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处世，治世，都不能不同“人”打交道，因而讲治乱，明祸福，究穷达，都要先明白人是怎么回事。这在古代，就集中表现为人性善恶的争论。不同的学派，就其理想的本质说，也就是对于价值的看法，差别并不大，但是理想的办法却千差力别。这差别，与怎样看待人性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举例说，相信性善就强调率性而行，相信性恶就不能这样，要重教化以改变本然之性。性的本相究竟怎样呢？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头绪纷杂的问题。纷杂的征象之一是，人人都在闭门造车，甲说性善，乙说性恶，丙说性无善无恶，丁说性有善有恶，戊说生善染恶，己说性善情恶，等等；之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服谁；之三是，都难于自圆其说。

相持不下，主要的原因就是都不能自圆其说，都只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举例说，性善说的玄学基础是天道向善，而其实，“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云云，不过是一些人的愿望，或者说推想，有谁曾见到天道在哪里？见不到，凭冥想猜测，自然就会人各异辞，譬如老子，所见就不是这样，而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且不谈玄学，只是依常识判断，性善说也有困难，因为世间有恶是人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如果天性皆善，这些恶从何而来呢？另一面，性恶说困难也不少，一个最根本的是，如果本性皆恶，可是大家都承认善是最高的价值，这怎么解释呢？

人性善恶问题，两干多年来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不了了之，症结所在是文不对题。这一点，近代道德哲学已经分辨得很清楚：所谓善恶，评价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本性”，换句话说，只有意志支配的行为可以说是善或恶，本性，受之自然，不是意志所能支配，自然就无所谓善恶。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其一，性的本身是什么，很难说，我们无妨，或者只能，从表现方面看，那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某些“趋向”（要怎样，不要怎样）。所谓与生俱来，就是存于意识之前，并且不因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譬如说，目能视，耳能听，生来如此，不能变为耳视目听；乐生恶死，生来如此，不能变为乐死恶生。与生俱来，受之自然，正如许多外物，大者如日月星辰，小者如尘埃芥子，我们不能说它是善还是恶。其二，在道德哲学中，“善”的概念蕴涵“应”的概念，就是说，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诚是善，是应该做的；诈是恶，是不应该做的。一切受之自然的事物，身外如日大月小，夏热冬寒，身内如二目一口，恶死乐生，我们不能说它应该如此还是不应该如此，也就不牵涉善恶的问题。其三，“应”的概念又蕴涵“能”的概念，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能够做到的。还以诚诈为例，诚是应该做的，只要想做，也是能够做到的；诈是不应该做的，只要不想做，也是能够制止的。日大月小，夏热冬寒，二目一口，恶死乐生，都受之自然，不能因人之好恶而有所改变，所以谈不上应该不应该，也就不牵涉善恶的问题。其四，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都是能够做到的，因而趋善避恶就成为道德的责任。如果把善的概念扩大到也适用于一些自然物，道德的责任问题就会难于处理，因为，很明显，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物，善或恶，我们不必过问，因为它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趋善避恶，是人的责任，所以所谓善恶，只能适用于意志力所能及的行为。人的活动千差万别，其中有些，非意志力所能左右，如得病晕倒，损坏旁人器物，睡中打鼾，扰乱旁人睡眠，个人都不负道德的责任，也就不能说是恶。意志力所能左右的活动就不然，故意损坏旁人器物，清醒时作怪声以扰乱旁人睡眠，人人都承认是恶，因而避免就成为道德的责任。性，受之自然，非意志力所能支配，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既然不能选择，也就难于负道德的责任，说它善或恶是不适当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性既然是与生俱来的某些“能力”和“趋向”，它就不能不与“行为”发生关系，因为它是行为的动力，流水之源。水到渠成，水流可以决定渠的情况，行为的动力自然也可以决定行为的情况。因此，性虽然没有善恶，我们也还可以考察，率性而行，其可能的结果是善还是恶，或者偏于善还是偏于恶。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荀子的看法比孟子高明得多，因为切合实际。善恶问题是谈人事，孟子却越过人而冥想天道，天何言哉，不过人的空想而已。荀子就不然，他从世间的凡人着眼，在《礼论》篇里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看到，欲望是人世间一个根本的力量，而且是顽固的力量，可是满足欲望的事物不是有求必应的，因而不免于争，就是说，率性而行，其结果是易于流为恶。这种看法，同近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有相似之处，虽然未必尽是，律己论人，却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