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到法庭门口，奥古斯托·马歇尔已经开始扮演起证人的角色了。州长站在走廊的尽头，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在镁光灯那灼热眩目的光线下泛着红光。如果我听到的问题可以算是某种迹象的话，看来媒体在更大程度上把他的露面当做是竞选活动的一个暂停，而不是审判的一个环节。他们提到，最近几次民意调查显示他和阿莉娅·戈德曼的支持率均处于领先地位。他表现得轻松而又自信，坚持说对此他并不担心；而且，尽管任何一个对此稍加思索的人都会对前后明显的反差感到纳闷，但他却宣称他早就知道那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

一位年轻女士手持麦克风挤上前去，她想要知道，他的竞争对手作为公诉方证人出庭时在证词中承认她怀着杰里米·富勒顿的孩子，她在近期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的上升，有多少应当归功于那件事情的曝光。马歇尔的态度变得冷淡而又谨慎。

“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现在我将给你同样的回答，”州长的口气很坚定，“我对别人的私生活不感兴趣，也不想去作任何评论。我只想说：我认为有些律师似乎认定他们为委托人进行辩护的惟一手段就是想方设法去攻击他人的诚实和信用，而他们攻击的对象显然与正在审判的罪行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尽管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我马上感觉到马歇尔就和政治本身一样精明老到。阿莉娅·戈德曼的所作所为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当她成为公众同情的对象时就已经抢了他的风头——但他立刻领悟到如果对她的道德提出质疑，那将会是他做得最糟糕的事情。这种事情最终会有其他人去做。他不能借这个机会攻击她，所以他用一种巧妙的方式，以对她的支持使她感觉欠了他的情。他不会宽恕她的通奸行为，但他会保护她，使她不必去应付那些拙劣的伎俩和冒昧的提问——一些不讲道德的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什么事都做得出。

“您为什么被法庭传唤，来做辩护方的证人？”另一个记者大声问道。

奥古斯托·马歇尔的表情前一分钟还是那么庄严冷峻，此刻突然就变得高兴起来，几乎是一副欢快的样子。他撇了撇左嘴角，歪着嘴露齿一笑，把目光投向提问的方向。

“这你得去问辩护律师，”州长有些迟疑，似乎在努力地回想着那个名字。

“安托内利，”有人大声喊了出来。

“是的，”马歇尔应了一声，然后不再吭声，他用沉默让每个人都明白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值得重复，或者说，这个名字所指的人不值得记住。

“或许辩护律师，”他继续说道，“可以告诉你。我恐怕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对富勒顿参议员被谋杀那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州长的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当然，杰里米·富勒顿和我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少有人在公共事务中比他贡献更多，也很少有人拥有比他更多的东西能够去奉献。他的遇害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的话里流露着一种真诚，说得那么熟练，或许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这些话了。

在州长的面前汤普生法官乱了方寸。正常情况下，一个严格的执法者会随时制止人群中的违规行为，但是现在，法官却毫无异议地允许那些记者们聚集在审判区的护栏后面，他们跪在那儿，就像教区居民在等待领取圣餐。

六十岁的奥古斯托·马歇尔在一番精心修饰之后，再配上那身无可挑剔的装束，看上去和一个比他年轻十五岁的健康男子一样结实强健；此刻，他坐在证人席上，审视着甚至可能是在默数着那些转向他的面孔。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让你觉得他很讲求效率，同时又很善于权衡；他看人的样子和走路的方式又反映出一种精确。渐渐稀疏的黑发沿着饱满的额头向后梳过去，鬓角处已经露出灰白的颜色；一双乌黑的眼睛，警觉、灵活而又热切，正透过那副昂贵的金属框眼镜注视着什么。他穿着一件双排扣的蓝黑色西装，里面配一件雪白挺括的法式袖口衬衫；一条颜色柔和的佩斯利领带打成双节，又用一枚金别针把领口两侧拉紧，在领带下边固定好；黑色的鞋子刚刚上过光，不过左脚那只鞋的鞋尖处有一丝轻微磨损的痕迹。我猜想是不是那天一早他因为什么事而愤怒地用力踢过门。

我站在律师席离陪审团最近的一边，专注地看着一张纸，仿佛我正忙着用最后一分钟再温习一下那张清单，上面打印着我要提的问题。当我抬起头准备提问时，马歇尔已经摆出一副知道自己处于优势的神情。在他乐意赐予别人的有限时间里，人们总是担心出错，他已经习惯于看到这种表现。

“你当州长多久了？”

马歇尔宣誓完毕后，就费了一点儿时间，向每一位陪审员投以微笑。这会儿，在我说完问题之前，他又把视线转向他们。他把胳膊肘放在证人席的椅子扶手上，腰向前倾着，试图尽可能地缩短与陪审团之间的距离。

“这是我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马歇尔说着，谦和地微笑了一下。

“到明年1月满四年。”

“在此之前你当过州首席检察官？”

他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陪审团。我站在他的正前方，可我想他根本就没看到我；一旦他开始集中全部精力想让那十二名陪审员——十二名投票人——相信他将要说出的任何证词，他就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了。

“是的，我很荣幸曾担任过那个职位。”

“四年前你竞选州长时，曾经以绝对优势当选，对吗？”

他撇下陪审团，把目光转向我这边，不过只是为了越过我，看看我身后挤在法庭里的数百位选民。

“是的，”州长的语气柔和而又充满敬意，就像一位心存感激的仆人。

“那是一次非常令人满意的胜利，”他又补充道，同时刻意地微笑了一下，并且尽量使自己显得既谦卑又仁慈。

“然而，你第二次竞选首席检察官时并没有获得那么悬殊的胜利，是不是？”我的问题相当尖锐。

“事实上，你的得票率整整少了九个百分点，不是吗？”

他怒发冲冠地直瞪着我。接着，他就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有多少人在注视着他，这些人当中又会有多少记者随后就会将他的话详尽地公之于众。他又变得那么真挚亲切。他昂起头，稍稍侧向一边，脸上闪现出一丝腼腆的笑容。

“每次选举都不一样。”

我朝陪审团前行一步，抬起头，带着探究的神情打量着他。他对我微微一笑。

“很难找出一次比你第一次参加竞选更为不同的选举了——为你们党派的竞选提名人而进行的选举——那是你第一次竞选首席检察官，是不是？”

公诉人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站在那儿，低着头，双手交叉着放在身前，就像一个毕恭毕敬的祈祷者，彬彬有礼地等我结束，然后轮到他。

“尊敬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说，“我看不出这一系列质询和我们要审理的案件有任何相关性，而且——”

我摆了一下手，仿佛说这些话对我而言无关紧要。

“如果州长更愿意不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有些事他宁可不予谈论——”

“不，”马歇尔打断了我，同时与公诉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我将很高兴回答你关注的任何问题。”

汤普生看着哈里伯顿，想知道他打算做什么；但是另有个人野心的公诉人并不打算去和某个今后能够帮助他、也可能会伤害他的人作对。

“没有异议。”哈里伯顿几乎是在为打断我的话而道歉。

马歇尔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不过，他不希望使它看起来比他不得不承认的还重要，所以他假装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说完，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也要伪装一下。

“不，让我来问你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州里，首席检察官是不是仅次于州长的、最重要的职位？”

“可以这么说。”

“如此说来，在你作为候选人竞选本州最重要的职位之前，你已经坐上了第二把最有权力的交椅，对吗？”

“是的，这样说是公平的。”

此时他谨慎地盯着我，有一点儿困惑，猜不透这些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问题会把他引向何方。

“那么，在你竞选仅次予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职位之前，你担任过什么职位？”

他又转向了陪审团。

“我以前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而且从未涉足政治。我开始涉足政坛只是因为许多人说服我，不能让政治落在政客们的手中，因为它太重要了。”

“特别是有那么一个人，是他说服你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是不是？”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

“你当然还没有忘记希拉姆·格林，他曾经担任过和你现在一样的职位。”

他刚想说他当然没有忘记，可是我不给他这个机会。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竞选——你的对手是当时的在任者，是不是？阿瑟·西蒙不是当时的首席检察官吗？他不是共和党人吗？”

“是的，完全正确，他是共和党的首席检察官。”

“阿瑟·西蒙不是本州最受欢迎的政府官员吗？据说比当时的州长或是两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位都更受欢迎，是这样吗？”

“是的，他是很受欢迎，不过——”

“所以，前州长格林要你参加竞选的原因，并不在于他认为你是打败民主党候选人的更强大的竞争者？”

让别人记起你以前的弱点，没有比这更能威胁到人们对你的实力的信心了。马歇尔想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回答蒙混过关；毫无疑问，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或是未曾宣誓要告之实情的情况下，那种方法还是奏效的。他坚持说那是发生在多年以前的事情——准确地说，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说不清那些决定支持他的人当中有谁做过什么政治上的算计，如果那的确存在过的话。他带着某种遗憾解释说，在政界，上一届选举六个月之后就会变成古老的历史；而下一届竞选，即使是在四年以后，也会让你觉得近在眼前。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希拉姆·格林要你参加竞选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阿瑟·西蒙背叛了他，而他想借竞选之机使他陷入窘境。他认为你根本没有丝毫取胜的可能，是不是？”我边问边向他走近一步。

“事实上，他当面告诉过你，你不会赢的。他还告诉你，如果你能得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就算是完成了他和他的共和党朋友们想要你做的一切。他就是想要西蒙难堪。这就是他要你参加竞选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筹集了几百万美元来资助你参选的原因——是不是这样，马歇尔州长？”

哈里伯顿已经站了起来。马歇尔示意他坐下，眼睛却仍然在盯着我。

“在政界，也完全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动机。”

“但是驱使希拉姆·格林那样做的动机是报复的欲望，是不是？”

他只是看着我，等待我继续说下去。

“阿瑟·西蒙背叛了希拉姆·格林——大概至少希拉姆·格林是这么认为的——对吗？”我迅速地抛出下一个问题。

“我想是那样。”马歇尔勉强同意。

“不，你不能推测那可能是真的。这不是国会大厦台阶上的某次集会，这也不是法院走廊上的某个记者招待会。这是法庭，而且，这是一桩谋杀案的审判，你是宣誓要说出真相的证人。现在我再问你，希拉姆·格林是不是认为阿瑟·西蒙已经背叛了他？”

“是的，我相信他是那样认为的。”

“而你又反过来背叛了希拉姆·格林？”

“我绝对没有。”州长愤怒地回答。

“他说你确实背叛了他。他说自从你当选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收到你的片言只语——你甚至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过。那是真的吗？”

马歇尔的五官似乎完全松弛了下来。他的声音变得很柔和，像在吐露自己的心声。

“格林州长年事已高，他的记忆力恐怕也不如往昔了。我们的确不总是能够对每件事都达成一致，但我尽量不去忽视他。或许我该再多做些什么，让他感到人们仍然记着他。”

我走回律师席，拿起一张没有打印任何问题的纸，假装在试图搜寻忘掉的什么问题。

“阿瑟·西蒙死了，是不是？”

“是的。”

“他就死在初选之前，是不是？”

“是的，、”

“因为阿瑟·话蒙的死，你赢得了初选；因为他的死，你得以进人大选；因为他的死，你当上了首席检察官；还是因为他的死，你后来才能去竞选州长——这一切，全拜阿瑟·西蒙之死所赐，对不对？”

他的脸僵在那儿，双唇紧闭，狠狠地瞪着我。

“阿瑟·西蒙死了。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没死的话，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眼睛迎着他的目光。

“而现在杰里米·富勒顿已经死了，没有人会知道，如果他没死，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除了一点，那就是某个你根本无法打败的对手，再也不会挡你的路了！而且，这是第二次！”

公诉人站了起来，法官也挺直了后背，而马歇尔半截身子都探出了证人席。法庭里一片混乱。哈里伯顿喊叫着表示反对，可是，甚至在汤普生终于听到了他的喊叫时，似乎还没缓过神来，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帮他摆脱了困境。

“没有问题了，法官大人。”我大声说完，撇下奥古斯托·马歇尔在那儿气急败坏地嘟囔着。

我在律师席旁等待，低头端详着自己的手。与此同时，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正利用反质程序对我刚才的言行表示愤慨，并对州长被迫忍受的这一切表示歉意。汤普生法官堆起讨好的微笑，无疑是以此表达他本人的歉意，他开始宣布马歇尔已经履行完证人的义务。这时，我示意他我们还有最后的问题要问，他吓了一跳。

“又该我提问了，法官大人。”

马歇尔抬起眼睛，等待着。

“杰里米·富勒顿出于什么原因要竞选州长？”

奥古斯托·马歇尔还不至于不懂得如何来缓解那种可能会让每个人颜面扫地的局面。他微笑着，仿佛在告诉我，尽管就在几分钟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我想，因为他想得到我这个职位。”

几乎可以听到有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法庭里涌动着一股笑声的潜流。每个人都开始放松下来。

我把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点点头，同样报之以微笑。

“可是，他参加竞选，不也是因为他认为，那会有助于他成为总统吗？”

马歇尔打量了我一会儿。

“参议员想当总统，这几乎不是一个秘密。是的，而且我相信他认为，如果他能打败我这个现任州长，来管理全国最大的州。那么，他将处在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位置上，如果他决定两年后从总统手中把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抢过来的话。”

“因此，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杰里米·富勒顿的存在，对你和总统而言是一个威胁。”

“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

“这就是白宫之所以会提供给你一些损害富勒顿的信息——以此来帮助你获胜的原因，那样富勒顿就没有机会去和总统一争高下了，对吗？”

马歇尔没有片刻迟疑。

“白宫从来没有任何人给我提供过那样的消息。”

他说得如此真诚，如此肯定，使我几乎相信他是在说实话了。

“听说过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这个名字吗？”

他摇摇头，表示否认。我不能再多问什么，于是搁下这个话头，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

“富勒顿参议员被杀的那个时候，谁的支持率领先——你还是他？”

“是他，不过那还为时尚早，再说——”

“再说，如果杰里米·富勒顿击败了你——成为了州长——那么两年以后，他将力争战胜总统？”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我相信那的确是他想做的事。”

“那么公平地讲，”我礼貌地微笑着问他，“你和总统都可以从杰里米·富勒顿的死中有所收益，是不是？”

重复会使愤怒丧失威力。哈里伯顿提出反对，汤普生表示支持；但是人群中惟一的嘈杂是一阵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直到法官抬起眼睛，才渐渐消失。

这会儿，我没有问题了，公诉人也是如此。奥古斯托·马歇尔不尴不尬地微笑着，向陪审团行了最后一次注目礼，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法庭。当我看着他离去时，方才推动我走上前去，接二连三提出问题，向他发起猛烈攻击的那股冲动，开始渐渐消退；前—刻对来说还是显而易见的事物，此刻也变得不再那么清晰。我不是简单地指出杰里米·富勒顿的死对当权阶层的任何一员都有好处，也不是暗示他们的这些动机要比公诉方指控哈迈尔·华盛顿的要有力的多；换句话说，我不是执着于接近这些不容质疑的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我一再强调的是，州长和总统都能够制造谋杀。

法庭的门在州长身后晃了几下，关上了。我收回目光，转向法官席，胃里突然有种空空的感觉，我担心自己刚刚犯下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失误之一。然而，如果我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公诉人应该早就注意到了。当他开始做结束陈辞时，便不遗余力地利用了我的失误。

“我必须使安托内利先生至少相信一件事，”哈里伯顿一边走向陪审席，一边大声说道，“从他在审核陪审员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到审判过程中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他对本案的分析前后矛盾的话，他就劳而无功，毫无价值可言。”

他在陪审席前停了下来，扭过头来扫了我一眼，然后摇了摇头，似乎此刻他仍然不能相信他刚才听到的一切。他用右手的手指敲打着木头围栏。

“被告人，哈迈尔·华盛顿，”他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每一个字眼听起来都充满嘲讽，“没有杀害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为什么呢？因为某个重要人物只能被‘有权力的人’——他的政敌所杀，那些人野心勃勃，以至于他们宁可准备好实施谋杀，也不愿承担下届选举失败的风险。我不知道安托内利先生一直住在什么样的国家，但那一定不可能是美国。我们经历过总统遭人暗杀，也出现过参议员被人杀害，但是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试图以谋杀的罪名指控我们的最高行政长官。”

哈里伯顿从围栏处踱了回去，又看了我一眼。

“你们还记得在审核陪审团成员时，”他问道，眼睛却仍然盯着我，“那时，他问到你们当中的一位，你认为是谁杀害了约翰·肯尼迪吗？”

他环顾四周，眼光落在曾被我提问过的那位陪审员身上。

“当时，我很纳闷他那样提问是什么用意，当然，”他耸了耸肩，继续说道，“谁能责备他呢？当你的委托人在现场被抓住——特别是在谋杀现场——除了认定事件的表面现象都毫无价值，而且受害人的死是出于一个阴谋之外，你又能辩解些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不是吗？——每件事背后都有一个阴谋！”

这还不足以把我描绘成一个江湖骗子；公诉人必须得证明他的理论是有根据的。哈里伯顿以娴熟的精确，把公诉方的证人们所作的证词精练而仔细地回顾了一番。有关死亡的技术性问题已经由本地验尸官作出了解释；他提醒陪审团，没有任何人，甚至连被告本人，也不曾对有关杰里米·富勒顿死因的描述提出过任何异议。富勒顿的生命终结于一次突然的暴力行为，他死于枪杀；当警察开枪打中正试图逃跑的被告时，从他手里找到了一把枪，而那颗使富勒顿丧命的子弹正是从那把枪里射出来的。

哈里伯顿一再强调，每个人都认同所有这些基本事实。被告在参议员的车里：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被告取出了参议员的钱包：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警察一到，被告就逃走：被告自己承认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同意那把枪是杀人凶器，每个人，包括被告，都同意：那把枪就是在他手边的人行道上被发现的。他用一种毁灭性的眼光斜睨着我接着说道，辩护律师不掌握任何可以说服别人的事实，所以决定证明他的想像。

“安托内利先生，”哈里伯顿夸张而又不怀好意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他试图告诉我们，在这一切背后不仅仅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另外，还有那些警察也罪责难逃。被告证实——发誓说——他从未碰过那支枪；即使如此，正如我希望你们注意到的那样，安托内利先生又重复了同样的问题，问他是否可能会在惊慌之中拾起了那把枪，之后因为受到枪击而忘记了自己做过的事。被告却坚持说自己没碰过那把枪，根据辩护律师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一定是警察把枪放在了他的手边。我们由此知晓了另一桩阴谋。先是其中一个警官开枪打中了他，然后他们两个合谋把枪暗中放在现场，以便看起来像是警官在自卫时开的枪。”

哈里伯顿在陪审席前踱着步，语速越来越快，脸也越来越红。突然，他停了下来，倚靠在围栏上。

“那么，辩护律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证据来支持他这个荒谬的断言呢？是女警官本人的证词。在奥利里警官的回答中有任何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破绽吗？有任何可以被证实的谎言吗？恰恰相反，在辩护律师坚持不懈有时甚至是狂热地质问下，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证词；无论他如何竭尽全力，都不能使她改变一个字。辩护律师把自己的失败解释成什么呢？他的结论是她并非决心说出真相，而是肯定一直在撒谎。”

哈里伯顿重新演绎了控辩双方提供的全部证据，狡猾地加以歪曲，提炼出了他所需要的结论。然后，他从陪审席那儿往回走，飞快地环顾了一下法庭四周。

“当有人死去的时候，”他说着，垂下了眼帘，“特别是当死者还有很长的人生之路没有走完时，总是有足够的痛苦让人承受，不必再去刻意制造更多的痛苦了。”

他缓缓地抬起视线，看着陪审团，双眉紧锁，似乎在说，他的脑海里已经酝酿了太多想要表达的话。

“阿莉娅·戈德曼与杰里米·富勒顿相爱。在他死后，她的全部愿望就是去保护他的好名声。然而事与愿违，她不仅被迫承认她爱上了富勒顿，而且还承认了富勒顿对她的感情；不仅如此，她还不得不让你们，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富勒顿准备离婚，他们打算结婚，而且她将会生下他的孩子。她之所以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是因为辩护律师执意要让你们相信‘有权力的人’总是有些见不得阳光的隐情，而他的这种追问是完全没有止境的。他达到了目的。正如我们所知，阿莉娅·戈德曼确实打算隐瞒某些事情。她没能得到允许去保留自己的秘密，那么我们是否就因此而感觉良好了呢，这个问题我留给诸位去决断。”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知道除非我在做结束辩论时取得胜利，否则这场官司就输定了；而且我很清楚，在进行结束辩论时我能取胜的惟一途径就是抛开所有关于阴谋的推论，只谈那些已经被证明和尚未证明的事实。我必须使我的辩论因内容的简洁而富有说服力，那样陪审团就不得不相信，关于被告所犯罪行至少还有一些疑点，一些合理的质疑。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我们已经听到同样的事件被多次加以描述，”我坐在椅子上开始发言，“以至于我们开始能够看到发生的那一切，仿佛我们自己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像一位小说叙述者那样，对每个人物都了如指掌。”

我双手一撑，站起身来。我站在桌旁，用手指来回划动着那本印有黄线的法律便笺本上的空白页码。

“我们听到从劳伦斯·戈德曼的公寓里传来宴会的喧闹声，要知道，捐了一笔钱的人才能出席那儿的聚会。我们看到他们，所有在场的那些富有而体面的人们正在谈笑着，喝着香槟，彼此微笑着，他们站在一起与聪明英俊的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合影，每个人都认为或许在不久的一天他就会成为总统。”

我绕着桌子，走到法官席与陪审团之间的开阔地带。此时，汤普生法官正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天花板。

“我们看到参议员的夫人，梅雷迪思·富勒顿，正愤怒地斥责着她丈夫的情人，她流着泪离去了。聚会继续进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对此我们并不完全感到意外。午夜之后，聚会终于结束，杰里米·富勒顿和阿莉娅·戈德曼一起出去喝酒，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圣弗朗西斯饭店的酒吧里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们能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好像我们就坐在邻桌；然后，他们喝完了酒，她开车送他去停车的地方，我们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我看到陪审团中的每个面孔都在注视着我。他们又看到了这一切，就像他们以前感受到的那样。

“我们看着他进了自己的车，然后我们看到她驾车离去，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然后，不一会儿，我们听到响声，我们当即意识到那是一声枪响，我们明白过来——不是吗？——杰里米·富勒顿死了。现在，我们又看到其他情景：一辆警车，停在几个街区以外；两位警官，乔伊纳和奥利里。我们看到他们如何作出反应，乔伊纳的大手如何握着方向盘，奥利里的眼睛如何从一边看到另一边，竭力想在这漫天大雾中找到发生枪击的方向。我们看着警车绕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当那个不走运的行人拼命从马路上逃开时，我们飞快地坐直身子，屏住了呼吸。”

我解开外衣的扣子，把两手搭在后腰上，同时向前移动了一下，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

“现在，我们看见他们下了巡逻车，乔伊纳和奥利里拔出了枪，悄悄地接近那辆车。然后，突然之间，”我说着，慢慢地抬起头，“有个人从车里跳了出来，开始沿着街道猛跑，雾太大了，你几乎看不见他在移动。然后，不知怎么，雾突然散了，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拿着一把枪，正向后张望，而且准备开枪。但是奥利里警官先开了枪，就像她说的那样，‘目标应声倒地’。”

我看着陪审团，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

“这一切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次了，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就在那里。我们知道哈迈尔·华盛顿杀害了杰里米·富勒顿，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是不是？我们听到了枪声，我们看到他从车里跳出来，我们看到他逃跑。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是我们亲眼所见，是不是？”

我把左手插进口袋，用右手抚摸着后颈，脸上露出一种困惑的表情。

“或者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富勒顿的脸压在驾驶员那一侧的车窗上，我们看到哈迈尔·华盛顿从车里冲出来。但是我们从未看到谋杀，是不是？没有人看到谋杀，是不是？公诉方列出了一长串证人，但是没有一个是谋杀的直接见证人，而这才是惟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见证了犯罪。”

我转过身，与公诉人面对面地对峙着，继续说道：“本案最为重要的惟一事实就是没有犯罪的目击证人。整个诉讼都是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之上，而且只有间接证据。控方要求你们判定哈迈尔·华盛顿谋杀罪名成立，不是因为有人看到他实施了谋杀，而是因为环境——他很不幸地发现自己恰好在场，当时他做出了非常具有勇气的行为，他判断有人遭遇了枪击，或许他去帮忙还不算太晚。”

我把眼光从哈里伯顿身上转向陪审团，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们，请求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他是在那儿，在参议员的车里：我们承认这一点。他试图逃跑：这我们也承认。他向你们解释过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公诉方告诉你们，当他被警察击中时，手里拿着谋杀的凶器：他坚持说从未碰过那支枪。我承认我也不知道他究竟碰没碰过。或许，他在惊慌之中捡起了枪，而在遭遇枪击之后，脑子里没有这段记忆。我不知道。但他相信自己没有碰过那把枪，而且那是他作的证词。如果那是真的——他从没碰过那支枪——问题就出现了：在他被打中之后，枪是怎么到了那儿，到了他手边的？”

我停下来，朝哈迈尔望去。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用他的眼睛追随着我。

“公诉人告诉你们，奥利里警官把同一个故事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三次，只是在尽力做到精确。但是如果你要讲述真相，只要去描述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为什么连证词中最微小的细节都必须要记住呢？事实不会改变。只有在描述一个谎言时，你才必须小心谨慎，不遗漏任何细节。

“不过，你们一定会问自己：她为什么要撒谎？她可能会出于什么动机？”

我把手放在围栏上，凝视着他们坦诚的面孔。

“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一个在那时似乎无足轻重的错误。就像公诉人一样，她知道——她确信——哈迈尔·华盛顿是有罪的。她是第一次看到凶杀现场的死者，他的脸上满是鲜血，挤压在汽车玻璃上。只在瞬间之后，一个身穿皮夹克、头戴线帽的年轻人，一个黑人，从车里逃了出来。她被吓得魂飞魄散，就像你我在那种情形下都会惊恐不已一样。他似乎停住了脚步，向后张望。她想到了她惟一能想到的事情：他要开枪杀我！她开了枪，‘目标倒下了。’之后，直到那时，她才发现他根本没有枪，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刚杀了人，而且杀的不是某个普通人，是一位美国参议员。他是一个谋杀犯。他可能身上没带枪，但是他的枪在车里，他正拼尽全力从警察眼前逃跑。枪只是个枝节问题，一个不合时宜的细节，一个小小的疏忽。那会有什么不同！他杀了人，他是个凶手，一个冷血杀手；不过，他很幸运，他还没有死。当他躺在人行道上，没有知觉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们把枪从车里拿出来，放到他摊开的那只手旁边。这会有什么不同呢？他杀了人。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细节。

“让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人在现场见证杰里米·富勒顿被谋杀的情形。那晚惟一能证明哈迈尔·华盛顿在警察到来之前都做过什么的，只有华盛顿本人。他在誓言下作证。他把那晚做过的事情都和盘托出。他听到了枪声，他去救人，他看到一束灯光划破浓雾，他害怕是凶手回来了，于是飞快地逃跑——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感到恐惧。没有一个证人能告诉你们任何不同的事实。”

我终于完成了最后的陈述。这时，我坐进椅子里，心脏狂跳不已，满手是汗。我知道，我已经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