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至少雅典人）喜欢听人高谈阔论，他们确实也对此相当热衷，这是他们和非希腊人的一个最大区别。因此，他们甚至要求戏台上的演员也要有高妙的谈吐，即使戏剧的情节为此而不按常理安排，也能乐于顺从接受，本来演员都不用言辞来表达，十分沉闷，容易混淆！假如用了言辞，就是不可理解的，言辞本身就有失体面！

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希腊人使我们习于这种戏剧上常理安排，而我们也心甘情愿地忍受别的不合常理，有唱歌的演员，这就得感谢意大利人。倾听演员的高妙谈吐以及在较为费事的场面有详细的叙述，这些都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只是动作，已无法使我们获得满足。

在生命已陷入无底深渊，而人们大部分已失去理智与谈锋的此刻，每当见到那悲剧英雄表现其理性与辞令以及迷人的风度——一种明朗高尚的性灵，便不由得使人如痴如狂。这种“脱离自然的偏差”，也许是最能为人类的高傲所接受的一种花腔，他之所以喜欢艺术，正是因为爱好一种崇高的、英雄式的不合常理、因袭旧传统的表达。

如果戏剧中的诗人总是只会沉默，而不将一切转变成理性和言辞，就会招致厌恶，就像人们会不满一个无法为最高激情找出一种旋律的歌剧音乐家。在这里，自然是必须反驳的！在这里，庸俗的魅力必须被较高尚的风韵取代！希腊人在这方面的成就，遥遥领先。

他们将戏台建得尽可能窄，以免除一切深景的效果，他们使演员不可能只做手势或简单的动作，将他变成一种煞有其事、呆板而有如戴着面具的标准模样，也剥夺了自身的深景，并将此定为一种不成文的良好谈吐的法则。

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已打消了任何足以激起观众同情与恐惧的主要效果，“他们不需要同情与恐惧”。这要归因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最高服从，不过亚氏对希腊悲剧的最后目的并未抓住重点。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究竟是什么最能刺激希腊悲剧诗人的创作天才、勤勉和竞争，当然不是用情绪来征服观众的企图！雅典人去剧院是要听演员的高谈妙论，而高谈妙论则由索福克勒斯完成，原谅我这种怪异的论调！这和严肃的歌剧大不相同，歌剧大师们认为引导观众去了解剧中人物是他们的工作。

“几个偶尔杂凑的字句或许对疏忽懈怠的听众有所帮助，但是整个情节还是必须自明的，对话言谈并不重要！”他们这样嘲弄着对话。或许是他们缺乏完全表达对谈话极端轻蔑的勇气，只要在罗西尼的歌剧中附加上一个小小片段的傲慢无礼的话语，他就会被允许从头到尾唱“啦——啦——啦——”。

这也许是个合理的做法。

歌剧中的人物要人相信的是他们的声调音色而非他们的“言辞”！差别就在这里，人们去歌剧院也就是为这“不合情理”的缘故！甚至歌剧中吟诵的也并不是真的要人听懂其中的字句与原文，这种半音乐是有意要让听音乐的耳朵稍事休息一下，但是没想到立即引起反效果，即更加引起听众的不耐烦与排斥，更加渴望一个完整的音乐和旋律。

从这个观点来看瓦格纳的艺术是怎样的呢？它是否与此相同？或者不一样？我时常认为似乎在他们的作品上演之前，应先在他们的心里用言辞和音乐排练一下。因为，不这样的话，也许人们既听不到言辞，也听不到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