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仅仅属于自己的眼光。没有这个眼光，写一辈子也没有作品，世界再美丽再富饶也是别人的。有了这个眼光，就可以用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新大陆，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世界，否则无权称为作家。

任何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做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要创新，不要标新。标新是伪造你所没有的东西，创新则是去发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东西尚未被自己发现，创新之路无比宽广。

一切伟大的作品在本质上是永远未完成的，它们的诞生仅是它们生命的开始，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仍在世世代代读者心中和在文化史上继续生长，不断被重新解释，成为人类永久的精神财富。

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具有一种日记意识，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日记中的一页，日记成为一种尺度，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写进日记，凡是不屑写进日记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他们不肯委屈自己去制作自己不愿保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对别人也有了价值。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一流作家可能写出三流作品，三流作家却不可能写出一流作品。

最好的作品和最劣的作品都缺少读者，最畅销的书总是处在两极之间的东西：较好的，平庸的，较劣的。

几乎每个作家都有喜欢他的读者，区别在于：好作家有好的读者，也有差的读者，而坏作家只有差的读者。

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他们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

长远地看，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种仅仅为了出售而制作出来的东西，诚然可能在市场上销行一时，但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迟早会过时和被彻底淘汰。凡是刻意迎合读者的作家是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读者的，买他的书的人只是一些消费者，而消费的口味绝无忠贞可言。相反，倘若一个人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出后自己真正喜欢，那么，我相信，他必定能够在读者中获得一些真正的知音，他的作品也比较地能够长久流传，因为联结他和他的读者的不是消费的口味，而是某种精神上的趣味。

写自己是无可指摘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不过，这个自己有深浅宽窄之分，写出来的结果也就大不一样。

我相信一个作家只要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写作，他写作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就是说，他所表达的最基本的精神内涵确实是属于他的，是他从生活中感悟到的。但是，在多数情形下，具体的生活经历只构成他的写作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题材。只有蹩脚作家才热衷于在作品中抖落自己的履历、隐私和琐事。

可以剽窃词句和文章，但无法偷思想。一个思想，如果你不懂，无论你怎样抄袭那些用来表达它的词句，它仍然不属于你。当然，如果你真正懂，那么它的确也是属于你的，不存在剽窃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模仿苏格拉底的口气说话，却不可能靠模仿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倘若有一个人，他始终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思考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承认他是一个思想家，甚至就是苏格拉底，而不仅仅是一个模仿者。

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远比那些没有灵魂的专业作家更加属于文学。文学接纳一切有灵魂的写作者，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拒绝一切没有灵魂的伪写作者，也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

高度政治化的环境对于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种威慑作用，一个人哪怕他是笛卡尔，在身历其境时恐怕也难以怡然从事“形而上学的沉思”。面对血与火的事实，那种对于宇宙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切”未免显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是一位现代的笛卡尔，那么，无论他写小说还是研究哲学，他都终能摆脱政治的威慑作用，使得异乎寻常的政治阅历不是阻断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鲁迅曾经谈到一种情况：呼唤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来时反而沉寂了。我们可以补充一种类似的情况：呼唤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来时也可能会沉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着政治淡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比较起来，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是否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一个真理，这不只是表达的问题，而是决定了说出的是不是真理。世上也许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心灵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那些不拥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重复所谓共同的真理，说出的始终是空洞的言辞而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