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人类与像康福德之类的人群做仲裁，应该是站在后者这一边，而不可分别赞成哲学的放弃或辩护两者——对这个我很难解释，除了如下所述：

他有一种远超其智慧的本能，而对此本能始终未曾满足；仇恨的心，敌视所有贵族阶级的血统，或许因他母亲的年老与太可了解的怨恨，一种报复的本能来自他为了报母仇而等待了四年的少年期；不过，他的人生与天才的倾向，还有最重要的是父系血统在他身上的气质，都怂恿他认同并归向贵族阶层。

最后，他无法再忍受自己，陷入一种激烈、忏悔的情绪中，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披上一般民众的外衣。他的愧疚是对复仇的疏忽，假如康福德能稍微更像个哲学家的话，革命就不会造成它的悲剧理智和尖锐的刺激、且被视为一件非常愚昧的事，也不至于在人类的心理上形成如此诱人的影响。

不幸的是，康福德的仇恨与报复观念已熏陶了整个一代，而最优秀的人也进过他的学校。

我们不妨这样想，米拉波敬仰康福德就像是敬仰他更崇高、更年老的自己，从康福德的身上他期待刺激、警诫和罪的宣告，米拉波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伟大人物，也是昨日与今日那些天才政治家里面的顶尖者。

奇怪的是，尽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和拥护者，这位最聪明的伦理学家仍然对法国不够了解，就和司汤达一样，他也许具有本世纪之法国人中最有洞察力的眼睛和耳朵。是不是因为后者的性情真正具有许多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倾向而需要巴黎人忍受他。

而康福德，一个具有丰富知识和在心灵上有着神秘动机的人，消沉、痛苦、热烈，一个思想家去发掘笑就如医疗拯救生命一样，是必须的，并且就像他失去了每一个没有欢笑的日子，因而更像一个意大利人而不像法国人。

我们知道曾有这样的遗言，“噢，我的朋友，”他对西哀士说，“你要做我的好弟兄，不然，我就杀死你。”

这当然绝不会是一个临死的法国人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