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大卫家的第一个星期六晴朗而有些寒冷。大卫把我和珍妮特带上了大教堂的西塔。我们登上无尽的旋转扶梯，沿着布满石灰屑的游廊一点点朝前走。最后，大卫推开一扇小门，和我们一起拥上明亮的塔顶天台。

天台上没有风，这里似乎比平地要寒冷和明亮一些。我靠在一面像城堡一样有城垛的墙上。因为走了太多的楼梯、抽了太多的烟，我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举目远眺，西塔像恐怖电影里的电梯一样直上直下。我攀住石栏，把栏杆抓得越来越紧，坚硬的石头不断磨着我的掌心。

塔下是教堂坚硬的外壳以及罗星墩瓦片和石板砌成的房顶。房子四围是一望无际的冰冻沼泽，沼泽的最远处与冬季的灰色天空连为一体。

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到惊恐过，仿佛漂移在天地之间，身上似乎完全没有了力量。“看呀，教士团的人正从那里走出神学院，”说着珍妮特压低了嗓门，“他们活像一群蹒跚学步的乌龟。”

那时罗星墩还是个小城——城里最多有八九千人。说罗星墩是座城市是因为它有座美伦美奂的大教堂，罗星墩的重要程度并不因为其面积小而有所降低。同时它又是沼泽中的孤岛，苦难者的避难之地。这里自然也成了我的避难所。即便亨利还在，他也不会跟随我来到这个他出过这么大洋相的地方。

大卫告诉我中世纪时罗星墩的大部分地区被湖水所环绕，那时这里是个自治区，中世纪的修道院院长比国王册封的爵士享有更大的权力。这里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后一次抗击诺尔曼人的地方。

今天罗星墩仍然感觉像座被包围的城市。教堂街这座“城中之城”比罗星墩的其他地方更显尴尬，因为城里的其他地方不断蚕食着教堂街的地盘。教堂街是教会的领地，比周围世俗之地的历史都要长，与外界遵行着完全不同的律法。一个名叫戈特贝德的执行神父每天晚上负责关闭教堂街的大门，他和母亲以及母亲养的那几只猫住在“皮亚门”旁边的屋子里。

罗星墩和布拉德福德、希尔加德学院、德班以及我所住过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过去在这里留下的印痕比其他地方更为明显。坐在珍妮特家厨房里的时候，只要你抬头看上一眼，你就会看见拱顶上雕刻的诺尔曼人的枪管。大教堂的钟每隔十五分钟敲响一次。教堂街以及教堂街上所住的人还和一千多年前一样围绕每日礼拜的节奏生活。我以前从未在宗教界人士中生活过，住在这儿让我感到有些不太习惯。我常会觉得城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看见色彩，别人都住在黑白两色的单调世界里。在其他许多方面我也会有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的感觉。在这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派”。

过去在学校时我和珍妮特经常对宗教界人士大加嘲笑。这次来以后，我知道她已经养成了定期上教堂的习惯，尽管过去在信中她从来没提到过此事。

到罗星墩的第一个星期天早晨我没出门。珍妮特和罗茜去参加十点半的晨祷了。她们穿着礼拜时的盛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早晨就不去教堂了。”早饭时我对大卫说。我已经跟珍妮特表明了我的态度，不过还是觉得应该和大卫先打声招呼。我不想在我们之间产生任何误会。

他笑了笑。“去不去教堂完全取决于你。”

“抱歉，我不怎么信教，我可以在花园里帮你们种些蔬菜。”

“你真是太好了。但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让我感觉自己像“回家的浪子”一样，给我一种说不出的暖意。

“你有去教堂的义务，”饭后洗刷碗碟的时候我对珍妮特说，“作为大卫的妻子，你必须去教堂露个面。”

她点点头，然后补充道：“我很喜欢参加礼拜。没人会在教堂里对你提出要求。你可以在那里得到心灵上的静谧。”

我非常笨，完全没有听懂她的弦外之音。“原来如此。那你完全信服上帝了吗？”

我其实不太希望她信仰上帝。总觉得这样她就会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她俯身在水槽里洗刷起烤盘来，“无论如何，我信不信教又有多大关系呢？”

在罗星墩的前两个星期我们五个过得很有规律。考虑到我们的背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你一定会觉得我们之间会产生频繁的摩擦。但大卫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不是在神学院就是在大教堂。罗茜一周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里——她在城郊的圣图姆伍尔夫幼儿园上第二个学期的课程。老特雷佛先生——在我的回忆中那时的他已经很老了，但其实他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整天待在卧室里，不是围着电炉取暖，就是躺在床上躲在被窝里。他的兴趣爱好无外乎吃饭、读报和清清肠胃。

房子本身也使许多人能共同住在里面而互不打扰。达克旅店面积不大，结构也不是非常复杂。旅店里有许多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都不是很大。大卫说七八百年了一直有人住在这里，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癖好来改造这间旅店。房子里到处都是楼梯，有几段楼梯甚至是死路一条。整座旅店由不规则的房间、陡峭的楼梯和厚重的墙壁构成。厨房在一楼和地下室的夹层里，刷洗碗筷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高地街上行人的脚——高地街在教堂街北面，与教堂街相交。

虽然达克旅店可以使住客互不相扰，但过于复杂的结构使得这里的打扫工作变得颇为不易。一个女清洁工每周有三天早晨会来这里“干些粗活”，否则这些活就要压在珍妮特头上了。家里的活还真不少。那时还是一九五八年，唯一能节省劳力的机器是带熨板的双筒洗衣机。旅店上次整修还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那时这里的主人有钱雇得起三到四个仆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珍妮特可能更愿意做个能领薪水的仆人。她讨厌干活，但至少可以从中领取一份薪水。简单的交易总会有始有终，而且交易的双方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论是处于交易的哪一方，珍妮特的角色都非常尴尬。在打理这幢莫名其妙的老房子的同时，她还必须把自己当作这里的女主人，而不是女奴隶。当拜菲尔德一家搬到这里的时候，她甚至做了镶金的名片。我仍然保留着这样一张名片——纸片略显发黄，边角卷了起来，字体微小而朴实无华。

大卫·拜菲尔德夫人

达克旅店

教堂街

罗星墩

电话：罗星墩21 14

拜菲尔德家搬到达克旅店以后，教堂街和城里的夫人们纷纷前来拜访，并留下自己的名片。珍妮特陆续回访了这些人家，并送出自己的名片。这和大卫每天在教堂街上的教堂里所做的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类宗教性的仪式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起到预期的效果。

我怀疑大卫是否知道自己在珍妮特身上所加的重担，但至少当时他并不知道。无论如何他都算不上是个敏感的男人。他的敏感度像手电筒发出的光芒一样微弱，而且必须在绽放出光芒之前指向正确的位置。但这终究不是个敏不敏感的问题，每个人的想法各不相同，况且那是在四十多年前罗星墩的教堂街上。

如今回想起来，大卫和珍妮特多半都被囚禁了吧，不过他们都看不见监狱里那一道道栅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