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守仁的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意志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生理机能。王守仁日夜端居澄默，积极做着正能量的心灵建设，终于胸中洒洒，平静自若，而陪着他一路到龙场驿的从人反而尽数病倒了。在这等极端环境中，主仆关系只好暂时颠倒过来，王守仁亲自劈柴烧水，煮粥来伺候从人，还要兼职心理医生，经常给他们唱些家乡小调，再讲几个笑话，当气氛活跃了，心情好转了，病情也就渐渐痊愈了。

此情此境，在王守仁心里激发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问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倘若孔子、孟子处在他这样的处境，他们会怎么做呢？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的，我们在面对难关的时候也会想：如果换作雷锋，他会怎么做；如果换作乔布斯，他会怎么做……总之，被我们视为人生楷模的人，他们会如何应对我们正在面对的难关？

更深一层来说，这其实算是所有群居动物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存本能，即模仿并追随强者。我们都是在模仿与追随中学习的，小孩子总会模仿并追随大人，青少年总会模仿并追随明星，模仿与追随能力是最本质的学习能力。今天我们仔细观察小孩子的行为，会发现一个很经典的模式：尤其在两岁到五岁的阶段，即天性尚未被教养驯化的阶段，他们总会模仿并追随比自己大一点的孩子，还会“残忍地”拒绝那些年纪较小的孩子的示好。“攀高踩低”这种在道德标准里备受鄙夷的人格其实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存优势。

再进一步来说，学习就其最本质的意义而言，并不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而是使我们能够妥善地“应对”世界。所以古希腊的智者们才会认为“为求知而求知”是一种高贵的行为，当然这种高贵的行为注定只会成为少数人的事业。

绝境中的问题注定与高贵无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无关哲学，而仅仅关乎生存。

其实在儒家系统里，王守仁的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回答。君子忧道不忧贫，设若圣人处在此情此境，对一切艰难险阻都会安之若素，只会继续安心向道，心志不会有丝毫动摇。任何一名儒家知识分子都会给出类似的解释，因为儒家经典里清清楚楚地这么写的，但是，当书本上的标准答案所要应对的不是试卷，而是真真实实的险状时，老生常谈的问题忽然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日间思虑太勤，答案忽然在夜间出现于梦里，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发现是以这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的，譬如门捷列夫总结出元素周期表，譬如王守仁在这一天的夜半时分悟出了格物致知的真谛。梦寐之中，仿佛有人说着什么，王守仁豁然开悟，不觉欢呼雀跃，将从人们骇得不轻。

王守仁在这一刻所悟到的，即《年谱》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意即“道”就存在于人的天性里，或者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完整无缺的“道”，所以求道应该向内心去求，从前向外界事物中求道纯属南辕北辙。

王守仁的学说之所以被归入心学，道理正在于此。自宋代起，儒学分为理学与心学两途，理学以朱熹为代表，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前者讥讽后者空疏，后者讥讽前者支离。后来是理学而非心学被尊为官学，是一件很可以理解的事情，孰对孰错姑且不论，至少理学门径清晰，学术系统里的评判标准也更容易把握，很便于学者入手，心学却很像慧能以后的禅宗，门径模糊，标准不清，譬如你我都向内心求道，但你悟的道和我悟的道全不是一回事，天知道谁是正道、谁是邪道。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有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只是一种大杂烩一样的东西，缺乏原创性，即以龙场悟道而论，所悟的内容难道不是陆九渊早就讲过的吗？

这样讲倒也没错，不过王守仁到底是自己从九死一生中悟得的，并非剿袭来的。陆九渊的名头之所以没有王守仁响亮，一来因为他不曾如后者这样提炼出简明易诵的口号，二来他没有炫目的事功来为自己的学说加分，三来心学在明代的现实意义远较在宋代高。这就是世道人心的基本规律，任谁都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