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句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以前的人是为自己而学习，或为追求至道，或为提升修养，或者仅仅为了兴趣爱好；如今的人却是为了迎合别人的需要而学习，迎合别人以谋求自己的发展。一言以蔽之，两者的核心区别就在于是否抱有功利目的。

程颐有阐释说：“古之学者为己而成物，今之学者为人而丧己。”（《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这是说“古之学者”虽然只为自身向道而学，却可以兼济天下；“今之学者”一味逢迎，最终会在不断逢迎他人与社会的过程中迷失自己。

以孔子与程子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基本都属于“为人之学”，大家只是为了学习一门技能以求将来能在就业市场上谋到一席之地，努力赚到丰厚的报酬，从此过上富足的生活；至于孔子所在意的“道”，只能到九霄云外去找。

作为现代人，我们并不觉得今天的教育方式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反而不能理解孔子的想法。当然，孔子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确实太浓重了一些，“古之学者”是否真的“为己”，心理上的真相很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人作为群居动物，天生就要做“为人之学”，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必须有强悍的理性和执拗的信念才有可能将心态从“为人”转为“为己”，而这两种素质当然是在任何社会都占绝大多数的凡夫俗子们所不具备的。

孔子一心“克己复礼”，为传承天下大道而孜孜不倦，对得失荣辱全不放在心上，正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学生当中也不乏颜渊那样箪食壶浆而不改其乐的人物。但当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真正立稳脚跟之后，尤其在它变身为进入仕途最必要的阶梯之后，无数满怀着功利渴望的“今之学者”便蜂拥到儒家阵营里，从内部努力败坏着儒学的纯洁性。

这倒不是儒学本身的责任，无论换作哪个学派，甚至任何一个教派或其他什么团体，只要人们从中嗅到了利益的血腥味，它们都会变成同一个样子；并且，无论这些学派或教派在创始之初主张什么，最后连教义都会变得相似。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造就这一规律的是这样两个基本事实：

1. 人与人是高度相似的。

2. 所有人都有趋利避害的顽固天性。

于是，当儒家成为官学，儒学经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越来越多的“今之学者”加入了这个名义上仍属于孔子的高尚阵营。为这一转变推波助澜的是，越是以改变命运、脱贫致富为目的的人，越是下得来悬梁刺股的功夫（正如“悬梁刺股”的始祖苏秦的例子），也越是能够以足够的圆滑来应对考试标准的调整，迎合主考大人的风格与偏好。

所以反对科举取士的呼声伴随着科举制度发展之始终，却终归“不废江河万古流”。原因异乎寻常地简单：皇帝只需要“今之学者”，很排斥“古之学者”。

这其实是一个管理学问题：赏罚虽然不是最好的管理手段，却绝对是最便捷有效的。但赏罚手段只见效于“今之学者”，却无法见效于“古之学者”。我们不妨把帝国想象成一家公司，如果公司职员都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都是坚守道义而不问成败利钝的人，工作起来都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人，那么一切奖惩措施与规章制度都会失效。所以，标准意义上的“古之学者”（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孔子本人），适于做顾问，却不适于做员工。皇帝当然也会需要一两个顾问，但更需要成千上万个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