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羡慕那个窃贼啊！”那个时候，我们俩都很穷困潦倒，以致说出这种话来。在市井地区的贫穷的木屐店二楼，我们两个同租一个六铺席大的房间，房间里摆着两张破旧的漆面桌子，松村武和我整天无所事事地想入非非。我们两个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境地，竟然羡慕起当时搅得世人不得安生的大盗贼本领高超来了。

那个盗窃事件与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有很大关系，所以在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

那件事发生在芝区的那个大型电机厂的职工发薪水那天。十几名计算薪金的会计正根据近五千人的工作计时卡，核算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就在会计们汗流浃背地从满满一大箱子纸币里——这是当天从银行里取来的——拿出二十元、十元、五元，分别装进堆积如山的工资袋里时，事务所门前来了一位绅士。

传达室的女子询问来意时，他说自己是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想见见经理。于是，女子拿着印有朝“日新闻社社会部记者”头衔的名片，向经理报告了这件事。碰巧这位经理深谙操纵新闻记者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虽然觉得对新闻记者大肆吹嘘，或是把自己的话作为“某某人谈话”登在报纸上等不是君子所为，可是谁也不会讨厌这种事情。于是自称是社会部记者的男人就被痛快地请进了经理的办公室。

这个男人戴着一副大大的玳瑁框眼镜，留着一撮漂亮的胡子，穿着讲究的黑色晨礼服，手提时髦的折叠皮包，沉着老练地在经理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昂贵的埃及卷烟，拿起桌上放在烟灰缸上的火柴，潇洒地一擦，随后将一股青烟噗地吹到了经理的鼻尖底下。

“我想请教您关于贵公司的职工待遇的看法。”这个男子摆出一副新闻记者特有的傲慢架势，以率真而可亲的口吻这样开场。于是，经理就工人问题，主要是劳资协调、温情主义方面的话题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来。这些话与本故事无关，姑且省略。在经理办公室坐了大约三十分钟的这位报社记者，在经理的高谈阔论告一段落时，说了声“对不起”，就去了厕所。之后，这个男子再没有回来。

经理只是觉得这家伙太没礼貌，并没有特别介意，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就去了食堂。可是，没一会儿，经理正大嚼着从附近西餐馆里买来的牛排时，会计主任脸色煞白地跑到他面前，报告道：

“准备支付工资的钱都不见了！被人偷走了！”

大为震惊的经理放下午餐，急忙赶去丢钱的现场察看。这突如其来的盗窃事件的详情，大致可以推测如下：

那个时候，工厂的办公室正在改建中，所以一般是在能够紧锁房门的专门房间里进行的工资计算事务，那天是临时在经理办公室隔壁的接待室里进行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午休时间这个接待室里的人都离开了。事务员们都认为会有人留下来，结果人们一个不剩地去了食堂，塞满成捆钞票的皮包在约半小时的时间内，被扔在这个没有上锁的房间里。一定是有人趁着房间里没人，偷偷进来拿走了那些钱。但是那个人没有拿已放入工资袋的和零碎的纸币，只是拿走了皮包里的二十元和十元的成捆钞票。一共损失约五万元。

经过一番调查，大家发现刚才的那个记者实在可疑。给报社挂电话一问，人家果然说报社里没有此人。于是又是报警，又是因工资不能延迟发放，再次请求银行准备二十元和十元的钞票等，大大忙活了一通。

闹了半天，那个自称是报社的记者，让善良的经理白费了一番唾沫的男子，原来就是被当时报纸评价为“绅士盗贼”而大加渲染的著名大窃贼。

所辖警察署的司法主任等人赴现场进行了察看，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那个窃贼居然准备了报社的名片，可见是个不易对付的家伙。当然更不会有什么遗留物。只有一点很清楚，即是留在经理记忆中的那个男子的容貌打扮，但这东西是很靠不住的。因为服装等可以更换，就连经理提供的唯一算是线索的玳瑁框眼镜，或是胡须等，仔细想想，也是最经常用于伪装的手段，所以也不足以作为其特征。

无奈之下只好进行筛查，派人四处寻问附近的车夫、香烟店的老板娘，或者摆摊商贩等人，有没有看到过如此这般打扮的人？如果看到的话，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当然也给市内的各警察派出所送去了此人的画像。就是说，设置了警戒线，却毫无收获。一天、两天、三天……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各个车站都派了人进行监视，并向各府、县的警察署发出了通缉的电报。

就这样，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抓住窃贼。警察好像已经绝望了，似乎只有等那个贼犯了什么别的罪被抓捕了。工厂的事务所每天都打电话给警察署，感觉像在责怪警方办案不够积极。署长就像自己犯了罪似的伤透了脑筋。

在这种绝望状态中，有一位属于同一警署的警察一直坚持不懈地挨家挨户走访着市内的香烟店。

在市内，进口烟比较齐全的烟店，各区多则几十家，少则也有十家左右。这位警察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烟店，现在只剩下山手的牛込和四谷两个地区了。如果今天跑完了这两个区，还是没有任何发现的话，他也打算放弃了。他抱着读中奖号码时那种说不上是快乐还是害怕的心情，不停地走着。时而在警察署前停下，向警察打听烟店的地址，再接着往前走。他满脑子都是FGARO、FGARO、FGARO这个埃及香烟的牌子。他打算去一下位于牛込神乐坂的一家烟店，于是从饭田桥的电车站，沿着那条大马路朝神乐坂下方走去。这时，他突然在一家旅馆前停住了脚步。因为在那家旅馆前的兼作下水道盖子的花岗岩石块上有一个烟蒂，如果不是特别细心的人是不会注意到的，而且它竟然与他到处寻找的埃及烟是一个牌子的。

结果，就是凭这一个烟蒂找到了突破口，使那样了不得的绅士盗贼也锒铛入狱了。由于从那个烟蒂到逮捕盗贼的过程中，如侦探小说般有趣，所以在当时的某报纸上，不断连载那名警察的功劳——我的记述其实也是根据那些报道——我为了尽快往前赶，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个结论，真是令人遗憾。

正如读者想象的那样，这位令人佩服的警察，是从盗贼留在工厂经理办公室的一个少见的烟蒂入手展开侦破的。他几乎走遍了各区的大烟店，即使备有相同的香烟，那种在埃及烟中也不太好卖的FGARO牌，最近也只有几家卖出过，而且都是卖给有名有姓的无可怀疑的人。可是到了最后这一天，正如刚才所说的，他偶然在饭田桥附近的一家旅馆前发现了相同的烟蒂，他不过是随意向这家旅馆探听了一下，却十分侥幸，竟然成了逮捕犯人的线索。

于是，经过了一番周折，比如说，投宿在那家旅馆的那个烟蒂的主人，与从工厂经理描述的该窃贼的长相大不相同，诸如此类的麻烦事，最终从那个男子的房间里的火盆底下，发现了犯罪时他穿的晨礼服，及其玳瑁框眼镜、假胡须等东西。根据这些确凿的证据，终于逮捕了绅士盗贼。

据那盗贼接受审讯时的坦白，犯罪当天——当然他知道那天是职工发工资的日子，所以去访问的——趁经理不在办公室之机，他进入隔壁的计算室拿了那些钱，马上取出折叠式皮包中装着的雨衣、鸭舌帽，将偷来的部分纸币装进包中，然后摘下眼镜，取下胡须，在晨礼服外面穿上雨衣，用鸭舌帽代替了原来的礼帽，若无其事地从另一个出口逃之夭夭。当被讯问为什么能够不被任何人怀疑地偷走了那五万元纸币时，绅士盗贼得意地嘻嘻一笑，答道：

“干我们这行的，浑身上下都是口袋。不信的话，请你们看一下没收的晨礼服。乍看是件普通的晨礼服，但实际上就像魔术师的衣服一样，里面布满了口袋。藏五万元钞票还不是小菜一碟。中国的魔术师，不是连装着水的海碗都能藏进衣服里吗？”

这起盗窃案如果就此完结，也就没有什么有趣的了，但是此案有一处和普通的盗窃案有所不同。而且这一点与我的这个故事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那绅士盗贼对于偷窃的五万元钱的隐藏场所只字未说。警察署、检察厅、公审法庭这三个地方，用尽了各种办法逼问，他始终坚持说不知道，最后，甚至胡说什么在一周左右就把钱花光了。作为警察方面来说，只有依靠侦探的力量找出那笔钱的下落，可是花费很大精力也没有找到。因此，那绅士盗贼因隐匿五万元而被判处了对于盗窃犯来说是相当重的徒刑。

最苦恼的是被盗窃的工厂。作为工厂来说，比起找到犯人来，更希望找回那五万元钱。警察方面虽说并没有停止对这笔钱的搜查，但总觉得他们不够给力。于是工厂的负责人——那位经理发表了悬赏声明：如果有人找回那笔钱，奖励该钱款的十分之一，即五千元。

下面我想说的是关于松村和我的颇为有趣的故事，即是这盗窃案发展到这个阶段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