以从欢欣一直到厌倦，甚或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忧惧”（angst），恐惧或忧虑，一种到处弥漫的压抑和不安感。每一种情绪都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不同一面。在焦虑（anxiety）中，世界向我展示了它自身的“离奇”（uncanny）——德语对应的是unheimlich，其字面意思为“不平凡”——一面，揭示的是“存在者彻底的怪异性”。在这种不平凡、不熟悉的时刻，焦虑的情绪开启了哲学的第一次质问运动——尤其是形成了海德格尔演讲高潮的那个大问题：“为什么竟然有存在者，而不是一无所有？”

海德格尔的演讲让人毛骨悚然，但也隐约让人感到很刺激，而其中的一些费解之处，更是增加了这种效果。演讲快结束时，至少有一位听众，海因里希·维甘德·比采特，处在欣喜若狂的晕眩中，感觉几乎要摔在地上。“世界上的事物被揭破之后，露出了一种几乎让人痛苦的光芒，”比采特写道，“有一瞬间，我感到自己仿佛瞥见了世界的根基和基础。”

但坐在听众中间的胡塞尔，就没那么欣喜若狂了。他现在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最可怕的忧虑：他不再是门徒，而是成了一个怪物般的后代。不久之后，他写信给一位同事说，他觉得有必要彻底拒斥海德格尔的研究。十八个月后，他在另一封信中再次回想起这一刻时，写道：“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在哲学上，我与这种深刻的海德格尔学说毫无关系。”海德格尔的哲学，胡塞尔断定，是那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反对的哲学。这种哲学，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扑灭它，“让它永无存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