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玛丽萨到达码头时，阿尔伯特·克雷文正在那里等我们。我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并希望自己能克制住不要大笑起来。以前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穿一身深色西装、一件丝绸衬衣，扎一条价格不菲但款式和颜色却不夸张的领带，穿一双柔软锃亮的意大利皮鞋，那身装扮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白手起家获得财富和权利的人，一个能够买得起他想要的一切，同时又清楚什么是他不想要的东西的人。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对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穿戴。

这次他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马球衬衫。尽管现在还没到大中午，可是汗水已经浸透了衬衫，衬衫紧贴在他身上，就像他的第二层皮肤。他下身穿一条白色的短裤，露出两个关节突出的膝盖和两条苍白的麻杆腿。克雷文头部显小，双肩下斜，腰腹松垂，看上去像一个正走向衰老的人，正步履蹒跚地进行周末的散步。

鲍比已经在那儿，他站在车轮后正和一位名叫劳拉的年轻女子交谈。他与劳拉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劳拉留着棕色的短发，有着一身晒黑的皮肤，这使她的眼睛看上去显得很黑。她安静地走动着。我们被介绍给对方之后，相互微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当我看到她和玛丽萨交谈，还有她不时望着鲍比的眼神时，我知道我会喜欢她的。

鲍比带着我们驶出码头，加快船速，进人海湾。克雷文颓然倒在甲板上的一把帆布躺椅中，擦着额头。

“你真的让州长收到了一张传票？”克雷文边问边眨着眼睛，海水溅到他眼里了。

“昨天我从新闻中听到的，可是我仍然没法完全相信。”突然，他变得高兴起来。

“你觉得我的船怎么样？”他急切地问道，“过去我曾想弄一条帆船，驾着它环游世界或者干些诸如此类的事。不过，我做不到，因为我晕船。你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不管怎样，我要了这条船。每隔一段时间，当天气像今天这样风平浪静时，我就驾船进海湾。其余的时间我只是坐在码头上，感受潮水在船底下冲刷的感觉。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让人感到十分惬意。”

克雷文的目光变得有点忧郁。他往后仰了一下，让风吹拂着他的脸颊。

“我听说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发生了不幸时，感到非常悲哀。可怜的人。我喜欢他，你知道的，”

克雷文弯腰坐在椅子上直视着我，语气很坚定。

“警察似乎一点都不清楚是谁杀了他，为什么杀他。我猜想他一定有很多敌人。”

鲍比在掌舵，听不见我们的话，玛丽萨和鲍比的朋友劳拉已经到甲板上去了。有件事我必须弄清楚，而且这也许是我能够询问的惟一机会。

“玛丽·华盛顿是谁？”

克雷文试图显得一片茫然，好像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似的。

“你告诉我她是你的一个老朋友，一个好朋友，”我弯腰靠近他说，“一位你想帮助的人。”

“是这样，”他说。他还在犹豫着，等着看这个回答是否已经足以令我满意，我是否仍会坚持让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她不来找我？甚至连电话也不回？昨天，她去了法庭。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她，但即使这样我也没能和她说上话，我想为她的儿子辩护，看在上帝的份上，她却懒得见我！”

“不要对她太苛刻，”他回答道，“她只是有些与众不同罢了。”

他正想接着往下说，玛丽萨从下面的厨房走上来。一手拿着一个金属手柄，一手抓着她那柔软的褐色太阳帽。

“你能开快点儿吗？”她快活地喊道，鼓励鲍比能开多快就开多快。

当鲍比加大马力时，船尾向水下沉了一点儿。

轮船抛下两道长长的尾迹，像两道犁沟一样在我们的身后延伸。鲍比打开了调节阀，把船转了四十五度，然后又转了回来，轮船一连串长时间的转向和摇摆让玛丽萨很喜欢。克雷文闭上眼睛喘息着。

鲍比放慢了速度，玛丽萨和劳拉站在他身边，他回头望过去，指着海岸上沿着一条步行大道排列的水泥墙面的房屋。这些房屋被漆成粉色、黄色、蓝色、绿色和白色，墙挨着墙，紧密地排在一起，矗立在海湾沿岸的街道两边。

“你从这儿能认出你的房子吗？”鲍比朝克雷文喊道。

“当然，”克雷文连看也不看一眼就回答道。

“你不在这儿的时候，一切看上去都不一样了，”鲍比补充说。

减速之后，我们驶近了海岸，徐徐驶过废弃的“石工要塞”码头，观看着周六蜂拥到各家商店的购物者和在饭馆外排起长队的食客。

“你真的那样做了？”克雷文拍着我的肩膀问，“传唤州长出庭作证？”

“我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也没有人给我回复，这是老规矩，阿尔伯特，如果他们不想私下与你交谈，他们可以在法庭上与你交谈。”

他啪嗒一声打开了一只硬皮箱，拿出了一副镶着金边的太阳镜，小心翼翼地戴在他又红又柔软的鼻梁上。

“这和州长的一贯作风有些不一样，你觉得呢？”

鲍比驾着船已把我们带离了城市的海岸线，现在我们正在加速行驶，大风一直在我们周围呼啸。我不得不高声回答他。

“事出有因。”

克雷文向我凑近了些，把耳朵转向我。

“听不见。”

“事出有因，”我喊叫着说。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头示意已听到我的话，便重又躺到了躺椅上。

当船乘风破浪前进时，船体就会回荡着一个沉闷的被水拍打的声响。我们已穿过了海湾大桥，大桥像一个钢铁长笼高高地悬在上空，我可以看到笼子里来来往往的车辆小得就像孩子们的玩具，同时我也记起鲍比给我讲过的外公告诉他的事情。我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向往的微笑掠过嘴角。

“从桥上掉下来需要很长时间，”我大声说，尽管没人听见，甚至连坐在我旁边的阿尔伯特·克雷文也没有听见。

我们穿过大桥，绕着杰巴·布恩纳岛转了一圈后，又从东边返回，再次从大桥底下穿过，然后与宝岛上沿着低矮的海岸线修建的那些棕褐色的平顶房屋平行行驶。驶离宝岛后，我们迎着汹涌的波涛前进。船首被浪抛向了天空又俯冲下来，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巨浪冲刷着我们，我们的身上浸透了又冷又咸的海水。在海浪这种单调乏味而冷酷的节奏下，人不觉昏昏欲睡，我盯着海湾中朦朦胧胧的绿色，想知道这儿除了海风、海水和天空及孤独的山丘之外一无所有时，该是幅什么样的景象？

鲍比把船驶向了北方，离开金门大桥，朝天使岛前进，那儿距索萨利托海岸最近处只有不到半英里。这个岛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水流，船可以在水中平稳地滑行。玛丽萨站起身来，摇摇头，看着水花在她周围四溅，不禁大笑起来。她走进厨房，过了一会儿，她用一条厚厚的长绒毛巾搓着脸走出来，走到离我足够近的地方扔了一条毛巾给我用，又回到厨房。片刻之后她再次出来时，毛巾搭在脖子上，手里拿着一个深绿色的瓶子和几个空玻璃杯。

“准备吃午饭吗？”她边问边递给每人一个玻璃杯。

鲍比减速向天使岛背着索萨利托海岸的岸边驶去，在离一个水泥码头二十码的地方，他把引擎打在空挡上让它自己转着。一艘远去的船只驶过水面留下的渐渐消失的尾迹轻轻拍打着我们的船体。在前面，离岛更近的地方，五六个皮艇上的桨手们挥舞着桨竞相追赶着。在满是泥泞的岸边，一个年轻的拉美裔女人正在专心致志地给三个睁着迫不及待的眼睛的光屁股孩子喂三明治吃。

在他们的背后矗立着一栋大楼，大得使你无法一下子将它尽收眼底，它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一座大楼。人们看见它时就禁不住战栗发抖。这座硕大无朋的四层大楼兀立在那里，好像是19世纪毫无灵魂的工业建筑的一首邪恶颂词，每一块发黑的黄色砖瓦都在上百万次地向人们重复着同一个沉闷压抑的故事。

“我不知道哪里有这么个东西，”玛丽萨说着递给克雷文一个酒杯，给了我两个。

“你能帮我拿一下我的杯子吗？”她边问边走向厨房。

我抬起脚，身子向下滑，直到头靠在了座位的边上。我取下墨镜，把脸转向了太阳，倾听岸上孩子们的嬉笑声。行船时汹涌的波浪撞击船体的节奏赶走我心中聚集起来的紧张情绪，我独自一人体验着这种感受：温暖太阳照在脸上如同风吹拂着我皮肤；船儿轻盈地调整方向的摇摆；我自己的呼吸声，吸着清新而带成味的空气的声音。

我听到了玛丽萨的声音，不过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睁开眼睛或者说点什么。我似乎不用匆忙作出决定。我感到她温热的手指在我的前额抚摸着。

“你到底想要拿他怎么办？”

我坐起来，环顾四周。阿尔伯特·克雷文仍然躺在躺椅里，在他硕大的肚子上放着一个纸盘子，纸盘里堆满了食物。

“你不能把他像其他的证人一样带到法庭证人席上吧？”

“真见鬼！但愿我能。”我抱怨着，朝递给我一盘食物的玛丽萨眨眨眼。

阿尔伯特·克雷文喜欢让别人围着他转，尤其喜欢女人围着他转。女人们的陪伴会增强他的感受力，激发他更多的慷慨。调侃别人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调情老手。

“这是安托内利的案子，”他说，先匆匆看了一眼玛丽萨，又看了一眼劳拉。

“但后来我做了全部的工作，他所做的就是去法庭，而我不得不跟那些重要人物通电话，至于你的朋友约瑟夫，似乎没时间与这些重要人物交谈。”

克雷文红润的面孔上现出一副自艾自怨的神情。他咬了口三明治，然后抹了一下嘴。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前台接待员或者一个广告代理商，”他吸了一口气说道，“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各位要花很长时间吃这顿午餐了，”鲍比说着咧嘴苦笑。

克雷文敛住了笑容。

“这是个任何人都想在午餐时谈论的案子，整个城市的人都竖着耳朵在听，尤其现在你已经开始行动，而且给了州长一张传票，”他狡黠地瞥了我一眼补充道，“顺便说一句，州长手下的人对此事感到非常不安。”

“那些人也许就是不愿给我回电话的家伙。州长和他手下的人似乎认为谋杀案的审判会给他个人带来不利影响，”我反对道。

克雷文点了点头。

“我要说的是，那更是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船在长长的轻缓的涡流中起伏。阿尔伯特·克雷文呷了口葡萄酒，握着高脚玻璃杯，若有所思地看着船下波动的水面。

“你想知道那是座什么房子吗？”克雷文突然抬头望着玛丽萨说，他懒懒地朝海岸边她早些时候问起过的那座布满灰尘的大楼挥了挥手。

“它看上去像是那些在工业革命时代初期建造的厂房，你也许认为能在曼彻斯特的峡谷或宾夕法尼亚的山间才能找到这样的建筑物，是吗？这是一座监狱，砖墙里面关押着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穷人，在那里，整个家庭、整整一代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在此终生劳作，只为挣得一口饭糊口，使他们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能活着继续劳作。这幢房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厂房。”

玛丽萨倾斜着坐下，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凝视着岛的一角，那个地方从陆地上的任何角度都没法看见。

“我以前进过海湾，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坐船来天使岛附近，可是我从没见过那栋房子，即使见过，也不记得了。”

克雷文的兴趣被挑了起来：“你认为它离你住的地方有多远？”

“直线距离？不到一英里，我想。”

“可你以前却不知道它就在这儿；不过你现在看着它的时候会想，这样一个真实的庞然大物一直存在于此，就在离你家还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怎么会从来都没有进入你的视野，而且也对它一无所知呢？”

鲍比拿起一罐可口可乐喝了一大口。

“你什么意思，阿尔伯特？我过去也不知道它在这儿。”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克雷文和善而慵懒地说。

“我只是觉得这类事很奇怪，我们对周围的事物是那么漠不关心，周围的事物与我们想像中的又是那么的不同；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的事，我们却一无所知。”

“从它的外表来看，”鲍比研究着那个阴沉的被人遗弃之地的空无一人的长方形建筑说，“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是什么？”劳拉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或者确切地说，它过去曾经是什么？”

“它曾是埃利斯岛，”克雷文回答道，“它是西部版的埃利斯岛。它曾是来美国的一代移民最初落脚的地方。他们不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来到这儿的移民是亚洲人——中国人，他们没有去曼哈顿东边低地建立家园，也没有去纽约的血汗工厂干活，他们被赶进了宿营地，然后又被派去协助修铁路。”

他面无表情地指着位于海岸更远处的一个地方补充道：“原先每天都有船只进来。”

克雷文慢慢品着葡萄酒，注视那片安静而空旷的海面，那里曾经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客轮和蒸汽货轮，船上满载着蜷缩在一起的中国人，面对迎面袭来的那些以前从未听到的说话的声音和从未看到的景象眨巴着眼睛。

“这全都是那种巨大错觉的一部分——或者说，假如你愿意的话，可称作旧金山神话。来这儿的人们都以为他们可以心想事成，任何理想都有可能实现。中国人来这儿，是因为这是他们惟一能够生存的方式。可是他们无法融人社会，无法像白人一样过正常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被当做外国人对待，他们自成一体，远离社会。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仍然如此。唐人街是旧金山的一部分，但我不敢肯定旧金山到底是不是唐人街的一部分。”

一艘快速行进的轮渡掀起的波浪在我们船下翻滚。刚刚倒进克雷文杯中的葡萄酒溅出杯口，洒在他的手上。他一边笑着，一边把酒杯换到了另一只手上，舔了舔大拇指。

“噢，我知道了，”克雷文说道，又绕回到他的话题，“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人不再被当做契约仆人那样对待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确实是那样的。在那个时代，这座城市属于像我的好朋友劳伦斯·戈德曼那样的人，他们的一生都是把自己伪装成他们并不真正属于的那种人。”

克雷文的眼睛盯着那些用灰暗的砖头砌起来的大楼。在那里，亚洲移民要接受检疫，以防止东方的病毒进入本地。

“你能想像得出吗？中国人谈论他们的祖先时——至少他们过去还谈论——家系能追溯到几千年前。可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说出四个曾祖父之前的先人的名字的人还不到半打，劳伦斯·戈德曼肯定不在其中——他还自称是‘老旧金山’呢。他不只是一个阔佬，不单是这样，他还是传统的一部分，他的确很守传统，尽管报纸没有对此做过报道。”

“他的外祖父不是警察局长吗？”玛丽萨警觉地问了一句。

克雷文又呷了一口酒，一丝狡黠而会意的微笑挂在他又小又圆的嘴边。

“是的，”他回答道，注视着手里的杯子。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劳伦斯家族发家史中值得骄傲的核心部分；这就是基础，如果你同意的话，这就是他要成为旧金山声名显赫的家族的基础。当然，”他抬了抬眼睛，继续道，“在那时，没有哪个自认为有名望的家族，在家里有警察局长的情况下，家人会出人意料地死亡。不过暂且先不谈这个。劳伦斯的外祖父是旧金山的警察局局长，每次他参加一座新医院、新博物馆、新美术馆或其他什么对这座城市有益的工程的开工仪式时，他都低调宣传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贡献，坚持说他只是学习他祖父为公众服务的榜样。”

当克雷文依次看着我们的时候，那种狡黠的微笑再次出现在他的嘴角。

“当然，他那样做的好处，”他解释道，“是给劳伦斯一个金钱买不到的地位。”

“劳伦斯·戈德曼的外祖父是丹尼尔·奥布赖恩，他1920年当上警察局长，此前服兵役十二年。有趣的是1908年他第一次当警察时，已经三十三岁了。他来自何处、在三十二岁以前操过什么职业，没有人知道。他当警察局长大约有十二三年，他有一个女儿叫凯特，任性暴躁，敢想敢做。她一生最想做的事就是成为一名演员——一位电影明星。

“她去了好莱坞，演过一些小角色，过了一阵子，她开始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她一共出演了十几部无声电影，但她的演员生涯真正起步要从有声电影问世后开始。她的声音令人难忘，柔滑性感，一潜入你的脑子就一直在那里回荡，就像录音一样一遍一遍地播放，你无法使它停下来，你也不想让它停下来。她在首部完全有声音的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爵士乐歌手》是第一部有声影片，在那部影片中，阿尔·乔尔森在部分情节中开口说了话，使观众首次从电影中听到演员讲话的声音。但第一部有完整对话的有声电影的出现则是同年——也就是1927年——几个月后的事情。凯特·奥布赖恩和劳伦斯·戈德曼的父亲同在影片中扮演角色。”

“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劳伦斯的父母是在第一部真正有声影片的拍摄中认识的，”克雷文讲得很起劲，不露声色地继续道，“这才是真正的电影！”

“蒂姆·卡西迪，听说过他吗？”他看了一眼鲍比，又看了看我，问道。

“他是个不安分但却真诚的家伙。他在纽约长大，卡西迪是他的艺名，也可以说是他拍电影时用的名字，他的真名叫戈德曼。”

“他为什么要改名？”玛丽萨问道，小心地给克雷文的杯子斟满了酒。

“拍电影的人都改名，”他回答道，“那完全是出于幻想，出于成为别的什么人物的原因。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他拍拍她的手，与她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美国是不欢迎犹太人来演西部牛仔的。”

“内森·戈德曼一这才是他的真名。他在纽约长大，梦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军队待了两年，在法国服役。回国后，他不知道想做什么。战争改变了他，使他无所适从，使他无法回到正常的日常生活中。那场战争似乎对许多人的影响都是这样。他离开纽约去了洛杉矾，他演了几十部无声电影，后来有声电影问世，他成了一名电影明星。从开始的第一部全有声电影到二战后的初期，他主演的每部影片都获得了成功，它们都是西部片，当然，他在剧中总是扮演男主角。

“他与凯特·奥布赖恩是在1928或1929年结的婚——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年。过了几年，直到30年代中期，他们仍是美国最知名的夫妇之一。旧金山报纸满篇都是有关他们的报道，而且总是提到她是警察局长丹尼尔·奥布赖恩的女儿。好像每个周末他们都来旧金山，那时候洛杉矶很少有夜生活，好莱坞的人都来这里。有一趟火车——星光号——每周五下午从洛杉矶发车，然后在周日晚返回。旧金山到处都是夜总会，每到周末的晚上，里面聚满了好莱坞的影星。也就是那个时候，埃洛尔·弗莱思和麦尔文·贝利成了好朋友，他们连续两天喝得酩酊大醉。今天看来他们那时做的事够得上进监狱或者比那更糟。但很多人都喜欢这么干：魅力、名声，那些名人想逃出名声的束缚，与其他人融合在一起，和普通人一样，他们只想玩个痛快！

“你知道，关键是每个人都想玩个痛快，而在这儿，你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旧金山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你有钱付账。警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收取保护费。只要警察得到了他们的那份儿，大家都是好朋友。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个游戏，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其中的一条规则就是不得有人公开怀疑警察的正直和诚实。”

克雷文摇晃着腿与我一起站在船的一边，看着阳光在小岛的一边移动并？肖失在深绿色树丛的幽深阴影处。

“人们被这位公务员的假相一直蒙蔽到最后，甚至还往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当奥布赖恩死时，报纸称他为‘这个城市所了解的最受人尊敬的警察’。每一个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每一人都相信，或假装相信一个惊人的事实，即这位警察生前靠工资竞买得起价值上百万美元的房产。”

克雷文深吸了一口气，让胸腔里充满新鲜、带点儿咸味的空气。他伸展了一下臂膀，把圆圆的脑袋从一边扭向一边，然后向两位在场的女士投以和蔼可亲的笑容。

“一百万美元，你明白吗？这可是在1934年，你知道那一百万值今天的多少钱吗？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值一千万或两千万美元是不成问题的。”

我把两脚分开，把手从船舷上放了下来。

“那就是劳伦斯·戈德曼的钱的来路吗？”我问道，“来自警察腐败？”

克雷文用猫头鹰似的眼睛瞪着我。

“噢，不。不是腐败。警察局长把那些钱积攒起来是一种‘无私奉献’行为。是的，这就是报纸所用的字眼：父亲对女儿和女婿的无私奉献。你瞧，”克雷文说着，伸手去拿玛丽萨刚刚倒满酒的杯子，“警察局的好局长口益关注他的女儿和女婿花钱大手大脚的行为，他担心当他们的演艺生涯结束的时候会身无分文。所以他开始向他们借钱，借很多的钱：借钱买新车，借钱买新房子，借钱做这项投资、做那项投资，只要当时能想到的借钱理由他都用上了。当然，”他扬了扬长长的眉毛，“他们总是乐意借钱给他，因为，毕竟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克雷文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又坐到了帆布躺椅中。他跷着二郎腿试图掩盖膝盏后淡紫色的患静脉曲张的血管。

“故事是这样讲的，”克雷文狡猾地扫了我们一眼说，“丹尼尔·奥布赖恩这些年来陆续借了一大笔钱。因为警察局长是一个穿着警服的真正的圣人，他一个子儿都没花在他借钱时所说的那些目的上。他不但没花，反而把钱都攒了起来，并把近百万美元的钱投资于一个信托基金，受益人是他惟一的外孙劳伦斯·戈德曼。”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不是吗？”克雷文问道，带着惊讶的神情挠了挠头。

“只不过，当然，那个故事毫不可信。克雷文从来没向他的女儿和女婿借过钱。这些钱是他偷来的，所有的钱——回扣、行贿受贿，这都是警察局从那些非法营业的娱乐场所收取的保护费，那些钱使那些有钱支付保护费的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好日子。这位警察局长死的时候一定还在笑。他活得舒适，死得阔绰，而且所有这一切靠的都是别人的钱。尽管有些人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和他有瓜葛——有的向他行过贿，有的法官和政客收过他的贿赂，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一点，即使他们注意到了，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他利用自己的女儿掩饰自己的罪行。留下女儿和她的牛仔影星丈夫不得不向公众点头微笑，对他挽救他们财产的计划感激得痛哭流涕。他们不得不站在所有的摄影师、记者和新闻电影摄像师面前，编造他们如何不负责任大手大脚花钱的故事，诉说他们如何借给父亲钱却从未注意到父亲是否买来想要的新车和新房子。他们不得不使出最好的演技扮演着一对粗心大意、没有责任心的傻瓜，如果光靠他们自己，那就攒不下一个子儿来照顾他们惟一的孩子。他们不得不对着照相机的镜头来表示他们对丹·奥布赖恩的感激之情，多亏了他，他们俩的独生子才不至于悲惨到只能依靠自己的父母。”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催促他继续说。

“他的女儿和女婿？结果好像不好。几年后，也就是30年代后期，凯特·奥布赖恩非常神秘地死了，曾有传言说警方怀疑是她丈夫干的，但我可以告诉你，警察可从来没这么说过。警察什么也没说。电影制片厂可能和这有关。没人想卷进那种丑闻。但蒂姆·卡西迪再也没工作过。他的事业几乎到头了，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他已经出局。他只是从此消失了。我不是说他躲起来了，或者说甚至离开了城市。他真的什么也没有做。他住在贝弗利山庄的一栋房子里，住了差不多二十年，一直到死。他也可能离开了这个国家，他再也没有演过电影。”

克雷文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也许他憎恨自己就这样被卷进一场骗局中。也许，”他的声音减弱了一点。接着说，“他憎恨这个事实，即那位腐败的老头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他在他惟一的儿子心目中的地位。我总在想奥布赖恩利用女儿在外孙的生活中树立起具有统治地位的男人形象，多少有点乱伦的味道。

“好了，”他轻快地说，把目光收了回来。

“那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惟一使人确信的是，多亏他的外祖父所犯的罪行，劳伦斯·戈德曼一开始就是个很有钱的年轻人。”

“你觉得他知道这一切吗？我是说关于他祖父的事，”玛丽萨问道。

“几年前有一种说法，说他父亲告诉了他一切真相后，劳伦斯便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就是我从此再也没听过他提起父亲的名字。”

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在玛丽萨的嘴角掠过。

“我不知道他是否发现这也具有讽刺意味，他会像他祖父一样，也将会成为他女儿那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守护神。”

“劳伦斯向来对讽刺不太在意，”克雷文一边面无表情地回答着，一边坐到舵盘的后面。

“该轮到我开船了，”他说着斜眼看了看鲍比。

他推进加速挡开始驾船离开天使岛岸边，船下发出巨大的“汩汩”声。船绕过了天使岛较远的那一端，那座荒凉的砖瓦房慢慢地向后退去，渐渐消失在远方。

我们沿着岛的另一边驶离索萨利托，驶进了来自大海的海流。太阳黄色的脸盘透过涂着铁锈红油漆的金门大桥，直直地照射着海面。冲浪者手握单桅冲浪板，身穿黑色橡皮衣，冲过起伏的浅绿色波浪，就像一种奇特的飞虫，那些飞虫在最早的原始人移居此地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而且在最后的人类消失之后，它们将仍然在此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