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年），母亲郑氏夫人去世，享年四十九岁，王守仁时年十三岁，《年谱》记载他“居丧哭泣甚哀”。儒家推崇孝道，所以这样的记载是有褒奖含义在的，而有“预表”色彩的是，将来王守仁排斥佛老二家，这一点发自天性的孝心正是最核心的根源。

两年之后，王守仁成长到重要的十五岁。这个年纪古人称之为“成童”，读书的孩子该从小学升入大学了（古代教育是小学到大学的两级制，没有今天中学这个阶段）。

尽管对于孔子而言，十五岁正是“志于学”的年纪，但普通人的十五岁正是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不难想见的是，早在十一岁初入京师便已经“豪迈不羁”、没少让父亲忧心的王守仁，到了十五岁只会变本加厉。

最吸引小男生的事情莫过于战争杀伐，这是天性使然，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倘若没有这种天性，人类应当早在残酷而原始的自然竞争中惨遭淘汰。只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原有的蕴含着生存优势的顽固天性开始让人大伤脑筋了。

十五岁的王守仁“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而且当真“知行合一”，独自出游居庸关外，亲自查访各部“蛮夷”与大明帝国的边防守备实况，甚至“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在我们钦佩少年王守仁的勇敢与武功之余，必须辨析一个问题：古人的习武成本远较读书高，最重要的武术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各种武术套路，而是所谓骑射，即骑术、箭术以及骑马奔跑中的箭术。骑射功夫亦称弓马，“弓马娴熟”是赞扬一个人武艺高强的词语，至于今天被传为源远流长、神乎其技的各路拳术，现身之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骑射本领是冷兵器时代最强悍的杀人技，却偏偏是汉人始终都不擅长的。

王守仁在居庸关外所遇到的“胡儿”“胡人”正是所谓马背上的民族，骑射为自幼所习，比呼吸还要自然，而汉人要想练好骑射，却实在难上加难。第一项难题是要养得起战马——当年王安石变法，有一项“保马法”饱受诟病，主要原因就是农户散养的马匹就算养得活，也只能拉车用，上不了战场。战马有专门的驯养方式，必须有足够的场地可以让它撒欢奔跑。对游牧民族而言，这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而汉人作为农耕民族却没有这样的条件。至于练习骑射，既需要专门的校场，更需要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原本孔子时代的教育，学科是所谓“六艺”，即射、御、礼、乐、书、数。前两项射和御大略就相当于后世的骑射，只不过孔子时代的“射”分为仪式与武艺两类，仪式之射只求准确，不求力量，《论语·八佾》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说的就是这一回事；武艺之射，一是以步兵姿态射箭，二是在奔驰的战车上射箭，后者略近于后来马背上的骑射。这时候文武尚未分家，贵族们在朝则为文臣，出征即为武将，文武双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是儒家越是发展，越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学问，越发重文轻武起来，文与武终于分道扬镳，文臣能立武功遂变为令人惊异的事情。

文武双修、骑射与儒学并重的人物，最为今人熟悉的莫过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父亲明珠的督导下，纳兰性德在四五岁上便开始了严苛的骑射训练，少年时便参加康熙帝的围猎，以高强的单兵作战本领为基础深造协同作战的能力。相形之下，少年王守仁能做到“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即便有过人的天赋，也必须有父亲的许可、家庭财力的支持以及自幼的勤学苦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