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由于某些理由，罪犯在科学的领域中并没有公民权；只有当他们自愿屈就一种假设的谦逊，一种为了体验而预备的立场、一种有限制的虚构，通向知识领域的途径和其中特定的价值，才能得到认可，不过，依然要加上一项限制，这一切都必须接受警察的监督，由于我们的不信任，必须让警察来监督。

更确切地说，这岂不是暗示，只有当罪犯不再是一个罪犯的时候，才能获准进入科学领域吗？难道只有在一个人不再负有任何罪名时，才能接受科学精神的训练吗？大概是这样。我们看得出来，科学也必须以一种信仰为基础，“没有前提”就根本没有科学。我们无法预先断言“真理是否必要”这个问题，必须在原则、信仰或确信可找到解释的诸般情况之下，才可论定，“没有比真理更为必要的，相形之下，其他事物只有次等价值。”

这种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究竟是什么呢？是不让我们自欺的意志吗？还是不欺人的意志？

假如我们被概括在一般法则之下，追求真理的意志也可以解释为这种形态：我不欺骗！尤其是“我不欺骗自己”。

可是，为何不欺骗呢？为何我们不能被欺骗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前后两个问题的原因，属于不同的范畴：一个人不愿自己被骗，在这前提下，被骗是有害的、危险的或致命的，由此看来，科学是一种谨慎、预知与实用的延伸过程，大概有人反对这种看法吧。

什么？不愿被欺骗真的会较少受到伤害吗？

你如何认清生存的每一层特征，又怎样决定信与不信孰占优势呢？假若两者都是必需的，科学应该由何处引出绝对信仰？

它所依据的坚信、所执着的真理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吗？要是真与不真都能不断证明自身是有用的，这种坚信就不会存在了。

目前存在于科学中的信仰，在这种功利的计算中不可能找出其根源的，纵然我们有“追求真理的意志”，但事实证明，那些作为最后都毫无效果。在科学的祭坛上，屠杀了一个接一个信仰之后，我们已对那种追求的执着十分了解，“追求真理的意志”并不意味着“我绝不允许自己被骗”，然而我们别无选择，“我绝不欺骗，即使对自己也不欺骗！”

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达到了道德的高度。

因此，“为何要有科学”的问题又被导回道德的问题，如果生命、自然和历史是“非道德”的，道德的要旨究竟是什么呢？一个有深度意识的人会因为对科学的信仰，而断定一个和生命、自然、历史等迥然不同的世界，同时在他们确定这另一个世界之际，也要否认我们眼前的相对世界呢？

我的看法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一直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虽然在今日有些人不信神，反形而上学，但我们依然以一种古老信仰，以基督教徒的信仰或柏拉图的信仰而高举劫后火炬，坚信上帝即真理，真理无上神圣。

问题是，如果真理自身总是倏忽多变，如果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它自身是神圣的，不能否证它是错误、盲目与虚伪的，如果上帝自身成为最执拗的谎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