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性奇特的弱点，我们经常过分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只要稍加反省，就可知道，别人的看法并不能影响我们可以获得的幸福。所以，我很难了解为什么人人都对别人的赞美夸奖感到十分快乐。

如果你打一只猫，它会竖毛发；要是你赞美一个人，他的脸上就会浮起愉快甜蜜的表情，而且只要你所赞美的正是他引以自傲的，即使这种赞美是明显的谎言，他还是会欢迎之至。

只要有别人赞赏他，即使厄运当头，幸福的希望渺茫，他仍然可以安之若素；反过来，当一个人的感情和自尊心受到自然、地位或是环境的伤害，当他被冷淡、轻视和忽略时，每个人都难免感觉苦恼甚至极为痛苦。

假使荣誉感就基于此种“喜褒恶贬”的本性而产生的话，那么荣誉感就可以取代道德律，而有益于大众福利了；可惜，荣誉感在心灵安宁和独立等幸福要素上所产生的影响非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所以，从幸福的观点着眼，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弱点蔓延，自己恰当正确地考虑及衡量某些利益的相对价值，从而减轻对他人意见的高度感受性；不管这种意见谄媚与否，还是会导致痛苦的，它们都是诉诸情绪的。如果不照以上的做法，人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奴才——对一个贪于赞美的人来说，伤害他和安抚他都是很容易的。

因此，将人在自己心目中的价值和在他人眼里的价值加以适当比较，有助于我们的幸福。人在自己心目中的价值是集合了造成我们存在和存在领域内的一切事物而形成的。简而言之，就是集合了我们前两章所讨论的性格、财产中的各种优点在自我意识中形成的概念。

另一方面，造成他人眼中的价值的，是他人意识；是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连带对此形象的看法。这种价值对我们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可是，由于他人对我们的行为是依赖这种价值的，所以，它对我们的存在会有间接而和缓的影响；然而，当这种他人眼中的价值促使我们转而修改“自己心目中的自我”时，它的影响就变得直接了。

除此以外，他人的意识与我们一点不相关；尤其当我们认清了大众的思想是何等无知浅薄，他们的观念是多么狭隘，情操是如何低贱，意见是怎样偏颇，错误是何其多时，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更不相干了。当我们由经验知道人在背后是如何诋毁他的同伴的，只要他相信对方不会听到诋毁的话，他就会尽量诋毁，这样，我们就真的不在乎他人的意见了。只要我们有机会认清自古以来多少伟人曾遭受蠢人的蔑视，就会晓得，在乎别人怎么说实在是太尊敬别人了。

如果人不能在前述的性格与财产中找到幸福的源头，而需要在第三种，也就是名誉里寻找安慰，换句话说，他不能在他自身所具备的事物里发现快乐的源泉，却寄望于他人的赞美，这就陷于危险之境了。究实说来，我们的幸福应该建筑在全体的本质上，所以，身体的健康是幸福的要素，其次重要的是一种独立生活和免于忧虑的能力。这两种幸福因素的重要性，不是任何荣誉、奢华、地位和声名所能匹敌和取代的，如果必要，我们都会牺牲后者来成就前者。

要知道任何人的首要存在和真实存在的条件都是藏在他自身的发肤中，不是在别人对他的看法里；个人生活的现实情况，例如健康状态、气质、能力、收入、妻子、儿女、朋友等，对幸福的影响将大过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千百倍；如果不能及早认清这一点，我们的生活就晦暗了。假使人们还要坚持荣誉重于生命，它真正的意思该是：坚持生存和圆满，都不如别人的意见来得重要。

当然这种说法可能只是强调要在社会上飞黄腾达，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即名誉的好坏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此点，容后详谈。只是当我们见到几乎每一个人们冒险犯难，刻苦努力，奉献生命而获得的成就，其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抬高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当我们见到不仅职务、官衔、修饰，就连知识、艺术及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求取同僚更大的尊敬时，我们能不为人类愚昧的极度扩张而悲哀吗？过分重视他人的意见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这个错误根源于人性深处，也是文明与社会环境的结果。

但是不管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这种错误在我们所有行为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它有害于真正幸福的事实则是不容否认的。这种错误，小则使人胆怯和卑屈在他人的言语之前，大则可以造成像维吉尼斯将匕首插入女儿胸膛的悲剧，也可以使许多人为了争取身后荣耀而牺牲宁静与平和、财富、健康，甚至于生命。

由于荣誉感容易让一个人控制别人，因此荣誉感可以成为控制同伴的工具，所以在训练人格的正当过程中，培养荣誉感就占了一席之地。然而，荣誉的这种显要地位和它在人类幸福上所产生的后果是两回事，本书的目标是追求幸福，所以，必须劝读者切勿过于重视荣誉感。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太重视名誉正是一般人最常犯的错误，人们非常计较别人的想法，而不太注意自己的感觉，虽然后者比前者更直接。他们颠倒了自然的次序，把别人的意见当作真实的存在，而把自己的感觉弄得含混不清。他们把二等的导出品当作首要的主体，以为他们呈现在他人前的影像比自身的实体更为重要。他们希望从间接的存在里得到真实而直接的结果，让自己陷进愚昧的“虚荣”中，而虚荣原指没有坚实内在价值的东西。这种虚荣心重的人就像吝啬鬼，热切追求手段而忘了原来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置于他人意见之上的价值以及我们经常为博取他人欢心而做的努力，与我们可以合理地希望获得的成果是不能平衡的，也就是说前者是我们能力以外的东西，然而人又不能抑制这种虚荣心，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疯癫症。我们每做一件事，首先会想“别人会怎么讲”；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我们对此项结果的焦虑；这种焦虑存在于自尊心中，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感觉了。我们弄虚作假以及装模作样都是源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如果没有了这种焦虑，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奢侈了。

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焦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大啊！人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里都有这种焦虑，我们在小孩身上已可见到，而它在老年人身上所产生的作用就更强烈，因为当年迈力衰，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人剩下的就只有虚荣和骄傲了。

法国人是这种感觉的最好例证。自古至今，这种虚荣心像一个定期的流行病时常在法国历史上出现，它或者表现在法国人疯狂的野心上，或者表现在他们可笑的民族自负上，或者在他们不知羞耻的吹牛上。可是他们不但未达到目的，其他的民族不但不赞美反而讥笑他们：法国是最会“盖”的民族。

在1846年3月31日的《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报道，足以说明这种极端顽固的重视别人的意见的情形。有一个名叫托马斯·韦斯的学徒，基于报复的心理谋杀了他的师傅。虽然这个例子中的情况和人物都比较特殊一点，可是却恰好说明了根植在人性深处的这种愚昧是多么根深蒂固，即使在特异的环境中依旧存在。

《泰晤士报》报道说在行刑的那天清晨，牧师像往常一样很早就来为他祝福，韦斯沉默着表示他对牧师的布道并不感兴趣，他似乎急于在前来观望他不光荣之死的众人面前使自己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在队伍开始走时，他高兴地走入他的位置，当进入刑场时他用足够大的声音说道：“现在，就如多德博士所说，我即将明白那伟大的秘密了。”接近绞刑台时，这个可怜人没用任何协助，独自走上了台子，走到中央时他转身向观众连连鞠躬，这种举动引起台下看热闹的观众的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当死的阴影就在眼前时，还在担心他留给一群旁观者的印象，以及他们会怎么想他。另外在雷孔特身上也发生了相似的事情，时间也是1846年，雷孔特因为企图谋刺国王而被判死刑，在法兰克福处决。审判的过程中，雷孔特一直为他不能在上法院前穿着整齐而烦恼；处决的那天，更因为不许他修面而伤心。

其实这类事情也不是近代才有的。马迪奥·阿莱曼在他著名的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契》的序文中告诉我们，许多中了邪的罪犯，在他们死前的数小时中，忽略了为他们的灵魂祝福和做最后忏悔，却忙着准备和背诵他们预备在死刑台上做的演说词。

我拿这些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因为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本身放大后的样子。我们所有的焦虑、困扰、苦恼、麻烦、奋发努力几乎大部分都起因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在这方面，我们的愚蠢与那些可怜的犯人并没有两样。羡慕和仇恨经常也源于相似的原因。

要知道幸福是存在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切除现有分量的五分之四，这样我们才能拔去身体上一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原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塔西佗说：

一个聪明人最难摆脱的便是名利欲。

制止这种普遍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认清这是一种愚昧，要认清这是一种愚昧，我们就要先明白人们脑里的意见大部分都是错误、偏颇和荒谬的，所以，这些意见本身并不值一提。再说，在生活中大半的环境和事物也不会真正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何况，这种意见一般是批评贬抑的居多。所以，一个人如果完全知道了人家在背后怎么说他，他会烦死的。最后，我们也清楚地晓得，与其他许多事情比较，荣誉并没有直接的价值，它只有间接价值。

如果人果能从这个愚昧的想法中挣脱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平和与快乐；他可以更坚定和自信地面对着世界，不必再拘谨不安了。退休的生活有助于心灵的平和，就是由于我们离开了长久受人注视的生活，不需再时时刻刻顾忌到他人的评语；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归返到本性”上生活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避免许多厄运，这些厄运是由我们现在只追寻别人的意见而造成的，由于我们的愚昧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坚实的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方能没有阻碍地享受美好的真实。但是，别忘了：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