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阿莉娅·戈德曼到庭，”克拉伦斯·哈里伯顿站起身来大声宣布。

控方的最后一位证人，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走进法庭。她穿着一条不怎么惹眼的深蓝色裙子，外面罩了一件夹克衫，一头红褐色的长发掠过她曲线柔和的后颈。法庭的门在她身后随即关闭，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闪光灯都挡在了走廊外面。阿莉娅·戈德曼能感觉到此刻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她，但她仍然保持着完全的镇定。她已经习惯于被人们的目光追逐，即使人群中全是陌生的面孔。这会儿，她穿过了木制护栏中间的门。

地区检察官没做片刻停顿。他首先询问了阿莉娅·戈德曼曾为富勒顿参议员工作的时间以及当时她主要担负的职责。然后，他接着问道：“那么，在他遇害的那天夜里你曾和他待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工作人员身份吗？”

她侧身而坐，略显拘谨地扣紧膝盖，脸上做出一个宽容的微笑。

“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个原因。作为他的演讲撰稿人，那晚他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我理所当然应该陪在他身边。不过我并不确定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应当出席晚些时候在我父亲公寓里举行的聚会。”

“当然，我能理解，”哈里伯顿加重了语气，并对她报以微笑。

“你待在那儿——在你父亲的公寓里面——一直到参议员离开吗？”

“是的。”

哈里伯顿低下头，浏览着面前打开的笔记本上所列出的问题明细。虽然他的证人里有几位的证词曾涉及不容易记住的专业术语，可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这么做。显然在对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进行直接质询的过程里，地区检察官不打算即兴处理任何细节，甚至连事先写好的提问次序也不愿打乱。

“是你开车把参议员送到他停车的地点吗？”

“是的，是我。”她回答的语调非常平静。

“能否请你告诉我们你那么做的原因——为什么你要开车送参议员到他停车的地方？”

阿莉娅·戈德曼把胳膊肘优雅地搭在证人席的椅子扶手上，身体倾向一侧，往陪审团的方向瞥了一眼。

“富勒顿夫人提前走了，参议员需妻有人把他送到市政府——他自己的车停在那里。”

哈里伯顿趁她回答的时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问题清单。

“为什么参议员的车会停在那儿，而不是停在举行晚宴的酒店？或者就停在他自己的住处，实际上，那儿也只不过在几个街区之外？”

她往外伸了伸酥臂，把两只手垂在扶手旁边。

她坐在那儿，看上去非常挺拔，后背的曲线微微耸起，下巴向上翘着。每一次当哈里伯顿提问时，她总是优雅地微笑着等他说完，然后，把目光？仁集在正前方的一个点上，转过头来，正视着陪审团。

“参议员在市政府有一间办公室。我们在那儿一起演练他那晚要发表的演讲。参议员算得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希望把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这儿改动一下，那儿又调整一下。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他还是觉得不够满意。

“于是他坐我的车去酒店，这样他还可以在车上继续准备。那就是得有人开车送他回去的原因。”

“大约是在什么时间他下了你的车，回到自己的车里？”

“我想，那是在一点钟左右。”

“那之后你又做了什么？”哈里伯顿从那张明细单上抬起视线，问道。

“把他送到停车的地方之后吗？我回到父亲的公寓，然后上床睡觉了。”

哈里伯顿合上笔记本于“当你把参议员送到那儿的时候，你确实看到他进了自己的车吗？”

“是的，”刚说完，她又改变了想法。

“不是那样，我开车走的时候，看见他打开了车门，”她又作了解释。

她的下嘴唇颤抖起来，她竭力绷紧它，整个嘴巴看上去因为她的自责而扭曲了形状。

“我绝对不应该那么做，就那样开车走了，在那么大的雾里，我本该留在那里，一直等到他安全地坐进车里，关好车门，打开车灯，”她提高了嗓门，继续说下去。

“我本该一直等在那儿，直到他发动车子，开车离开路边，直到我能确定他很安全为止。如果那样，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她一再坚持着，竭力勇敢地去克制住夺眶欲出的眼泪。

哈里伯顿已经挪到了律师桌的前面。他等待着，直到证人重新恢复平静以后，才用低沉饱满、充满了神圣的同情和理解的语调宣布，他再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了。：

几乎在每一次庭审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形——当法官简化了例行的质询时，对应的回答也完全可以随之省略掉了。

“安托内利先生？”现在汤普生法官就用这么一句话来询问我，是否希望对控方证人进行反质。

我惟一的回答是立刻站起身来。

我往律师席的前面走去。从哈迈尔·华盛顿的身后走过时，我碰了碰他的肩膀。我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头向一侧仰起，眼睛注视着这位证人，好像自己对某些事情仍然感到十分迷惑。

“你开车送富勒顿参议员去取车的原因，”我问得似乎有些犹豫，“是因为富勒顿夫人提前走了。你是不是那样回答哈里伯顿先生的？”

我表现出来的这种困惑似乎使她比先前更有信心了。

“是的，的确如此。”她回答我的时候，脸上挂着一个礼节性的微笑。

那还不仅仅是一个微笑。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某种我以前不曾觉察到的东西，某种相当奇特的东西。她的睫毛眨都没眨一下——至少我一点儿都没觉察到——她的眼睛却突然明亮地张开了，那种闪动的光彩似乎要熔化掉我们之间的空间距离。

我皱着眉头，好像还是一副不知所以然的样子。

“那么，富勒顿夫人为什么提前离开了呢？”

她的那个动作又出现了——双眼熠熠闪光，而同一瞬间，她的第一个词似乎已经等在那微微吊起的嘴角边。她那副神态就像是注视着某个正试着给她拍照的人。

“我想她感到不太舒服。”

我挑起眉毛，慢慢地把头歪向另一边。

“那么你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让她一直感觉到不舒服吗？”

她的眼睛又一次闪烁着光彩，但是已经到了唇边的话她却没有说出来。她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手。

“不，我恐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确定你‘不知道’吗？”我说着压低了嗓音，好像在那个并非寻常的词组中隐藏着某个秘密。

“那个聚会是在你父亲的公寓里举行的，是不是？”

“是的，”她抬起头来回答我。

“你的父亲是劳伦斯·戈德曼，对吗？”

“是的。”

“公正地说，你父亲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我没错吧？”

她的眼睛又像以前那样闪动起来。

“是的，”她直视着我答道，“说我父亲相当富有也不为过。”

“你父亲是富勒顿参议员竞选州长的主要资金筹集人之一——这样说确切吗？”我问她。我开始来回挪动着同一只脚，仿佛这样做是为了配合她回答的节奏。

“是的，可以那样说。”

“因此，你父亲在晚宴之后，也就是参议员演讲完你帮他撰写的稿子之后，又在他的公寓里举行了这次聚会——是那样吗？”

“是的。那是一次集资活动，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答案的话。”

我停下来不再摆动脚，抬起眼睛。

“是的，那正是我要问的问题。人们付钱来获得这种特权，参加在你父亲的住处举行的这次聚会，对吗？”

“我想我刚刚回答过这个问题，”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短暂的微笑，比她想要表现的样子显得更加降尊纡贵。

“那就迁就我一下，”我反击道，“再回答一遍。”

“是的，那些出席的人都捐过钱。”

我朝陪审席紧走两步，在他们面前停住脚步。

我一只手搭在后脖颈上，眼睛向下盯着脚下的地板。

“那么说每个人都捐款了。很好。那些捐款的数额有多大呢？五十美金？一百美金？究竟是多少，戈德曼女士？”我瞥了她一眼问道。

“那天晚上花多少钱才被准许进入你父亲的公寓？”

“五十。”她回答我。

“五十？”我一脸茫然地反问道。

“五万美元，安托内利先生。”

“哦，我明白了，”我面对着陪审圃说。

“五万美元可以同参议员打个招呼。”

“一对夫妇五万美元，安托内利先生，”她又匆忙地加上一句。

我的眼睛仍然注视着陪审团。

“好，我懂了，每对夫妇五万美元。那么，对我们这些通常不会花五万美元去参加一个晚会的人来说，”我一边说一边在她身旁来回走动，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她。

“这算是出席此类场合的一般收费，还是得算作这类活动的最高价位？”

此刻她已经恼怒至极了，但她竭力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

“那是一个规格豪华的晚会，”她的解释倒也简洁。

“有多少人——对不起，有多少对夫妇——参加了那天晚上的聚会？”

“七十五对或者八十对。”

“那就意味着你们筹集了接近四百万美元的捐款了？”

“我想，差不多是那个数吧。”

我站在陪审席旁边，手扶着栏杆。

“你出席这个相当奢华的场合，并非因为你是参议员的演讲撰稿人，而是因为——我相信正如你在回答哈里伯顿先生的提问时所证实的那样——你是，如果你不介意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话，你父亲的女儿？”

“我为什么要介意呢？”她反问我，同时双眼闪烁着，睁得大大的。

“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并且为此感到自豪。”

“那么，那是你在场的原因吗？”我一边问，一边开始踱步。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突然停下来，抬起头。

“你在场不是因为——让我们这么说吧——你是参议员的女伴吗？”

“不，当然不是，”她回答时微微抬了抬下巴，“我在那儿是因为我是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

“你父亲在场，而你母亲却不在？”

“她待在圣巴巴拉郊外的农场，料理那儿的一切。很遗憾她没能赶回来。”

“你取代了她女主人的位置，是不是？当客人们到来的时候，你陪在你父亲——还有参议员的身边——向他们问候致意，对吗？”

“是的，和富勒顿夫人一起。”

“直到她不得不离开？”

“是的。”

“因为她当时一直不舒服？”

“是的。”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离开证人，沿着陪审席漫步走了回去。我把手放到护栏上，回头看着她。

“从你父亲的公寓到参议员停车的市政府，开车大约要用多长时间？”

阿莉娅·戈德曼交叉着双腿，把两只手垂在证人席座椅扶手的末端。她的一只手腕上戴着一款式样简洁的手表，看得出这块表品位高贵价格不菲；而她的另一只手腕上则戴着一只金手锝，上面装饰着一簇金叶和一枚金心。她正在考虑着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从我们到车库上了我的车开始算起——十分钟，或许十五分钟吧。我不得不慢慢地开。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浓的雾。至少有两次，我不得不停下来，把头探出窗外，看看我们走到哪儿了。”

“除此之外，离开车库以后你们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停过车？”我说着，手在护栏上慢慢滑动一步一步地向她靠近。

“没有，”她坚持说，“正如我刚才回答你的，我们开到市政府用了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

我睁大了双眼，让自己的微笑看起来非常愉快。

“如此说来，你们没在任何地方停过车？”

“没有，”她回答的时候禁不住显出一丝恼怒来。

我扬起眉毛端详着她。

“你没在什么地方停下车，去和参议员喝上一杯吗？”

她握紧椅子扶手，向前探了探身子。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没在任何地方停过车。我直接把他送到了他停车的地方。”

我用一种调侃的眼神盯着她，一句话也没说。

她紧紧地抓住椅子扶手，直视着我，等待我提出下一个问题。最后，我转过身子，走了几步，回到律师席。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已经松开了椅子扶手，恢复原来的姿势，双手轻轻地搁在腿上，显得自信而又放松。

我打开一个活页文件夹，手指在一张纸上滑动着，搜寻我要找的记录。找到以后，我的手指停在那儿，然后抬起头来。

“你和一个名叫葆拉·霍金斯的人熟悉吗？”

她有些震惊，试图用一个热情的微笑去掩盖她的诧异。

“是的，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大学。”

“几个月以前，也就是去年早春时节，她到机场接过你。我想你是从欧洲旅行归来吧？”

“是的。”她试探着回答。

我移开手指，合上文件夹。

“她曾经和你一起在你父亲的郊外别墅里过夜，对吗？”

阿莉娅·戈德曼轻轻地朝我这边侧了侧脸，双腿交换了一下交叉的位置。

“葆拉经常来做客，因此我不敢肯定自己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她有没有住下来，不过，她可能是在那里过夜的。”

我把手插进外套的口袋里，再一次直视着她。

“我知道那天晚上克里斯朵夫·伯顿也是一位在你父亲家里过夜的客人。这是不是能帮你想起些什么？”我问道。

她突然抬起头来，嘴边掠过一种厌恶的表情。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与什么有关！”

“反对，法官大人！”她还没讲完，哈里伯顿就喊了起来。

“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大学里的老朋友溃最后一次在证人家做客，这可能会使案情有什么不同吗？”

汤普生法官摊开双手。

“安托内利先生，你这是问到哪里了？”

“我收回我的问题。法官大人，”我回答说，眼睛仍然看着阿莉娅·戈德曼。

汤普生又坐回高大的真皮座椅里，恢复了他习惯性的动作一用大拇指背弹拨着另一只手粗糙的指甲边缘。

“你的欧洲之行——就是葆拉·霍金斯到机场接你回来的那一次——你是和杰里米·富勒顿一起去的，是吧？”我目光冷峻地饲道。

“我是那次出行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从那个意义上来说，是的，我是在和参议员一起旅行。”

“除你以外，还有多少工作人员随行？”

“参议员的行政助理罗伯特·齐莫曼也在那里。”

“看来有两个随行的工作人员。确切地讲，你们在欧洲都到过哪些地方？”

“伦敦和巴黎。参议员花了几天时间与英国官员会面，然后又用了几天时间和法国政府官员会谈。”

“这次是富勒顿参议员单独出访，还是以一个大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行呢？”

“他不是单独出访。代表团由参议院外事委员会的四位成员组成。”

“包括富勒顿参议员在内？”

“是的。”

“代表团在巴黎履行完官方事务以后，你是直接回了国，还是又在欧洲逗留了几天？”

“我直接回了家。”

“回到华盛顿还是旧金山？”

“旧金山。”

“富勒顿参议员呢？他也是直接回来的吗？”

“不，我想他又多待了几天。”阿莉娅答话时表情有些模棱两可。

“你不敢肯定？”我扬了扬眉毛，追问道。

“戈德曼小姐，实际上你们两人一起在欧洲又逗留了几天，不是这样吗？”

哈里伯顿离开了座位，在空中挥舞着一只手。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法官大人！”

汤普生一边摸着下巴，一边考虑应该如何处理。

“继续。”法官大人最后说。

我把手从外套口袋里抽出来，又插进裤兜底部。

“这样看来，参议员留下了，而你回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留下来陪着他？”

“我不太理解你想问什么，”她回答道。

我看了她片刻，也许时间比我感觉的稍长一些，然后把视线转到天花板上。

“富勒顿夫人离开晚会是因为她当时身体不舒服，”我说着，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是我说的。”

我的目光沿着天花板水平的墙缝移到两面墙体相交的墙角，然后开始缓缓地下移。

“她感到身体不舒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交谈过几句？”我问道，眼光又一次落到她的身上。

她烦躁不安地摆弄着双手，在椅子里来回挪动着身子，眼中露出冷酷和轻蔑的神情。

“富勒顿夫人讲了一些——”

“她指责你和她丈夫私通，是不是？”

“是的，但是……”

“而且你没有否认，是不是？”

她笔直地坐着，双眼闪烁着怒火。

“是的，我没有否认，但是……”

“而且，正是因为你对她说的话，她才退出了晚会；后来你又和杰里米·富勒顿一起离开了你父亲的公寓——你不是开车送他到市政府，而是去了圣弗朗西斯酒店——你们一起在那里喝了一杯。我没说错吧，戈德曼小姐？那天晚上你们实际上不是如此做的吗？而今天在这里，在法庭的誓言下，你所说的一切难道不是一个无耻的、赤裸裸的谎言吗？”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尖叫着表示抗议。汤普生被我这一番凶猛的讯问所震惊，早已停下了手里的小动作，抬起头来。他刚想开口说点什么，我就果断地把他的话头堵了回去。

“没有其他问题了。”我朝法官席挥了挥手宣布道，与此同时向阿莉娅·戈德曼投去最后一道愤怒的目光。

汤普生从法官席上注视着哈里伯顿。

“你还需要询问证人吗？”

哈里伯顿摇了摇头。显然他有比那更紧急的事情。

“我们能否稍事休息，法官大人？”

直到陪审团走出房间，哈里伯顿才径直走到证人席旁，开始急切地和阿莉娅·戈德曼低声交谈起来。十分钟之后，当汤普生法官回到法庭时，他们的谈话仍在继续。陪审团成员重新坐好之后，地区检察官站在律师席的一角，开始对证人发话：

“安托内利先生给你提了许多问题，然后不等你回答完毕就打断你的陈述。我宁愿不再重新逐个提出那些问题，而是给你一个机会说出辩方律师显然不希望让陪审团听到的那些事情，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讲一讲那天晚上你和富勒顿夫人谈话的内容呢？”

每一双眼睛都在注视着她，不仅仅是陪审团的成员；在我身后的人群之中，每一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谣传中政治明星和名门闺秀之间的不轨行为。现在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也把自己的注意力慷慨地回馈给人群，而不是公诉人或是陪审团。

“我不能准确地记住说过的每一句话，”阿莉娅俯视着人群，语调坚定地说道，“我只记得我们的谈话非常不愉快。”

她要开始讲述更多的内容了，这时她停下来，艰难地吞咽了一下，仿佛她不得不有意识地努力控制住自己。一个微弱的、充满歉意的微笑在她嘴边停留了片刻。决定继续讲下去之后，她抬起了下巴。

“富勒顿夫人指责我毁了她的婚姻。我吓傻了，非常震惊——当时我们正在门口迎接客人，那儿还站着许多人——这一切就突然爆发了！是的，我恐怕也回敬了她几句；不过我再次重申，我确实记不清自己说过的每一个词了——我只知道我本不该说那些话，不应该对任何人说，而且尤其不应该对她说。我真是不可饶恕，我无法让你们知道我为此感到多么羞耻。”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站在那里，双手合拢放在身前，脸上的表情从深切的怜悯差不多快变成了如丧考妣。

“你为什么说‘尤其不应该对她说’？”

阿莉娅·戈德曼垂下了眼睛。法庭陷入了深深的静寂。当她终于抬起头来的时候，你甚至能听到她呼吸的声音。

“这是因为，”她的语调里带着深深的遗憾，“富勒顿夫人是一位心理不正常的女人。大部分时间，”

她又马上补充说，“她都能表现自如。你不会发现她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哈里伯顿抿着嘴唇，像一个坐堂医师似的，睿智地问道：“你了解这种精神紊乱的症状吗？”

“不清楚，”她说着，伤感地摇了摇头。

“我只知道她受到抑郁情绪的反复折磨，有时会变得相当多疑。”

这跟我印象中的梅雷迪思·富勒顿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她，但她所描述的情况却和发生在我爱过的那个人身上的遭遇离奇地接近，那些事情我只告诉过玛丽萨，也和那个绑架我又把我扔在金门大桥中央的男人曾对我说起过的事情接近。关于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的这番话，阿莉娅·戈德曼显然是在撒谎，她是借此让我猜测她究竟掌握了多少我的个人隐私。

“那么，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她的精神状况——你才不愿意谈论那天晚上发生在你父亲公寓里的事情吗？”

“是的。在那些情况发生之后，在她不得不经受了那一切之后，我不想再说出或是做出一些可能会带给她更多痛苦的事情。”

哈里伯顿同情地点点头，开始澄清下一处她回答我提问时的矛盾表述，尽管都是出自正当的理由，但她说的某些话严格来看都不准确。

“安托内利先生问你，在开车把富勒顿参议员送回他停车的地方之前，是否曾在中途停下来和他喝过酒。你回答说没有。那是真的吗？”

“不，”她回答道，看上去很真诚。

“我们停过车，在圣弗朗西斯酒店喝过酒。杰里米，我是说，参议员，他想谈谈有关富勒顿夫人的事。”

“当安托内利先生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照实回答；原因还是如你刚才所说，是因为你不想再引起富勒顿夫人任何不必要的伤痛吗？”

她报之以感激的微笑，表示同意这种解释。

“谢谢你，戈德曼女士，”善解人意的公诉人说道。

“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他说着，匆匆朝法官席瞥了一眼。

不等哈里伯顿坐下，我已经站到律师席一角，愤怒地直视着她。

“看来，由于你对参议员夫人健康状况的关心，今天你来到了这里，并且犯下了一桩罪行——那就是你想让我们相信的事实吗，戈德曼女士？”

“罪行？”

“是的，你在誓言下撒谎。我问你在驾车送参议员回到停车地点时，是否在什么地方停过车，你说没有。那叫做伪证，戈德曼女士；如果你以前没听说过，那么请听好，做伪证是一种犯罪行为。人们会为此而坐牢，戈德曼女士。”

她微笑起来，那样子就像一位母亲完全能够理解小孩子的没头没脑。她用温柔的语调解释着，让这种训练有素的宽容来掩盖住内心的诡计。

“我并不是有意撒谎。我以为我们停车喝点东西，确实并没有什么大碍。就像我试图解释的那样，富勒顿夫人已经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以至于——”

“在暂时休庭时，当陪审团离开这儿以后，你去哪儿了？”我突然问道。

“哪儿也没去，”她感到有点意外。

“我就待在这儿了。”

“与哈里伯顿先生交谈，对不对？”

“是的，”她紧紧盯着我，回答道。

“你们特别谈过某些事情吗？”

哈里伯顿欠起身子要站起来，但是他想了想，又坐下了。

“是的，”她说着，眼睛突然睁大了。

“他告诉我，不应该隐瞒任何事情，要讲出全部真相，不管那会伤害到谁。”

我看着她，脸上露出微笑。

“他刚才真的那么说了？他以前没告诉过你吗？”

这一次哈里伯顿没再犹豫不决。

“反对！”他大声喊道，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收回提问，”我说着，挥手示意哈里伯顿坐下。

“那么，”我不做任何停顿继续问道，“你和公诉人现在已经决定说出真相——全部真相——不管那会伤害到谁——对吗？”我用一种怀疑的腔调要求她回答。

她被我无礼的暗示激怒了，大声叫起来：“我不需要一个律师给我上一堂关于诚实的课！”

“那么，你只要告诉我们，”我反唇相讥，“杰里米·富勒顿那天晚上打算和你谈什么？你们在圣弗朗西斯酒店停车，只是因为他想和你谈谈富勒顿夫人的事情吗？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她终于爆发了。她用力抓住椅子扶手，把身体向上绷直，直到她的身体几乎悬空。

“够了！”她厉声喝道。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一切，如果你真的不在乎谁会受到伤害，那我就告诉你！杰里米希望谈一谈。他想谈谈情况怎么会变得如此无法忍受。他想告诉我他已经作出决定，不管结果如何，他都要离开她。他打算和她离婚，安托内利先生！他打算同他的妻子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我脚下的地板好像塌陷了下去，嘈杂声像一堵坚硬的黑墙把我埋在了下面。我本能地朝法官席望去。汤普生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像是灵魂出了窍似的。突然，他眨了眨眼睛，迅速地环视法庭四周。他猛烈地敲打起桌上的木槌，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它最终完全压住了人群中的喧嚣。

“如果不得不那么做的话，我会把你们驱逐出法庭的！”他想让人们感到震慑。

我整理着自己的思路，等待着人群中零星的低语逐渐消失。接下来该问阿莉娅·戈德曼些什么，我也没有把握。但是，看到她沾满泪水的脸庞，我知道我不能就此罢休。

“你没从欧洲直接回来，是吧？”

“是的，”她回答时还在颤抖着。

“你在那儿又待了几天，和杰里米·富勒顿在一起，是不是？”

她在椅子上坐定，用手背擦擦眼睛。

“是的。”

“这不是你第一次和他单独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她一侧脸上的泪痕开始干了。

“你们之间的暖昧关系已经保持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她摇摇头，似乎表示有些事情我并不了解。

“我不想陷入婚外恋。那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彻底地、绝望地爱上了他。而他也同样爱上了我。”

“那么这件事是在多久之前发生的？”我追问道。

“我们相爱有一年多了，”她说着，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愉悦，再也不用去掩饰自己的感觉了。

“因为那个缘故，你碰巧知道了富勒顿夫人的情况，如你刚才所说，精神紊乱——有时非常抑郁，有时又非常偏执吗？”

“是的，是杰里米告诉我的。她的那种状况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也是杰里米一直没有打算离开她的原因。”

我重又进入状态，捕捉着她的每一个字眼，在她回答完毕之前，准备好下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

“但是你刚才说，他那天晚上告诉你，他打算和妻子离婚并且跟你结婚。”

“情况发生了变化。”

“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我还没来得及加以思考之前，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刚刚发现我怀了他的孩子。”

汤普生又一次敲起了木槌，但是这一次就如同泥牛人海。法庭里一时人声鼎沸，记者们都想第一个冲出去报道这个自杰里米·富勒顿被杀之夜后最大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