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地方官势必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这可不是只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就能应付裕如的。所以，尽管《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一文在思想史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中完全不受重视——它也确乎没有什么“思想意义”——但它自有一种独到的意义，那就是为我们展示了龙场悟道之后的王守仁是如何真正应对世务的：

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羞之。县令不明，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呜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孰与和巽自处，以良善称于乡族，为人之所敬爱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灾疫大行，无知之民惑于渐染之说，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汤药饘粥不继，多饥饿以死。乃归咎于疫。夫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顾。县中父老岂无一二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于罪，犹且三宥致刑。今吾无辜之民，至于阖门相枕借以死。为民父母，何忍坐视？言之痛心。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饘粥。贫弗能者，官给之药。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有能兴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凡此灾疫，实由令之不职，乘爱养之道，上干天和，以至于此。县令亦方有疾，未能躬问疾者，父老其为我慰劳存恤，谕之以此意。

谕告父老，为吾训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独为吾病不任事。以今农月，尔民方宜力田，苟春时一失，则终岁无望，放告尔民，将牵连而出，荒尔田亩，弃尔室家，老幼失养，贫病莫全，称贷营求，奔驰供送，愈长刁风，为害滋甚。昨见尔民号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尔民之来讼者以数千。披阅其词，类虚妄。取其近似者穷治之，亦多凭空架捏，曾无实事。甚哉，尔民之难喻也，自今吾不复放告。尔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愤者，终必彰闻，吾自能访而知之。有不尽知者，乡老据实呈县。不实，则反坐乡老以其罪。自余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众所悦爱，非独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无严刑峻罚以惩尔民之诞，顾吾为政之日浅，尔民未吾信，未有德泽及尔，而先概治以法，是虽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尔。申教尔而不复吾听，则吾亦不能复贷尔矣。尔民其熟思之，毋遗悔。

一应公差人员经过河下，验有关文，即行照关应付，毋得留难取罪。其无关文，及虽有关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将装载船户摘拿，送县取供。即与搜盘行李上驿封贮，仍将本人绑拿送县，以凭参究惩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礼自处，而在官人役辄行辱慢者，体访得出，倍加惩究，不恕。

借办银两，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时之急计，出于无聊也。今上人有急难，在尔百姓，亦宜与之周旋。宁忍坐视不顾，又从而怨詈讪讦之，则已过矣。夫忘身为民，此在上人之自处。至于全躯保妻子，则亦人情之常耳。尔民毋责望太过。吾岂不愿尔民安居乐业，无此等骚扰事乎？时势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难已过，本府决无复行追求之理。此必奸伪之徒，假府为名，私行需索。自后但有下乡征取者，尔等第与俱来，吾有以处之。毋遽汹汹！

今县境多盗，良由有司不能抚缉，民间又无防御之法，是以盗起益横。近与父老豪杰谋，居城郭者，十家为甲；在乡村者，村自为保。平时相与讲信修睦，寇至务相救援。庶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义。今城中略已编定。父老其各写乡村为图，付老人呈来。子弟平日染于薄恶者，固有司失于抚缉，亦父老素缺教诲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为善。老人去，宜谕此意，毋有所扰。

谕示乡头粮长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兑运，正恐尔辈在县拖延，不即起运。苟钱粮无亏，先期完事，岂有必以水次责尔之理？纵罪不免，比之后期不纳者，获罪必轻。昨呼兑运军期面语，亦皆乐从，不敢有异。尔辈第于水次速兑，苟有益于民，吾当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后期误事，则吾必尔罚。定限二十九日未时完报。

今天时亢旱，火灾流行，水泉枯竭，民无屋庐，岁且不稔。实由令之不职，获怒神人，以致于此。不然，尔民何罪？今方斋戒省咎，请罪于山川社稷，停催征，纵轻罪。尔民亦宜解讼罢争，息心火，无助烈焰。禁民间毋宰杀酗饮。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修火备，察奸民之因火为盗者。县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县直言，吾不惮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余，实切痛心。何延烧至是，皆由衢道太狭，居室太密，架屋太高，无砖瓦之间，无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扑。昨有人言，民居夹道者，各退地五尺，以辟衢道，相连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诚至计。但小民惑近利，迷远图，孰肯为久长之虑，徒往往临难追悔无及。今与吾民约，凡南北夹道居者，各退地三尺为街；东西相连接者，每间让地二寸为巷。又间出银一钱，助边巷者为墙，以断风火。沿街之屋，高不过一丈五六，厢楼不过二丈一二。违者各有罚。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谙达事体者，其即赴县议处，毋忽。

昨吴魁昊、石洪等军民互争火巷，魁昊等赴县腾告，以为军强民弱已久。在县之人，皆请抑军扶民。何尔民视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军亦吾之民也。其田业吾赋税，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坟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军，比之边塞虽有间，然其差役亦甚繁难，月粮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悯其穷，又可抑乎？今法度严厉，一陷于罪，即投诸边裔，出乐土，离亲戚，坟墓不保其守领，国典具在，吾得而绳之，何强之能为？彼为之官长者，平心一视，未尝少有同异。而尔民先倡为是说，使我负愧于彼多矣。今姑未责尔，教尔以敦睦，其各息争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将亲视，一不得，吾其罪尔矣。诉状诸军，明早先行赴县面审。

谕告父老子弟，县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为尔民兴利去弊。中间局于时势，且复未免催科之扰。德泽无及于民，负尔父老子弟多矣。今兹又当北觐，私计往返，与父老且有半年之别。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训诫子弟，息忿罢争，讲信修睦，各安尔室家，保尔产业，务为善良，使人爱乐，勿作凶顽，下取怨恶于乡里，上招刑戮于有司。呜呼！言有尽而意无穷，县令且行矣，吾民其听之。

从这篇告谕里可以看出知县确实不容易做，一个小小的县城有多少麻烦事，又有多少总也摆不平的利害纠葛。告谕针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好讼之风，王守仁先强占道德制高点，说庐陵有这种风气，我都为你们感到羞耻！我身体不好，没精神处理官司，我跟大家约好：

1. 今后若非性命攸关的大事，一概不许诉讼。

2. 就算诉讼，也只许针对一件事，不得牵扯到其他事情。

3. 状纸别写太长，两行以内把事说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大家要和睦相处，少生事端！

王守仁还有解释：“我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主要因为现在正是农忙时节，打官司会耽误收成。而且，昨天很多人拦路喊冤，好像真的苦大仇深似的，我就准备审一审看，结果消息一出，赶来告状的一下子就有好几千人！我一看状纸，基本都是胡说八道，你们这些老百姓也太过分了吧？所以呢，以后别来找我打官司了，如果真有人神共愤的深冤大恨，迟早都会彰显的，到时候再来处置也就是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们不留情面！”

接下来，告谕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庐陵疫病流行，百姓害怕传染，不敢接近病人，导致很多人一旦染上疫病，便会落入自生自灭的境地。王守仁的意见是：“你们这些无知百姓啊，胡乱相信传染的谣言，以至于病人往往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没人照顾而饿死的。治病救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诸父老以孝悌之道劝告子弟，大家都来认真照顾生病的亲人。做得好的人，本官会亲自登门拜访。如果有家贫买不起药的，政府负担药费。”

第三个问题：公差下去办事，倘若手续不全或有非分要求，百姓可以将他们绑到县衙发落；但如果人家手续完整、安分守法，却受到辱骂、刁难，只要被我查出，一定严惩不贷！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官民矛盾太深，民间怨气太重。确实在正德年间，各地民变愈演愈烈，民怨很容易就会演变为民变。

第四个问题：上级长官向民间借办银两，即各项摊派，导致民情激愤，前述《庐陵县公移》正是一例。王守仁并没有公然声讨摊派的不对，而是站在父母官的立场做劝导说：“摊派确实不是正法，只是上级长官为了应急而行的无奈之举。上官有了急难，你们做百姓的也应该积极想办法才对，哪能忍心坐视呢？还有人谩骂攻讦，这实在过分了！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做长官当然该有这样的自我要求，但保全自身与妻儿之心也属人之常情啊。官也是人，你们这些老百姓不要对长官责望太过。难道我不愿意让你们安居乐业吗，难道我愿意搞各种摊派来难为你们吗？这都是时也，势也，我也是不得已啊！如今急难已过，我绝无再向你们追讨索求之理，如果有人要到你们头上，那一定是奸伪之徒打着我的旗号谋求私利。从今以后，再遇到下乡征收钱粮的，你们尽管带着他来县衙找我，我自有办法处置，你们可不能自己闹起事端来啊！”

第五个问题：治安。庐陵县内盗匪横行，政府无能为力，民间亦无防盗之法，王守仁因此推出了保甲制度：城内以十家为一个单位，称为甲；乡村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称为保。每甲每保，平时要讲信修睦，和谐共处，一旦有寇盗侵犯，务必互相救援。

这种制度源于管仲，使民、兵一体，作战的时候，每一个单位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左邻右舍，熟悉程度高，协同能力强，齐桓公以此称霸诸侯。及至战国，商鞅变法在秦国施行了加强版的保甲制度，极大强化了行政效率和作战能力。

以今天的概念来说，王守仁的保甲制度近乎一种民兵制，由政府协调，由民间自组，是一种权变应急的办法。不难想见的是，这种民间武装组织一定会招来皇帝的忌惮。幸而武宗是个顽童，幸而北京的高层权力斗争正如火如荼。后来王守仁领兵平乱，严行保甲，正是与庐陵知县的这段经历一脉相承的。

第六个问题：钱粮征收。文章所谓“水次兑运”，属于明代漕运术语。大运河是钱粮运转的交通命脉，沿河重镇设有粮仓，称为水次仓。里长、粮长需要协调百姓运粮储仓，但这件事过于耗损民力，后来制度有了改变，百姓负担运粮储仓的费用，由卫所官军代劳，称为兑运。运送钱粮是关乎地方官业绩的头等大事，过程中又少不得各种吃拿卡要，以至于里长、粮长每每视之为畏途。王守仁要在卫所军官和里长、粮长之间协调，让前者不苛求，后者不拖延，倘若后者再有拖延，那就严惩不贷了。

第七个问题：防火。亢旱天气，火灾流行，王守仁讲到自己昨天才视察了一处火灾现场，见失火者千余家，触目惊心。那么防火的办法，一要务虚，根据天人感应理论，王守仁斋戒沐浴，多做自我批评，暂停钱粮催征，赦免只犯了轻罪的囚犯，拜托山川社稷神灵高抬贵手，还请当地百姓平心静气别再打官司，免得心火助长烈焰。二要务实，火灾之所以容易蔓延，是居住密度过大的缘故，有人建议道路两边的民居各自退地五尺，连在一起的房屋各自退地一尺，这是个好办法。“但你们这些老百姓一向只顾蝇头小利，没有长远眼光，肯定不会有主动退地的自觉性。现在我跟你们约定，凡南北夹道的房屋，各自退地三尺，让宽街面；凡东西相连的房屋，每间让地二寸；每间屋出银一钱，作为在边巷筑防火墙的费用；沿街的房屋，高度不得超过一丈五六，厢楼不得超过二丈一二，违者必罚！”

这样一件事大体相当于今天城管拆除违建，怎么看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道老百姓真的如此短视，不晓得过度密集的木结构建筑在火灾中的幸存几率微乎其微吗？症结其实在于，即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远见，都知道火灾风险的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仍然是见缝插针——因为你退让了，退让出来的土地只会被旁人侵占，你平白损失了居住面积，火灾的隐患却丝毫没有降低。

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远见，为什么还会是这个结果呢？这就好比今天面对高房价，人人都知道只要所有人坚持三年都不买房，房价必降，但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再如在一家蛀虫横行的企业，每只蛀虫都知道，如果大家再这样损公肥私下去，企业一定会垮，到时候自己不但黑色收益落空，就连白色收益也一道损失了。即便这样，他们非但不会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争取在大厦倾覆之前为自己多捞取一点好处。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非但不出于愚蠢，反而恰恰都是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抉择。

我们当然不能以博弈论思维要求王守仁，但是，让全县百姓人人拆房退地，可想而知，最后会由政府出面强拆，那时候会不会激起民变，政府有没有这份人力物力……每个环节都让人疑虑丛生。

第八个问题：调解军户和民户的纠纷。明代军制是卫所制，重要地点设卫，次要地点设所，军人另立户籍，世袭为军。所以明代户籍主要分为军籍、民籍、匠籍三种，军籍隶属于都督府，民籍隶属于户部，匠籍隶属于工部。尽管户籍各有隶属，但现实生活往往交叉。这次在庐陵县，军户和民户发生了纠纷，民户告到县衙，说军户常常欺压民户，政府实在有必要抑军扶民。

这类纠纷不论孰是孰非，都会很让地方官为难。王守仁以宣传教育为主，说了许多军民一家的道理，又讲到军户的负担其实比民户更重，生计更艰，请民户多多体谅，不要搞到这般对立的地步。

这些政策究竟收效如何呢？告谕的最后一段给出线索：“本官到任将近七个月了，身体一直不好，没能为你等百姓兴利除弊，中间还迫于局势，没少因为催粮催钱的事情打扰你们，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我马上就要进京朝觐了，来回大约需要半年，也不一定回来，所以就拜托本县父老好好训诫子弟，别再动不动打官司了，亲善和睦地过日子多好！”

这份告谕至少使我们知道，知县的工作何其烦琐，又何其无奈，种种具体事务并不是靠着一颗悟道之心就能够应付裕如的。退一步说，就算知县大人一举一动都能安心，但县里能不能太平、百姓能不能满意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据《年谱》的说法，王守仁治庐陵县当真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