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立刻成为当天下午新版报纸的大幅标题和当地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甚至是人们惟一想要谈论的话题。在辩护律师约瑟夫·安托内利“无情的”——这个词被频繁使用，似乎成了记者们惟一能想到的字眼——反质下，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莉娅·戈德曼承认她和杰里米·富勒顿曾经计划等富勒顿离婚之后就马上结婚。

“‘在声泪俱下的证词里’，”阿尔伯特·克雷文把报纸举到身前，大声读道，“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的前演讲撰稿人——”克雷文停下来，抬起头来看着我。

“‘声泪俱下的证词’，很煽情的笔调啊，”他评论着，脸上露出一个滑稽的微笑。

在克雷文那张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奇异风格的办公桌前，有几把带有装饰的灰色椅子。我选了一把，懒洋洋地坐在上面，解开衬衣领口的纽扣，又松开了领带。我筋疲力尽，不想动弹也不想说话，只是把目光从克雷文转向坐在我身边的表哥鲍比，然后疲倦地摇了摇头。我知道这之前发生的事情，当阿莉娅·戈德曼宣布她怀着富勒顿的孩子时，我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但我仍然感到震惊——不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尽管我瞪大了双眼，还是被直接卷了进去。

鲍比拍拍我的肩膀，想要宽慰我情况都会好转的。克雷文一言不发，继续阅读着报纸。他读到头版专栏文章的末尾，就展开双页的报纸，把读过的一页折过来，盖住另外一页，再接着读下去。虽然吃过午饭以后他就一直工作个不停，但这会儿他看起来却像是刚刚打扮停当，要去赴晚宴似的。灰色的条纹西装熨烫得服服帖帖，淡蓝色的丝绸衬衫刚好露出适合外衣长度的一截袖口。他终于读完了报纸，把它往办公桌上一放，搁在那一厚摞从我们进门起他就一直在处理的文件旁边，然后才抬起了头。

我带着一丝懊悔的微笑，低头看着伸到前面的自己的两只脚。

“那一番‘无情的’反质大概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

我抬起眼帘，先看了看鲍比，又看了看克雷文。他们俩都未曾在陪审团面前处理过案件，也未曾体验过仅仅靠一个证人的某个回答，就不得不即刻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的那种紧迫。

“我引领着她——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一直不停地绕圈子，一周又一周，只是一次比一次紧一点儿。我不是只给她准备一个问题：摆在她面前的问题至少有一打。对于她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都已经考虑好如何再一次向她提出同样的问题——第二遍、第三遍——我会先在中间夹杂着七个、八个或者九个其他问题，然后再去重复先前的问题。这就像是一种舞蹈——探戈——每一步都有其含义，但是只有在你跳完整支舞曲时，才能完全明白每一步的真正含义。她是个很不错的舞伴：每一步都跟上了我。”

我向上伸直身子，直到差不多笔直地坐起来，然后又俯下身子，把胳膊放在双膝上。

“她在做证时说，她开车送富勒顿回停车的地方是因为他妻子提前离开了。我在反质时问她富勒顿的妻子为什么提早离开了。她回答说是因为她感到身体不适，但是她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舒服。我不再提这件事，又问她从戈德曼公寓到富勒顿停车的地方开车用了多长时间。我接着问她他们是否中途在什么地方停过，当她回答没有时我又问了她一遍，这一次我问他们是否在某个地方停车喝了点什么，她再一次否认这一点。”

我正在重温所有那一切，我观察着自己，当我引领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我希望她去的地方——对她的自欺欺人进行反思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自信。

“我把她的回答抛到一边，改问有关她大学时代的朋友葆拉·霍金斯的问题。霍金斯是她的同性恋人，对她和杰里米·富勒顿的风流韵事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她和其他男人上床的事实。我想让阿莉娅·戈德曼知道，我掌握了她的一些情况，那些事情她还不知道我已经了解了多少，而且我确信那是些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然后，问完这个问题，我又问她和富勒顿在欧洲都做了些什么。问完这些以后，我把问题兜回劳伦斯·戈德曼的公寓举行的那个晚会，又问起富勒顿的妻子提前退席的原因。她把先前的回答又重复了一遍，说是因为她感到身体不适。我突然问她富勒顿的妻子感到身体不适是不是因为她刚刚指责过她——阿莉娅·戈德曼——与她的丈夫有染。”

我凝视着阿尔伯特·克雷文淡蓝色的眼睛摇了摇头，对自己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感到懊恼。

“我一直反反复复地问，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那些刚刚问完，又接着再问的问题。她说的一切都是谎话，我让她麻木了。”

我斜靠在这把装饰过度的椅子的扶手上，目光在屋子里游走，落到壁炉上方的那幅油画上。它画的是1906年的那场地震和大火，那场地震毁灭了一座旧金山，却也给了它新生。

“假设提问就在那里打住，假设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证人，那么她早就挺不住了；更重要的是，她可能会成为辩方最有力的证人。我本该传圣弗朗西斯酒店的酒吧招待出庭，证实那天晚上她和富勒顿曾去过那里了。我还应该让某个人——玛丽萨或是你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来证实她到底对富勒顿的妻子说过什么。我已经让法庭给富勒顿的行政助理罗伯特·齐莫曼发了传票，要他出庭举证阿莉娅并非像她自己陈述的那样直接从欧洲回国。

“你们没有看到吗？那都是我本来需要做的事。我本该问问陪审团：为什么她在撒谎？她在试图隐瞒什么？她知道哪些不想让陪审团知道的事情？她是最后一个见到杰里米·富勒顿活着的人，如果她撒谎——在誓言下撒谎——那么……”

我又一次看着那幅油画，似乎感觉到自己同那些在没有任何警示之下突遭灭顶之灾的人们有着某种奇特的血缘关系。

“我本该注意到事态的发展，”我从地震和火灾的画面上慢慢地移开视线，对他们说道，“事情原本是很明显的。要是在那之前我没有产生丝毫怀疑的话，那么，当她撒谎说在送富勒顿回去的途中没在什么地方逗留过时，我就应该意识到接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圣弗朗西斯酒店是个公共场所，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感叹着，自嘲地大笑了一声。

“那时候或许她还没有出名，但富勒顿却是一个名人。她不可能认为没有人注意过或者还记得就在被杀前的几分钟，富勒顿曾和一个女人在酒吧里待过。”

我瞥了鲍比—眼睛，试着去回忆我们年轻时的情形，那时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游戏，我们只能玩我们喜欢的游戏。

“梅雷迪思·富勒顿——参议员的妻子——提醒过我，戈德曼一家会设法安排好一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场表演。那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她话里的含义，不过即使当时她的话引起了我足够的警觉，我也绝对料想不到他们会盘算出这么一个办法，居然利用一场刑事审判来达到目的。”

阿尔伯特·克雷文并拢他那短小的、修剪得体的手指压在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上。

“盘算出一个办法来达到什么目的？”

“让每个人都知道阿莉娅·戈德曼正怀着杰里米·富勒顿的孩子。她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到现在为止，戈德曼一家已经打通了所有关节，让每个听完她这番表白的人都认为，阿莉娅才是富勒顿身后撇下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寡妇。”

克雷文想宽慰我一下。

“好吧，虽然如此，但这对你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害。”

我虽然注视着他，但是几乎一个字也没听到。我满脑子考虑的全是那些赤裸裸地表演出来的无耻行径。

“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她自始至终一直都在撒谎：当她说富勒顿打算离开他的妻子时，那是在撒谎；当她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说她正怀着他的孩子时，那简直是一派胡言。天哪，那个女人可真能说谎！”

我转回头看看鲍比，一脸痛苦地猛力挥了挥手。

“撒谎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别人以为你是被迫说出真话；能理解这一点的人，还真得具备某种天赋。她从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故意让我识破她的谎言，那样一来，每个人都会以为她之所以不说出实情是为了保护杰里米·富勒顿的名声，并且让他的妻子免受更多的痛苦。”

“你怎么知道她在撒谎——关于她怀着富勒顿孩子的事？”克雷文问我。

我信守了先前许下的承诺。直到那一刻为止，我都没有把梅雷迪思·富勒顿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换句话说，除了玛丽萨，我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不过即使我能证明把这个秘密告诉她是正当的行为——我也不能确定我会那么做——我找不到任何借口去和其他任何人分享这个秘密。或许存在着某种理由？梅雷迪思·富勒顿曾说过什么呢？她告诉过我，或许她现在不得不把这个曾经只属于她和她丈夫的秘密公之于众；惟其如此，才能阻止阿莉娅·戈德曼逃脱说谎的罪责。

“杰里米·富勒顿不能生育。是他妻子告诉我的。那之前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她之所以让我了解这一事实，是因为她听到阿莉娅宣称怀有身孕而孩子的父亲就是富勒顿。”

“但是，如果阿莉娅不知道富勒顿的这个秘密，”克雷文接过话头说道，“当她告诉富勒顿自己有了身孕，而且他就是孩子的父亲时，他会对她说些什么呢？”

“谁知道富勒顿会对她说什么？但是如果那天晚上在圣弗朗西斯酒店的酒吧里他们谈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他告诉她，他不可能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如果他坚持说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而且也不会和她结婚——那么，你认为她可能会对此作何反应呢？”

“你是在暗示，你认为阿莉娅·戈德曼谋杀了杰里米·富勒顿吗？”克雷文问道，他的语气让我觉得，如果我真的这么认为他也不会完全感到意外。

没等我回答，鲍比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

“她从哪里弄来枪呢？如果他是在酒吧里对她说了那番话，她怎么能一下子找到一把既便宜、又查不出来历的周末夜间的特价品呢？她似乎不太可能总是随身带着一把枪，而富勒顿也不可能把手枪放在汽车仪表板下的小柜里。”

“或许他已经对她说过不打算和她结婚了，因此那天晚上她带了一把枪，认为自己会给他最后一次改变主意的机会，”我这样猜测着。

“我实在不明白，”鲍比说，“她为什么拿定主意要生下这个孩子。她完全可以去做流产。无论她把和富勒顿的这档子事告诉谁，人家都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她怀孕了，对方却是个有妇之夫，于是她明智地把这事儿解决掉了。”

“或许她是真的爱富勒顿，”阿尔伯特·克雷文另有看法，“真的希望生下他的孩子。但是不管她是否真的爱他，我认为梅雷迪思·富勒顿至少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每个人都会相信阿莉娅才是杰里米·富勒顿的爱人和遗孀，她腹中的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据，而她看上去又是那么痛苦地想隐瞒孩子的身世。是的，我认为梅雷迪思·富勒顿真是看透了戈德曼一家。我们的国家也不像以前了，离婚、婚外情、非婚生子——这些都不再有任何意义；惟一重要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感觉。我敢打赌，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在两周内做一次民意测验，你会发现相信富勒顿和阿莉娅具有事实婚姻的人多得让你吃惊。”

他的眼神忽然变得老谋深算。他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向前探过身子。

“劳伦斯·戈德曼准是马上就意识到了他所具有的优势。这个国家只有两种人能在从来没有竞选过任何职位的情况下竞选州长或是参议员：一种人钱多得足以为竞选投入数百万美元；而另一种人，名声大得足以使每个人都以为早就认识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阿莉娅·戈德曼是第一个两者兼备的人。她总是财力雄厚，而现在，由于今天发生的事，她已经得到了知名度，那是仅凭金钱无法满足她的。

“想一想这对劳伦斯·戈德曼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打定主意抛弃他的老朋友奥古斯托·马歇尔，是因为他认为通过杰里米·富勒顿，他能对其施加影响甚至可能是加以控制的，不仅是一位州长，而且最终或许是一位总统。现在，他的亲生女儿扮演起了富勒顿本该扮演的角色。”

我们坐在傍晚时分逐渐暗淡的光线里，阳光被楼群挡在外面狭窄的街道上；对这些大楼里的人来说，金钱以及如何赚到更多的钱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理念。而早已成为持股人的阿尔伯特·克雷文，却和我们谈论着那些不怎么容易确定价位的事儿。

“我不喜欢劳伦斯·戈德曼，从来都没喜欢过他。撇开一切道德原则和善恶标准不谈，仅就个人偏好而言——一切都不仅仅是可能发生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我曾读过的一句话，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是美国的一切因素共同造就了劳伦斯·戈德曼和他的女儿。杰里米·富勒顿的死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件难以置信的好事。撇开这件事已经带给他女儿的好处不谈，先设想一下这将会给他的外孙——假设是男孩——带来怎样的影响。想一想，这孩子一生下来将会拥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在世人眼里，他的父亲是一位殉道的参议员，一位公认的、注定要成为总统却在其权力顶峰被谋杀的政治家；而他的母亲是一位漂亮而聪慧的女人，她端庄得体、令人敬佩，为了保护孩子父亲的名誉，并且避免伤害那个他打算与之分手的女人的感情，她曾经心甘情愿地隐瞒他的身份。这一切，再加上劳伦斯·戈德曼全部的权力、金钱和其他任何他能做到的事情。就像他的外祖父对他所做的那样，劳伦斯·戈德曼将成为这个孩子的父亲。”

克雷文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坐回椅子里，交叠着双手放到大腿上。

过了一会，鲍比清了清嗓子问道：“你认为谁是孩子的父亲？”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我回想着阿莉娅·戈德曼在证人席上出卖她自己的那种手段，然后又加了一句：“任何一个他父亲想让她与之睡觉的男人。”

鲍比想起了什么。

“你说在那之前如果你能够证明她在撒谎，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说服大家，她是在试图掩盖某些事实，而且那就足以引起大家对她的怀疑。为什么不让富勒顿的妻子出庭做证呢？她可以证明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

我不想那么做。我钦佩梅雷迪思·富勒顿，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却从未停止过对丈夫的爱。我不想再让她面临任何尴尬，除非我不得不那么做。

“或许我应该让她出庭作证——或许我下一步就会这么安排——但是那样做的危险并不仅仅在于她会因此而再次受辱。陪审团会认为她对发生的事情怨恨至深，以至于她愿意说出或做出任何事情来对他们两个进行报复——不仅是对阿莉娅，还有她的丈夫。公诉人会反质她两个问题：

“‘你已经知道你丈夫与阿莉娅·戈德曼出现了婚外情，是不是？’”

“然后，当她承认以后，他就会问：‘那么，那天晚上在劳伦斯·戈德曼公寓举行的晚会上，当你为此感到极其愤怒的时候，你指责她企图夺走你的丈夫。之后你就离开了，但是你丈夫却留了下来，是不是？’”

天色渐渐晚了。我还有其他事情必须去完成。我一只手扶着克雷文大办公桌的一角，另一只手扶着椅子扶手，疲倦地站起身来。

“今天，看到仅仅一个谎言竟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之后，我必须赶到监狱去，让哈迈尔·华盛顿相信明天他必须做到的就是站到证人席上说出全部事实。”

克雷文似乎有点意外。

“明天你们就开始辩护？不是休庭了吗？”

“就在阿莉娅·戈德曼开始哭泣的那一刻，”我说话的声音泄露了仍然萦绕在我心头的愤恨，“哈里伯顿甚至连看都没看汤普生一眼。他只是望着陪审团说道：‘公诉方暂时休息，法官大人。’他那么做就是溃为了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我打算道别的时候，又一次注意到克雷文先前，曾经专心处理的那堆文件。

“看起来今晚开夜车的人不只我一个喽。”

克雷文正拿起他的自来水笔。

“这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不动产，可怜的恶魔。它比我预计的可要棘手得多，”他伸手去拿那一摞文件时，又咕哝了一句。

“你是他的律师？”我随口问道。他听我发了这么长时间牢骚，我只是想让他也说点什么。

“是的，不过从来也不用替他干很多活。我帮他草拟了遗嘱，只不过是私人帮忙。之后，因为他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我们不得不列出一个完整的目录，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准确的估价——你知道的，这是出于保险的目的。啊，设法让两个人对一块东方的地毯或是一个中国的瓷花瓶的价值达成一致，比我原来想像的要麻烦多了。”

我们互道晚安，然后我跟着鲍比走到门口。

“那些会留给谁？”我站在门口，回头问他。克雷文手里晃动着钢笔，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那些房产，”我解释说，“不管它值多少钱。”

“哦，那个，”他说着扬起纤细的眉毛，开始兴奋地点点头。

“对对，经证实那处房产还很值钱呢。哦，是的，他的遗产全部由他的一个兄弟继承。那人住在欧洲——意大利的某个地方，”他心不在焉地说着，开始在文件堆里翻找着什么，“地址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

“别麻烦了，”我一再对他说。

“无所谓，我只是好奇而已。晚安，”说着，我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一走出大楼，就绞尽脑汁地思考着该对哈迈尔说些什么，才能给予他所需要的信心。现在一切全靠他了。他必须要让陪审团相信他；他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不仅没有谋杀杰里米·富勒顿，而且他不可能谋杀任何人。到他陈述完毕的那一刻，他们就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并且明白他不可能犯下那桩被指控的罪行。他们必须了解发生在那孩子身上的事，就像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去作出判断：并非依靠证据，而是运用直觉，那种直觉能够让我们断定谁值得信任而谁恰好相反。哈迈尔·华盛顿必须完美地表述出真相，一定要做到像阿莉娅·戈德曼说谎时那么精彩。

有好多次我都担心哈迈尔会濒临头脑逐渐麻木的状态，要知道长期的囚禁难免会使人陷人那种状态。那是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对一个不如他聪明，也没有他对周围世界那么好奇的人来说，或许不会像他那么困难。即使他不能适应自己的处境，即使情绪消沉的阶段仍然时有出现，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也会被磨得逆来顺受了。

哈迈尔在小会客室等着我。他坐在一张金属桌前，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身前，端正的嘴巴上现出一种生动的表情。

“在你学会用今天那种方式盘问证人之前，你在律师界执业多久了？”

我抬起头来，把刚从公文包里取出的法律便笺暂时一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惊人的敏捷反应又使我大为吃惊。

“不知道，”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诚实的回答，可他却不这么认为。

“你从一开始就能做到，是不是？那并不是你通过学习才掌握的技巧，对吧？要么是你能够预见事态的发展，要么就是你不能，是那么回事儿吧？”

他说得对，但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许也不是关键所在。

“我想从我干这一行起，我就能做到。但是，那和一个看不懂乐谱的人坐到钢琴前就能弹出一串音符，完全是两回事。你要竭尽全力去预料可能发生的一切，任何人——任何一个可能出庭的证人——会提供的证词。你得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设想；你得清楚地看到那一切，仿佛你已经置身于法庭之上。不知不觉地，你对那一切已经了然于心，以至于即使出现了某种你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你也能从容应对。你无需考虑，也不必自言自语：‘他说的只是X而不是Y，因此现在我应该问他Z。’你要做的只是提出问题，接下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把那些还没问过的问题和那些还没得到的答案全都放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近乎疯狂地进行温习，那么，当你遇到突发情况时，你就会问不出任何问题——那时，你看到过的情形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哈迈尔似乎完全明白了。

“我想那一定很像医生看病。不用等病人说完他们的症状，只要听他们说上一会儿，你就能诊断出，他们身上哪里有毛病。”

他只有十九岁，但是我时常感到自己被他所吸引；这种感觉以前只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或许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我像他那么年轻时，我也曾以为任何事物都永远不会变糟。

“你用了多长时间，”我看着他的眼睛问道，“看出我是在带着她绕圈子？”

“我不清楚，”哈迈尔回答得很谦虚，“大概是在你第二次问她参议员的妻子为什么提前离开的时候。”

“你从没想过不做医生，而是去当一名律师吗？”我笑着问他。

他扫了一眼镶着铁栅栏的窗户，咧嘴一笑。

“我也许不得不跟罪犯们住在一起，”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又回到我身上，“那并不意味着我必须跟他们共事。”

“你不会跟他们住太久的，”当我们开始最后一次温习第二天早上他出庭的证词时，我向他做了保证。

当我合上公文包准备离开时，差不多是晚上十点了。只有一件事我还想问他。以前我曾提过好几次，但每一次他都明确表示那不是他想讨论的话题。那并非出自单纯的好奇，尽管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我需要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想让陪审团也有所了解。

“哈迈尔，关于你父亲你能对我说点什么吗？”

他用冰冷的、几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只有当你问了别人某个你无权过问的问题时，别人才会用那种眼光盯着你。然后，他明白过来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他的目光这才柔和下来，歉意地点点头。

“没什么可说的，”他回答我。

“我从来就不认识他。”

我不能就此打住。

“但是你母亲肯定告诉过你他的某些事情。”

“从来没有，”他坚持说，但是语气里没有丝毫敌意。

“我长大以后，当她觉得我能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她曾告诉我，我父亲是她认识的一个人，她喜欢他，但是永远不能和他结婚。”

“那么后来，当你年龄再大一些的时候，你就从来没再多问过什么吗？”

哈迈尔朝我微笑着，似乎他确信我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

“你见过我的母亲。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总是能理解她的一切。我知道如果她想让我知道更多的事，她会告诉我的；而且我同样清楚，如果她不想那么做，就一定有她的理由。”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使劲敲了一下门，叫看守过来。

到了外面，在晴朗的夜空下，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做了一次深呼吸。监狱里陈腐凝滞的空气就像一种奇怪的死亡前兆，我想让那股浊气从我身体里排泄出去。走到汽车旁边时，我向马路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我坐进车里，打着点火器，在离开路边之前，我又查看了一下后视镜。如果这会儿有人在跟踪我的话，他们也实在太精于此道了，以至于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