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

凡是有良好哲学悟性的人，必定有过对于死亡的隐秘体验和痛苦觉悟。这种体悟实质上是一切形而上思考的源头，不从这源头流出的思考就决非真正形而上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把对死亡的体悟看作衡量一个人的哲学悟性的标志。

有的人很聪明，很有理解力，甚至也很真诚，但没有对死亡的体悟，你就很难和他做深入的哲学对话。

几乎每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都会有那样一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突然有一天，他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人生的快乐和信心因之而动摇甚至崩溃了。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

我常常观察到，很小的孩子就会表露出对死亡的困惑、恐惧和关注。不管大人们怎样小心避讳，都不可能向孩子长久瞒住这件事，孩子总能从日益增多的信息中，从日常语言中，乃至从大人们的避讳态度中，终于明白这件事的可怕性质。他也许不说出来，但心灵的地震仍在地表之下悄悄发生。面对这类问题，大人们的通常做法一是置之不理，二是堵回去，叫孩子不要瞎想，三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那答案必定是一个谎言。在我看来，这三种做法都是最坏的。正确的做法是鼓励孩子，不妨与他讨论，提出一些可能的答案，但一定不要做结论。让孩子从小对人生最重大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保持勇于面对的和开放的心态，这肯定有百利而无一弊，有助于在他的灵魂中生长起一种根本的诚实。

死有什么可思考的？什么时候该死就死，不就是一死？——可是，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会不会也是一种矫情呢？

我最生疏的词：老。我最熟悉的词：死。尽管我时常沉思死的问题，但我从不觉得需要想一想防老养老的事情。

中国的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中西人生哲学的分野就在于此。

时间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礼物，而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它然后又带走了一切礼物，不管这礼物是好是坏。

善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招摇过市。回到家里，宽衣解带，美展现玫瑰色的裸体。进入坟墓，皮肉销蚀，唯有永存的骷髅宣示着真的要义。

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

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

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凡是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会失去。可是，事实上，死亡始终和我们比邻而居，它来光顾我们就像邻居来串一下门那么容易。所以，许多哲人都主张，我们应当及早对死亡这件事也习惯起来，以免到时候猝不及防。在此意义上，他们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死亡并且使自己对之习以为常的练习。

许多哲学家都教导：使自己愿意死，死就不可怕了。但有一位哲学家说：我不愿意愿意死。

如果不懂得死的恐怖就是幸福，动物就是最值得羡慕的了。

死本质上是孤单的，不可能结伴而行。我们活在世上，与他人共在，死却把我们和世界、他人绝对分开了。在一个濒死者眼里，世界不再属于他，他人的生和死都与他无关。他站在自己的由生入死的出口上，那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别的濒死者也都在各自的出口上，并不和他同在。死总是自己的事，世上有多少自我，就有多少独一无二的死，不存在一个一切人共有的死。死后的所谓虚无之境也无非是这一个独特的自我的绝对毁灭，并无一个人人共赴的归宿。

死亡不是同归大海，而是各回各的源头。

一种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按其本性是不能设想自身的非存在的。我知道我的出生纯属偶然，但是，既已出生，我就不再能想象我将不存在。我甚至不能想象我会不出生，一个绝对没有我存在过的宇宙是超乎我的想象力的。

大自然产生出我们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仅是幻相，而它自己仅是空无？不，我一定要否认。我要同时成为一和全，个体和整体，自我和宇宙，以此来使两者均获得意义。正是为了自救和救世，不肯接受死亡的灵魂走向了宗教和艺术。

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的意义。

最终剥夺了生的意义的死，一度又是它赋予了生以意义。

然而，欲取先予，最终还是剥夺了。

无论寂灭还是永生，人生都逃不出荒谬。不过，有时我很怀疑这种悖论的提出乃是永生信念业已破灭的现代人的自我安慰。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悖论并不存在，荷马传说中的奥林匹斯众神丝毫没有因为不死而丧失了恋爱和冒险的好兴致。

我姑且假定宗教所宣称的灵魂不死或轮回是真实的，即使如此，我也不能从中获得安慰。如果这个在我生前死后始终存在着的灵魂，与此生此世的我没有意识上的连续性，它对我又有何意义？而事实上，我对我出生前的生活确然茫然无知，由此可以推知我的亡灵对我此生的生活也不会有所记忆。这个与我的尘世生命全然无关的不死的灵魂，不过是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的抽象体。把我说成是它的天国历程中的一次偶然堕落，或是把我说成是大自然的永恒流变中的一个偶然产物，我看不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

一切不朽都以个人放弃其具体的、个别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所谓不朽不过是我不复存在的同义语罢了。我要这样的不朽有何用？

我想象自己是草地上的一座雕像，目睹一代又一代孩子嬉闹着从远处走来，渐渐长大，在我身旁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又慢慢衰老，蹒跚着向远处走去。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的身影，他走着和大家一样的路程。我焦急地朝他瞪眼，示意他停下来，但他毫不理会。现在他已经越过我，继续向前走去了。我悲哀地看着他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我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人人都得死。”

可是，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对死的思考尽管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其意义主要有：第一，使人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用超脱的眼光看人世间的成败祸福。第二，为现实中的死做好精神准备。第三，死总是自己的死，对死的思考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生存的不可替代，从而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向死而在”，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独一无二的价值。

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在沉浮人世的同时也能跳出来加以审视。他固然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他清楚一切幸福和苦难的相对性质，因而快乐时不会忘形，痛苦时也不致失态。

思考死亡的另一个收获是使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即使明天就死也不感到惊慌或委屈。尽管我始终不承认死是可以接受的，我仍赞同许多先哲的这个看法：既然死迟早要来，早来迟来就不是很重要的了，最后反正都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仅是这个意义上的不怕死。

面对永恒的死，一切有限的寿命均等值。一个人若能看穿寿命的无谓，他也就尽其所能地获得了对死亡的自由。他也许仍畏惧形而上意义上的死，即寂灭和虚无，但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死，即由疾病或灾祸造成的他的具体的死，他已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恐惧之感。

今天我活着，而明天我将死去——所以，我要执著生命，爱护自我，珍惜今天，度一个浓烈的人生。

今天我活着，而明天我将死去——所以，我要超脱生命，参破自我，宽容今天，度一个恬淡的人生。

死是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共同背景。在死的阴郁的背景下，哲学思索人生，宗教超脱人生，艺术眷恋人生。

美感骨子里是忧郁，崇高感骨子里是恐惧。前者是有限者对有限者的哀怜，后者是有限者对无限者的敬畏。死仍然是共同的背景。

凡活着的人都无法参透死后的神秘。依我之见，哲人之为哲人，倒也不在于相信灵魂不死，而在于不管灵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灵魂生活当作人生中唯一永恒的价值看待，据此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过眼云烟的尘世生活持一种超脱的态度。

据说，临终的人容易宽恕一切。我想这并非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因为在绝对的虚无面前，一切琐屑的往事对于他都真正无所谓了。

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着种种人间事务。我忽发奇想：倘若让亡灵们开会，它们会发怎样的议论？一定比我们超脱豁达。如果让每人都死一次，也许人人会变得像个哲学家。但是，死而复活，死就不成其为死，那一点彻悟又不会有了。

一辆卡车朝悬崖猛冲。

“刹车！”乘客惊呼。

司机回过头来，笑着说：“你们不是想逃避死吗？在这人间，谁也逃不脱一死。要逃避死，只有离开人间。跟我去吧！”卡车跌下悬崖。我醒来了，若有所悟。

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他们的子孙一直在寻找那棵上帝禁止人类靠近的生命树。战胜死亡，赢得不朽，是人类一贯的梦想。既然肉体的死亡不可避免，人们就试图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不死。把肉体的易朽变成一种动力，驱策自己去追求某种永恒的精神价值，这无疑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不管这种精神价值是否真能达于永恒，对它的追求本身就可以使人更加容易与死亡达成和解，同时也赋予生命以超出有限的肉体存在的意义。

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就不能只是劝人理智地接受不存在，而应该帮助人看破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没有了这个界限，死亡当然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便是宗教以及有宗教倾向的哲学家的思路。其中，基督教和佛教又有重大区别。基督教宣称，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升入了天国。所以，生和死都是有，并且生是低级的有，死是高级的有。与之相反，佛教主张，四大皆空，生命仅是幻象，应该从这个幻象中解脱出来，断绝轮回，归于彻底的空无。所以，生和死都是无，并且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

死亡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当我们自以为在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不是思考，而是别的，例如期望、相信、假设、想象、类比等等。

不过，我不反对这样做，因为对于死亡的真正思考是不可能的，我们除了用各种诗意的解说来鼓励自己之外，还能够怎样呢？

死亡是神秘的黑夜，生命如同黑夜里一朵小小的烛光。它燃烧，照耀，突然被一阵风吹灭；或者，逐渐暗淡，终于慢慢地熄灭。

在另一个黑夜里，同一朵烛光会不会重新点燃？

也许，在天国里没有黑夜，只有光明，所有的烛光其实并未熄灭，只是回到了那永恒的光明中？

生命大于肉身，死亡揭示了肉身的有限，却启示了生命的无限。生命的内在疆域无比宽阔，只要你能进入其中，每一个当下即是永恒。

一般人活在世上，对于未来会有种种期望和计划，并且为之忙碌。可是，倘若一个人意识到死亡近在咫尺，他就会明白，期待中的未来也许并不存在，惟一可把握的是当下。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能突然遭遇没有明天的一天。可是，世人往往为不可靠的明天复明天付出全部心力，却把一个个今天都当作手段牺牲掉了。

人的一生，有多少偶然和无奈。我们都将死去，而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抑或死在另一个地方，这很重要吗？

从无中来，为何不能回到无中去？

对于死亡，我也许不是想明白了，而是受了哲人们态度的熏陶，能够坦然面对了。

光阴似箭，人生易老，实在是最无奈的事，引发了多少悲叹。装糊涂当然不是好办法，事实上也难做到。不过，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装糊涂，而是真糊涂，活在眼前，被具体的生活所吸引，忘记了岁月的流逝和死亡的来临。这是生命本身的魔力。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事实上，恰恰是当一个人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与世界之间最有可能产生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交流。这种死别时刻的精神交流几乎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一个人在大限面前很可能会获得一种不同的眼光，比平常更真实也更超脱。当然，前提是他没有被死亡彻底击败，仍能进行活泼的思考。有一些人是能够凭借自身内在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使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便有必要改变讳言死亡的陋习，形成一种生者与将死者一起坦然面对死亡的健康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将死者不再是除了等死别无事情可做，而是可以做他一生中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便是成为一个哲学家。一个人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人生的最后阶段都应该是哲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