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天生这样胆小，或者如果我能学会控制住有时候在头脑中出现的一些胡思乱想的话，我就不需要花这么长时间从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在爆炸和大火中粉身碎骨的恐惧场面中恢复过来。

我从圣弗朗西斯酒店搬了出来，成了堂兄家里的房客；我外出时在不同时间走不同的路线；我研究着擦肩而过的人群中那一张张陌生的脸，也许我以前在某个地方看见过他们。我按我所知道的所有谨慎从事的方式那样小心。但是尽管我事事谨慎，尽管还没有一丁点儿实质上的迹象表明，我现在的处境比那个古怪的谜一样的俄国人怪异死去前还要危险，我还是一直感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不论何时我回头张望那些走在我身后的人，或是那些每天挤在法庭里等待审判进行的人，我都会很不自在地感到，某个人不仅在跟踪我，而且知道我也同时在琢磨他。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的公开陈述已经接近尾声，但我却没有考虑好该对陪审团说些什么，我把椅子转到跟律师席平行的角度，搜索着人群中的一张张脸孔。

“当你们听完所有的证词，”我听到后面传来公诉人的声音，“我相信你们都会同意，人民已完成了他们的职责，被告哈迈尔·华盛顿有罪，他的罪行已经确信无疑地得到了证实。”

我的目光从一张脸转到另一张脸，试图弄清楚他们是谁，为什么在这儿。我确信他们中有一个人是为我而来的。但他是谁呢？更重要的是，谁派他来的？

“安托内利先生，”法官汤普生以熟练的法庭常规口吻说，“你希望在这个时候作公开陈述吗？”

“什么？”我从幻想中惊醒过来。汤普生将头转向陪审团，慢慢地笑了起来。

“噢，没什么，安托内利先生，”他慢慢地说道，“我们只是想知道你在睡梦中度过了哈里伯顿先生的公开陈述后，是否也决定要在你自己的公开陈述中熟睡呢？”

一个难为情的笑容浮现在我的脸上，我慢慢地走向陪审团席前的栏杆，并试图把我的疏忽变成一个有利的条件。

“刚才，我想我一定是不知怎么昏睡过去了。一分钟前我们还在审判的开始阶段，似乎只是片刻以后，我就听到公诉人在作他的总结陈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记得任何一个证人所说的话，甚至连他们的模样也记不得。然后，我听到法官问我是否想作公开陈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毕竟还没有昏睡过去。我一面为此而感到宽慰，一面想，我恐怕不得不找到一个办法来说服你们，其实这只是审判的开始，而不是如哈里伯顿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审判的结柬。”

我低着头，慢慢从陪审团座席的前面走过，当我走到末端时，我转过身，回头看了一眼公诉人。

“哈里伯顿先生已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参议员富勒顿的事，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道的，他告诉你们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每一件事，除了他是怎么死的。”我转而凝视着被告。哈迈尔·华盛顿和我坐在同一张独立的桌子前，这是离陪审团席最近的一张桌子。陪审团也随着我的眼神将目光转移到了被告身上。

“公诉人也说了些关于被告韵事情。我数了数，在他的公开陈述中，有七次把他称为一个‘冷血杀手’。”

我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问，以使他们能清楚地看清哈迈尔良好的容貌和充满智慧的眼睛。

“他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一个冷血杀手，是吧？”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哈迈尔穿着他每天出庭时所穿的同样的深色西装，戴着同样的与西服颜色相配的领带，礼貌而又注意力集中地坐在那里，我向陪审团陈述大多数生长在旧金山的黑人孩子的生活情形，陈述着众所周知的统计数字，那些统计数字似乎暗示他们生来就注定死于枪杀或毒品。能生存下来就让人惊讶，拥有正常生活更不可能。然而，哈迈尔·华盛顿不仅生存了下来，他在他年轻一生所取得的成绩，比我们中有些人试图取得的还要多。我没有看笔记，列举了他的学业成绩，并提醒陪审团，从开始上高中到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誉学生，他没有一次因犯罪而被捕，而且，他一直辛苦打工来养活自己。

“所以，在案件发生时，哈迈尔·华盛顿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面对着陪审团，面带讥讽的笑容评论道：“这个冷血杀手，刚刚干完了费尔蒙特酒店晚宴的活儿。在这个晚宴上，有近千人花费了成千上万美元去听富勒顿那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演讲。可他根本没听到这个演讲。厨房里太嘈杂了，他正在刷着锅碗瓢盆，他什么也听不见。

“当他刷完盘子，他又开始和其他员工一起清理会场，为下一个宴会做准备。那天晚上他在饭店工作了八个多小时，而且是在他忙了一整个白天后做的——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左右——他在学习物理、化学以及其他一些作为一个‘冷血杀手’需要掌握的知识。”

我敏锐地扫视了一下法庭，哈里伯顿假装没有注意到我的注视。

“这个‘冷血杀手’，”我把手放到了后脖颈上，看着地面，继续说道，“起诉方告诉你们，这是一个不管他可能从死者钱包里找到多少钱都会杀人的人，可就是他，每天白天都要学习一整天，晚上还要打工，然后才回家。”

我把手从后颈上放下，扬起了头。

“只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没有回家是因为他试图帮助一个人。他没有回家是因为他遇到了麻烦，他的后背挨了一枪。”

这些话没有经过任何刻意的努力就说了出来，顺畅地、毫无滞涩地吐出了口。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列有一大串要点的笔记，所以不会忘记我要讲的内容。那几十张发黄的皱巴巴的纸上写满了令人难以辨认的字句，它们都被放在律师席上，锁在我的公文包里。

“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做到哈迈尔·华盛顿那晚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走在浓雾笼罩的街道上，听见几码外传来的枪声，我们中有多少能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喜欢想像，我们总能在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有人处在危险中——真正的危险中——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们总在梦想着做那种冲进屋里从火中救出小孩的人，做那种听到爆炸声奋不顾身冲进废墟查看是否有人还活着的人，我们想像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些人在那种情形下真的会去做；可是大多数不会。大多数人会视而不见，等待其他人——警察、消防队员、医护人员——然后，要是打了报警电话，就觉得尽了最大努力。

“哈迈尔·华盛顿听到了枪声。他没有转身不管，像我或你可能做的那样。如果他那样做的话也许可能更好一些，”我一边说一边缓慢地扫视听众。

“如果他多一分懦弱少一分勇气，他也许不会被子弹击中，他的生命不会被置于危险中。他就不会花九个小时在手术台上让外科医生先是努力挽救他的生命，而后是治好他的双腿。他就不会被迫待在这儿为自己辩护，反驳对他的谋杀指控，而他被控谋杀的那个人恰好是他想帮助的人。”

我站在长长的陪审团席的一端，手放的栏杆上，身子前倾面向听众。

“但他没有瞻前顾后，他只想到有人也许需要帮助。他没有犹豫，一刻也没有。他想帮助他人并立即去做了。他看见有人瘫倒在方向盘旁。他打开乘客座一侧的车门上了车。他把手放在那人的脖子上试了试脉搏，那人已经死了。他想弄清楚他是谁，于是把那人的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那时他才注意到有一支枪放在汽车地板上。”

手放在栏杆上轻轻滑动着，我慢慢向陪审团席的另一端走去。

“突然一道亮光穿透浓雾射过来。此时，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了，的确害怕了。有人刚刚被谋杀。也许杀手还没离开，也许杀手刚才一直在这儿，只是在车的另一端，也许杀手要杀死他。”

我走到了陪审团席的另一端，双手抓住了栏杆，身子前倾面向陪审团。

“他推开车门，拼尽全力尽快逃命！这是他脱险的惟一途径。也是他惟一能想到的逃生方式：离开了那里。这也是每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所能想到的。

“接着，他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后背被子弹击中了。他绝对没有听见枪声，他没听见任何声响。”

当我转身离开陪审团走向哈迈尔·华盛顿旁边的空椅子时，只有我的鞋跟摩擦地板时发出的声音打破寂静，在另一张桌子旁，哈里伯顿正匆匆地做着笔录。

第一个被原告叫上来的证人是本市验尸官。鲁珀特·希契科克大夫有着一对窄窄的肩膀，双颊内凹，眼窝深陷，他佝偻着背坐进了证人席。哈里伯顿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执业资质和经历等常规问题，这位医生问答问题时神情倦怠、声音乏力，以致哈里伯顿好几次要求他声音再大一些。

只有在讨论死亡本身的时候，这位好大夫的回答才变得有些生气。当被要求描绘死者致命的创伤时，他几乎疯狂起来，他用示意图讲解子弹的行进路线，讲解子弹如何穿透杰里米·富勒顿的右太阳穴，打穿了他的头骨，然后带着头骨的碎片钻进大脑，导致他立刻死亡。杰里米·富勒顿因为头部中弹当场死亡。

“安托内利先生？”汤普森法官问道，“你想询问一下证人吗？”

希契科克大夫往前俯着身子，攥紧一只拳头，然后是另一只，然后两只手一开一合。一丝急切、自信的笑容挂在他窄小的嘴上。

“不，法官大人，”我冷冷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问题要问这个证人。”鲁珀特·希契科克的手软了下来，开始时的微笑也消失了，他离开证人席走出了法庭的大门。

我就像网球比赛的旁观者，观看着起诉方和他的老练的证人们来来回回的问答，跟他们每一次出庭时那些可以预见的形式没什么两样。出示证据的重担落在起诉人一方，正如每个人被经常提醒的那样，很难知晓这些证词是否有什么意义。他们必须立案，必须对罪行的每个细节进行取证，不能有一点忽略。我早就明白，少去做规定和要求，就让起诉方用那些冗长的没人会记得住的细节来使每个人感到厌倦。如果这种问答长时间持续下去，一些陪审团成员就会开始厌恶。另外，起诉方用的证人越多，他们出错的机会就越多，也越容易让人讨厌，就像验尸官的情形一样，因此也就越难以让人信任。

起诉方的论点非常简单：杰里米·富勒顿是被一颗近距离射来的子弹打死的，子弹是从人行道上被告旁边的一把手枪射出来的，而手枪是被告被警察打伤后在他身边找到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直截了当的了。这一审讯过程只用了七个证人不到三天时间。在此期间，我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周四早上。汤普生法官坐在椅子上，温和地向陪审团微笑着并让公诉人传唤下一位证人。

“人民传唤格雷奇恩·奥利里警官出庭，”哈里伯顿按常例叫道。

我打开黑色的公文包翻看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那一页。当证人宣誓时，我扫了一眼关于警察局报告的摘录笔记和我设法凑齐的相关背景材料。

尽管奥利里穿着黑色的警服，腰间挎着沉重的皮枪套，但她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警察。一头棕色的短发，满脸的雀斑和一双浅褐色的大眼睛，使她看上去更像一个穿着戏服在扮演警察的女大学生。然而她一坐上证人席，这种印象就消失了。她僵硬且笔直地坐在那里，注意力集中在哈里伯顿身上，很容易使人想到她曾以同一种方式审视过一位她将要拘捕的嫌犯的一举一动。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像只猫一样。看着她，没有人会怀疑她能迅速行动。

我听她回答公诉方的几个基本的问题时，我记起她第一天巡逻的事。接到一个有关家庭暴力的电话后，她和同伴发现一个男人喝醉酒后大耍酒疯，对妻子大打出手，妻子则流着血蜷缩在地板上。后来那男人抽出一把刀。奥利里用警棍猛击了他一下，打折了他的手腕骨。

哈里伯顿让她谈谈富勒顿被杀那天晚上的情况。奥利里声音平稳，音量适中，流露出一丝有意识自我控制的迹象。她说话简单明了，没有着重强调或充满感情。不管她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做的陈述中掺进了什么，听众也会听到心里。

她作证说，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她和马库斯·乔伊纳警官都确信听到了一声枪响，乔伊纳打开了车前灯，加大油门赶到那里。

“枪声是从哪儿来的？”乔伊纳警官在警车的警报声中喊着。奥利里环顾四周，在雾中搜寻着。

“从我们后面，”她叫道，“在这个街区，就在后面！”她一边叫着，一边抓住椅背伸长脖子往后看。

根据她的证词，当警车在角落处刹车时，乔伊纳扭头看了一下他的左边。在下一个交叉路口处，他再次扭头向左边看了一下。靠近下一条街的时候，他们斜着眼扫视了一下市府礼堂，试图锁定枪声的位置。有什么东西从浓雾中显现出来。他猛踩刹车。奥利里向后倒向乘客门的车窗时，肩膀碰到了仪表盘。警车风驰电掣般行驶在人行道上，擦过一个路灯柱后，又颠簸着回到了街上。她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差点被警车撞上的行人飞快地闪到一旁。

他们围着由两座正方形的大楼组成的市政府整整绕了一圈。到了最后一个十字路口，乔伊纳向右边急拐弯。

“在哪里呢？”他喊道，一边大口喘着粗气，“还有多远？”

“我不知道，”奥利里叫喊着回答，“不会太远。”

乔伊纳放慢车速，直到警车差不多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他熄灭了前灯，让车停在了布满浓雾的街道当中。这儿什么也看不见，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整个大街一片死寂。

“你看见什么没有？”乔伊纳紧张地低声问道。

奥利里尽可能把头往前探，目光沿着她这边的街道依次搜寻着停着的车辆，但在浓浓的白雾中，她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她的手在挎着枪套的皮带上摸索着，手枪牢靠地贴在枪套里。她把手枪拔了出来。

“什么也没看见，”奥利里说，她的眼睛徒劳地凝视着大雾。

乔伊纳把车又向前开了几码。

“那是什么？”他指着前方急促地问道。奥利里也看见了，或者她认为她看见了。大雾正在使她充分发挥想像力。有一阵儿，雾气似乎变淡了，而一会儿工夫后，浓雾又出现了。突然，在一瞬间，大雾再一次淡去。十字路口对面，在她那边的街上，一辆加长的深色奔驰车停靠在路边。有一个人趴在方向盘上。乔伊纳停下车，取下固定在汽车仪表盘下的手电筒，打开车门。

奥利里从她那一面走了出来，看着乔伊纳小心翼翼地朝奔驰车走去。她看见他在距交叉路口一半距离时犹豫了一下，拔出手枪，打开了手电筒。手电筒射出的一束窄小的光线穿过大雾，照在奔驰车驾驶员座位一侧的车门上。一名男子的头斜靠在车窗上，他的一边脸贴在窗玻璃上，由于撞击力很大，脸被黏稠的鲜血紧紧地粘在了玻璃上，玻璃上到处是鲜血。

乔伊纳靠近了一些。奥利里开始往前移动，她始终靠右边前进，手里握着枪。她透过车窗观察乘客座，以防有人仍然隐蔽在车窗下面。乔伊纳伸手抓住司机车门的把手。正在这时，有入从里面跳了起来，打开了乘客座一侧的车门，他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几步，手电筒射出的光束在银灰色的浓雾中剧烈地摇摆着。奥利里立刻蹲下来，双手握着枪。手电筒光束扫过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人，一顶黑色的羊绒帽被往下拉到了眼睛上方，那人正在她的前面奔跑，试图朝角落里跑去。他企图逃跑。

在庭上作证时，奥利里警官没有流露出一丝感情色彩，而是专注于在那常人无法想像的危险境况里每一个本能的反应。她用安静得像交谈一样的口吻述说着，平静而有节制，直到对方问完问题后才开始回答，而且总是面对着陪审团。她说话缓慢细致，每一个词的次序都恰到好处。

“我本来已经离车比较近了，”她解释道，描述着她决定开枪前几秒钟所发生的事情。

“当犯罪嫌疑人开始逃跑时，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间。他看见我。他开始向我转过身来。他在举枪。我知道他要开枪。于是我放了一枪，目标倒下了。”

有一点让人不解。她没有说“开火”或“扣动扳机”。她说“放了一枪”。她也许曾经朗读过警察训练手册。我几乎能看到她最喜欢学的那一部分，一名警官在其生命遇到危险时可以放上一枪以进行自卫。

哈里伯顿完成了一对一的问话，汤普生法官问我是否有问题要问证人。

“只有几个，”我有些抱歉地起身回答道。

在哈里伯顿耐心的鼓励下，奥利里逐渐变得即使不是轻松自在的话，至少也是比较舒服地坐在证人席上；但当我从律师席的一端走过来注视着她时，她上身直挺挺地坐着，稍微前倾，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又期待的神情。

“公诉人问了你许多问题，肯定比我能记住的多，”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介意帮我一个小忙。你能否用自己的话，再次告诉我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不是指那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从乔伊纳警官离开巡逻车之后的那段。”

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当确信我的问题说完后，她开始慢慢地一五一十地陈述着她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乔伊纳警官接近了目标车辆，他用手电简照了照司机那边的车窗。我看到一个人头，接着看到玻璃上的血迹。接着，突然间，另一个人头在乘客座那边出现，他是突然冒出来的，他猛地一下打开乘客座一侧的门，沿着人行道奔跑，朝拐角处跑去。”

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流露丝毫情感。

“我已经离车比较近了。当犯罪嫌疑人开始逃跑时，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间。他看见了我。他开始向我转过身来。他在举枪。我知道他要开枪。于是我放了一枪，目标倒下了。”

没有一个词的顺序颠倒，没有一个词被漏掉。我努力表现出一副觉得刚才听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样子。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我盯着鞋子说。

我做出好像忘了原本想问的下一个问题的样子，回到了律师席，开始翻着黑色笔记本里的活页。

“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对吧？”我抬起头，问道。

“是的，”她平静地回答。

我笑道，“但我们曾经交谈过，对吧？”

她看上去好像没有听懂这个问题。

“你不记得了吗？”我仍然微笑着问道。

“我给你打过电话。我当时问你是否能跟你谈谈这个案子。”

她谨慎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你得大声回答问题。法庭记者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好的，”奥利里不情愿地回答道，“我记得你打过电话。”

我低头看着笔记本里我用手按住的一页。

“你记得你是怎样回答的吗？”我抬头问道。

她下巴上的肌肉稍稍收紧了一下，这动作几乎很难察觉。

“我想我曾表示不想与你谈这个案子。”

“是的，我想你可以这么描述。可是，”我发出一声短暂的、自嘲的大笑，看着陪审团，接着说道，“我所能记住的只是电话被‘砰’地挂断的声音。”

奥利里一动不动地静坐着，瞪着我。

“不过，这并不十分要紧。我们现在来谈谈吧。凭我最近的记忆力，”我沮丧地笑道，“我一定是忘了你当时可能告诉过我的那些事了。”

我摇了摇头，表情就像一个人因做不了过去做的事情或至少做得不如过去那么好而感到尴尬。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开始试探性地说，“和乔伊纳警官在谋杀之夜执勤时，你当警察有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

“三个月？那么这是你当警察之后执行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一？”

“是这样的。”

“当然，你是与一个比你有经验的警官一起坐在巡逻车里，是吗？”

“是的，乔伊纳警官加入队伍已有——”

“我们以后会谈到乔伊纳警官的经验，”我在她说完话之前打断了她，“现在我们只谈论你。”

我穿过法庭前台走到陪审团席。我倚着扶手，把手交叉在胸前。凝视着证人。

“这是你第一次朝别人开枪吗？”

“是的。”

“而且你作证说那天晚上雾很大？”

“是的。”

“你作证时说，第一次看到司机座那边的人是在巡逻车离目标车仅仅几码远的地方。”

“是的，没错。”

“然而你却说你不仅看到被告在逃跑时转向你，而且还看见他手中拿着枪，还有——”

“是的，”没等我说完她就回答，“我看见了。”

我十分沮丧地举起双手。

“对不起，我问得太急了，自己也赶不上了。”

我一边朝她走去，一边道歉。

“不过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我说到哪儿了。你不介意吗？你能再告诉我一遍——当然是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乔伊纳警官离开巡逻车后开始讲。”

有时记忆力是很奇怪的。法学院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读过那个案例，尽管我听过证人的陈述，但假如当初我没有在我们谈论天使岛背面那座被遗弃的大楼时听克雷文提到纽约的廉价公寓和血汗工厂，我也不会记起那个案例。我在法学院里读过这个案例，那是每个法学院学生都学过的。血汗工厂三角衬衫公司发生了大火，几十个妇女丧生。法庭上，一位律师让对方的一位证人直接把她说过的故事再说一遍。当她逐字逐句说完后，律师让她再说一遍。

当她第三次逐字逐句重复时，每个人都知道她在说谎。

这是奥利里第三次重复了。但她是如此谨慎，我抓不到任何前后不一致的把柄，可是她过于谨慎了，几次重复都是用同样的词句，这就使她陷入了比前后不一致更危险的境地。

“当然可以，”奥利里自信地回答道，“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乔伊纳警官接近了目标车辆，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司机那边的车窗。我看到一个人头，接着看到玻璃上的血迹。接着，突然间，另一个人头在乘客座那边出现，他是突然冒出来的，他猛地一下打开乘客座一侧的门，沿着人行道奔跑，朝拐角处跑去。

“我已经离车比较近了。当犯罪嫌疑人开始逃跑时，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间。他看见了我。他开始向我转过身来。他在举枪。我知道他要开枪。于是我放了一枪，目标倒下了。”

她说完后，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告诉我，奥利里警官，是谁帮你排练了今天的证词？”

“谁也没有！”她怒气冲冲地说。

“啊！全是你自己排练的！”我厌恶地摇着头。

“没有别的问题了。”我一边走向律师席一边宣布，竭力掩饰住内心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