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师讲学的日子里，毕竟非议的人多，支持的人少，但就在这少量的支持者里出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湛若水。这两人相会正好似唐代诗坛上李白和杜甫相会，只不过当时扮演李白角色的不是王守仁，而是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长王守仁六岁，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湛若水原本和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一样，只晓得向着科举仕宦的方向努力，无奈会试落榜，心情怏怏之下便前往江门，拜大儒陈献章（字公甫，人称白沙先生）为师。陈献章一边指点他读二程经典，一边启发他说，只有放得下，才能学得来。湛若水心领神会，当下便烧掉了部檄，即进京赶考的准考证，表示自己读书从此不求功名，只求真理。

陈献章要湛若水放下的，正是“今之学者”的“为人”之心。

“为己”与“为人”之别既是“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之别，也可以说是真学者与假学者之别。陈献章有一句名言：“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每个人在读书之前都应该先想清楚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为了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抑或仅仅为了真理。所以陈献章坚决不事科举，虽然他和王守仁有同样的认识，做起来却比后者决绝。倘若王守仁在寻师访友的游历中能够投在陈献章的门下，和湛若水做同学，不知道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想来学术会更醇厚——毕竟他的见解与气质都和陈献章太相似——但建功立业的概率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从师承关系来看，王守仁和湛若水颇有几分渊源。

湛若水的老师陈献章曾经向吴与弼求学，和娄谅是师兄弟的关系。陈献章大约和吴与弼不很投缘，在师门不到半年便回家乡去了。然而在吴与弼下一辈的儒家学者里，以陈献章名望最高，成就最大。只是陈献章太有孔子风范，只讲学而不事著作。他最有名的两句诗是“他时得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他也真是说到做到了，而他的门人弟子竟然也不曾整理出《论语》《朱子语类》或《传习录》式的讲学记录来。

幸而湛若水非但尽得陈献章的真传，还有发扬光大之功。陈献章仿效禅宗的做法，将江门钓台作为自家衣钵传给了湛若水，意味着后者成为江门之学名正言顺的“二祖”。陈献章去世之后，湛若水为他服丧守墓三年，这在儒家礼制里是儿子为父亲服丧的标准。

此时的湛若水已经完全无意于仕途了，却奈何不了母亲大人的“妇人之见”，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京会考，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是不惑之年。

以授官的情况来看，湛若水的考试成绩较王守仁优，政治前途也更为可观。明代制度，新科进士先到中央各官署实习，一甲考生（即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直接进翰林院，授职修撰、编修，二甲、三甲的优选考生进翰林院实习，称为庶吉士，其余考生进六部实习，称为观政进士。明太祖废除宰相制，设内阁以备顾问，所以俗称内阁大学士为宰相，而明英宗之后形成“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明代中叶以后的很多内阁大学士都是庶吉士出身（譬如嘉靖朝的首辅严嵩就是与湛若水同一期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的），庶吉士也因此有“储相”的俗称。

湛若水后来确实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只不过不属于实权派，这也恰恰合乎他的性情。此时此刻，刚刚成为庶吉士的湛若水来与王守仁切磋学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王守仁应该是倍感压力的。毕竟单以学术论，此时的王守仁只是学有心得而已，既无师承，也不曾开宗立派，湛若水却是天下公认的学术宗师，是江门之学的嫡传二祖。不过潜在的好处是，如果能得到湛若水的认可，王守仁该会怎样兴奋。

这两位明代中叶的思想巨子果然倾盖如故，一见订交。湛若水后来为王守仁撰写墓志铭，回忆这一刻的初逢，说当时彼此都感叹着毕生虽然交游四方，却从未见过对方这样的人物，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情溢于言表，共约一起倡明圣学。

据湛若水讲，两人都以程子“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为宗旨，后来王守仁初主“格物”说，后主“良知”说，自己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旁人或拘泥文字，或各执一偏，搞得两人的学术仿佛真有多大差异似的。王守仁后来也说自己与湛若水订交之后志向益发坚定了，真是从对方身上获益良多啊！

事实上，湛若水与王守仁的学术主张尽管在宗旨上无甚差异，却存在着许多核心观点的对立。两人后来有许多书信往来，很做过一些针锋相对的辩论，其中湛若水可以很敏锐地抓到阳明心学的破绽（这些内容将在后文展开）。幸而两人的关系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友谊并不受唇枪舌战的减损。他们都是真正求道的人，对名利荣辱并不介怀。

随着时间的大浪淘沙，阳明心学异军突起，湛若水的名字却渐渐无人知晓。这一来是因为王守仁占了事功的便宜，人们毕竟更愿意学习成功者的理论，哪怕他的理论和他的成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二来是因为阳明心学更为简单直接，很符合人心向简的大势所趋；三来是因为王守仁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当中出了一些行为艺术家一般的人物，格外引人瞩目。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阳明心学未必比湛若水的学术更站得住脚，只是同属文物一般的存在罢了，但前者绝对比后者更容易赢得世人的心，故而才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顺利胜出。

倘若王守仁和湛若水都能够仕途顺遂，在京城切磋砥砺、共倡圣学的话，很可能会掀起一波激动人心的思想浪潮，但就在那一年，正值壮年的孝宗皇帝突然驾崩，一切都随之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