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珍妮特星期六那天去了特雷佛先生的套间。我们开车去的剑桥，这是我对特雷佛先生施以援手之后取得的又一个小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正把担负在肩膀上的负担一点点卸掉，而珍妮特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大卫本打算让珍妮特坐公交车去，这比坐火车要便宜一些。

“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去呢？”周五晚上我不解地问。不知是女童子军的经历还是床头柜上的那杯琴酒起了作用，我的胆子突然大了许多。

“珍妮特不会开车。”大卫甚至不愿正眼瞧我，“本来我可以送你们去的。但我早晨还有课，接着下午还要开个会。是学院财务委员会召集的会议。”

“我开车带她去。”我说。

大卫总算正眼瞧我了。“没想到你还会开车。”

“我当然会开车。但保险的事情怎么办？”

“只要有我的同意，不论什么人开这辆车闯了祸都能得到理赔。”

“那不就成了。我来送她去。”

“温迪，你最近开过车吗？这辆车可不那么容易开。它是——”

“它是第二代的福特安格里亚。”我打断他的话，“我们在德班也有一辆这样的车。只不过引擎是1200cc的，比这辆更高级一些。”

“行，”他笑着说，“看不出你有这个本事。”

我对他露出了笑容，然后问珍妮特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觉得身子暖暖的，稍微有些透不过气。琴酒的作用这时已经完全被女性的满足感压倒了。大卫常会让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男人感到心烦，但绝大多数女人都对他暗存情愫，都为得到他的赞许而欣喜若狂。

我和珍妮特得到了六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女仆答应过来照看特雷佛先生和罗茜。罗茜很喜欢珍妮特雇来的这个女仆，每次来的时候，女仆都会带来一大把珍妮特不愿意给罗茜吃、但又不能明言反对的廉价糖果。

罗星墩到剑桥的公路造得和尺子一样笔直。公路两旁的沼泽地看得有些让人心烦，但好在阳光明媚，气温也比往年三月上旬要高一些。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不必再忍受严寒之苦，所有的问题也将得以解决。

特雷佛先生的公寓在米尔路尽头一幢维多利亚中期建筑的顶层，离火车站很近。我很想知道这种房子的结构是怎样的，但其实这种房子和别的房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女房东是个寡妇，她丈夫生前是神学院的门房，她和儿子占下了房子的整个一层。特雷佛先生和母子俩共享房子后面的厨房。厨房后面的浴室显然是房子建成很久以后才新加的。

女房东不在家。珍妮特用父亲给她的钥匙打开门上了楼。我一定是把自己的心思写在了脸上。

“恐怕有点乱。”她说。

“没关系，我不怕乱。”

“我想你大概想不到他会住在这种地方吧？他不想离开剑桥，但妈妈死后他只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珍妮特带我从过道走向前面被装饰成客厅的那个房间。房间里充满香烟、腐败食物和人体的汗臭味。

“她负责给爸爸做早饭和晚饭。”珍妮特指的显然是那个女房东，“她还应该给爸爸洗澡，并把爸爸的衣服送到洗衣房去。”她打开一扇格窗，清新凛冽的寒风吹了进来，“我想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也是我没告诉她我们要来的原因之一。”

“我很抱歉。我——我原以为你爸爸会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呢。”

“乞丐是没有选择权的。”她转身面对着我，“我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妈妈整天都在工作，活也干得不赖，人们总是抢着要她。爸爸也有一小笔收入，我想大约每年能拿到一百英镑吧。他们没有退休金之类的东西。年纪大了以后，我想他们必须靠以往的存款过活了吧。”

“别提钱的事了。”我笨拙地说。这么说是因为我是个英国人，那时英国人不怎么爱提钱的事，对朋友更是绝口不提。“我很理解你的难处。”

珍妮特一眼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总是比我要聪明一些。“妈妈生病以后，翻译工作越来越少，夫妇俩不得不靠爸爸的积蓄过活。而妈妈病死的时候，他们的那点积蓄已经快用完了。”说着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但至少他还有这间套房。有了这间套房，他就能独自生活上一阵子。另外，他很喜欢剑桥这个地方。”

我突然恍然大悟。“你和大卫是不是承担了这里的房租？”

她点了点头。“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行了，”我说，“从今往后你们再也不用为他付房租了。”

但我知道他们现在又不得不为特雷佛先生用另一种形式付账了。

约翰·特雷佛先生此时就生活在离我们不到二十英里远的罗星墩。不过当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四处走动、打点他的私人财物的时候，感觉上似乎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好像他再也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一样。

正是因为他不在场，所以他的私人物品才会显得出奇地少。物品因其主人的存在而显得重要。遇到主人死亡，哪怕是暂时外出，其所有物的重要程度也会变得微乎其微。我记得窗框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煤灰，书上布满了灰尘，袜子上大多都有洞眼。

“把这些东西全扔掉事情也许会简单得多。”关上我们带来的第三只手提箱时珍妮特这样对我说，“我们该怎么处理他留下的那些邮件呢？他一定不打算给什么人写信了。”

当我把手提箱搬到停在楼下的汽车里时，珍妮特开始检查起书桌的抽屉来。回到客厅后，我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叠纸，珍妮特正站在窗边，把一张照片倾斜成各种角度观察着。

“看看这张照片。”

我把照片从她手里拿了过来。在海滩上拍下这张快照的时候珍妮特还没有罗茜大。她穿着泳衣，抱着双膝，眼睛凝望着照相机。我把照片递还给了她。

“那是战前的事了。应该是在贝克斯希尔或是海斯廷斯这类地方拍的吧。以前我们常去苏塞克斯和祖父母一起度假，我觉得那是个比天堂还美的地方。有年夏天爸爸在那儿教会了我游泳，入睡前他还会给我讲许多故事。”她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他会给我讲安德鲁·朗恩的童话集《黄皮童话书》。我差不多已经把那时的事全忘了。”

她从手提包里摸出手绢，擦了擦自己的鼻子。

“为什么爸爸会发生这种事？”她生气地说，好像这全是我的错一样，“为什么他不像普通人那样变老，或者干脆死了也好？这算什么事，这可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因为无话可说，所以我什么话都没说。

珍妮特给女房东留了张纸条。我开车带她吃了顿午饭，然后和她一起在暗淡的阳光下从圣约翰大学走到剑桥大学的后花园。这段路程不足以为珍妮特解忧，但我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

回家以后，大卫和珍妮特马上做出了决定。大卫觉得速战速决才好。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出售、分送、丢弃了公寓里三分之二的东西。

助理神父戈特贝德帮助大卫把特雷佛先生的剩余物品带回了达克旅店。两个男人喘着粗气把一部分家具——桌子、椅子和一个镶着玻璃的书柜——带到特雷佛先生的卧室，使那间卧室有种家一样的感觉。珍妮特把她和她妈妈的照片放在书桌上，两张照片都配上了崭新的银质镜框。珍妮特还把父亲的烟斗架和烟灰缸拿出来了，她并不是要父亲再抽烟，而是把它们放在书桌原先的位置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刚搬完家的一天早晨，我刚从自己的卧室走下楼梯，特雷佛先生突然从浴室里冒了出来。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朝四周张望了两眼，似乎在观察有没有人在窃听我们的谈话。

“这幢房子里发生了些有趣的事情，”他向我吐露道，“他们弄进来几个装修工，趁我不在的时候改装了我的房间。他们肯定是在晚上的时候弄的，因为白天我没看到有人干活。不过我在走廊上看到过他们中的一个，那家伙看上去鬼鬼祟祟的。”说完他便趿着拖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走到门口时他回转过身看了我一眼。

“罗茜，多留点神，”他低声对我说，“我还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别太大意了，尤其是像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他把我当成罗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