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善、恶、好、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人们理应感谢英国心理学家所做的迄今惟一的探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可惜他们并没有就此提出任何疑问。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疑点，他们甚至在写书之前就把一些基本观点提出来了——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究竟要什么？人们发现他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即把我们内心世界的羞愧部分暴露出来，且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正是人的理智自尊最不愿意发现的部分（譬如，在习俗中，在遗忘性中，在一种盲目和偶然的观念机制中，或者在纯粹的被动性、机械性、反射性，和完全的愚钝中）。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这些心理学家总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难道是一种神秘的、阴险的、低级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贬低人类的本能？或者是一种悲观的猜忌。是对失望的、黯然失色的、业已变得愤愤不平和简单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怀疑？或者是对于基督教（和柏拉图）的一种渺小的、隐秘的、从未越过意识界限的憎恨与敌视？或者是对陌生的事物，对于令人头疼的反论，对存在的疑问和谬误的一种贪婪的嗜好？当然，也有可能是一种混合，其中含有少许卑劣、少许忧郁、少许反基督教、少许快感，少许对调味品的需求？……但有人说，这不过是冷血的、乏味的老青蛙，它们在人的周围爬行跳跃，就好像在它们的天地里：在一个泥塘中一样。其实不然，倘使允许人在不可能知情的时候表达愿望，那么我们真心地希望这些人能够是另外一副模样，我们希望这些精心探索和研究灵魂的人们在根本上是勇敢、高尚、自豪的动物，他们能够知道如何抑制自己的感情和痛楚，并且训练他们自己为真理牺牲所有的欲望——为了任何真理，甚至是为了朴素的、辛辣的、难看的、逆耳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确实存在。

那么就向那些想支配这些史学家的好人们致敬吧！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精神自身却与道德史学家相分离，而他们恰恰正是被历史上的一切善良的精灵们所弃之不顾的！毋庸置疑，这些道德史学家的思维就如同陈旧的哲学家的习俗一样，在本质上都是非历史的。他们撰写的道德谱系从一开始着手调查“好”的观念和判断的起源时便暴露出了拙劣性。他们这样喧称“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的对象们，也就是这些行为的得益者们的赞许，并且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因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于总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是什么好的一样。”我们立刻发现：第一段引言已经包含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的特异质性的全部典型特征。我们发现了“功利”、“忘记”、“习惯”和末尾的“谬误”等字眼，它们统统都被当作受人尊敬的依据，而至今的“上等人”以此为自豪，好像它是人类的特权一般。这种自豪应当受到羞辱，这种尊敬应当被贬值：目的达到了吗？……这种理论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确定“好”的概念的起源：“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从这种保持距离的狂热中他们才取得了创造价值、并且给价值命名的权力：这和功利有何关系！功利的观点对于维持最高等级秩序的热情，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的热情表达恰恰是如此陌生和极不适宜；此刻方才出现了那种卑微的热情的对立感觉，这种热情以每一种工于心计的精明，以每一种功利的算计为前提，——且不止一次地，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永久的。高尚和维持距离的狂热，就是我们说过的上等的，统治艺术的那种持久的、主导的整体和基本感觉，与一种低下的艺术、一个“下人”的关系——这就是“好”和“坏”对立的起源。从这个起源出发——“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为相关联；那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偏见。事实上，只是在贵族的价值判断衰落的时候，“自私”和“不自私”的这种全面对立才越来越被强加于人的良知，——用尼采的话说，这是一种群体本能，这种本能伴随着上述的对立而最终形成一个词（也可用多个词）。当然，这种本能变成大众的主宰，这种道德价值观与那种对立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比如，这就与当今欧洲的情况相仿佛，现在占主导地位是把“道德”、“无私”、“公平”视为同等价值之概念的偏见，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种“固定的理念”和脑病的权威。）

其次，那种关于“善”的价值判断起源之假设是你没有历史持久性的，即使对此忽略不问，这个假设在其自身中亦包含心理学上的荒谬。据称，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却被遗忘了——怎么可能遗忘呢？也许这种行为的功利曾在某时失效？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这种功利在任何时代都是习以为常的，而且不断地得到重新强调；因此，它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忘记了，而是越来越清晰地映现在意识中。因此，那种反对派理论倒是更为清晰合理了（那理论并不因此而更正确）譬如，其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认为，“善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与“功利的”、“合乎目的的”概念相连的，因此在“好”和“坏”的判断中人类总结并确认的那些未被遗忘和遗忘不掉的经验。根据这种理论，“好”即是那种至今一直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级的有价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价值”的效用。正像我所说的，这种解释方法也是错误的，但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且在心理学上还是站得住脚的。

关于我们的问题，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一个静态的问题，它只是有选择地针对少数几个听众。没有人有丝毫兴趣去确定在那些表述“好”的词汇和词根中已经表现出的差别，而高贵者正是以此才感觉自己是上等人。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或许简单地按照自己在权力上的优势称呼自己（称为“强有力”、“主人”、“领主”），或根据最明显的标志称呼自己，例如称为“有钱人”，“占有者”这个意思取自阿瑞阿语，在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这些高尚者也根据一种典型的特性称呼他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他们称自己是真诚的人，开此先河的人是希腊贵族，其代言人是麦加诗人狄奥格尼斯。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词：esthlos的词根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是存在的、现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而后，经过一个主观的转变，真正就变成了真实：在这个概念变化的阶段，这个词变为贵族的流行词，而且完完全全过渡为“贵族的”词义，以便与狄奥格尼斯等人所认为就描述为不诚实和下等人相区分——在贵族灭落后，这个词最终保留了下来，用来标志精神贵族，与此同时该词也变成熟、变甜了。在kakos和 deilos这两个词中（agathos的反义词：庶民）都强调了懦弱：这也许是一个提示，循此方向我们必须去寻找意思清楚得多的agathos的词源。拉丁文中的坏（maths）字可以用来指深肤色，特别是黑头皮的人为粗俗的人，即在雅利安人以前居住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和成为 统治者的黄头发雅利安征服者种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颜色；至少克尔特语为我们提供了正好类似的情况——fin（例如Fin-Qal这个词）是表示贵族的单词，最后就用来表示善者、高贵、纯洁、而最初它是金黄头发的意思，与深肤色、黑头发的土著恰恰相对。顺便说一句，凯尔特人是纯粹的黄头发人种。有人错把德国人种分布图上的那些暗色头发人种聚居地段同什么凯尔特人的后裔和血缘联系在一起。其实，在这些地段居住着的是雅利安以前德国居民（在整个欧洲情况几乎相同，从根本上说，被征服的人种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在肤色上，在思维的简洁明快上，或许还在知识和社会的本能上。有谁赞同我们的这个观点？现代民主，更为时髦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欧洲所有社会主义者现在都一致偏好的那种最原始的社会形式“公社”，基本上不都是意味着一种阴森可怕的后果吗，征服者和统治种族——雅利安人不也是在生理上遭到失败了吗？……）尼采将拉丁文字bonus译为斗士：假如我们可以将bonus引溯到一个更为古老的词duonus（请比较bellum和duellum；以及duenlum，这中间好像保存了那个duonus），那么bonus就可以译成与人纷争的人，挑起争端的人（duo），斗士：我们看到，在古罗马是什么形成了一个人的“善”。我们德意志的“善”；不是应当具有“圣人”、“神圣种族”的人之含义吗，不是应当与哥特人的民族名称（最初是贵族的名称）相符合吗？在此不宜阐述这些猜测的原因。

政治优越观念总是引起一种精神优越观念，这一规则是没有例外情况的（虽然存在着例外的因素）。当最高等级是教士等级的时候，这一规则表现为教士们喜欢用一种向人们提醒教士职能的称呼来作为他们的共同标志。譬如，那时最先产生的“纯洁”与“不纯洁”的概念是作为对立等级的标志而出现的，而后产生的“好”与“坏”却发展为没有等级的含义。但是人们应该当心，不要一开始就把“纯洁”与“不纯洁”这种观念看得过重，太广，甚至象征性地理解“纯洁”与“不纯洁”之类的概念；古人的一切概念是有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粗糙、浅薄、狭隘、直接、它们尤其是非象征性的。“纯洁的人”最初只是指这样的，他洗脸洗澡，拒绝吃某种感染皮肤病的食品，不和肮脏的下层妇女睡觉的人，厌恶流血的人——只此而已。另外，从以教士为主的贵族的全部行为可以看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早期阶段，价值的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内向化、尖锐化。事实上，这种价值对立最终在人与人之间挖掘了鸿沟，就连具有自由精神的阿希里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善于奔跑跳跃，古被称作捷足的阿希里斯）也不能毫无畏惧地逾越这些鸿沟。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这些僧侣贵族之中，存在于与支配这些不健康的东西、远离行动的、部分为冥思苦想、部分为情感爆发的习惯之中，其结果是所有的僧侣们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传染上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症；然而，他们自己发明了什么东西来医治自身的疾病呢？——难道人们不能说这种医疗方法的最终结果已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百倍吗？人类自身仍然在受着那些传教士们的医疗方式的后果的煎熬！让我们试想某种饮食方式（禁忌肉类），试想斋戒，节制性欲，“向沙漠”逃遁，（维尔•米切尔式的孤立，当然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填词疗法和营养过剩，后者包含在医治禁欲苦行理想的一切癔病的最有效的方法。）此外，还有传教士们全部敌意的、懒惰的和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按照印度苦行僧和婆罗门教的方式（婆罗门用玻璃球形物体和坚定的信念）进行自我催眠，最后，他们还有普遍理解的厌世情绪。（或者是对上帝的厌恶；要求与上帝结成一种神秘同盟就是佛教徒所渴求的进入空门，即涅槃——仅此而已！）对僧侣们来说，一切都变得更危险了，不仅是医疗方法和治疗技巧，此外还有骄傲、复仇、敏感、放荡、爱情、权力追逐、道德、疾病。这里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以补充；只有在这块土地上，人才能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存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他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