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日本文化禪と日本文化 禅与武士
如果说禅和日本武门阶级有联系(无论什么样的联系都可以),人们也许会感到不可思议。在各国,佛教不管以什么样的形态繁荣、发展,都是慈悲的宗教,虽然在历史中也有所变化,但是绝对不会从事好战的活动。那么,为什么禅成了鼓励日本武士战斗精神的宗教呢?
在日本,禅从一开始就与武士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它绝不暗示他们所从事的血腥的职业。武士由于某种理由一旦入禅时,禅将被动地支持他们。禅从道德的和哲学的两个方面支持他们。所谓道德的,就是因为禅是教导人们一旦决定了进路就不回头的宗教。所谓哲学的,就是因为禅无差别地对待生和死。而所谓的不回头,归根结底是来自哲学上的确信。禅原本是意志的宗教,所以禅的道德比哲学更容易诉诸武士精神。从哲学的观点看,禅和智能主义相对,而重视直觉,因为直觉的方法是到达真理的直接道路。因此,禅无论在道德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对于武门阶级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武门阶级的精神是比较单纯的,绝不沉溺于哲学的思索,这是武人的根本资质之一,他们理所当然地会在禅里找到合适的精神,恐怕这是禅和武士之间产生密切联系的一个主要理由吧。
其次,禅的修行是单纯、直接、自恃、克己的,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和战斗精神是很一致的。战斗者应该一心一意地面对眼前的战斗对象,绝不能回头或左顾右盼。为了粉碎敌人,必须勇往直前,这对于他来说是全然必要的,因此,他不能有来自物质的、情爱的、智力的等所有方面的干扰。在战斗者心中,哪怕是浮现出一点点智力的疑惑,都将对他战斗的进行产生巨大的妨碍。种种情爱和物质的所有物在他将进行最有效的进退之时,都将成为最大的麻烦。总的来说,优秀的武人是禁欲的持戒者,或自制的修道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具有铁的意志,在必要的时候,禅将所需授予他们。
再次,禅和日本武门阶级有历史的联系。一般认为,荣西(1141-1215)是最早把禅介绍到日本的僧侣,可是,他的活动被限制在了京都一带。京都当时是旧佛教的根据地,在此地建立新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会受到来自旧宗教的强硬的反对。荣西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与天台宗和真言宗妥协,采取调和的态度。然而在北条氏定居的镰仓,没有这样的历史难题,加之继源氏起来反抗平氏及公卿之后建立的北条时代——是武门的时代。平氏及其宫廷贵族由于那烂熟的文化及优柔寡断,终于招致了最后的堕落,失去了统治者的权力。北条时代以其严格的节俭作风、道德修养,以及其强有力的、整然有序的行政、军事闻名。如此强大的政治机关的指挥者们在宗教上蔑视传统,把禅作为他们的精神指南。禅从13世纪开始,经足利时代,一直到德川时代,都给予了日本人的一般文化生活以种种影响。
在禅中不存在特殊的理论和哲学的系统概念、智能的公式,它只是力图使人在生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点,它依靠自身特有的一种直觉的理解方法。只要不妨碍这种直觉的启悟,任何哲学、道德学说和经济学说,它都运用自如,极富于灵活性。但是也可以说,禅经常是革命精神的鼓吹者,同时在它那里既存在着可以使人成为过激的叛逆者的要素,又存在着使人成为顽固的守旧派的要素。无论怎样,当危机(无论什么意义上的危机)濒临的时候,禅就表现出它本来的锐利,总是成为打破现状的革新力量。在这一点上,镰仓时代的精神与禅的男性精神相呼应。在日本有如下的说法:“天台属皇家,真言属宫卿,禅属武家,净土属平民。”这话很好地表现了日本佛教各宗的特色。天台和真言偏重礼仪主义,在进行诸仪式时非常繁杂,有许多做工精细、华丽豪奢的东西,因此它迎合了精美细腻的阶级的嗜好。净土宗的信仰和教仪是单纯的,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平民的要求。禅为了达到究极的信仰,除了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外,还要求有异常的意志力,而意志力是武人所必需的东西。诚然,禅不仅仅停留在意志力上,还必须通过直觉达到悟。
荣西
北条氏中最初的禅修行者,是继承了最高执政官泰时“执权”之位的时赖(1227-1263),他在镰仓招聘从京都来的禅匠和直接从中国南宋来的禅匠,并在他们身边专心致志地进行禅的研究,终于领会了禅的深意。这一事实给予他的家臣以强烈的刺激,他们一起来效法主君。时赖经过21年不间断的努力,终于在中国禅匠兀安的教导下开悟,在他开悟之际,兀安为这个著名的弟子写下如下诗偈:
我无佛法一时说,
子亦无心无所得。
无说无得无心中,
释迦亲见燃灯佛。
时赖卓越地履行执政的职责,在1263年,年仅37岁的时候,他死去了。他觉悟到死期迫近时,披上袈裟,正身坐禅,写出辞世之诗,安谧地逝去:
业镜高悬,
三十七年。
一槌打碎,
大道坦然。
北条时宗(1251-1284)是时赖的独生子,1268年继承父位时只有18岁。他是日本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没有他,日本的历史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在1268-1284年的执政期间,他最出色地粉碎了连续数年的蒙古人的入侵。
时宗像是天上派来的使者,为日本国祛除降临的灾难。在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事件结束的时候,他也随之离去了。他短暂的生涯是单纯的,并全部献给了这个事件。在那时,他是日本国民唯一的依托。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统治全国人民。他的全部存在,化作了一致团结的军队的形象,犹如面对西海狂澜怒涛屹立的绝壁。
然而,在这个几乎是超人的人物身上,有更令人惊叹的地方。他在从中国来的诸禅匠身边学禅,无论在时间、精力和进取心上都是可嘉的。他为这些禅匠们建寺,还特意为佛光国师建立一寺,这也是为了凭吊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死去的日中两国军民。时宗的庙今日仍在镰仓的圆觉寺中,他的精神上的师长们送给他的书函仍然被保存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禅的精诚。下面的对话虽然没有史料的确证,但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想象中再现他对禅的态度。有一次,时宗向佛光国师发问:
时宗:“我们生涯的大敌是胆怯,怎样才能避免胆怯呢?”
佛光:“切断这病的由来。”
时宗:“这病从哪里来的呢?”
佛光:“从时宗自身而来。”
时宗:“胆怯是诸病中我最憎恨的,怎么会从我身上来呢?”
佛光:“当你抛弃了你所抱有的‘时宗’这一自我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呢?待你完成了这事后,再来见我吧。”
时宗:“如何才能完成呢?”
佛光:“切断你的一切妄念思虑。”
时宗:“怎样才能切断我的诸种思念和意识呢?”
佛光:“坐禅,而且要彻底切断属于时宗自身的一切思念之源。”
时宗:“需要我照顾的俗事很多,我很难有冥想的时间。”
佛光:“无论参与何种俗事,你都把它当作你的内省的机会来受理。有一天你也许会悟到你内在的‘时宗’是谁。”
上述对话,在时宗和佛光之间,在某些时候是一定会有的,当接到蒙古人渡过了筑紫海袭来的准确报告时,他又出现在佛光国师面前,他说:
“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终于到来了。”
佛光问道:“你打算如何对待此事呢?”
时宗振其神威:“喝!”
他叫道,好像是喝退了眼前群集而来的数万敌兵。
佛光悦然说道:“真狮子儿,方能狮子吼。”
这正是时宗的勇气。依此勇气,他面对由大陆渡来的具有绝对优势的敌军,勇敢地将其击退。
可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时宗在日本历史上所成就的最大作为,还不止是他的勇气。他设计、安排他的工作所需要的所有事情。为了反抗强大的入侵者,他依靠在全国各个地方纠集起来的军事力量,实行他的计划。他在镰仓绝对不动,而他的军事力量却在遥远的西国(西部日本)机敏而有效地执行着他的命令。在当时的时代,除了换马送信之外,没有更快的通讯方法,而他们的行为是令人称赞的。追随他的所有人,若没有对他的完全的信任,将使他无法成就如此的伟业。
在时宗的葬仪之际,佛光国师所作的悼词简约而详尽地道出了时宗的人格:
故我大檀那果公禅门,乘大愿力而来,依刹那种而住,视其所以,观其所由,有十种不可能思议。何十种?事母尽孝,事君尽忠,事民施惠,参禅悟宗。二十年握定乾坤,无见喜愠之色。扫荡一风蛮烟,未有略矜夸状。造圆觉以济幽魂,礼祖师以求明悟,此乃人天转降,来为法也。乃至尽终之时,忍死受老僧之衣法,寥寥书偈,永去也。是乃此世间了世之凡夫,亦命菩萨应世之名也。
时宗无疑生来就很了不起,但学禅也一定给予了他的公私生活以很大的帮助。他的夫人也是热心的修禅者,丈夫死后,她在正对着圆觉寺的山中,创立了松岗东庆寺这一尼寺。
元军袭来图 竹崎季长 绘
虽说禅适应于武人,但这话在镰仓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时宗不仅是武人,还是大政治家,他的目的是和平。在蒙古人第一次侵入的报告到达之时,时宗正在建长寺里以无学祖元(即佛光国师)为导师办法仪,当时他的祈祷文如下:
精诚祈祷,弟子时宗,永扶帝祚,久护宗乘。一箭不施,四海安如,一锋不露,群魔顿息。普利仁德,寿福弥坚。秉慧炬,烛昏衢,剖慈心,赈危乏,诸天匡护,扶众圣密,愿昼夜吉祥并集。
时宗身寓伟大的佛教精神,是禅的真挚的修行者。禅之所以能在镰仓及京都得以确立,并开始在道德上、精神上对武士阶级产生影响,实在是由于他的奖励。以此开始的日本和中国禅僧之间的不断交往,不仅限于两者共同关心的精神事项,因为书籍、绘画、瓷器、针织品和其他的许多美术品,也被他们一起从中国带来了。同时,木匠、石匠、建筑家、厨师等也和雇主们一起来到了日本。在后来的室町时代,与中国的贸易相当发达,而其滥觞,是在镰仓时代。
在时赖、时宗强大的人格力量引导下,禅明显地浸润到了日本人特别是武士的生活中。随着禅在镰仓的影响的日益增大,它也波及了京都。在那里,它受到了日本禅匠们强有力的支持。不久,以后醍醐天皇、花园天皇为首,皇族之间也出现了热忱的禅宗信徒。许多禅寺在京都建立起来,以智慧、学德闻名的禅匠成了开山鼻祖,一山师道。足利幕府的将军们也是禅的尊崇者,手下的许多武士自然效仿之。当时日本的天才们,不是做僧侣,就是当武士。两者在精神上的协作,必然会对广为人知的“武士道”的创立作出贡献。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武士认识事物的方式及此方式与禅的内在联系。今天,构成我们对武士道的一般理解的中心思想,不是惧怕武士的威严而是讲它的所谓“护持”。所谓武士的威严,是忠孝仁义精神。为了出色地完成这些义务,有两点是必需的:一是要苦练,这不仅仅是实践的,还是哲学的;二是要有“常住于死”的觉悟。就是说,当死的时机来临之时,要毫不犹豫地将生命投入进去。为了达到这一点,许多精神上的修行是大有必要的。最近,热烈谈论一本叫《叶隐》的书。按文字理解,就是“隐藏在叶荫里”的意思。说的是不夸示自身,不到处说大话,远离世间之眼,为社会同胞尽情义的武士之德。此书由种种记录、逸话、训言而成,有一个禅僧参与了此书的编纂。这个工作是17世纪中叶,九州佐贺藩主锅岛直重的手下人做的。此书极力强调在任何时候都要奉献身命的武士的觉悟。它告诉人们:任何伟大的工作,如果不达到迷狂的程度,用现代语说,就是说如果不突破普通的意识水准,不解放出横陈在底层隐蔽的力量,就绝对不会成功。这力量有时也许如恶魔一般,但也无疑具有超人的、卓绝的作用。打开了无意识的人口,就会超越个人的限度而升腾。死完全失去了对人的威慑力。武士的修养与禅正是在这一点上融合。
下面引用一个《叶隐》中所收集的故事:
柳生但马守是伟大的剑道家,是当时的将军德川家光的教官。一天,一个旗本来到但马守这里,要与他学习剑道。
但马守说:“据我所见,先生已经是剑道的老师了,在我们盟定师徒之约前,请您告诉我您是哪个流派的?”
那个旗本答道:“说起来很惭愧,我没学过剑道。”
“您要戏弄鄙人吗?鄙人是将军的教官,眼力不会错的。”
“忤逆您的意思,真是诚惶诚恐。不过小人确实什么也不懂。”
客人的否定非常干脆,但马守考虑了一下,又说道:“既然您这样说,也许就是如此吧!但您一定是某种技艺的老师,虽然我不能确定地说出究竟是哪一种。”
“您这样说了,我就告诉您吧。有一件事我可以说是完全掌握了。那还是在我年少的时候,我产生了如此的念头:作为武士,在任何场合都不能怕死。而后数年来,我一直和死的念头纠缠在一起,渐渐地,达到了完全不为死而烦恼的程度。先生指的是这事吗?”
“完全是这样!”但马守叫道:“正是这样!鄙人的判断没错。剑道的秘诀也就是不怕死。我在自己的流派中教了几百个门生,但确实还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如此的秘传。先生无须学习技艺,已经是优秀的老师了。”
——《叶隐》(第十一卷)
死的问题无论对谁来讲都是大问题。而对于一心一意在战斗中奉献生命的武士、兵士来说则更是迫在眉睫。战斗对参加战斗的某一方来说,总是意味着死。在封建时代,谁也不能预言这死究竟什么时候发生。为了不负其名的武士,总要做死的准备,因此,17世纪的武士著述家大道寺友山在他所著的《武道初心集》的开头这样写道:
对于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元旦拂晓一直到年三十的最后一刻,都把死的念头置于心中,这个念头融于身心的时候,你能十二分地尽你的义务。对主忠,对亲孝,也自然可以避免一切灾难。这样不仅能获得长命,还可以具备威德。你要这样想:人命无常,特别是武士之命更是无常。你要想:天天都是你的死期。为了实现你的义务,你要奉献出日日夜夜。不要想长寿,这会使你浪费掉一切,使你的生命幽闭于污名之间。正成(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代武将)之子正行(楠木正行,日本南北朝时代武将)总持有死的觉悟,原因正在于此。
《武道初心集》的著者正确地表现了在一般武士心中起于无意识的东西。死的观念一方面使人的思想从固定的生命限界中超越出来,一方面迫使人们认真地考虑日常生活。因此,认真的武士以克服死的思索来接近禅是理所当然的。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诉诸学问、道德修养及礼仪,这对于不太善于思辨的武士的心态,当然具有很大的魅力。武士的心理结构与禅直接的、实践的教义之间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
楠木正成铜像 ©Yasufumi Nishi ©JNTO
《叶隐》中还有如下一节:
所谓武士道,决意一死也。生死必择一而行之处,速择死路而别无仔细,镇定自若,义无反顾也。言志不遂则为徒死者,上方虚张之武士道也。生死必则一而行之处,遂志与否不可测。人皆好生恶死,而理则多附之所好。离其志而生,懦夫也,不堪之境也。离其志而死,徒死之狂人也,然不为耻。此乃武道之主眼。朝夕于意念一死再死,入常处死身之时,得武道之神髓,终身立于不败之地而尽其家职。
——《叶隐》(第一卷)
注释者在这里又加上了塚原卜传的诗。
武士之教,
千言万言。
究其极处,
死之一也。
在《叶隐》中,长滨猪之助(剑道家)说道:
兵法之要,唯舍身讨敌也(如果希求自己的安全,就不可能取胜)。若对手亦舍身,则真对手也,此时之胜负,信与运命主之。
——《叶隐》(第十一卷)
注释者做了如下附记:
传说荒木又右卫门(德川时期的剑道家)在伊贺上野讨敌时曾教导他的外甥渡边数马说:“舍己之肤斩其肉,舍己之肉斩其骨,舍己之骨夺其命。”
荒木在其他的地方又说:
论剑之其胜负时,应怀以我身赴杀戮之念。如此则锐不可当坚不可摧。若不怀以吾身赴杀戮之念,则无胜也。此理意味甚深。
——《一刀流闻书》
《叶隐》中又说:
应离生死。武士若不离生死则一事无成。所谓万能一心者,听来似有心之事,实则离生死之事。武士之功皆源于此。
——《叶隐》(第十一卷)
这里的意思是:若达到泽庵禅师的“无心”之心,就能成就一切。这就是不为死和不死的问题所烦恼的状态。
我曾提及过塚原卜传,他是真正地理解剑道的武士之一。他并不把剑作为杀人的武器,而是作为精神上自我修炼的工具。在他的传记中,有两个很有名的故事:一个是把一个说大话的武士扔到孤岛上不战而胜的故事;一个是试验他三个儿子剑道之熟练程度的故事。(见附录)这两个故事无论哪个都广为人知、脍炙人口。
武田信玄(1521—1573)和上杉谦信(1530—1578)都是日本16世纪的战国时代的两员名将。两人的领地一个在日本的北部,一个在日本的西部,它们相互接壤,因此他们两人常被并称,这使他们不得不多次地比试高低。无论作为武士还是作为统治者,他们都是不相上下的,同时他们又都学禅。有一次,谦信得知信玄领地上的人民为盐的缺乏而非常苦恼,就宽大地从自己的领地上把这必需品给敌人送去了。越后面临日本海,因此盐的产量十分丰富。在川中岛的一次对阵战中,谦信嫌自己人的脚步慢,急得直发脾气,他想一举决出雌雄,单枪匹马冲入了信玄的阵中。当他看见敌将信玄和几个部下悠然坐在椅子上,就拔出剑直向信玄头上砍去,同时发一禅问:“这剑刃上之事如何?”信玄一点儿也不慌,他用当时手中拿着的铁扇将袭来的武器拨开,答道:“红炉上一点雪。”这个问答不一定完全真实,但却说明了两个勇猛的入禅道的武士对禅的爱好。
武田信玄
谦信曾在益翁(战国时代僧人)的身边极其热心地研究过禅。在益翁讲授菩提达摩的“不识”教义的时候,谦信是一个听讲者。当时他对禅有一定的了解,想试探一下这个僧人的本领。他乔装打扮,使人认不出他是个武士,等待着机会。可是,这僧人突然向谦信向道:“官人,达摩不识之意如何?”谦信目瞪口呆,不知所云。益翁进一步问道:“官人,您在其他的场合喋喋不休地谈禅,今日何故不答?”谦信的自满被挫败了,他开始在此僧的指导下,极其认真地学禅了。
师僧常对他说:“您要想真正地领会禅,必须舍命就地下死穴。”
以后,谦信为他的家臣留下了如下训诫:
“必生者死,必死者生。心志如何主焉。深得此心,守持而弥坚,则入火不焚,入水不溺,何以关生死?予常以此理而入三昧。惜生厌死者,未得武士之心胆也。”
信玄也在他的《信玄家法》中谈及禅与死的关系:
“应笃信佛心。曰:达佛心则时时力增。以横心胜人,则露而亡。传曰:神非礼不受。”
“应喜参禅,语曰:参禅别无秘诀,唯生死之要。”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无误地看出:禅和武士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这一点从禅匠的行为中也很容易得到说明,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他们竟把死当儿戏。信玄的师父是甲斐国慧林寺的快川和尚。信玄死后,这个禅院由于拒绝引渡逃到这里的敌兵,在1582年4月3日,被织田信长的兵卒包围。兵士们让快川及一山的信徒都到山门的楼上去,然后要火烧所有的建筑,要把反抗者全都活活地烧死。禅僧们以快川和尚为首,静静地聚在一起,在佛像之前井然有序地结跏跌坐,和尚像平常一样向大家进行最后的说法:“我们今天被火焰包围了,面对如此危机,诸子准备如何转达摩之禅轮呢?每人都说一句吧。”于是,僧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参悟表现自己。大家都说完后,和尚说了自己的诗偈,于是大家皆入火定三昧(身上出火而入禅之三昧),和尚之偈是这样的:
安禅不必须山水,
灭却心头火自凉。
上衫谦信
从某种观点来看,16世纪的日本,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人间楷模。当时的国家无论政治还是社会,都可以说是七零八落,封建诸侯在日本各地互相争战,庶民当然痛苦不堪。武门阶级用尽所有的办法进行战争,以争夺政治、军事的霸权,这也必然促使武士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极度紧张,加紧磨炼,使生活在种种方面体现了刚毅的风气。构成武士道的大部分品格,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信玄和谦信可以说是武门诸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们同样勇猛,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不仅在战斗中,就是在统治领地臣民这一点上,也都具有贤明的、深思熟虑的智慧。他们绝不是无知迟钝的一介武夫,而是精通文艺并具有宗教心的人。信玄和谦信都是了不起的佛教徒,这是意味深长的。信玄的俗名叫晴信,谦信的俗名叫辉虎,可是他们的法名却广为人知。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在寺院接受教育,在中年时,他们声明剃发人道。谦信和佛教僧侣一样,戒肉食,不娶妻生子。
和许多有教养的日本人一样,他们两个都爱自然,喜作诗。谦信在邻国随军出征之际,作了如下诗歌:
霜满军营秋气清,
数行过雁月三更。
越山并得能州景,
遮莫家乡怀远征。
信玄体味自然之心,绝不比他越后的敌将落后,在他访问自己领地内僻远地方一个供奉不动明王的庙时,这附近禅寺的住持邀请他归途中在寺里停脚,信玄最初拒绝了邀请,说是忙于准备两三天之后的战斗,这次恐怕没有时间访问贵寺了,并说如果从军回来,一定访问贵寺。这个和尚就是后来被织田信长的兵士焚杀的禅僧,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说:“现在樱花初放,贫僧为您设下佳席,以欣赏这美丽的春天,一定要来赏花呀。”信玄默默地答应了,他想:“不赏樱花不太好吧,冷落了和尚的盛情款待更是没道理呀!”得此赏花的良机,信玄与和尚高兴地谈论着尘世之外的事,写下如下和歌:
古寺尽飘春樱雪,
若不逢约悔未及。
在战斗正酣之时,信玄和谦信所表现的超越利害的自然的悦乐,可称为“风流”,没有此风流之感情的人,在日本被归入最没教养的人之中。这种感情不单是美丽的,而且还具有宗教的意义。在和诸艺相通的有教养的日本人中间,创造了临终之际写诗歌的习惯,恐怕也基于同样的心态。这样的诗歌作为辞世的诗与歌广为人知。日本人受过这样的教导,即使自己处于最激动状态的时候,也要能找出把自己从中引离的一瞬从容,这是一种锻炼。死是使一切注意力集中的最严肃的事件,因此有教养的日本人认为,必须超越它,客观地注视它。即使在封建时代,普通的有教养的人也不一定都留下辞世之歌。这恐怕是在镰仓时代,由禅僧中的一派开始的。佛陀在入涅槃的时候,让弟子们集合在周围,给予他的离别的训诫。中国的佛教徒虽然效仿佛陀,但是他们用表白自己的人生观代替给予门徒离别的训辞。禅宗的僧侣们尤其是这样。
武田信玄的告别辞(偈)是从禅文学中引用的:
大底还他肌肤好,
不涂红粉自风流。
——《碧岩集》
这里所说的,是我们所有人从那里来,又还于那里,住在那里的“实在”的绝对完全性。多样的世界过去又回还,可是其背后的那个存在,原封不动地停顿在其完美之中。
上杉谦信临别时分别作了和歌与汉诗:
一期荣花一杯酒,
四十九年一睡梦。
生不知死亦不知,
岁月只是如梦中。
极乐地狱且莫论,
曙月映心无点云。
下面所示,是在《太平记》(14世纪末编撰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所记录的镰仓武士之死,以此与惠林寺的禅僧相提并论,也许可以明确禅宗对武士道,特别是对武士的死之态度的影响。在北条家最后的将领高时的家臣中,有一个叫盐饱新左近人道的人,在镰仓的武士阶级中,他的身份并不很高,在他要为运数已尽的主君殉死的时候:
入道呼其嫡子三郎左卫门忠赖,曰:“诸方守备皆已攻破,闻主君一门亦已大致切腹,入道也欲于守殿先行一步,以尽其忠义。然汝仍为吾之眷养,因之未蒙公家之恩,今纵令不与吾舍命,也未必为人视之不义。因可于某处暂时栖身,成出家遁世之人,为我祈冥福,安然度此一生。”入道洒泪言罢,三郎左卫门忠赖亦双眼浮泪,良久不言。而后曰:“臣以为不然,忠赖虽未亲蒙公家之恩,然一家续命并非全然不依此武恩。其上,若忠赖自幼成释家之身,则弃恩入无为之道亦不无道理。若生于弓失之家,名系此门,见武运倾则遁时难而成出尘之身,则必为天下人指,此为大辱也。父若切腹,儿愿做冥途之道标也。”言未终时,拔出袖下之刀,默然刺入腹中,危坐而死。其弟盐饱四郎见之,欲继之而切腹。父入道竭力谏之:“且让吾先行,次序乃孝之主眼,汝随后自尽不晚。”盐饱四郎遂收刀,正襟危坐于其父入道之前。入道见之,畅然大笑,安然置坐椅于中门,结跏跌坐其上,亲自取砚染笔,疾书辞世之颂:
提持吹毛,
截断虚空。
大火聚里,
一道清风。
书罢,叉手伸头,命其子四郎:“砍此头”,四郎遂赤裸肩臂,砍落其父之头,重取刀,突入自身腹中,直至锷际,俯卧而死。
——《太平记》(卷十)
在北条氏灭亡的时候,还有一个禅武士叫长崎次郎高重。有一天他访问一个禅匠,这禅匠是他的师父,也是北条高时的师父。他问道:
“如此大事之时,勇士应如何?”
禅师马上答道:“莫如挥刀勇往直前。”
这个武士马上悟到了这话的意义。他十分勇敢地参加了战斗,终于竭尽全力倒在了主君高时的面前。
这种精神确是禅在武士修禅者之间所培养的精神。禅师未必和他们讨论灵魂不灭、神之道的义理以及伦理行为,只是告诉他们不管结论是否合理,人要以它达到的这种精神突进。哲学应该奉献给智能精神的所有者,而禅要诉诸行动,最有效的行动,就是一旦下了决心绝不回头地前进,在这一点上,禅实在是武士的宗教。
所谓的“洁净的死”,在日本人的心中是最可亲的思想。死有种种,存在这个特性的时候,就连罪人所犯下的罪,都有被宽大处理的可能。“洁”就是“无悔”、“明朗的良心”、“像个勇士”、“义无反顾”、“极其沉着”等意义。日本人非常讨厌以犹豫不决、磨磨蹭蹭的态度去死,希望像被风吹落的樱花一样离散。日本人这种对死的态度确实和禅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人也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的哲学,但确实具有死的哲学。有时从外表看,这种哲学容易被人理解为鲁莽。深深地吸收了禅的武士精神,将其哲学也扩展到了庶民中间,庶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进行锻炼,也吸收了这种精神。无论是为了如何的主义或主张,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有牺牲生命的觉悟。一个写了关于日本佛教著作的外国记者说出了切中要害的话:“禅是日本的性格。”
明治神宫 ©Yasufumi Nishi ©JNTO
香川县善通寺 ©Kagawa Prefecture ©JNTO
东京汤岛圣堂(儒教) ©Yasufumi Nishi ©J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