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星期六会在旧金山，”我回来后的第二天，阿尔伯特·克雷文就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

“他将在晚上六点一刻和你见面。你有十分钟的会面时间。”

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环顾着我的这间临时办公室；从我最初同意担任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的那一刻起，这里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的两只手早就开始加紧工作，把已经分装在三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文件夹里的大量文件进行分类拣选，由于不断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我的双手已经开始抽筋。

“你是怎么设法安排好会面的？”我一边问，一边舒展着手指。

“我许诺给他一大笔捐款，非常大的一大笔捐款，”克雷文冷淡地回答，“那似乎总能起作用。”

他的眼睛逡巡着，最后落在并排摆放的文件堆上。

“都是俄语的？”

“连同一些英文摘要，我们的朋友考虑得很周到。”

克雷文把双手背在：身后，探身向前，把身体的重心移到脚尖上。他的目光越过我看着什么，悲哀地摇摇头。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喃喃自语。说完他仿佛刚想起什么需要他立即处理的事，他直起身来。

“六点一刻。星期六晚上。”

他点点头，微笑着，然后用左手的指关节敲了敲桌角。

“真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去。”

两天以后，晚上六点十分，我走进圣弗朗西斯饭店的大厅。我朝那个装饰着黑色板条的酒吧扫了一眼，然后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电梯间。

还是我以前曾来过的那个套房。这一次奥古斯托·马歇尔亲自来开门。此刻，不需要争取陪审团的信任，也不必去打动满屋子的旁听者，他出庭作证展示出的那种优雅而迷人的举止也随之荡然无存。他的嘴巴直直地向后咧开，挤出一个平淡而生硬的微笑，里面还夹杂着一丝几乎控制不住的急躁；他的嘴巴这时的形状，倒是跟他那副细金属边眼镜的形状极为相称。他敷衍地匆匆和我握了握手。指点我又坐到我以前曾经坐过片刻的那张沙发上。他没给我倒点什么喝的。

马歇尔坐在椅子边上，好像他已经准备好随时站起身来似的。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安托内利先生？”

我把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放到玻璃茶几上，“咔嗒”一声打开了那两个发亮的铜锁。我刚要翻开公文包，这时我改变了主意，又把它放回桌子上。

“告诉我，州长先生，你认为你还有获胜的机会吗？”

马歇尔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现在是10月的第三周。仍然还有两周时间。”

“是的，只剩下两周时间了；由于审判过程中发生的那一切，你现在不但是在和一个鬼魂较量，而且还有他要迎娶的女人和他将要出世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你如何才能让人们相信，投阿莉娅·戈德曼一票，并不是向杰里米·富勒顿那样的伟大人物表示尊敬和怀念的惟一方式？”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透过眼镜后面半闭着的眼睛，冷漠地俯视着我。

“我认为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安托内利先生。你在审判中输给了戈德曼女士，并不同样意味着我将在选举中输给她，这二者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那的确意味着你将同样面临失败，州长先生，而且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我打开公文包，拿出那个厚厚的文件夹。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给我的材料我已经都重新整理过了，此刻就放在这只文件夹里。

“那是什么？”当我把它重重地扔到玻璃茶几上的时候，马歇尔问道。

“你赢得竞选的惟一机会。”

马歇尔搜寻着我的眼睛，想知道我要做什么。

“看看吧，替你自己作个决定。”

他坐下来，眼睛仍在盯着我，他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阅读眼镜。他看了第一页，然后是第二页，当他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在那儿待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留下他独自一人去阅读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亲笔供词和克格勃有关杰里米·富勒顿的全部档案的英文摘要。

我乘电梯来到大厅，信步走进酒吧。

“有一阵子没见到你了，”男侍者跟我打着招呼。

他把餐布铺在锃亮的桃花心木的吧台上，然后放上一份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我真希望我的记忆力能像他一样好。

“告诉我，”我呷了一口酒，说道，“谁将会赢得选举？”

他拿起一条毛巾，开始擦干一个玻璃杯。

“没有什么疑问，”他耸了耸肩膀，眼睛看着玻璃杯回答道，“尤其是在今晚过后。”

我又喝了一口，看了看吧台四周。一对年轻情侣正牵着手，坐在杰里米·富勒顿和阿莉娅·戈德曼曾经坐过的座位上；在富勒顿生命里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们两个曾坐在那个位子上一起喝着酒。

“不难估算，”男侍者说，“他已经落后了七八个百分点，而且他失去了一个筹资者。这是我刚听说的——就在你进来之前。他让一群人等着他，却派了个人替他出面。”

他擦净了一个玻璃杯，又拿起了另一个。

“我看，他好像要退出了。”我看了看手表，喝了最后一口酒，把小费放在吧台上。

“你赌马吗？”

“偶尔玩玩。”

“赌一把。赌马歇尔赢。”他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

我离开圣弗朗西斯饭店，去看一个最应该知道结果的人。我去了玛丽萨的家，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睡得那么好过。

第二天早上，信差把奥古斯托·马歇尔许诺的文件送到了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办公室里。当天晚上八点，我依偎着玛丽萨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山下薄暮时分红色和金色的微光正在海湾上跳跃着，此刻奥古斯托·马歇尔正在电视上宣布，他被赋予神圣的职责，来纠正一次正义的重大失误，同时公开一个危及美国民主政治核心的丑闻。

当他演讲完毕，我走到通向屋外平台的玻璃门前。门是敞开着的，我站在那儿，呼吸着秋天里凉丝丝的空气。最后几只帆船正在返航，更远处城市的灯光，正在薄暮中闪烁。

“现在会发生些什么？”玛丽萨问我。

我回头看着她。她坐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修长的双腿，用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注视着我，不知怎么，她的眼神总是能够消除我们之间的距离。

“哈迈尔明天就会被释放了，他昨天就应该获得自由，但是，州长希望能保证新闻界到场。在那一切发生之后，我猜想我不能再责怪他了。哈迈尔将会自由，完全得到赦免，而且还有一笔数目不菲的托管基金。这得归功于‘已故的’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慷慨解囊，他以后能专心上学，周末不必再打工了。”

我凝视着窗外，整座城市在海湾那边向我招手，许诺着实现你所有的梦想。

“我感觉自己像杰里米·富勒顿，”我目不斜视地对他说道，“我知道每个人的秘密，而我对每个人都撒谎。”

晚风越来越凉爽，夜色也越来越浓。我把手插进口袋，思索着我隐瞒真相的种种方式。

“我不得不告诉哈迈尔，伯格多诺维奇在遗嘱里给他留下了这笔钱，是由于一种悔悟的行为；因为我不能告诉他，这些钱是我从伯格多诺维奇的遗产中扣留出来的一部分，作为他可以继承自己财产的代价，我让他用这笔钱来赎买他自己遗产的剩余部分。我不得不告诉阿尔伯特·克雷文，伯格多诺维奇的自白书是他弟弟交给我的；因为如果我告诉他伯格多诺维奇还活着，就会使他成为一次欺骗行为的同谋。当然，关于阿尔伯特·克雷文的故事，我也丝毫不能透露给哈迈尔；因为——因为我就是不能说。”

从房间的另一端传来玛丽萨的声音，那声音就像在我耳边低语。

“你认为在杰里米·富勒顿的一生当中，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曾产生过你现在这样的影响？你能想像出阿莉娅·戈德曼现在在想些什么吗？劳伦斯·戈德曼的外祖父或许把你的外祖父投进了监狱，但是同你现在回敬给他的相比，那简直算不上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外祖父和那个无耻的警察局长之间发生过的一切，但是对发生在劳伦斯·戈德曼和他女儿身上的事情，玛丽萨的看法却是正确的。

杰里米·富勒顿，阿莉娅·戈德曼腹中胎儿的好父亲。在几分钟之内，从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殉道者，变成了一个叛徒。更重要的是，杰里米·富勒顿已经成了劳伦斯·戈德曼父女俩实现无限野心的最主要的政治障碍。

“他们现在能做什么呢？”玛丽萨的话像是在反问，“声称自己一准儿是搞错了；宣布孩子的父亲不是那个被证实为间谍的家伙，而是另一位与她通奸的大人物？”

她的话让我想起丁什么。我转过身来，暗自笑了笑。

“我曾经听别人在说起波基亚家族时用过类似的语言；他们就像‘一个以乱伦和通奸来反抗道德的战争宣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和波基亚家族不同的是，戈德曼一家没有杀过人，”她笑着提醒我，可是笑里藏着不安。

此刻，我仍然能看到奥古斯托·马歇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那张自信的面孔，他正向全社会揭露杰里米·富勒顿生前的所作所为以及他被杀的原因。他现在完全相信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最初首席检察官死了，现在又是这样。老希拉姆·格林说得对：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注定要成为总统。

“你愿意充当惟一妨碍阿莉娅·戈德曼实现她的愿望的那个人吗？”我大声问道。

吃过晚饭，玛丽萨睡着了以后，所有的观光客也都已散去，索萨利托狭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沿着海湾走了很长一段路。

我在海边站了一会儿，就像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曾告诉我他过去常做的那样；我把目光投向远方，凝视着海湾那边的城市，它在夜色中闪烁着微光，吸引着每一件事物向它靠近。它看上去离你那么近，近得让你开始以为，只要你抬抬手，它就会离你更近，它就会伸手可及。我一直注视着它，想像着富勒顿注视着它，思索着他将要付出多少代价，将会做出多么伟大的事业时，他曾经是什么样的心境。

他迷恋着他将要成为的那种人，他的心生活在未来，以至于他为他的目标而不得不做的事情都被埋在了过去，几乎在他做完那些事情之前就被遗忘了。我站在那里，在无边的寂静中惟一可以听到的，就是海浪轻轻拍打我脚下的岩石发出的声响。我一直凝望着城市的灯光，凝望着那些从未暗淡下来的灯光，我开始像富勒顿那样观察这一切；在一个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瞬间，我觉得自己所体验到的，更多的是富勒顿有过的感觉，而不是我曾经认为的我自己应该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