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你的下一个证人，”第二天早上汤普生法官走向法官席时果断地挥手命令道。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一直等到法官坐到他的高靠椅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人民传唤——”

汤普生法官抬起手打断了他。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法官朝陪审团微笑着打招呼。

汤普生法官开始整理带来的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抬眼盯着哈里伯顿生气地问，“你到底叫不叫证人出庭了？”

哈里伯顿嘴角下垂的嘴张得大大的，眼里闪出迷惑而又轻蔑的表情，“原告请求允许马库斯·乔伊纳警官出庭，”他终于开口了。

马库斯·乔伊纳双手手指交叉握在一起，身子前倾坐在证人席上，他看上去小心、警觉，据我的判断来看，他的样子十分放松。他身高一米八以上，长手臂圆滚滚的，脖子又短又粗，脸庞宽大且有麻点，杏状的小眼睛向两边的太阳穴歪斜着，颧骨粗大，嘴唇肥厚，嘴角下垂。他所有特征都给人一种铁面无私的印象，但他的嗓音却出奇地文雅而柔和。

“在回答哈里伯顿先生所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开始询问对方证人程序的时候我问道，“你表示在你接近奔驰车时你让奥利里警官待在巡逻车里，我理解得对吗？”

乔伊纳是法庭上的老手，有些证人刚听懂问题就开始回答，而他却等到提问的最后一个词的回音完全消失才回答问题。

“对，很正确，”警官回答道。

我站在陪审席的较远的一端，直接面对证人。

我一只手插进口袋，另一只手摸索着一个上衣钮扣。

“你让她那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这是标准的程序，”乔伊纳看着我回答道，“如果出现情况，一个警官应该处在一个便于请求增援的位置。”

我在纸上填写着。

“通过巡逻车上的移动电话吗？”

“是的。”

“但奥利里警官并没有按你的要求待在警车里，而是走向另一辆汽车，对吗？”

他没有迟疑。

“是的，但她离警车很近，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去请求援助。”

“但这并不是你让她做的，是吗？”我坚持说，“你让她在车里等着。”

“她做了她该做的，”他也坚持着说。

我把手从口袋中抽出来，朝他走近了几步。

“在她开枪击中被告前，你听到她发出过任何一种警告、任何一种命令、以任何一种方式告知过被告你们是警察吗？”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你的意思是，他用枪指向奥利里警官？”

“是的，她别无选择。”

我走到离他更近的地方。

“你看到被告用枪指着奥利里警官了吗？”

转瞬之间，乔伊纳的眼睛眯缝得更小了。

“没有，我在车的另一边，我的视线被挡住了，而且。”他补充道，“雾很大。”

“事际上，雾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你直到几英尺远处才能看清杰里米·富勒顿的尸体？”

“是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晚雾很大，我是说。那天凌晨。”

他回答问题时我一直看着他，他说完后，我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我将手插回衣袋，转身朝律师席走去。

“因此，”我边说边低头凝视着打开的活页笔记本，“你没有听到任何警告，而且你没有看到被告拿枪指着奥利里警官，”我合上笔记本，抬起头来。

“她开枪的时候，你们俩谁离被告更近一些？”

乔伊纳考虑了一会儿。

“我得说我离得更近，至少是近一点儿。但正如我说的，我的视线被车挡住了。”

“是，你是那样说的，”我说道，同时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角，“你有多高？”

“一米八八，”他回答道，他知道我还想问什么，于是几乎立刻就补充道，“不过他从车座上跳起来，打开车门时，我迅速单膝跪了下来。”

“你参加警察队伍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

“那你是高级警官了？”

“对，我是。”

我走到律师席后面，双手扶在空座席的后背上。

“你一定想过奥利里警官为什么要开枪这个问题，是吧？”

“是的，”乔伊纳回答，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是的？”我带着疑惑的笑容重复道，“是的？这就是你全部的答案吗？你难道没有询问——你从没问过她为什么要开枪吗？”

“不，”他说话时眼睛也盯着我，“我问了。”

等到陪审团从他的沉默中察觉出他不情愿的迹象，我才重新开口，“那她给你的回答是什么？”

“她说开枪是因为被告，”说着，他伸出笨重的胳膊指向法庭那端的哈迈尔·华盛顿，“转身向她开枪。”

“你对被告进行急救，直到医护人员到达后将他带到医院，不是吗？”

“是的，”乔伊纳回答。

“你救了他的命。”

这不是个问题，乔伊纳没作回答。我起身离开座位。在我从哈迈尔身后走过时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你去那儿的原因，”我停在陪审团面前时问道，“你首先发现杰里米·富勒顿的原因是你听到了你认为是枪声的声音？”

当乔伊纳在证人椅上移动身体的时候，他那双锃亮的齐膝高的黑皮靴发出吱吱嘎嘎的皮革摩擦的声响。

“是的，”他回答。

“你开车迅速向枪声传来的地方驶去，对吗？”

“不完全是这样。枪声好像从我们身后的某个地点传来，所以我——”

“所以你驶到下一个拐角——在市政府——左转，然后绕着中心转圈，直到你开到你认为传来枪声的那条街，”我不耐烦地突然插话道，“你估计从听到枪响到发现有杰里米·富勒顿尸体的汽车共用了多长时间？”

在他回答之前，我补充道：“从你刚才宝贵的证词中我明白了，在你从很远处的市政府赶往事发地点时，你放慢了速度缓慢向前，在那场被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大雾中搜寻目标。”

乔伊纳把头扭向一边，紧闭的嘴唇左右抽动着，他在试着计算时间。

“我得说可能不到两分钟，”他试探性地说，“是的，我能肯定，”他又自信地补充道。

“将近两分钟！”我吃惊地大喊着，“我想我简直无法理解，将近两分钟，”我重复着，同时向陪审团投去迷惑不解的目光。

从陪审席前走过的时候，我斜睨着乔伊纳。

“以你的经验，乔伊纳警官，遇到持枪抢劫时，受害者通常不给钱吗？”我停下脚步，脸上充满怀疑。

“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拿着枪，按通常的做法，我会不照他要求的那样做吗？”

“有时受害人会试图反抗，但你说的也对，你说的是受害人的通常做法。”

“反抗？”我疑惑地问道，“在眼前就有一支枪的时候？”

马库斯·乔伊纳第一次笑着说道，“可那样的情况的确发生了。虽然不是明智的做法，但那样的情况的确发生了。”

“对，”我说，“现在让我们假定杰里米·富勒顿是在一起抢劫中被打死的，不管他是否反抗，瞧，如果他没反抗，他交出了钱——他是在交出钱包后被打死的，合理吗？”

“不合理，”乔伊纳同意。

“但如果他在交出钱包后被打死，不管是谁开的枪，他都会在开枪后尽快逃走，而不是在那里，待长长的两分钟，对吗？”

乔伊纳向前倚着，双手在一起摩擦着。

“是的，可能不会。”

“但被告还待在那儿——是吗？——在你到那儿的时候，枪响后两分钟，那意味着如果是他开的枪，杰里米·富勒顿准是抵抗过。但如果他抵抗了，他在抵抗时被打死了，那被告有可能在开枪后只是原地不动——整整两分钟吗？”

在乔伊纳回答之前，我问：“这不是事实吗？乔伊纳警官，当一起抢劫案变得很严重——有人被打死了，不管是谁开的枪，罪犯会迅速攫走他们能看到的东西，但他们决不会仅仅待在原地——你说是多长时间来着？——两分钟，在他们想要逃走之前？”

“这可能是个例外，”乔伊纳不得不承认。

“也太例外了！”我补充道，“尤其在他至多只需几秒钟就能从死者的上衣口袋掏出钱包的时候。”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

“抗议！安托内利是在作演讲，而不是提问。”

我没等法官作出裁决。我紧紧地盯着证人。

“钥匙在锁孔里吗？”我问话时公诉人耸着肩坐了回去。

“是的，在那儿。”

“汽车发动机熄火了吗？”

“熄火了。”

“汽车熄火了？你检查过引擎罩吗？”

“检查了，是冷的，汽车有一段时间没发动了。”

“几个车门的锁都开着，对吗？”我迅速问，在后面的问题没被回答前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问题。

“对。”

“四个门的锁都开着？”

“是的。”

“在那种型号的奔驰轿车里，在你打开驾驶座一侧的门时，其他车门也会同时打开吗？换句话说，它们的锁都会马上打开吗？”

乔伊纳摇着头。

“我们检查过，只有驾驶门的锁是打开的，如果你想要打开其他车门需要按控制台上的按钮。”

我看着他，似乎想要确定我丝毫没有听错他的话。

“换句话说，司机打开车门上了车，其他的车门——三个车门——仍然是锁着的？”

“是的。”

“所以没有人能在司机上车后轻易地从乘客座一侧的车门上车，对吗？”

“对，”他承认，“除非司机被迫打开另一扇门。”

我转向陪审团慢吞吞地说：“因为我想，在你要抢劫时，你更愿意命令他让你进去，而不是迫使他出来，因为，我想，跟在黑暗中抢劫相比，你更愿意在一辆光线良好、有真皮座椅的新型奔驰轿车里干事。”

“尊敬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从法庭的另一侧大喊道。

“对不起，”我朝着法官席的大致方向挥着手说，“很好，乔伊纳警官，”我把挡在眼前的浓密的头发拂到后面，接着说道，“让我们再谈谈那晚的天气，雾很大，对吗？”

“是的。”

“你几乎看不到近在眼前的东西？”

“有时雾非常浓。”

“你几乎看不到停在十字路口的车吗？”

“对。”

我在律师席的桌子前，几乎坐到了桌面上。两脚搭在一起，左臂抬起来贴着腹部，右肘支撑在左臂上，不时用拇指和食指敲着下巴。

“而且你和奥利里警官都没对被告发出任何形式的警告，甚至在她开枪击中他之前，一次也没有？”

“正如我所说的，没有时间，他举起了枪——”

“但你实际上从未亲眼看到，对吗？”

“是的，但——”

“事实上，在开枪前你们两人都没说过什么，对吗？”

乔伊纳难以理解这个问题，他看着我，神情茫然，等着我向他解释。

“你们从未向他告知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警察，对吗？”

“根本没有时间，我刚用手电筒照到他的脑袋，他就跳出了车。”

我离开律师席，快步向他走近。

“你们没有其他方法让被告知道你们是警察而不是凶手，是吗？”

“他是凶手！”乔伊纳回击道。

我将目光投向法官席，我想问，他的答案是否可当做是没有回答问题，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了他的话带给我的信息。

“这是你的假设，对吗？当他从车前座跳出来时，你假定——不是吗？——他就是凶手。”

“他逃离现场，”乔伊纳说。

“那么乔伊纳警官，就你所知，他在逃离杀手——那决没有可能是吗？”我从面向他的方向转过身去时问。

“不，”他大喊着坚持道，“不是的。他拿着枪。”

“哦，对——那支手枪，”我又说道，“就没有可能，乔伊纳警官，是这个年轻人打开已经开了锁的门——开了锁是因为有其他人刚离开——想要帮助受害人？就没有可能是他看到地上的枪，听到你们来了，又看到穿过浓雾射来的亮光，他害怕是凶手回来了——于是感到惊慌开始逃跑？就没有可能，乔伊纳警官，是他在惊慌中捡起枪，从车里出来试图逃走吗？”

我猛地转回头去，搜寻着乔伊纳的眼睛。

“就没有可能是他要转身看看是谁在追他，看看他们离自己有多远，而不是把枪口对准奥利里警官，不像奥利里警官所认为的那样他正在转身向她射击呢？”

就像一个人被迫去回答一个与他所知的惟一的事实并无明显联系的问题一样，他勉强同意这至少是有可能的，他并没有被说服。我把双手搭在栏杆上，毫不掩饰自己并不赞同的态度。

“你是位训练有素的警官，是吗？”我的问话有些尖锐。

他傲慢地看着我说：“我已经做了二十三年警察。”

“当你调查一起犯罪时，你不应该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吗？”

“我不是侦探，我是——”

“你是一个巡警，你开着巡逻车，对，对……这些我们都知道，”我显得有些不耐烦。

“在你到达犯罪现场时，你是询问所有的目击者呢——还是只询问那些同意你对事件的假设的目击者？”

乔伊纳眼中带着愠怒，简洁地回答说：“所有目击者。”

“好极了，现在，允许我再问一遍，假设被告没杀害杰里米·富勒顿，假设被告不是像被指控的那样，而是和你一样听到了枪声，只不过他距离事发地点只有几码远而不是几个街区；假设他听到枪声，想前去救助，这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车里，不是吗？”

乔伊纳已经在证人席上待了很久，他开始累了。

他的态度变得有些烦躁；他并不那么愿意忽略有关他的资历或者性格的问题，在他听问题时，嘴角露出讥讽的笑容。

“对，我想也可以这样解释。”

“假如雾很浓，假如你们从未告知他你们是警察——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想要逃跑，不是吗？”

他的脸上现出恶意讽刺的笑容。

“可以，”他嘟囔着。

“还有，他一定感到惊慌——这是任何人都会有的感觉——这可以解释他为何捡起在车里发现的手枪，不是吗？”

“可以，”乔伊纳回答道，他的声音中充满嘲笑。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低头凝视着地板，好像正在努力理解他怀疑的理由，我慢慢地抬跟观察着他。

“如果无法那样解释的话，乔伊纳警官。只有一种说法能够解释那支枪为什么会在他身边的人行道上，不是吗？要么是你，要么是奥利里警官，是你们中的一个把它放在那儿的。”

乔伊纳开始愤怒地表示否定。

“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厌恶地摇着手宣布。

法官还没问完他是否仍有问题需要再询问，哈里伯顿就站了起来，他因愤怒而颤抖着。

“你正要回答被告律师提问的时候他打断了你的话，”他开始说了，语速很快，一个词接着一个词，“把你的回答说完！是你还是奥利里警官把枪拿出汽车的？”

“没有，先生，我们都没那样做。”

“如果你们都没挪动那支枪，”哈里伯顿问道，他的声音变得更易于交谈了，同时脸上也恢复了正常的颜色，“那它是怎么到被发现的地方的呢？”

乔伊纳坐回证人席转向陪审团。

“从被告手里落在那儿的。”

哈里伯顿一直等待着，直到乔伊纳的目光重新回到他身上。

“在他从凶杀现场逃走时被击中之后吗？”

“抗议！”我大喊着从椅子上跳起来。

法官迟疑了一下，然后看着我，等我作出解释。

“这个问题要么假定了一个结论，要么是个复合问题，”我坚持道，“这两种问题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两种问题的意思都是含糊的。”

汤普生笑着说：“说清楚些，安托内利先生。”

“公诉人说：‘从凶杀现场逃走，’这假定了他需要证明的东西，是一个假定结论。如果他不是假定一个结论的话，那么他是在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告被击中后枪落下了吗？第二个问题是，人是被告杀的吗？”

汤普生法官把头转向一边考虑了一会儿。

“我也不清楚我是否同意你的抗议，”法官先生最后说，“但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他转向哈里伯顿，责令他对提问重新措辞。

哈里伯顿耸着肩低声咕哝着什么。

“乔伊纳警官，”他问，“那支枪是在被告被击中后倒下的地方发现的吗？”

“是的，”证人回答，“我们发现它时被告正躺在人行道上，而枪就在离他手边几英尺处。”

哈里伯顿的唇边现出一丝微笑。他用拇指擦着手表的水晶玻璃表壳，转向陪审团。

“安托内利先生和你讨论了许多多项选择的问题，”公诉人继续盯着陪审团说，“我们为什么不再重复一遍那些问题，只不过是按相反的顺序？”他面向证人开始提问，“你们是在被告被击中后倒下的地方发现的枪，对吗？”

“对。”

“换句话说，”哈里伯顿说着，朝我投来衰弱的目光，“你没像被告律师暗示的那样放枪在那儿吧？”

“没有，”乔伊纳说，在慢慢摇头的时候他显得冷酷而又傲慢，“我们没有那样做。”

“那么如果我们设想——正如安托内利先生所坚持的那样——被告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那么，惊慌是惟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他被击中时那把枪恰好在他的手中的理由。”

哈里伯顿走到靠近陪审席的地方，臀部贴着陪审席，眼睛朝前看着证人席。

“根据你做了这么多年警官的经验，这有可能吗？——即便在惊慌的状况中——一个人会拾起一支手枪，一支子弹上膛、刚被用来杀过人的枪，挥舞着它跑上街道？”

“不，绝对不可能，”乔伊纳马上表示同意。

“但如果你没‘放置’那支手枪，如果他不可能在‘惊慌’中捡起它，那就只剩一种解释了，对吗？”

乔伊纳无需被告知这种解释是什么。

“这支枪是被告的，他用这支枪打死了参议员，当他从车里跳出来逃跑时，枪仍然拿在手里。”

哈里伯顿把头转向陪审团。

“对，非常正确，现在，”他回头看着证人继续说，“让我们回过头去讨论安托内利问过的其他事情：到达开枪地点所需的时问，安托内利说过——不止一次地说，我想——‘两分钟’，但我认为我好像听到你说‘两分钟差一点’，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呢？”

“不大到两分钟。”

“好的，”哈里伯顿说，好像他惟一的追求就是事实，“那么，差多少两分钟呢，你认为？”

“我确实不敢肯定，”乔伊纳承认。

哈里伯顿把头低下，开始向他走去，在走到陪审席和证人席中间的时候停住了。

“你曾经作过高速追逐吗？”

“许多次。”

“就像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一样？”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一切东西都好像移动得非常缓慢，”公诉人解释道。

“我知道，对，这就是高速追逐的特点。”

“因为你的精力高度集中在你做的事情上，是这样吗？”哈里伯顿朝证人席走近时说，“你对事物的细节看得那样细致生动，以至于一切好像是发生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不，”他突然自己纠正说，“时间更像是停止了，是吗？这样，花了几秒钟的事情——或者有时甚至几分之一秒的事情——就像是一直在持续一样，是这样吗？”

公诉人说第一句话时，乔伊纳就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非常正确，”他说，他及时记起了在回答问题时要面向陪审团。

哈里伯顿现在离证人很近，他把一只手放在椅子扶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臀部上。他朝着陪审席望去。

“这样，你说你认为花了不到两分钟，”他用一种逢迎的语调说，“实际上可能要短得多？”

乔伊纳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

“甚至可能还不大到一分钟，”哈里伯顿提示道，朝陪审团投去了意味深长的眼光。

现在乔伊纳认为这绝对有可能了。

“你用最快的速度开着车，”哈里伯顿提醒他说，“因车速太快，你差点撞上一位行人，对吗？”

乔伊纳收了收下巴，发出放松的叹息声。

“太险了。”

“你用最快的速度开着车——你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里，”哈里伯顿继续提醒着，“安托内利先生大谈惊慌及其能使人产生的反应，告诉我，乔伊纳警官，只有‘无辜的旁观者’才惊慌，还是犯罪分子有时也惊慌呢？”

“谁都可能惊慌，”乔伊纳心领神会地回答。

“如果一个人在惊慌状态中，他可能会失去时间概念吗？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根据你做警官的经验，”哈里伯顿转身朝陪审席走去时说，“是否有可能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刻，在他杀人之后，他开始寻找受害人的钱包，在里面摸索着，寻找钱、信用卡、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没有停下来考虑已经过了多长时间呢？”

“这很有可能。”

在陪审席的一端，哈里伯顿停下来回头看着证人。

“换句话说，乔伊纳警官，如果你刚谋杀了一个人，你可能会极度恐慌，以至于忘记了其他事情，只记得去拿什么东西——钱包、手表——任何能让你的所作所为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我站了起来，愤怒地大喊着抗议。

“这问题有煽动性，会引起人们的主观猜测，这会——”

“我收回我的提问，”哈里伯顿挥挥手，转身离开了陪审席，“再没有别的问题了。”

当法官问我是否还要询问证人时，我还在站着，于是，我径直向证人席走去。

“你刚才证实枪是在被告被击中后倒下的地方找到的，不过你从未看到枪在被告手中，是吗？”

“是的，但——”

“警察曾经搞过伪证吗，乔伊纳警官？”

“抗议！”哈里伯顿在我身后大喊道。

“原告刚才问过这名证人，是否他或奥利里警官搞过伪证，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说，眼光仍锁定在乔伊纳身上，“证人说没有，我有权询问，他那样回答是不是因为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允许提问，”汤普生法官裁决，“但要小心。”

“乔伊纳警官，”我再次问道，“你曾经听说警察在调查中搞伪证的事吗？”

“当然了，”他承认道，“我听说发生过那种事，但我从未——”

“八年前你曾有一个搭档——一个叫洛顿的警官——他就被发现犯下了那一类罪行。对他的具体指控是篡改证据，这件事是真的吗？”

乔伊纳在椅子上挪动着身体，面带怒容地点了点头。

“他犯罪时不是我的搭档。”

我眯缝着眼睛看着他。

“你不会设置证据，而且永远不会改变证词。可是，当我问你从听到枪响到发现杰里米·富勒顿倒在方向盘上共用去了多长时间的时候，你说将近两分钟，但现在，在公诉人的大力协助下，你又想要让我们相信那确定不多于一分钟，告诉我，乔伊纳警官，听到枪声时你也处在一种惊慌状态吗？”

这个问题让他吃了一惊。

“我！不，我不这样想。”

“那么，那和人们遭遇撞车这样的事故时的感觉就不太相同了，对吗？”

我紧接着继续说道：“再没什么了，尊敬的法官大人。”然后便走了。

汤普生法官环视着法庭，然后转向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快到十二点了，因为法庭还有其他事务要处理，我们今天就此休庭，周一早上重新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