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王守仁胸怀大志，要读书学圣贤；少年刘瑾也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将正统年间的大太监王振视为人生楷模。

王振是宦官圈子里的传奇人物，靠一己之聪明才智将英宗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于当隐忍时隐忍，当跋扈时跋扈，终于权倾天下，为所欲为。即便英宗受了王振的唆使，御驾亲征瓦剌，导致五十万大军溃败，自己也沦为异族的俘虏，但复辟之后仍然对“殉难”多年、更早已被天下人唾骂多年的王振追怀不已，甚至为他赐祭招魂，全不在乎民心向背。做太监做到这个份上，即便不是天下第一等事，至少也是天下第一等的太监。净了身的人再不可能有其他出路，既然只能做宦官，那就做王振那样的宦官吧。

刘瑾原是侍奉东宫的普通宦官，以滑稽表演的天赋受到朱厚照的喜爱。朱厚照登基之后，使刘瑾执掌钟鼓司。明代宦官机构有所谓二十四衙门，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钟鼓司属于四司之一，掌管鼓乐和各色滑稽戏，武宗皇帝也算是知人善任了。

既然荣华富贵全凭皇帝的赏赐，那么讨好皇帝自然成为刘瑾等人的头等大事。

宦官该如何控制皇帝，历史上早有明训。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向晚辈传授经验，一定不要让皇帝闲着，要用各种娱乐项目占满他的时间和精力，如此我辈才能为所欲为；要使皇帝既无暇读书，也无暇接触士大夫，否则他就会懂得历史上兴亡成败的教训，于是就会疏远我辈了。

历代权倾一时的宦官即便不是仇士良的徒子徒孙，也一定暗合仇士良的权术。其实只要把理学或阳明心学的逻辑稍稍推进一步，就会发现仇士良所悟出的这个道理正是做佞幸的“天理”，非如此则不足以成功。这一“天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描述“天理”的各种套话在它身上完全适用。

做佞幸还要遵循一条“天理”，那就是结党。

君子不党，独来独往，小人却很容易结党。少年武宗身边那些“志同道合”的东宫旧属深知团结就是力量，于是勾结成党，以全副热情和皇帝打成一片。皇帝少年顽劣，喜欢舞枪弄棒，所以他们也真的是“打”成了一片，如同一群讲究江湖义气的古惑仔，皇帝就是他们的带头大哥。

刘瑾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小帮派里的二号人物，正式岗位也从钟鼓司换到了内官监。内官监负责皇家各种营造事务，外厂极多，重要性仅次于司礼监。而且刘瑾还受命“总督团营”，做了禁军的指挥官，正德元年的政治风气就这样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