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制度，地方官每三年进京一次，朝见皇帝并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核，称为“朝觐考察”。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正是三年一度的朝觐时间，做了七个月知县的王守仁打道上京就是为着这个缘故。

朝觐考察可以看作对全国地方官的例行考察，正常情况下的官员罢黜都是在这个环节发生的，每次免职者少则数百，多则数千。当然，任何一项制度发展下来都容易变成教条。明代中叶，每次朝觐考察的罢黜名额都基本遵循先例，维持在两千五百多个名额。正德六年（1511年）的这次考察，罢黜州府县官一千三百二十五人、杂职衙门官一千一百四十二人。这一场京城盛事，即将决定两千多名地方官的命运。

王守仁当然可以坦坦荡荡地应对这次考察，即便还有什么党争或倾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在正德五年（1510年）十一月抵京的，暂时在大兴隆寺落脚，在这个忙忙碌碌的冬春之交会见各个久违的朋友与同僚。

大兴隆寺是北京当时的一大名胜，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由刘瑾的偶像王振主持修建。如此大手笔的祈福却没能如愿以偿，翌年即发生了土木之变，英宗沦为瓦剌的俘虏，王振死于乱军之中。但可以想见的是，这一切都影响不到大兴隆寺的香火，凡进京的举子、商贾、官员，也都很喜欢在寺中借宿。当时的寺院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今天宾馆酒店的功能，只是费用很灵活，以香火钱的形式自愿奉献，毕竟寺院不是盈利机构，提供住宿也只是与人方便罢了。

王守仁与湛若水重逢于这座大兴隆寺，既是道义之交、金兰之契，又有过生离死别的遭遇，重逢自然有太多话要讲。黄绾，王守仁最重要的弟子之一，《阳明先生行状》的作者，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王、湛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