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后座光线模糊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他狠狠瞪着两只细小的眼睛打量着我。那双眼睛缀在他邡张浑圆的胖脸上，看上去就像是正漂浮在厚重的眼睑之下。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可他坚持要我不必惊慌。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而已。”

我满脸惊讶地望着他。他的西服上衣没系扣子，自衬衫从中间鼓了出来，盖住了他的腰带。他的肚子太大了，以至予搭在上面的整条领带，就像是用餐后忘了取下的掖在领子里的餐巾。看着他的大块头，那一刻我居然忘记了自己是被武力胁持囚禁在他车里的。

“如果你有话要跟我谈，就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现在，告诉你的司机停车，立刻让我出去！”

他的脸色没有丝毫的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他的脸上仍然看不出任何表情。或许对他来说，流露任何表情都会是件极为费劲的事儿。看看他那张脸，那双眼睛被重重叠叠的眼睑所吞没，几乎看不到了；而透过那张多肉的嘴，让人几乎没法捕捉到一丝笑意，无论是善意的，抑或是恶意的。

“放松点儿，享受一下这段行程的乐趣吧，”他建议我道，“我们没多远的路要走。”

我的心一直在急剧地跳动着，大脑也在飞速地运转。即使我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我也不打算那么做。我要保持这种愤怒的情绪，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又该怎样克制我的恐惧。它正沿着我的脊背徐徐向上蠕动，试探着、猛力拉扯着我的神经。

“那么好吧，”我的声音半似喊叫，“你想要跟我谈什么？”

“关于杰里米·富勒顿，”他费力地喘了一口气气，回答我。

“还有你，安托内利先生。”

他看起来几乎是静止不动的，两只手交叉着放在大腿上，惟一的动作只是不停地令人厌烦地交替绕动着他的两只大拇指。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可以掐住他的喉咙，挤出他的最后一口气。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发觉先前把我推进车里的那个方下巴的家伙坐在前排，正从后视镜里密切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你到底是谁？”我坚持要他作出回答，并竭力使自己保持勇气。

他紧闭着嘴巴，呼吸的气流穿过鼻孔，发出一种刺耳的声响，像是在吮吸什么似的。

“让我们不妨这么说，我是一个饶有兴趣的旁观者。”

“那么你究竟观察到了什么？”

“人类的行为。这是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你不这么认为吗，安托内利先生？比方说，你个人的行为。那些只是从大致勾勒你个人经历的寥寥数语里了解你的人们，会认为你已经过上了相当令人羡慕的生活：一个极为成功的律师，以从未输过或者说几乎从未输过任何一场诉讼而闻名。然而，你到了这儿，到了旧金山这个地方，接手了一桩我们彼此都清楚你没有机会获胜的案子。它是你的一种处事方式，是不是这样，安托内利先生？把事情推到极限，去承担风险，只因为它是别的大多数人不会去做的事情。你不想使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是吧，安托内利先生？你想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众不同。你从没结过婚，尽管我们彼此都知道，你对女人很有吸引力，是不是这样？你曾经订过婚，可是事情的结果很糟糕，是吧？”

这会儿我着实愤怒起来，恐惧与我此刻的愤怒情绪没有关系。

“关于我的这件私事，你知道些什么？”

“我了解那件事，哦，非常不幸，那个和你订过婚的女人目前正处在公共慈善机构的照料之下。我对你说过，安托内利先生，我是个饶有兴致的旁观者。”

他的大拇指停止了那种神经质的有节奏的交替绕圈，两只手软塌塌地搭在大腿上。他转过脸去，朝窗外看了一会儿。我们刚好到达了一座山顶。金门公园葱郁的绿色轮廓在远处的山脚下向海洋延伸开去。

“在挑选陪审团成员期间，你提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还记得吗？”他发话提问的同时，那双半遮着的小眼睛漫不经心地朝别处扫视了一下，又把视线拉回到我身上。

“你问其中的一个人，他认为是谁杀死了约翰·肯尼迪。我认为这个问题效果显著。”

在幽暗的阴影里，他的轮廓是一系列有序的圆圈，每一个圆圈都比头一个大。他似乎不可能到过法庭，要是他去了，即使我不审视每个到庭的人的面孔，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他这张脸。

“你一直在观察庭审？”我问他，假装那最多是出于某种适度的好奇。

“我们一直在关注庭审的进行，”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很是奇怪，就好像他觉得很开心，可同时也有点儿委屈，因为我们彼此所了解的东西居然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

无论我曾经多么怀疑过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无论我曾经多么迟疑地去相信有人一直在跟踪他以及我也同样处于危险之中的那些话，现在所有的怀疑和犹豫都完全消失了，被眼前这一毫无疑问的确凿事实所战胜——那就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大块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对伯格多诺维奇的死负责，或许富勒顿的死他也同样有份儿。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问题特别有效果吗，安托内利先生？”他的每个字眼都在黑夜里传出悠长的回音。

“因为自从你在达拉斯提问的那天起，这个国家的人们都开始相信，在发生的每件事情背后——每件从表面上看属于‘偶然的暴力行为’的背后，我相信你是这么说的——一定存在某种共同的阴谋，它能解释事件为何发生。”

“你是在试图告诉我并不存在某种阴谋对吗？你是在说富勒顿的死是一桩偶然的暴力行为吗？”

“我在这儿并不打算告诉你任何事情，安托内利先生。我不知道是谁杀死了参议员，而且坦率地讲，对此我也毫不关心。你我都知道杰里米·富勒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在猜测。他并不知道我对富勒顿了解多少，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对富勒顿是否一无所知。是不是这样呢？

“我恐怕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回答，同时做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注视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公然的轻蔑，这是他刚好能够展现出来的一种表情。

“我希望我们能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安托内利先生。你留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确信你是一个认真的人。请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打算把我当做傻瓜来对待，那么你将一无所获。请记住，我可不是傻瓜，安托内利先生。”

发出这番警告之后，我的这位不知姓名的同行者向前探了探身子，在司机的耳边低语了凡句。汽车在下一个拐角处向左转弯，开上了一条在一长溜柏树遮蔽之下的双行车道，从太平洋上空掠来的风把这一溜柏树都吹弯了腰。这儿就是金门公园的入口。

“你知道所有和杰里米·富勒顿有关的事情，安托内利先生。别试图给我相反的回答。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去否认这个事实呢？我们知道你跟他谈过，我们也知道你曾在他的店里跟他会过面。你去过那里啊，安托内利先生，就在伯格多诺维奇死于那起不幸事故之前你在那儿待过。”

“事故！”我喊道，“你告诉我不要把你当傻瓜，而你却好像是毫不犹豫地把我当做了一个傻瓜！”

我面前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仍然不动声色，至少我捕捉不到任何变化。他做出的惟一明显的反应只是闭上双眼，慢慢地摇了摇头。

“或许那不是一起事故，”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说道，“但是，假如他是被谋杀的，我肯定和那件事没有牵连。伯格多诺维奇不会威胁到任何人。他又能做什么呢？把他告诉你的那些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说杰里米·富勒顿曾经从俄国人手里拿过钱？假如他那么做，什么人会相信他？他又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呢？”

他忽略了最明显的事实。

“你已经发现了真相，”我提醒他说，“那可不是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关于那些事儿，在莫斯科克格勃的档案里都保留着记录。”

他倒吸了口气，鼻孔张得大大的。似乎出于恩赐，他动了动湿漉漉的嘴唇。

“如果曾经有过任何此类记录的话，”他很得意地说道，“我想你不妨假设它们已不再存在。”

一条比砌好的步行小径宽不了多少的道路，通向一片开阔的绵延起伏的草地和一处经过精心雕饰过的观赏林。极目向正前方远眺，在最远的一端，一排排空无一人的木长凳从一个巨大的环形带状物的前方向后依次排开。向左望去，落在最后的寥寥数人正从灰色的石头建筑里走出来，那是水族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加长轿车静静地滑动着停了下来。

“不过我敢打赌，直到富勒顿死后，那些档案才被毁掉，对吧？因为直到他死时为止，那些档案对每一个想要破坏掉所有可能使富勒顿成为总统的机会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是这样吧？”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那种我几乎已经忘掉了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我的脊背。

“杀死杰里米·富勒顿的人帮了所有人一个忙。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所有的一切。那么，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它不会像其他任何一件政治丑闻；他不可能只是引咎辞职，然后几年以后——或许只是几个月以后——”他又加上一句，眼睛里闪动着一丝快意。

“为自己的轻率而道歉，继之先是得到公众的谅解，然后是新一轮广受欢迎的认可。不，他的问题完全不同。富勒顿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且会以那些只有上帝才听得懂的证词，对他进行一次审判，然后他将被投入监狱。你认为那一切将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现在，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免除了那一连串的损伤连同所有那些不必发生的令人不快的事情。他死了。现在对任何人来说，想要弄清楚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又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即使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个人的主观臆测——那种纯粹的暗示认为杰里米·富勒顿可能为了金钱而出卖过他的国家——都将导致极大的危害。那种事情能击垮很多人，安托内利先生。你肯定知道它的后果。那将毁掉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们，还有那些相信他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解决它的最佳方法就是顺其自然，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转过脸，审视着眼前这个陌生人；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信任他，并对他说出任何事情的真相。

“你们在圣弗朗西斯酒店门前抓住我，不会就是为了告诉我，现在富勒顿死了，我们应该掩盖关于他的事实真相，这样就不会有什么人的感情遭到伤害。”

“我想和你谈话的目的，安托内利先生，是为了让你明白，在你为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做庭审辩护时，如果以某种更大局化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某些人将会对你非常感激。”

我凝神注视着他，想从他的眼睛里搜寻到答案。

“你提到的那些将会对我非常感激的人，包括白宫的人吗？”

他没有回答，但是这无关紧要。即使他否认这一点，我也不会相信他的话。白宫是幕后操纵者，整个事件的始末都在它的掌控之中。

“你会输掉官司的，安托内利先生。这你肯定知道。你是个很棒的律师，不会不知道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你的当事人。你肯定会输，重要的是你怎么输掉这桩辩护。你提过的那个问题——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问题——那种事情通常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那会让他们开始探究事情的原委。必须停止此类举动。以你喜欢的任何方式进行辩护；但是如果你不给任何人好处——那就等于在极大地伤害你自己——如果你继续使用那些没有任何证据的关于阴谋和掩饰真相的主观论断。”

“极大地伤害我自己？”我瞥了他一眼问道。

他又一次在司机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汽车再次出发，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开出了公园，朝大桥一直驶去。

“我不知道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死是事故还是谋杀，而且如果不是那个年轻人现在正为杰里米·富勒顿的死而受到审判，我甚至对杀死他的凶手还一无所知。不过，别犯错误，安托内利先生：如果你只做好自己的工作，让法律正常运行它的程序，某些人将为你的行为而慷慨解囊；但如果你拒绝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些人也将会毫不犹豫地让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惩罚。”

“换句话说，”我说话的时候，觉得嘴已经干涩，“你与富勒顿的死，抑或是伯格多诺维奇的死都毫不相干，可是你却不会介意杀掉我，对吗？”

他把头往后一仰，大笑起来。

“你很有概括的天赋，安托内利先生。”

那冷酷的笑声渐渐减弱，车里又安静下来，他笔直地注视着前方。我既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也不知道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直到我们开始驶过金门大桥，他才开口说话。

“死亡，作为一种惩罚，被其自身过分地夸大了，你不这么认为吗，安托内利先生？”他问道，好像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晚餐交谈。

“倒是死亡的方式非常重要，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探究某个人最惧怕什么，哪种等待死亡的方式会让他甘愿做任何事，包括杀掉他自己，或者可能是杀死别的什么人，来逃避那种垂死的痛苦。这才是死亡的核心所在。你读过奥威尔的《1984》吗？记得温斯顿对老鼠的恐惧吗？还记得大哥仔利用他的恐惧对他做过什么吗？”

他转动着眼珠，直到又把视线集中在正前方。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平静地加了一句。

司机把加长轿车开到了外车道的边缘，然后开始减速。

“你害怕什么，安托内利先生？”

我没有回答，而我认为我看到一丝微笑荡漾在他那张凝胶状的大脸盘上。当我们的车减速缓缓前行的时候，其他车辆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我竭力掩饰住内心的恐惧，可是我越努力这样做，就越是感到害怕。

“很多人患有恐高症，安托内利先生。你对此有所耳闻吗？”他一边问，一边又把头转向我。

“他们能沿着一条直线走上几英里；他们具有很好的平衡能力——但是一旦把他们放在悬在空中的平面上，即使那个平面像人行道那么宽，他们也会认为自己每一秒钟都可能会跌落下去。我没有恐高症，但我并不是想要对此轻描淡写；我同样有我自己害怕的事物——每个人都有。要我承认吗？我最怕什么？被活埋。想到这个字眼就会令我浑身颤抖。”

汽车停了下来。我这边车门的锁突然猛地被打开了。我们停在桥的中部，脚下几百英尺深的地方是海湾冰冷漆黑的水面。我旁边的有色车窗玻璃滑下来一半，窗外的风抽打着我的一侧脸颊。

“你害怕登高吗，安托内利先生？”他询问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可怕的了然。

我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而不是光荣，这种感觉促使我拒绝告诉他实情。

“不，我不怕，”我回答道，尽管我心里非常清楚他知道我在撒谎。

“那么你是不会介意走完剩下的路了，”说着，他把手伸到我身前，推开了我这边的车门。

“我不打算步行去任何地方。你在哪儿找到我，就得把我送回到哪里去。”

突然，坐在前排的那个一言不发的乘客拔出枪来指着我的脸。我盯着那把手枪，两手放在明处，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车里走出来。一股狂风重重地击打着我，我蹒跚着使身体保持住平衡。

“拿着，安托内利先生，这是给你的，”

那个现在已经熟悉的声音对我说道。他透过打开的车窗伸出手来，那肥大的手掌里握着一个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

“你会输掉这起案子的，安托内利先生。富勒顿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帮你胜诉，”就在汽车开始离开时，他又加了一句。

“我们会再见面的，安托内利先生，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我站在那儿，注视着那辆加长轿车的尾灯。就在那时，听到汽车嗽叭鸣响的声音。一辆轿车从我身后呼啸而来，我往后一跳。一走上人行道，我就抓住栏杆，尽力让神经稳定下来。我知道最好不要往下看，于是我就回望城区。城市离这儿还不到一英里，但我却感觉自己好像是在环绕着地球，而地球又在绕太阳旋转，任何时候这座城市都会转到地平线下。我朝另一边望去，在桥的北端是幽暗朦胧的山坡。我开始朝那边走去，双手一刻也不松开护栏。

每一次当风突然间猛地吹过时，每一次当桥因为车辆隆隆驶过而在我脚下震动时，我都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紧张。我用中学课本上教的那种常识嘲笑着自己，告诫自己一个懦夫会死上一千次的道理；而我又为这些知识的无用而大笑起来——当你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所有那些知识却是多么彻头彻尾地毫无用处呀。从我身边路过的人一定都认为我疯了：我挥舞着手臂，在风中大声喊叫着，恼怒于那个抓我的男人又痛恨自己被某种更甚于死亡的东西所威胁，也为自己的怯懦而生气——没有它，那些威胁都将无法奏效。

愤怒集中了我的思绪，使我思考着某些事情，而不是去琢磨自己这会儿多么害怕：我走在高高的空中，裸露在汽车之外，脚下的桥一直在晃动，还被风吹得如同翻腾的巨浪一般来回摇摆着。我要报复，我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知道，经历最可怕的恐惧是什么滋味。我开始看到自己手拿一把铁锨，正往他的坟墓里填土，甚至听到了当他知道自己即将被活埋，用赤裸的双手拍打着棺材盖时发出的声音。

在这一番复仇的生动想像里，存在着某种发泄的快感。我的感觉比这之前好多了。我开始加快脚步，过了一会儿，我甚至找到了自信，可以松开手不扶栏杆了。风也减弱了，当我快要到达桥头的时候，那种令人呕吐的眩晕感最终也停止了。

我一下桥，就搭上了一辆过路的卡车。司机是个有些年纪的男人，因为很少遇到穿西装扎领带的人搭便车，他认为一定是我的车出故障了。他坚持要把我送到家门口，于是我给他指着路，开到了现在我有时在那儿过夜的房子前面。

玛丽萨听到卡车开过来的声音，来到门前。我从卡车里出来时，她站在那里，眼睛里充满了笑意。

“你出什么事了？”当我向那个老人道别时，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凌乱不堪的样子问道。

我们走进屋里，她给我倒了杯喝的东西，我开始把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我的叙述不比简单的背诵多什么内容，我并没有说起我当时的感觉。我不想对她承认我曾经满怀恐惧。用一种我希望她看待我的方式来看自己，我开始认为自己不为活命而乞求，已经有点儿接近勇敢的边缘了。

“你肯定被吓得魂飞魄散了！”当我说到我以为他们打算杀掉我的那段时，她大叫起来。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而我也安然无恙，那种我曾与之努力抗争的恐惧似乎也不再那么真实。

“我很愤怒，主要是那种情绪，”我回答说。

她侧着头，就像每当她在脑海里考虑某件事情时那样。她的眼睛似乎想要把我拉得更近些。

“你生自己的气是因为你感到害怕，还是因为你觉得发怒是当时惟一能使你克服自身恐惧的办法？”

她想要的不是一个答案，那并不是她发问的原因。她是希望我能明白，在她面前我什么也不必隐瞒；或许她也是在告诉我，就算我想要那么做，我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他给你的那个纸袋里装着什么东西？”玛丽萨指着摆在我面前的餐桌上的那个马尼拉纸信封问道。

从这个纸袋到了我手里之后，我还没去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查看过纸袋里装着什么，甚至也没有猜想过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此刻当我把它打开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幸好在这之前我没有这么做，否则，它只会增加我当时的恐惧。

“看看吧，”我一边说着，一边把纸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原来是些照片，很多张，而且每一张上都有我的镜头。仅在一瞬间，我们就发现了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顺序。我把它们依次排开，时间最早的放在开头，近期新拍的摆在最后。

“从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起，我就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了，”我说着，示意她看第一张照片，“对，就是从我正式成为这个案件的辩护律师那一刻开始。”

这些照片拍下了我在萨特街那座高楼前出现的画面，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办公室就在那座楼里；也有我出入圣弗朗西斯酒店的情景；更让人心生不祥之感的是，我在街上和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两次交谈居然也被拍到了；他们甚至还拍下了那天我们驾着克雷文的游船出海的镜头。

“我做的每一件事，去过的每个地方，他们都了如指掌，”我忍不住摇摇头。

“他们还拍了鲍比家的房子，再看这儿，”我用手指点击着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时间还不到一周。

“他们还有一张咱们俩一块儿站在外甲板上的照片。”

还有两张照片是在我到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湍的店里去见他的那个晚上偷拍的：一张拍到了我走进门去，另一张上我正要离开。

“他们想通过这些照片，告诉你些什么呢？”玛丽萨问我。

“无非是说，他们也只不过让我侥幸逃过一劫罢了，”我颇为激愤地耸了耸肩，回答道。

她使劲摇了摇头。

“不，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们知道你在哪儿。如果他们就是引爆炸弹的那些家伙，那他们为什么要一直等到你离开呢？或许他们是在暗示你那件事情的真相——或许杀死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另有其人？无论事实与哪一种推测相吻合，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那些家伙并不想让你死。”她朝堆了一桌子的照片挥了一下手。

“这些照片除了能证明他们原本可以在任何想要干掉你的时候动手之外，又能证明什么呢？那么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可以那么做，为什么却迟迟不下手呢？”

我想，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被干掉的话，法官就不得不宣布这是一场无效审判。于是，就会有另一个律师继续经办这个案子。每一个程序都不得不重新开始。但是，那时的情况还远不止如此。那将成为另一桩谋杀案，遇害的律师生前曾声称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的凶手另有其人，而且某个有权势的大人物与富勒顿的死难脱干系。那时，一场调查将会立即展开。”

玛丽萨仰起头来，咬着嘴唇。她的眼睛里充满担忧的神色。

“他们不想杀你，只是想恐吓你。他们的目的在于迫使你去琢磨他们的举动，而不是去思考如何面对审判。他们更希望的是你为打赢官司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焦虑，而不是为那个男孩败诉之后的前途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