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差几分钟到十点的时候，法庭里挤满了记者，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准备传唤辩护方最后一个证人出庭。与此同时，公诉人也站起身来，他脚上那双与西装相配的皮鞋擦得锃亮。我看了他一眼，想知道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尽管当庭发言是起立的惟一理由，可他却没有丝毫打算开口的意思。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一边说话，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哈里伯顿，“辩护方传奥古斯托·马歇尔出庭。”

我刚一喊出州长的名字，哈里伯顿就抬眼朝法官席看去。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有义务告知法庭，安托内利先生将要传唤的证人此刻不能到庭。”

“你碰巧对我的证人了解得比我还要多，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我问道。

哈里伯顿拒绝看我，他自顾自地继续向法官陈述。

“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从州长办公室得到通知，说州长由于立法方面的一个紧急情况而无法离开萨卡拉曼多。”

“他是我的证人，而且他已经收到了法庭的传票！”我朝哈里伯顿喊道。

这还是无济于事。他对待我的那种态度，仿佛我是人群中某个煽动闹事的家伙，一个最好不予理睬的微不足道的讨厌鬼。

“看起来，”他接着说道，“州长最早也要到下周一才能出庭。他要我为这件事可能导致的种种不便，向法庭转达他的歉意。”

汤普生只想知道一件事，而这件事和州长的缺席可能会影响到审判没有丝毫关联。

“也许你可以解释一下，哈里伯顿先生，得到通知的为什么是你，而不是本法庭？”

“被告律师也一无所知。”我低声嘟哝道，但声音足以让哈里伯顿听到。

就像那些人发现自己得到了某个权贵名流的信任之后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地区检察官的举止行为，甚至某种程度上他的外表，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轻松自信，行动更加流畅，声音益发低沉，远不像先前那么焦躁。他完全镇定下来，显出一副重要人物的派头。

“法官大人，州长的法律顾问认为，对于一个证人来说——不论这个证人是谁——试图直接同法庭接触都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们转而同我的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我恳请法庭相信这是惟一的原因，”他说这番话时带着一种慷慨的神情，就像是一个得到礼物的人对没得到礼物的人慷慨给予一样。

哈里伯顿屈尊转过头来，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又转向汤普生。

“州长办公室在这之前尽力考虑出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以便于州长为此事提供证词；但辩护律师除了坚持要证人亲自出庭以外，拒绝了其他任何方法。”

我气得发狂，而且不想掩饰。我挥舞着双手表示抗议。

“州长——总统——走廊尽头的看门人：证人就是证人，法庭传票就是法庭传票。这是审判一起谋杀诉讼，法官大人。这场审判和我的当事人生死攸关，而曾经发誓主持正义的公诉人却想要讨论什么方便的话题，还有什么我传唤的一个证人是否喜欢我要求他本人到庭的事实：是的，我要他本人站在这儿，让陪审团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一卷在他一百英里以外的办公室里拍好的录像带！”

我开始报复哈里伯顿。

“如果你想和陪审团以及媒体闹着玩——如果你要在这儿，在这个开放的公共法庭上，丽不是在本该讨论好这个问题的会议室里……”

我又想起了什么，那更让我气得发狂。

“你在今早开庭前就知道此事，那你为什么不向陪审团和传媒解释一下你没有把此事告诉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没先把此事通告法庭？”

哈里伯顿盯着我，轻蔑而又嘲讽地露齿一笑。

“哈里伯顿先生，你想让陪审团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吗？一你为什么不把事实告诉他们：除了发传票让州长出庭作证外我别无选择，因为他永远也不会答应和我进行一次谈话？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告诉他们呢？”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会马上反驳我。他的确想那么做——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得出——但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我感到手腕被压了一下。哈迈尔正抬头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的右手已经攥成了一个拳头。

“尊敬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说道，他的声音充满理性，“或许我们还是应该在会议室讨论这件事。”

汤普生法官合拢了手掌，环顾着法庭四周，他那复仇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不悦的神色。

“那么一切都别进行了，怎么样？除了这个，”他说着垂下目光，盯着哈里伯顿的眼睛，“还有什么别的好谈呢？”

他猛地把头转到另一边，径直注视着我。

“你打算怎么进行，安托内利先生？我个人的意见是，”他没有停顿，继续说道，“除非你还要传唤其他证人，否则我们不妨周一上午开庭再议。这一点是基于公诉人的陈述——我可以向你保证，哈里伯顿先生，”他说着瞥了我一跟，眼睛里满是威胁的神情，“法庭根据你的陈述决定——证人将如期出庭。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我们要做，你说呢？”

隐藏在他话语之问的奥妙，除了熟谙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的人是不会注意到的；他的话既是一个问题，而且，如果我有足够的智慧去领悟的话。它也可以是一个回答。他暗示的问题在于我是否想让他作出裁决，这些裁决中甚至可以包括以不按法庭传唤到庭的罪名逮捕州长；而那个回答，在他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中都有所暗示，那就是别提出要求，因为如果我要求他作出裁决的话，他就不会那样做了。

“我同意，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回答道，竭力掩饰着发生的这些事使我内心感受到的苦涩。

哈迈尔给人们留下了好印象。这一点我很有把握。陪审团喜欢他并且愿意相信他。如果允许对某件简单明了的事物直呼其名的话，那么策略就简单了。被告否认了指控。而下一个证人紧跟着出庭，会进一步证明另有人——其他很多人——从杰里米的死中得到的好处比那个偷包贼要多。可是现在，随着审判在本周剩下的时间里被搁置下来，哈迈尔的证词积聚起来的好势头将开始消散。今天是星期三，等到下周一，当州长最终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将从哈迈尔坚持不懈的否认所营造出的阴影下摆脱出来。

州长倒不一定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但公诉人会想到的。到此刻为止，我已经开始怀疑和本案有关的一切，我不准备仅凭表面现象就接受任何事物。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对有人为州长作出蔑视法庭的决定而感到惊讶，如果为他出这个主意的不是公诉人，那就是别的什么人，某个与审判结果有着更多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与此同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产生了某种解脱的感觉：直到下周伊始我才必须回到法庭。这就像一个不期而至的假期。走出法庭的那一刻，我就感到那种紧张状态开始松弛下来。自从审判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感觉到没有任何压力。

那天下午我出了城，直到周一早上重新开庭时我才回去。我并没走远，只是跨过大桥到了索萨利托。在那里，我住在玛丽萨建在山上的棕色木瓦房里，耐心地哄她和我长谈，听她用我以前不曾听过的方式谈论事情。她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即使她的谈话并没有实质的内容，我也会非常高兴地倾听。仅仅是那种声音，她那富有异国情调的、像是从湿润的温室里传出来的声音，就足以令我沉醉。有时候，在傍晚的静谧里，当我俩单独坐在后甲板上俯视海湾的时候，她的声音似乎是一阵风在拐角处的某个地方沙沙作响，你能感觉得到，但也许一点也听不到。

“有时候，”玛丽萨站在栏杆旁边，向外眺望着那些扬着白帆的小船从蓝灰色的水面上滑过，“你会以为一切都是颠倒的，帆船就是散在天空中的云。”

我在躺椅上伸直了腿，然后抬起头来。她感觉到我正注视着她，有一点不好意思地转过头来。

“怎么了？”我问她，“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们昨晚一直在谈论的话题：阿莉娅和杰里米·富勒顿——那天晚上他们一定谈过什么，就是他被杀的那天晚上。无论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我想一定会比她在法庭上说的有趣得多，也会更令人吃惊，至少对她而言。”

“更令人吃惊？还有什么比她在法庭上说的更令人吃惊：他要离开他的妻子同她结婚，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

她慢慢地阉上黑色的长睫毛，又突然张开：她的眼神开始闪烁着光彩。

“如果你不知道他不能生育，她的话就不会令人吃惊。当你考虑他俩是什么人——或是每一位从未见过他俩当中任何一个的人考虑他们是谁的时候，她的话就根本不会让人吃惊，”她脸上挂着可爱的笑容，接着说道，“杰里米是一位将会成为总统的美国参议员，聪慧漂亮的阿莉娅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父亲；像他们那样的人做出任何事情都会得到谅解，如果他们为爱而违背习俗，那么他们的罪过也是个人隐私。他们不仅会得到宽恕，还会因为在某些方面和我们这些人如此接近而受到赞许：不好也不坏。我想，这证明了我们是多么的民主：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妻子，这再也不会引起任何人过多的关注，不是吗？”

她说这番话时没有丝毫痛苦，尽管她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夹杂个人感情，这倒使我想起了另外某个人。我很惊讶我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件事。

“如果富勒顿离开妻子同阿莉娅结婚，那就同奥古斯托·马歇尔的行为毫无二致了。他同妻子离婚，娶了一位绅士的女儿；这位先生有能力为他的事业提供最大帮助，后来事实也正是如此。”

玛丽萨将头发拂到肩后。

“掌握权力的男人，同时拥有财富和影响力的女人，他们是在彼此利用，”

她总结着我努力想要得出的相似点。她看了我一眼，那神情像是在告诉我就现状而言那只是出于利益。

“杰里米和他不同，”她继续说着，视线又游移到那些疾驰在银光闪烁的海湾中的帆船上。

“奥古斯托·马歇尔一直属于贪得无厌的那一类人：他们拥有一切，却总是索要更多；拥有财富的想要得到权力，丽拥有权力的又想攫取金钱。杰里米却不像他们那样；甚至在他似乎两样兼得时，他仍然是个局外人。他会一直做一个局外人。”

她转过身来，黑色的大眼睛里充满着思索的神情，好像在邀请我分享她的想法。她把头稍侧向一边，停顿了一会儿，闻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你一定知道。在那方面你有点像他：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无论你偶尔发现自己身居什么社会、什么团体里，你都是一个陌生人。”

她扬起头直视着我，嘴角荡漾着一个微笑，是出自同情还是取笑，我也说不清楚。

“在某种程度上，这很让人羡慕。事情总是从外面看时显得更好。想像一下，在一个寒冬的夜晚，你在一家酒店的外面，透过结冰的玻璃窗向里张望，看到那些营养充足的人正在吃着、欢笑着，享受着如此美好的时光；你从来没有过片刻的怀疑——你又冷又饿，以至于没法去怀疑什么——不会去想到所有你看到的这些人不过是在走着毫无意义的生活的过场；也不会揣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在别的更好的地方，有一些人则希望从头再来，让自己成为别的什么人。”

她半是尴尬地对我微笑着，为她刚才说话时洋溢的激情而有些不好意思。

“你宁愿自己就是那个饥寒交迫、贫穷不幸的人吗？”我问她，人们倾向于把他们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想像得很浪漫，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想我会乐意这样考虑的，”玛丽萨坦率地承认。

“对我来说，事情都来得太容易，一切都是为我准备好的。我拥有很好的父母，而且自己也不是没有头脑。我轻松地完成了学业，不费劲儿地交到很多朋友——这些都来得太容易了。我变成了一个浅尝辄止的人，害怕在任何事情上付出努力——不是因为可能会失败，而是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值得我去尝试。我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值得我为之作出牺牲呢？当物质上的欲隶已经不再存在时，除了找寻那种感觉——认为自己正在完成某些值得努力的事情——之外，你还会梦想什么呢？我漂浮在生活的表层，总是更有兴趣说一些显露才智的话，而不是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喜欢过我，”说着，她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了解了富勒顿的一切之后，仍然情不自禁……我说不清楚——准确地说，不是崇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钦佩他能做到的那些事。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陌生人，但他改变了每个人考虑事物的方法。他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他做的是自己想要去做的事，而另外那些强有力的、野心勃勃的人——所有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人物们——他们做的都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与奥古斯托·马歇尔那种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如果说还有某个人和他有点儿相似的话，那就是劳伦斯·戈德曼，”玛丽萨机敏地看了我一眼，又加上一句，“他们俩对于自己的出身和过去的经历都表现得很虚伪。”

“而且他们俩都绝顶聪明，”我强调了这一点。玛丽萨晃晃脑袋，丰满的嘴上浮现出温暖的笑容。

“精明，无情，富有魅力。绝顶聪明吗？不，我不认为他们俩当中哪一个是绝顶聪明的。”

我认为她的看法锚了——至少是对富勒顿。我提醒她，富勒顿的妻子对我说过他是如何博览群书，还有他那种引用名人名言的方式——总是抱怨他的演讲撰稿人替他写了那些话——他引用那些名言来说某些严肃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听众们相信他们和他一样严肃。

“我不知道梅雷迪思·富勒顿说她丈夫博览群书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但我怀疑杰里米·富勒顿的大脑接受过比偶尔在周末读读《巴雷特引言录》还要严格的训练。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的最糟糕的东西。它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人的视野，”玛丽萨的眼睛在笑，“而且，在那些从不读书也很少从电视机前抬起头来的人中间，你或许还能得到学识渊博的名声。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杰里米·富勒顿没有什么学问。你看不出他是那种渴望独处思考解决什么难题的人。他没有那种智慧；但他具备更有价值也更实用的东西。他有能力把握住事物的闪光点，哪怕对其只是一知半解；他有能力捕捉到其他人的思路并把它全部实现。他也可以做其他事情：他能够运用恰当的词语、习惯的说法去阐明某种思想，连最早为这种理念苦苦思索的人也会立刻相信，富勒顿表达的确实正是他一直竭力想要说出来的意思。杰里米·富勒顿是个贼，他让你觉得他把刚从你那里偷走的东西又当作礼物送给了你。”

最后一缕阳光温柔地闪烁着，把她一侧的脸庞映照成金黄色。她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垂下了眼帘。无论她在思考什么，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关于杰里米·富勒顿、奥古斯托·马歇尔，或是任何一个在这次审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她在想和我们俩有关的事。她脸上带着一种冷淡而谨慎的表情抬起眼睛，等待着我说点什么。

“我喜欢待在这儿——和你在一起，”说着，我一摆腿，在躺椅边上坐起身来。

“我喜欢你留在这儿，”她答道，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

一阵短暂的、令人局促的沉默，直到那一刻，她终于问出我们差不多一直在尽力回避的问题：“等审判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仍然在竭力回避，不是因为我不想和她交流，而是因为我对自己想要说的话很没有把握，甚至无法确定该从何处说起。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被干掉的话？”

一丝不悦的神色，让她的眼光暗淡了下来。

“你情愿让我认为你是个懦夫，是不是？为什么？那样你就可以用偶然的勇敢行为让我惊讶吗？你不害怕那些人，不管他们是谁你都不怕。我想，你害怕我更甚于那些人。”

“害怕你？”我坐直身子反问道，心里不只是一点儿吃惊。

透过她的眼睛，我看到了她的心灵深处，看到了一种隐秘的亲切感，虽然它缺乏激情的强度，这种亲密感产生了一种惊讶，我不能确定我以前是否知道这一点。

“害怕伤害我，”玛丽萨轻柔地低声说道。她的手轻轻地触摸到我的脸颊，慢慢地滑动着手指，停在我的嘴边。

“不要害怕，”她的微笑里充满了信任，“我愿意你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她的眼睛开始漾动着光彩，手从我的脸上拿开。

“太晚了，”说着，她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得去准备一下了。”

她拉开玻璃拉门，走了进去。

“我们预定了座位——记得吗？”

她在客厅中央踮起脚转了一圈。

“你当然不记得。今天下午我自己预定的。关于索萨利托你要了解的事情当中，一件是我们这里有一家餐厅，开餐厅的人是一家妓院的老板娘；而另一件就是这家餐厅原先就是一家妓院。那就是我们今晚要去的地方，不过不用担心，”她又说了一句，狡黠地露齿一笑，“今晚你只需要给晚餐付费。”

我伸出手想拉住她，可她飞快地摇摇头，从我身边逃开了。她的脚步跳跃在微微发光的硬木地板上，走了三步之后，她停了下来。

“我给你买了一些东西，放在桌上的CD唱机旁边，是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伊萨克·帕尔曼演奏的，”她抬起下巴，眼睛闪着光。

“我喜欢莫扎特胜过贝多芬，而比起贝多芬之后的音乐，我更欣赏贝多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莫扎特的音乐充满了轻快和明净，而贝多芬则充满激情，至于20世纪的音乐简直就是充满噪音。我想，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螺旋形下降，”她说着，消失在大厅尽头。

我们一起去吃晚饭，然后回来，夜里做爱，早晨睡到很晚。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们谈论着我们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还有那些发生在我们最了解的人身上的事情。我们谈论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谈起以后可能发生的的事情，审判结束之后，会没有任何事情让我留在这儿，除了一点：我是多么喜欢和她在一起，又是多么想留下来。她待在家里，我也完全足不出户，就这样直到周六我才离开，因为几周前我就答应过鲍比，要和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大学看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出门时玛丽萨和我吻别，就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陌生却又很惬意的感觉，我想那一定像是一位幸福的已婚男士的感觉。

那是一次返校节，加州大学队迎战南科罗拉多大学队。鲍比担心我们会赶不上开局。他在门口一交上票，就开始沿着陡峭的水泥台阶往运动场后面的位置跑去。天气炎热而干燥。我们的座位在球场上方的高处，运动场恰好在那儿绕着终点区弯进来，等我们找到座位时两支球队已经列队准备开球了。

我还在喘着粗气，这时鲍比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

“看那个小伙子，”当球穿过底线五码远时，他对我说。

那是加州大学队的球员，是他抱住球双膝跪倒，打出了一个持球触地。裁判吹响了哨子，拿起球，轻快地走向二十码线。

“你看到了吗？”鲍比问我。什么也没发生。开球一方没得到好处。那是一个持球触地。加州大学队会控制住二十码线。

“那是我大学二年级的第三场比赛。那时大一的学生是不能参赛的。我是一个替补中卫，也是开球后回球位置的后援。热身时我前面的那个家伙，一个叫查理什么的大三学生拉伤了肌肉。他不能上场了。事情发生得多有趣啊。如果没有出现那个情况——如果他能参赛——我或许就不能打满全年了。我们掷硬币赢了，所以我们选了先接球。那时我们就是和南科罗拉多大学队比赛，就像今天一样；只是那时南科罗拉多大学队才是了不起的，而我们却不是强队。我们选了先接球，我就站在后面，在那儿，就是在那个孩子站的地方——体育场的同一个终点——等待着球从空中落下来。好像这球永远都落不下来了，我记得当时我以为对方已经把球踢过了体育场的围墙。我在底线的五码处接到了球。我一刻也没迟疑，一抱住球我就飞奔出去。

“我知道我要一路跑下去，一百零五码。我知道我要得分了。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至少有三种得分的路线。我能看到整个情形呈现在我面前，如同在你面前的地上展开了一幅地图。”

鲍比给我描述着他行动的每个部分：他移动的方式，换位的方式，怎样急忙返回，站什么样的角度，以及每一次当对方球员想要阻止他时他是怎样反击的。我觉得就像是在听他给一个盲人描述当时发生的一切。他没有遗漏任何细节。

真是令人吃惊。他有时连一周前刚看过的电影情节都记不清，而他自己也承认，他差点因为考试不及格而从法学院退学。就是因为他很难记住以前读过的东西；但是一说到这件在大学时代无人企及的事情时，他就像我遇到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记忆力好得近乎完美。他认为这不足为怪。

“世界上最聋的人也能告诉你他遭遇了一起什么样的车祸。你能记住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也赞同，不过仅就这一点而言。

“因为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你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那一点上了。”

“当然，”他表示认同，“就像你在审判中表现的那样。”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对正在进行的工作还不够全神贯注。是鲍比、玛丽萨让我分心——那种情况通常并不存在——呢，还是——尽管我不愿意承认——，如果我坚持为打赢官司而尽力做好一切的话，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或是什么更糟的事情，这种威胁让我心有旁骛；还有些什么事情是我疏忽和遗漏的，这块疑团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知道它在那儿，它就在我的眼前，但是我仍然看不到它。

比赛结束了，我们排着队走出体育场。这时，鲍比朝看台下的一个地方点了点头，人群正向那儿聚集。那是主队的更衣室。

“过去他们就站在附近，像那样等着我出来，”他说着。眼里闪过一丝怀旧的神色。

“我们站在里面，赢球时就庆贺胜利，和记者们谈谈我们是怎么赢的。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过丝毫的疑问：我们是谁，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会脱下队服，解开夹板，摘掉护垫——把它们全都扔在更衣室你的存衣柜下的地板上，撕掉脚踝上的绷带，赤身裸体地走进浴室。你会在那里待很长时间，水击打着你的后背，大笑着谈论比赛，稍稍为自己的表现吹吹牛。然后，你穿上干净的衬衫，套上熨烫得很好的裤子，再蹬上你最好的棕色休闲鞋，走到外面的人群中，在那里，有你的女朋友——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儿——正在等你，一切都如你所愿，你的脑袋里从未想过将来的一切会跟现在有什么不同。你那么年轻，而且你会永远年轻，所有事情都总是水到渠成。我们离开体育场，以为自己获得了智慧而益发神采奕奕，却不知已经笼罩在对已经结束的辉煌的怀旧中。于是，我们在一片慢慢散去的赞美声中，赶赴一个又一个聚会，我们是从来不会考虑是谁还在那间邋遢昏暗的更衣室，捡起我们扔下的东西，并在我们走后把一切都打扫干净。”

我们走出了体育场，随着散开的人群挪动到大学街的中段。鲍比掉过头来，为了刚好能看到我的眼睛。

“我对列文说过的话是当真的：他得到的比我好。我希望他相信我的话。”

在傍晚橙黄色的、让人亦喜亦忧的光线里，我们沉默着走了几分钟，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那逝去的青春，那些我们希望能去改变却知道永远无法改变的事情。

“阿尔伯特给法学院捐助了一笔基金，以列尼的名字设立了一个教席。我想那是件好事，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