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虽然颂扬个人与恶，但并不与世人站在一边，而仅仅为自己打算。享乐主义，不管是何种形式，对上帝而言总归是享乐主义。个人作为创造物，只能反对创造者。他需要上帝，与之进行可悲的调情。阿芒·胡格说得很对，尽管这些作品有尼采的气息，上帝在其中并未死亡。人们大叫大嚷所要求的入地狱罪，只不过是对上帝开的玩笑。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反抗的描述则进了一步。伊万·卡拉马佐夫与世人站在一边，强调他们是无辜的。他断言，压在他们头上的死刑是不公正的。他的第一次行动根本不是为恶辩解，而是在争取正义，将其置于神之上。他并未绝对否定上帝，而是以道德价值的名义驳斥上帝。浪漫主义反抗的雄心是与上帝平等地对话，于是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回答残酷。例如，维尼的理想便是以沉默回答沉默。这样便意味着自己升高到上帝的水平，这实际已是亵渎神明。但人们没有想到对神的权力与地位表示怀疑。由于一切亵渎言行最终都要参与圣事，因而它是一种崇敬的表示。

相反，伊万的语调便改变了。论到上帝接受审判。倘若恶对于神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种创造则是不可接受的。伊万不再信赖这个神秘的上帝，而是信赖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正义。他开创了以正义的王国代替圣宠的王国这一反抗的基本事业。同时，他开始攻击基督教。浪漫主义的反抗者与作为憎恨的原则的上帝本人决裂。伊万明确地拒绝基督教奥义，从而拒绝作为爱的原则的上帝。唯有爱能使我们认可玛尔特与工作十小时的工人遭受的不公正，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接受儿童们无可辩解的惨死。伊万说：“假若唯有孩子们的苦难才能补足为获得真理所必须受到的痛苦，我现在便断言这种真理不值得以此为代价。”伊万拒绝承认基督教宣扬的苦难与真理之间有深深的从属关系。伊万最惊人的呼声在反抗者的脚下打开了最惊心动魄的深渊，这呼声就是“即使”。“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怒也将坚持下去。”这就是说，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基督教奥义中蕴含着真理，即使沙俄的村长佐希姆有理，伊万也不能同意这种真理应该以恶、苦难与横加于无辜者的死亡为代价。伊万是拒绝拯救的体现。信仰导致生命的不朽，然而信仰也意味着要接受基督教奥义，并认可恶，屈从于非正义。有人由于孩子们的苦难而不接受信仰，他们便不会获得不死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不死的生命，伊万也拒绝得到它。他绝不接受这种交易。他只接受无条件的圣宠，这样他本人便提出了他的条件。反抗要得到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要。“世界上的全部科学都顶不上孩子们的泪水。”伊万没有说世界上无真理，他说即使世界上有真理，它也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公正的。这里第一次展开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这斗争将来也不会停止。伊万虽是孤单一人，然而是道德家，对自己这种形而上的堂吉诃德式的孤军奋斗怡然自得。然而，很久以来，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便企图以牺牲正义来获得真理。

此外，伊万体现了拒绝独自得救的意志。他与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为了他们而拒绝天国。他若信仰上帝，便会得救，但其他人会入地狱。苦难依然存在。一个怀有真正同情心并为之痛苦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伊万继续指责上帝的错误，更加拒绝信仰，犹如人们拒绝非正义与特权一样。我们现在从“得到一切，否则什么也不要”进而讨论“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一人得救”。

这种极端的决心及由此而采取的态度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已满足矣。然而伊万尽管也顺从享乐之义，却真正体验到了它的问题所在，在“是”与“不”间左右为难。从这时起，他遭遇了其后果。他倘若拒绝永生，还会留下什么呢？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失去了对生命的感觉，生命依然存在。伊万说：“我活着，不管是否符合逻辑。”不仅如此，“倘若我对生命没有信仰，怀疑心爱的女子，怀疑宇宙的秩序，相反却坚信一切皆是可恶可怕的混乱，即使如此，我仍然要活下去”。伊万于是活着，也爱着，“却不知为了什么”。然而，生活即行动，以什么名义？若没有不死，便没有奖赏与惩罚，没有善与恶。“我认为若没有不死，便没有道德。”而且，“我仅仅知道，苦难存在于人世，世上没有罪人，一切都受到束缚，一切皆会消逝而得到平衡”。然而，没有道德即再无法律：“一切都是允许的。”

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便随着这个“一切皆被允许”而真正开始了。浪漫主义的反抗尚未走得如此之远，它仅局限于此，并非一切皆被允许，但对它来说，未被禁止的则是允许的。相反，对卡拉马佐夫而言，愤怒的逻辑将反抗指向它自己，使反抗处于绝望的矛盾之中。两者的区别在于，浪漫派允许自己干出于好意的事情，而伊万却出于一致性而迫使自己行恶。他不允许自己成为好人。虚无主义不仅是绝望与否定，它尤其是使人绝望而否定一切的意志。此人热切地支持无辜者，看到孩子们的痛苦而战抖，他想“亲眼”看到母鹿睡在狮子旁边，受害的人拥抱杀人者。正是这同一个人，从拒绝神的一致性与试图寻找自己的规则的时刻起，承认了杀人的正当性。伊万反抗杀人的上帝。然而，当他思索自己的反抗时，却从中得出了杀人的法则。若一切皆被允许，他便可以杀死父亲或至少容忍父亲被杀死。对被判处死刑的人的状况进行一番深思后，得到的结论不过是认为罪恶合理。伊万憎恨死刑（他在讲一次执行死刑的情形时愤怒地说：“他的脑袋竟然以圣宠的名义被砍下了！”），但同时却原则上认可罪恶。对杀人者全部宽恕，对刽子手却一个不予宽容。这一矛盾沉重地压在伊万·卡拉马佐夫心上，相反，萨德对此矛盾却毫不在乎，过得轻松自在。

他做出深思的样子，仿佛不死是不存在的。但同时他又说，即使不死存在，他也拒不接受。为了反对恶与死，他毫不犹豫地说美德同死一样是不存在的，允许人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故意接受了这个两难推理：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却不合逻辑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合乎逻辑却犯罪的人。他对他的复制品魔鬼说：“你要完成一件道德行为，然而你却不相信道德，正是这种情况使你生气与痛苦。”的确是这样。伊万最后提出的也是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可以生活在与保持在反抗中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问题使反抗思想取得真正的进步。

伊万让人猜出他的答案：人们只有把反抗进行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什么是形而上的反抗的顶点呢？就是形而上的革命。这个世界的主人的合法性被驳斥后，应该把他推翻。人应当占据他的位置。“由于上帝与不死并不存在，新的人可以成为上帝。”但是，成为上帝意味着什么？就是承认一切皆被允许，除自己的法则外，拒绝一切其他法则。人们无需展开中间的推理即可看出，成为上帝就是接受罪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知识分子们所偏爱的想法）。伊万个人的问题是要知道，他是否要忠于他的逻辑，当他对无辜者的苦难愤怒地抗议时，他是否要接受对他父亲的杀害并漠然置之。我们知道他的结论：伊万允许杀死他的父亲。他们思想过于深刻，不能满足于表象，他过于敏感，却不能采取行动，于是满足于让他人去做。然而他会变成疯子。一个人若不懂得如何爱他亲近的人，便不懂得如何去杀死他。他在难以为之辩解的道德与无法接受的罪恶之间无所适从，心怀怜悯之心却不能去爱，孑然一身而无力援助他人，这种矛盾会扼杀这个至高无上的智者。他说：“我的思想是属于人世间的，却想弄清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这有何用处？”然而他仅仅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而活着，这种绝对的高傲使他脱离他对其任何东西都不喜爱的世界。

这种困境并未阻止他提出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后果：反抗在以后走向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伟大的审讯者”的传说中已经带有预言性地着重指出了这一动向。伊万最后没有把创世与造物主分离开来。他说：“我所摒弃的不是上帝，而是创世的说法。”换句话说，作为万物之父的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一切是不可分的。他的篡夺计划因而是道德的。他不想改造创世中的任何东西，但是，既然创世就是它现在的这种情况，他因而有权利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其他人也跟他一道获得自由。相反，当反抗思想接受了“一切皆被允许”与“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人得救”的原则，当形而上的革命从精神伸展到政治，从这个时刻起，开始了一桩新的事业，其意义难以估量。必须注意到，它也是诞生自相同的虚无主义。新宗教的预言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这一点并加以宣布：“如果阿辽沙得出结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不死，他马上便成了无神论者与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工人的问题，它尤其是无神论及其在当代体现的问题，是巴贝尔通天塔的问题，它不靠上帝而构建起来，不是为了从大地通到天国，而是要让天国下降到大地上。”

此后，阿辽沙的确怀着怜悯之心把伊万作为一个“毛头小伙子”。伊万竭力想控制自己，但没有成功。其他人来了，他们更加严肃，开始是相同的绝望的否定，现在则要求建立世界帝国。这些人是“大审判者”，把基督投入监牢，对他说他的方法不好，全世界的幸福不能靠在善恶之间立即自由地选择来获得，而应靠统治世界与统一世界来达到。首先必须统治与征服。天上的王国便这样下降到了大地，不过是由人加以统治，最初的统治者是恺撒之流，他们是最早理解这一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接着是其他人。既然一切皆被允许，便可用一切手段进行统一的创造。“大审判者”衰老与疲倦了，因为他的科学是苦涩的。他知道世人既懦弱更懒惰。他们更喜爱的是和平与死亡，而非明辨善恶的自由。他冷漠地怜悯这个沉默不语的囚犯，历史在不停地揭穿他的谎言。他强迫此囚犯说话，承认其过错，承认审讯者与恺撒们的事业是合理的。但囚犯拒不言语，于是他们的事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着，人们把他杀掉。当人的王国肯定会建立之时，其合理性终于获得。“这个事业仅仅是开始，尚远未完成，地球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忍受，但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我们将成为恺撒，那时我们会考虑全球的幸福。”

那个囚犯在那时被处死，唯有大审判者们在统治着，他们听取“深刻的思想，毁灭与死亡的思想”。大审判者们骄傲地拒绝天上的面包与自由，而供应地上的面包，但没有自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信任你。”他们的警察已经对着戈尔高达山大喊。但他没有下来，甚至在垂死前受折磨的时刻向上帝抱怨说他被抛弃了。因而再没有证人，而只有信仰与奥义，反抗者排斥它们，而大审判者们对之嘲笑。一切皆被允许，罪恶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刻已准备就绪。从保罗到斯大林，选择恺撒的教皇们为那些只选择自己的恺撒们准备好了道路。世界的统一不是由上帝实现，而是以后在反对上帝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但我们尚未走到这种地步。目前伊万只为我们提供了反抗者面对深渊时的颓丧面孔，他无法行动，处于他是无辜的想法与杀人的意志之间，因而万分悲痛。他憎恨死刑，因为它是人类现状的写照，同时他又走向罪恶。为了与世人站在一边，他接受了孤独的命运。理性的反抗到了他终于以疯狂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