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在星期五去伦敦就好了。

六点刚过便传来一阵咆哮声。我正在半梦半醒之间游走，起初还以为这阵咆哮是从梦里发出来的呢。在梦中，我和马特莱瑟姆坐在金苹果号上，前面有一座巨大的冰山，他和其他所有人都说我们的船就要沉下去了。我则一直在说七月份哪会有什么冰山啊，但他们都不听我的话。

我渐渐苏醒过来。这一夜我睡得很不好，我猜这也许是太兴奋、太好奇的缘故吧。其中自然也包括亨利的问题，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见他。

一两秒钟之后，我意识到咆哮不是梦里传出来的。我爬下床，艰难地穿上睡衣。这时我听不见喊叫的人在说什么，甚至分辨不出叫喊的人是谁。我打开门，走到楼梯口。

“你这个讨厌的老头。”楼下传来大卫的声音，“快回你的房间，乖乖待在那里吧。”

接着又传来风吹过壁炉似的恸哭声。哭的人是特雷佛先生吗？

楼梯上传来鞋底踏在油布上的奔跑声，珍妮特惊魂未定地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在楼梯顶端停住脚步。珍妮特一定不想让我看到这一幕，现在我不能下楼去。

“他干了什么？”珍妮特问。

“天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大卫气恼地说，“他抱着罗茜，和罗茜睡在一张床上。”

“他也许觉得冷，或者是感到很孤独。你知道他很喜欢——”

“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必须离开这里。”

恸哭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

“大卫，我——”

“在哪儿住更适合他对家里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把他送到养老院对所有人都好。”

“发生了什么事？”特雷佛先生呻吟着。

“闭嘴，回你的房间去！”大卫怒吼道。

门关上了，特雷佛先生从罗茜的房间里走了出去。

“你不能这样。”珍妮特说。

“不能这样？”大卫说，“为什么不能？”

我悄悄溜回房间，轻声关上房门，爬上床，点燃一根香烟，告诉自己珍妮特爱着大卫。如果我还把自己看作珍妮特的朋友的话，不管我觉得自己的介入是多么好心，也不能插在他们俩中间。婚姻里只允许存在两个人，长毛寡妇教会了我这一点。

我不知道大卫看见了什么，那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敢问他这个问题。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特雷佛先生和罗茜之间可能有性方面的接触。我觉得特雷佛先生最多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胡闹了一通，又焕发出童年时代的调皮劲儿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很可能自然而然地用上“性侵”这个词——是否有权这样解释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只是单纯地对罗茜房间里发生的事感到好奇而已。

我只知道自己听见了大卫的怒吼声，后来的猜测只是一些自欺欺人的想象罢了，没有一点合理性。

我假装什么都没听到。这是一种懦夫的行为，对于一个举止得体的客人和忠诚守信的朋友却再合适不过了。我正巧是这三者的集合体，虽然通常情况下这三种品质不会同时出现在我身上。等闹钟响了我才从床上爬起来，下楼看到厨房里只有珍妮特和罗茜。

“睡得好吗？”珍妮特问。

“睡得像木头一样沉，谢谢你的关心。你休息得好吗？”

“还不赖。”说着珍妮特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头稍微有点晕，不过没多大关系。比昨天好多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大卫没下楼吗？”

“他起得很早，神学院有些活要干。今天他要去见教堂的建筑师。”

“这段时间可真让人挠头啊。”我说。

“希望情况能好转，大卫已经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早饭照常进行。珍妮特把食物给特雷佛先生送到楼上。她问我需不需要给在伦敦的亨利送些东西以表达她的谢意，并且尽量不在我面前提那些会被我误认为在撮合我和亨利的话。我也没提上午听到的吵架的事情。尽管我们情深谊厚，但有些不该说的话还是不能当着对方的面说。

“我并不急着去伦敦。”我一边说一边洗着碗碟，“也许可以下周去。今天天气不错，我正好可以给你在院子里帮帮忙。”

“花园可以过些天再整理，你去伦敦好好享受一下吧。顺便问一下，你把去伦敦的事告诉过哈德森教士吗？”

“还没，我准备吃完早饭后打电话给他。但我想我也许应该留在家里帮你平整一下草坪。”

珍妮特透过厨房窗户朝上看了一眼。如果把身体探得足够往外的话，你可以看见高地街上方的一小块天空。“像是快要下雨了，你不必待在这里的。”

“现在时间还早，去伦敦之前就让我把罗茜送去学校吧。”

珍妮特同意了这个请求，说她确实有些累了。我觉得她有可能比我本人更了解自己，正因为体谅到我的难处，她才会让我把罗茜送到学校。

回家以后，我给西蒙·马特莱瑟姆打了个电话，约他下午两点半和我在蓝色大丽花咖啡店见面。他声音清脆，言简意赅，一点儿不觉得惊讶，感情也不外露。他问我为什么还要和他见面，我说我发现了一些和他妹妹有关的事，他也许会对这些事感兴趣，接着我就把电话撂下了。我知道这番话说得有些夸张，但既然西蒙·马特莱瑟姆愚弄了我一回，我愚弄他一回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我从珍妮特那里借了个乐谱盒，把照片和两个不同版本的《天使的语言》放了进去。在去伦敦的火车上我把书里的诗又看了一遍，但越看越觉得迷茫。我一度以为《死亡工作室》只是个双关语，既意味着为死者进行的葬仪，又说明了死者为重生做的努力。不过如果弗朗西斯不光心态失常还吸食鸦片的话，那么这首诗也许纯粹就是他的胡说八道了。

火车上时间过得飞快，坐火车去伦敦令我非常愉快。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已经坐上瘾了。不管和亨利的关系会发展成什么样，我都完全有可能在罗星墩以外的地方过上另一种生活。

亨利在站台的栅栏边等着。看到他准时出现在站台上，我稍稍有些吃惊，因为守时并不是他的优点。他抓住我的手臂，坚持要帮我拿乐谱盒。

“想吃点什么？”他问，“来杯咖啡吧？”

“我想先去教堂管理委员会一趟。”

“你说什么？”我们在站台上站定，让行李员推着手推车从身旁经过，“你说的管理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玩意？”

“就是把西蒙·马特莱瑟姆送到多伦多的那个组织，弗朗西斯·尤尔格雷夫在其间出了点力。西蒙说他妹妹进了管理委员会属下的一个孤儿院。”

“给他们打电话不行吗？”

我在大卫的那本《罗克福德教堂名录》上找到了教堂管理委员会的词条，上面登着委员会在威斯敏斯特的地址，不过没有登出那里的电话号码。

“去一次效果也许会更好。”我对他笑了笑，“我想你一定喜欢扮演寻找失散的叔叔和婶婶的亲戚角色吧。”

他也笑了笑。“那你准备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当然只能当你的妻子了，不情不愿地陷入丈夫的奇思异想中。”

“我喜欢这样。”

我们的眼神又一次相遇了，这一次我们谁都没笑。

我们在火车站叫了辆出租车，在路上我把西蒙和南茜移民加拿大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亨利。

当我们抵达市郊布莱克弗艾尔街区的时候，亨利说：“昨天下午我去过参议院图书馆了。”

“哪个图书馆？”

“就是伦敦大学在布鲁姆斯伯里的那个图书馆。我原本以为可以在那儿找到些有关伊莎贝拉·罗斯的资料，却什么都没找到。”

“这并不奇怪，伊莎贝拉也许是弗朗西斯臆想出来的人物。”

“不过我在《中世纪后半期英国新教先驱者》这本书里找到了些相关资料。”他自鸣得意地低头看着我，“这本书是穆塔夫-史密斯和巴布科克写的，一八九八年出版。也许我不该去教书，而应该做个学者什么的。”

“第一作者是谁？”

他的笑容黯淡了些。“穆塔夫-史密斯，你对这人有印象吗？”

“尤尔格雷夫在罗星墩的时候，穆塔夫-史密斯是这里的神学院院长。书里都提到了些什么？”

“恐怕没什么对你有益的内容。书中提到十四世纪末期，罗拉德教派试图重建教堂的历史典故。他们有许多革命性的想法，比如认为人们应该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教徒之间产生争端是不符合教义的。他们对教皇也不是很感冒，他们觉得每个基督徒应该通过阅读、冥想来了解自己相信的是什么。在穆塔夫-史密斯和他的朋友们看来，一三八一年暴发的英国农民起义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罗拉德教派推行的教义。政府自然不喜欢这些人，并于一四〇一年通过了烧死异教徒的法令。”

“这就说得通了。但罗拉德教派的人赞成设立女神父吗？”

“我想应该不会赞同。但他们也不赞成神父独身。”说着亨利笑了笑，“他们说独身会导致贪欲。穆塔夫-史密斯在书中还提到，有些在罗星墩宣扬罗拉德教派教义的异教徒被钉在十字架上烧死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四〇二年。”

“正巧是通过法令之后那年。书中真的没提到女神父的事吗？”

他摇了摇头。“这也许只是弗朗西斯的又一个歪点子罢了，只要对历史稍微做点改变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诗歌是可以跨越常规的，不是吗？”接着他突然转变了话题，“你觉得现在去委员会是个好主意吗？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呢？”

“我想证明西蒙·马特莱瑟姆对我撒了谎。”

“他也许只是犯了个错误而已。把那些陈年旧事翻出来有什么意义呢？不会帮助任何人，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窗外。我们在维多利亚堤岸上，大本钟在我们的正前方。我怎能向亨利解释当我的生活陷入麻烦的时候，是弗朗西斯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些——我对弗朗西斯的感觉与多年前在希尔加德学院对珍妮特的感觉非常相像。他很柔弱，我非常想保护他。

“对不起，”改过自新的亨利说，“我不想追问过多，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教堂管理委员会坐落在霍斯法里路旁某条街上的简陋小屋。门前萧瑟的花园里放着两只垃圾桶和一辆自行车。我按响门铃，过了没多久，一个又高又瘦、穿着花呢大衣的女人为我们开了门。她的尖鼻子和下巴夹在鼓胀的两颊之间，好像嘴巴里塞满了不希望被外人所知的糖块一样。

亨利向她脱帽示礼。“早上好，很抱歉打扰了你，不过我想你也许能帮上我们的忙。”

我和亨利突然在不经意间又组成了联合阵线，就像先前面对他的那些客户一般。我用不着表现太多，因为亨利承担了大部分解说工作——我只要扮演一个暴躁妻子的角色，假装认为丈夫追寻家里害群之马的行为非常愚蠢就行了。这样亨利就能获得呢大衣女人加倍的同情心了。

她是委员会里的唯一永久雇员，名叫赫尔迈厄尼·范德霍恩小姐。她的办公室占据了一层的前侧，大约有十二英尺见方，但这么大的空间却只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我们三个根本无法共处一室。这是因为办公室和楼内我所看到的其他区域都摆满了面积超大的画作和形形色色的大型家具。

“阿普尔亚德先生，真是非常抱歉。”范德霍恩小姐用似乎从鼻子里冒出来的声音说，“问题是我们遭到了轰炸。以前我们在霍斯法里路有幢大房子，如你所见，我们想尽量多弄些东西出来。”她用表皮逡裂、指甲残破的手指了指房间内部，“唉，我们的档案都堆在阁楼里，还来不及整理呢！”

亨利坚持要看这里的档案资料。范德霍恩小姐说委员会很有可能在一九〇四年安排两个孤儿远渡重洋去多伦多谋生，那时委员会经常把有用的技术传授给年轻人。事实上他们甚至在多伦多建立了一所孤儿院，不幸的是那家孤儿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闭了，但他们设法保留下了那个时代记录孤儿院变迁的剪贴簿。范德霍恩小姐拿出一本标注着一九〇四字样的皮制剪贴簿，和亨利一起翻动着簿子里的页面。我从亨利的站姿知道他什么都没发现，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接着他突然绷紧了身子，指着一张剪报。我伸长脖子去看他在看什么。剪报上的一个名字跃然眼前。

查尔斯·尤尔格雷夫准男爵。

“罗星墩还有个人叫这个名字，”亨利随意地说，“除了这位准男爵以外，我想应该还有个尤尔格雷夫教士。不知道他们俩有没有亲戚关系。”

“这个很有可能。”范德霍恩小姐调整了下眼镜的角度，使自己能够读到剪报上的文字，“查尔斯准男爵是教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三年间他经常来参加这里的集会。我想那时候他们一定对帮助的年轻人非常关心。也许是尤尔格雷夫教士提议把你的叔叔和姑姑作为适当的候选人的。”

“的确有这个可能。”亨利说。

道别以后，我们在霍斯法里路招了辆出租车。亨利提议在丽思卡尔顿吃午餐，但我不想由着他。最后我们去了斯特兰德大街附近的一家牛排馆，牛排馆又矮又黑，被分割成许多木头包厢，对于私人约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一点之前到了那儿，因此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张安静的桌子。

“你仍然在布朗旅店挥霍吗？”我问。

“我今天就离开。”说着亨利递给我一根烟，“我会去找个有老板娘疼我的小旅店。”说着他拿起打火机凑到我身旁，“你今天戴上结婚戒指了。”

这是我在罗星墩常用的伪装。于是我对他说：“我需要让范德霍恩小姐看到结婚戒指，还是让她把我们当作夫妇为好。”

“我们是夫妇啊。你用那张支票了吗？”

“没用。”

“为什么不用？”

“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用。”

“但那可是一万英镑啊，你把它放哪儿了？”

“我的床头柜里。”我还在支票表面放了支薰衣草让它更加好闻。

“温迪，还是放你那儿比较安全。我也不能用这笔钱。这样也比较公平。”

“我还以为你要用这笔钱买那所学校的股份呢。”

“我的确要买那所学校的股份，我发誓一定要拿下它。但如果我把这笔额外的钱拿在手里，最后一定会被我莫名其妙地浪费掉。”

我对他笑了笑。“可以想见。”

“你变了。”

“为什么你这样认为？”

突然间我们又处在了吵架的边缘，我们谁都不想看到这一幕。亨利必定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向我提了一个有关珍妮特和大卫的问题。接着我把达克旅店、大卫神学院职位的破灭，以及特雷佛先生古怪行为的事告诉了他。

之后我给他看了那两本书，特别向他指明《天使之声》和书里的那些照片。亨利一边读着《死亡工作室》，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下牛肉腰花布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好像信教信得走火入魔了。”他坐回到椅子上，用纸巾擦了擦嘴，“吃下身体和血液便能获得永久的生命，”说着他低头看了看打开的书本，“或是从年轻人身上汲取精力之类的，很难弄清他到底想用这首诗表达些什么。”说着他又翻过一页，“你怎么看关于坐在他肩膀上的天使告诉他该写些什么这一段？听起来像是上帝为他派来的使者。他肯定彻彻底底地疯了。”

“我不知道。他确实有点神神叨叨的——”

“可以这样来形容他。”

“但不能否认他的确做过一些好事。他的某些想法稍稍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面。”

“甚至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亨利说，“我不能想象大卫对女牧师怎么看。”

“使我担心的是那个女孩子，”我指着照片上弗朗西斯身边的女孩说，“她到底遭遇了什么？马特莱瑟姆为什么要对有关她的事撒谎？”

“马特莱瑟姆可能会给你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也许他只是犯了个错而已。”

“他都不记得亲妹妹有没有跟他一起去加拿大了吗？”

“温迪，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他最近还发过一次中风呢。”

亨利又叫了些啤酒，我们心照不宣地把话题转到了别的事情上，主要是关于他对维登堂的计划，并且有意无意地略过了我未来会在维登堂扮演的角色。两点十分，我们回到斯特兰德大街，叫了辆出租车直抵蓝色大丽花咖啡馆。

下车以后亨利碰了碰我的手臂。“看那边。”

顺着亨利手指的方向，我看见好几个人正沿着费特尔街朝前走，但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看到最后那个人了吗？”亨利说，“就是刚刚走过拐角的那个。”

“那是谁？”

“我想应该是门罗。”

付完车费以后我和亨利一起站在人行道上。他又说：“你怎么看？我们离开马特莱瑟姆以后他会不会派门罗跟着我们？”

我摇了摇头。“他也许早就跟着我们了。”

“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

“如果马特莱瑟姆告诉门罗下午我要来和他见面，门罗只要到利物浦街火车站监视着从罗星墩开来的火车就行了。”

走过了喧嚣的霍尔本路，费特尔街显得特别宁静。门罗或是他的某个同伴会不会仍然监视着我们呢？我抬头看了看咖啡馆楼上的窗户，很想知道哪扇窗户后面隐藏着马特莱瑟姆的公寓。

亨利说：“有人跟踪的话，那他肯定知道我们去教堂委员会的事。”

“万一他也跟去了牛排馆可怎么办？只要坐在我们隔壁的包厢，就能听到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说着他打量了一下左右两边的街道，“真像个大垃圾桶。”

“至少比斯万巷好。”

我推开咖啡馆的门，多彩尼龙带像海草一样飘荡起来。此时是午餐和茶点之间的空当，咖啡馆里没什么顾客。面容惨淡的女人在柜台上切着面包，进门时她都没抬头看我们。

“我是来见马特莱瑟姆先生的。”我对她说。

“我这就告诉老板您到了。”

她依旧没有抬眼看我，而是放下刀麻利地穿过拱道。过了一会儿，她分开尼龙带，示意我们跟在她后面。

拱道后面有个准备食物的小房间，开着一扇通向厨房的门，她指了指左边的另一扇门。

“敲敲门。”她说道。

我敲了一下门，听见马特莱瑟姆先生让我们进去。

马特莱瑟姆的办公室里放满了战时遗弃的家具，他坐在办公桌后望着我们，身后有一扇打开的窗户，能看到窗外的空地上堆满了自行车和垃圾桶，一派阳光明媚的景象。他没有起身，视线越过我投在亨利身上。

“这人是谁？”

“我丈夫亨利·阿普尔亚德。亨利，这位是马特莱瑟姆先生。”

亨利笑了笑，把手伸过书桌。马特莱瑟姆草草握了握亨利的手。

“原谅我没有起身，你们俩快坐下吧。”

我选了书桌前最牢的凳子坐了下来，感觉像是要被他审问一般。我问他：“这间咖啡馆是你的吗？”

“整条街都是我的。”他似乎对自己的产业非常厌倦。

我听见亨利在我的身旁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对你来说一定意味着大量的工作。”这话没有太多的含义，只是为了应景才说的。

“工作量倒不大，专门有人帮我处理细枝末节的琐事，事实上这是项长期投资。”

“你打算扩建这一带吗？”亨利问。

“除了街尽头住着几个长期租赁人以外，这里住着的大都是短期租客。要等那些人死了或搬走以后我才能展开自己的扩建计划。”说着他对我们不自然地笑了笑，“也许他们也在等着我快点死吧。”

一点灰尘弄脏了马特莱瑟姆先生左边袖管的亮白表面。他放下烟，小心翼翼地掸去袖口的灰尘。他的上衣胸袋里放着烫平的手帕，两只手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我不知道维拉死后谁帮他打点衣食住行，也许他原本打算把费特尔街作为他们年老时的安乐窝呢！我第一次感觉到维拉的死很可能与他雇用门罗有关，也许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家人。独自一人总是不容易的，我对这点深有感触。

“你来找我干吗？”

“想咨询一些有关南茜的事。”我说，“我想她可能对尤尔格雷夫教士还有些记忆。”

他耸了耸肩。“有这个可能，不过你必须先找到她才行。”

“这么说你不知道她在哪儿喽？”

他摇了摇头。“我告诉过你，到了多伦多以后她就被一对夫妇收养了，没多久他们就搬到美国去了。孤儿院的女士说尽量和过去的生活脱钩，对她也许会好些。”

“分离对你们来说是种相当大的折磨吧。”

他的眼皮耷拉下来。“阿普尔亚德夫人，被人收养比留在斯万巷要好得多，这样她就能和品行端正的养父母住在条件不错的家里了。我得到了一份工作，有地方住，前途也不错。再说他们也没给我们太多时间考虑。金苹果号靠岸后的六周里我可能只见过她两次，接着我们就失散了。”

“那可真是个悲剧。”我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你有她的地址的话，她也许就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了。”我把珍妮特的乐谱盒放在书桌上，从里面拿出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马特莱瑟姆面前没有污渍的绿色吸墨台上，“也许你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他慢慢戴上眼镜，低头盯着照片看了好几分钟。我发现他的表情一直没有变化。亨利把手伸进口袋摸索了一阵子，接着点燃一根香烟。火焰刚一升腾，马特莱瑟姆就立马抬起头，跟我交换了一个眼神。

“怎么了？”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地方。”

“不，我不认识这个地方。”

“是罗星墩神学院背后的草地。”

“怪不得我认不出来呢，我从没去过那里。神学院是不是皮亚门旁边那幢红砖建筑？”

“你认得出照片上的人吗？”

“其中自然有尤尔格雷夫教士。那边的一位老神职人员是不是另一位教士呢？有些女士看上去很面熟，但我实在记不清她们的名字了，至少现在说不出来。”

“那几个孩子呢？”

他的深黑色瞳孔里头一次显露出恨意。“为什么问我这些？”

“看看尤尔格雷夫教士身边的那个小女孩。”我说。

他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了看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是你妹妹吗？”

“也许吧。”他回答得吞吞吐吐，好像是我把答案从他的嘴里硬掏出来的一样，“很难辨别得清。”

“马特莱瑟姆先生，拍照时她明显化过妆，还打扮得像是插上了一对翅膀。你能想起些什么来吗？”

“也许他们正在表演某一类戏剧。作为诗人，尤尔格雷夫教士经常参加一些艺术类的活动。如果不是排戏的话，也可能是舞会之类的。活动时他们需要一个小女孩来助兴。”

“照片背面写了，她是你妹妹。”他一脸震惊地看向我，然后一只手颤抖着翻过照片，阅读上面的文字。

“所以你一直知道她是南茜，阿普尔亚德夫人。”看到他的眼神，我忽然很庆幸亨利在我身旁，“那你为什么还要来问我？”

“因为这上面的日期。”我看他盯着照片，接着说道，“你的生日是七月十七号。按你的说法，当时你和你妹妹正在金苹果号上。那她为什么会在两周后，背着一双翅膀出现在神学院背后的草地上？”

马特莱瑟姆摘下眼镜，折好以后放进眼镜盒。这时他才直视着我。“我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

“日期很容易搞清楚，”亨利不耐烦地说，“报纸上登有开船时间。”

马特莱瑟姆丝毫没有理会亨利的话。“也许把名字写在照片背后的人犯了个错误。别看得那么复杂，也许仅仅是把日期弄错了。”

“马特莱瑟姆先生，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无论你能不能认出来，我们在罗星墩还有很多见过南茜的人可以问，比如说埃尔斯特里夫人。如果需要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在主教大人的游园会上把这件事搞清楚。”

马特莱瑟姆先生叹了口气，把手伸向烟盒。接着他用几乎只能让自己听见的低沉声音说：“我可以让你们马上离开。”

“然后你的私人侦探就会跟上我们，看看我们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不是雇了前伦敦警察厅的探长哈罗德·门罗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还有别的什么人会雇他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把烟在盒子上拍了拍，然后塞进嘴里，“不说这个了，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前几个星期他到罗星墩去过几次，从《罗星墩观察家报》的档案里偷走了与弗朗西斯·尤尔格雷夫有关的档案，还从公共图书馆借了一套尤尔格雷夫的书。他试着询问一些人，其中包括埃尔斯特里夫人，差点儿没把老太太吓死。有人看见他监视达克旅店，他甚至有可能潜入到旅店里。周一和你见过面以后他就一直在跟踪我。他在霍尔本路有间办公室。十分钟以前我丈夫在费特尔街的另一头还见过他呢。”

“阿普尔亚德夫人，他的所作所为似乎非常神秘。如果你觉得那人潜入过达克旅店的话，我建议你去找警察为好。”

我拿起照片，收进乐谱盒。我拿照片的时候他的手突然抽动了一下，刹那间我还以为他要阻止我的行动呢。

“马特莱瑟姆先生，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你会怎么想？”亨利问。

“我想现在该是停止戳着我的鼻子问些家长里短的时候了。”

“你没有孩子吗？”

马特莱瑟姆摇了摇头。

“温迪告诉我你妻子刚死。”亨利换了个话题，“如果你想找别的家人，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我才不想找什么家人呢。”马特莱瑟姆说，“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亨利轻柔地说，“一个人找不到什么乐子。”

马特莱瑟姆把玩着打火机，然后看着我叹了口气。“你们把事情全都搞错了。我想让你们弄清一点，现在我不想找南茜的理由和我一九一七年回英国时不想找她的理由完全一样。我不想让她觉得不自在。总而言之就是这样。”

“她会觉得不自在吗？”我问，“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的嘴角扭了起来。“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出卖了我，我恨你’。”

“她在孤儿院里这么说过吗？”

“阿普尔亚德夫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孤儿院，她也没去过什么加拿大，她一直都在这儿呢！这也是她为什么会出现在照片里的原因。”

最后他点燃香烟，猛地吸了一口。烟雾被窗边的气流推过书桌。我情不自禁地吸了口气。

是弗吉尼亚烟草，不是土耳其烟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