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一般地冲进圣弗朗西斯饭店，看见玛丽萨正在大厅等我。

“真对不起。”她从椅子上起身向我走来时，我开始向她道歉。

她完全有理由发火，但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一丝恼怒，看上去她更担心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饭店等了一会儿，可是你没有来，于是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一定有什么事儿，”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近我，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想从中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晚听到发生在可怜的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身上的事情时——”

“你听到了？这事儿已经上新闻了吗？他们知道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道，“是不是一场意外？”

她握住我的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没事儿吧？”她关切地问道，“你看起来不太对劲。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放开她的手，拉着她的胳膊。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她领到了我刚才进来时经过的入口处。

“现在告诉我，这是不是一场意外，比如说，煤气泄漏，或是其他类似的事情？”

她摇了摇头。

“不，他们认为这是一起爆炸事件，是有人蓄意制造的。”

“那伯格多诺维奇怎么样了？”我问道，只想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刚开始她并不想回答，最后还是说了：“他们发现了他的尸体，或者说，是一部分残缺的肢体。”

我们沿着街道走过两个街区，来到一家以前吃过几次晚餐的饭店。自从差不多四个月前我们一起驱车穿越纳巴山谷，我们就逐渐以中年人的方式，成为相处得很好的朋友了。但仅此而已，我们只是朋友。我不是在寻找一次新的罗曼史，而且据我所知，她也不是。我喜欢和她待在一起，她好像也喜欢和我待在一起，这让我很高兴。玛丽萨可以从多数人都认为重大的事件中发现荒谬之处；而且，她深知有一些事情太严重了，必须举重若轻。这种观点看起来有点儿自相矛盾。

刚坐下，我就点了杯威士忌加苏打，一口气喝了下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玛丽萨一直不停地问，显得越来越不安。

“出事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和他在一起，在和他谈话。”

她的手越过桌子，抓住我的手臂，直到我放下了杯子。

“你和谁在一起？你和谁谈话？”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我说道。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听不明白我说的话。

“慢一点儿，约瑟夫。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她用镇静而又慎重的口气问道。

我意识到我的话一直都前言不搭后语。我真不知道如何向她描述我的见闻和感受，哪怕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今天中午午饭时间我离开法庭后，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出现了。他对我说他一定要见我，他说我现在很危险。我没有相信他的话，至少在经过一段时问的考虑以前，我没有相信他的话。但是他说他必须见我，还让我下班后，晚上六点去找他。”

玛丽萨瞪大了眼睛。

“你就待在他那里？你和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在一起？”

“是的。我就是在那儿：和他在一起，我刚离开，刚刚走到街道的拐角，事情就发生了。太可怕了。我不敢相信，特别是在他刚刚告诉了我那一切之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就是事情的所有经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我必须离开的原因。”

玛丽萨的头歪向一边，眼中流露出困惑的神情。

“离开？”

此刻我正在考虑别的事情，一件我坐火车回来的路上开始考虑的事情。

“你对富勒顿，杰里米·富勒顿到底了解多少？”

我提问的紧张的神情让她吃了一惊，她不得不思虑片刻，即使这样，她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正如我以前告诉你的那样，”她开始试探着回答，“我认识他，但不很了解他。我在他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见过他，为他的竞选活动做过一些志愿工作。我和他熟悉的程度就是，不论何时在哪个场合遇到他，比如在劳伦斯·戈德曼家的那天晚上，他都能记得我。但这并不是你想知道的，对吗？”

“你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也就是他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有钱吗？”

玛丽萨皱了一下眉头，噘着嘴巴，努力试图回忆起什么来。

“没有，”她最后说道，“他们还过得去，但不能算你所说的有钱。他开着一辆旧车到处奔走，一辆四门轿车，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车后座上总是摆满了装着竞选材料的盒子。他们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小，没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要问这个，这很重要吗？”

服务生走过来，等待我们点菜。我把空杯子递给他，又要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玛丽萨担心地望了我一眼。

“我喝酒从不会超过两杯，”我安慰她说，“不管怎样，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只喝两杯了。”

玛丽萨知道我没有说实话。她瞪着那双又大又神秘的眼睛，嘴巴半张着，等着我告诉她我隐瞒下来的事情。

“一年前，”我承认，“有一段时间我喝了很多酒。”

服务生送来我们点的晚餐和第二杯威士忌加苏打。我啜了一口，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对这种酒的胃口。我放下杯子，想起了鲍比对里奥纳多·列文说他喝得太多了时，列文最初的反应，依稀想起了那位国会议员如何在钱的问题上指责杰里米·富勒顿。

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我心乱如麻，思绪不停地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玛丽萨的镇定，使我恢复了平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饿极了。

我用叉子卷满意大利面条送进嘴里，问道：“你认为富勒顿后来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接着又连续吃了三大口面条，然后停下来等待她的回答。她伸出手，越过桌子，用纸巾的一角平稳而又细心地擦去我嘴边的番茄汁。

“我不知道富勒顿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我想如果你在美国参议员的位置上，你会有很多可以帮助你的朋友，那些人会把你当成一种合适的投资对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伯格多诺维奇告诉我富勒顿的钱是从俄国人手里拿到的，他们给了他几百万美元，”我脱口而出，“你认为那可能吗？你认识他，你认为他会那样做湍吗？他会把自己卖给苏联人？”

她的第一反应是否定，至少是表示怀疑，但接下来，她勉强改变了主意。

“我以前告诉过你，他让我想起了我在学校时认识的一个男孩。跟他们在一起，你会觉得他们有诗人气质，但同时你也会觉得他们最终是在伪装。如果杰里米·富勒顿认为那是惟一的方式——”

玛丽萨慢慢抬起下巴，一丝忧郁的笑容浮现在她的嘴边。

“也许他只是认为他可以逃脱惩罚，你知道，这就是他，他感觉规则对他是不适用的。这可能就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需要显示自己，证明他可以做别人想不到，或者别人即使想到了也不愿去尝试的事，而且能够侥幸成功。”

她又笑了起来，但这次她的笑容里有一些不同的含义，让我琢磨不透。

“我觉得你也有些类似，是不是？”她说。

我没有否认，因为我认为这会让我听起来更加有趣和神秘，但我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伯格多诺维奇认为那就是富勒顿被谋杀的原因，因为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也是为什么伯格多诺维奇想要见我的原因。他相信，无论是谁杀了富勒顿，那些人也同样会去杀他，还有其他任何知道富勒顿从俄国人手里拿钱的人。伯格多诺维奇认为富勒顿的死是一场政治谋杀，他认为政府，或者说白宫，是幕后指使者。”

我又吃了几口，然后放下叉子。

“开始我并不相信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得了妄想狂的老头，固执地认为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场阴谋。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阿尔伯特·克雷文家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说的所有那些事情，那些有关肯尼迪谋杀案的影射？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暗示——至少看起来是在暗示，埃德加·胡佛和联邦调查局是谋杀肯尼迪的幕后指使？所以当他告诉我关于富勒顿为什么被杀以及我们两人现在都处境危险——”

她惊恐地望着我，问道：“你们两人都危险？”

“伯格多诺维奇试图告诉我他很危险，因为他是惟一活着的、知道富勒顿的秘密，并且可以为此提供证据的人。”

“那他为什么认为你也危险？”

“因为我是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我会竭尽所能寻找真凶；而且，如果他们跟踪过他，就一定会发现我俩已经见过面，他们会认为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因此，他们也不会冒险放过我。我当时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玛丽萨把盘子推到一边，问道：“但是现在，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相信了，是吗？”

“在那一刻，当我看到炸弹爆炸，玻璃四溅，火光冲天的时候；当我满脑子想的只是我能够躲到哪里去，用多长时间才能到一个安全地点的时候，我对他的话已经深信不疑了。”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大笑起来，我以前从未觉得它如此可笑。

“我惟一想到的就是赶快离开。这是我第一次和哈迈尔·华盛顿谈话时，他告诉我他在谋杀现场时想到的事情。他是对的：那就是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能想到的事情，是那时候一个人的能想到的惟一的事情。至少我当时想到的事情就是那样，而他认为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帮助别人。他和我一样害怕，但他战胜了恐惧，而我却没有。”

她表示不同意，或者说，想表示不同意。

“那不一样，我不怀疑他是勇敢的，非常勇敢，比大多数人都勇敢；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有人想要杀死他；在他钻进汽车，一束强光射来之前，他没有理由相信有人要杀他。在那之后，他意识到他的处境很危险，他做了每个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反应：逃离现场。”

服务生走了过来，我们点了咖啡。在他收拾盘子的时候，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离开以后，玛丽萨抬起下巴，歪着头，一段时间内一直看着我，好像在试图告诉我，无论我过去做过什么，都是正确的。

“你还没告诉我，当然，你也不是一定要告诉我，一年前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

除了用片言只语打发过一两个人，告诉他们应该知道我都说过了，我从未和任何人谈论过这件事情，但是我突然发现自己愿意告诉玛丽萨。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爱上过一个女孩，那是我第一次恋爱。此后我们很多年没有见过面。后来，我们再次相遇，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准备结婚，可那之后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詹妮弗病了，病得很重；她的病使她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世隔绝，就像有人拉下窗帘，房间变得漆黑一团一样。

“那时我每个星期去医院探视她一次。有时候，天气不错，我会开车带她出去兜风。我一直认为会发生奇迹，她会突然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一切还会像从前一样。可我最终意识到医生是对的，她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那以后，我开始喝酒，一切都是蓄意而为：我要把自己灌醉，我想迷失，想消失，就像她那样。我想也许我会在哪里找到她。有那么几次，当我喝得酩酊大醉，恍恍惚惚，我几乎认为我找到了她。记得一天深夜，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我摸索着回到家里，在整个屋子里狂奔着，撕心裂肺地大叫，要她别再躲躲藏藏，不管藏在哪个房间，赶快出来。”

我停了下来，环顾四周，看到在这家拥挤的餐厅里，人人似乎都很开心。

“我喝酒也是因为为自己感到伤心，还因为，说实话，那时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我认为自己已经死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玛丽萨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庞，很长时间没有说一个字。

过了一会儿，她问道：“是什么让你最终不再酗酒？你是怎么寻找到力量控制住自己的？”

“我不知道，也许这是一种本能，一种求生的本能。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詹妮弗知道我的这些行为，她会责备自己的。我有个朋友，他在戒酒互助会待了很多年，他知道詹妮弗的情况以及我们之间的事情。他试图拉我入会，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特别是我不认识的人。有一次在我又醉得不省人事之后，他找到了我，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清醒过来。他要我向他保证，下次我想喝酒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

“但你没有戒酒，只不过是给自己限定了酒量。我想——”

“我不想把自己称作酒鬼，我不想四处游荡，嘴里背诵着十二级台阶，就像小孩子重复着‘摩西十诫’，我不相信那种要想不醉酒，就只能滴酒不沾的鬼话。他叫弗林，霍华德·弗林，他很聪明，他没有设法用那些理论说服我，而是让我保证，以后每次喝酒不超过两杯。”

玛丽萨望着我，难以解释她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是什么样的神色。我盯着她的眼睛，就好像在审视我的良知。

“有一天，他陪我去医院。他一直坐在那里，听我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说给詹妮弗听，告诉她我为什么会去做那些事，并对她许下了诺言。这很荒唐，是吗？她听不见我说的话，但我认为她能用别的方式明白我的话，我想在我告诉她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了。霍华德知道我会努力信守我对他的承诺，他也同样知道，我宁愿死去，也不会违背对詹妮弗许下的诺言。”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但接着我又补充了一些我以前不曾考虑过，至少是不曾有意识地考虑过的事情。

“霍华德想错了，我可以想像自己可能还会重蹈覆辙，试图借酒浇愁。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信守诺言。”

我开始感觉到刚刚发生的一切在我身上产生的；湃影响，一种迟来的反应。能量似乎已从我身上流失殆尽，我感到很累，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如此疲惫的感觉了。

玛丽萨对我说：“你需要上床休息。”她的语气中带着同情和焦虑。

“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再住在饭店里了，你的第一反应是对的，你应该到鲍比那里去。”

我正要表示反对，但她用眼神阻止了我。

“你不想让你表哥知道你害怕了是吧？”她问我，眼神里带着友善的嘲讽。

走出饭馆，玛丽萨挽着我的胳膊朝饭店走去。

我们经过一家酒吧，大门敞开着，喧闹的笑声中掺杂着萨克斯忧伤丽缥缈的声音。所有的商店都很繁忙，目光敏锐的商人们斜靠在柜台上，指点着各种各样、永不重复的廉价商品。疲倦的、目光呆滞的游客和紧抱小孩子的肥胖女人在成堆的运动衫、T恤衫、颜色鲜亮的帽子和便宜的塑料杯中挑避着；铅笔、小三角旗、明信片，所有这些物品都带有“旧金山”的字样或者考依特塔、金门大桥或其他几个城市标志物的图片。我们穿过街道来到饭店，在饭店的拐角处玛丽萨停了下来，拽着我的袖子，再次对我说，她觉得饭店不是很安全。

“我的车就停在外面的街道上，把你需要的东西从房间里拿出来，我在门口等你。我要把你送到鲍比那里去。”

不容我反对，她又加了一句：“如果你照我说的做，我会感觉好些的。”

我把几样东西扔进旅行包里，拎起公文包就走。

到了大厅，我才想起匆忙之中忘了查看电话留言。

我来到前台，得知阿尔伯特·克雷文打电话找过我。我向服务员道了谢，便转身离开。

“还有两个人来找你。”

我回头望着他：“两个人来找我？”

“有两位先生大约一小时前来过，他们说是记者。”

“他们留下名字了吗？”

服务员摇了摇头。

“他们说以后再来看看。”

我走近服务员问道：“你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吗？”

“我想，他们四十来岁，很抱歉，我当时很忙。”

“你看见他们离开了？”

“我想他们肯定已经离开了。”他一边回答我，一边将目光投向我身后另一位有问题要问的客人。

记者们总是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告诉他们一些溯有关案子的事情，但从没有到饭店找过我。

玛丽萨在门口等着我，车子一直没有熄火。

她一边把车驶离路边，一边问道：“你没事吧？”

“嗯，我没事儿。”

我把前台服务员刚才的话告诉了她。玛丽萨问：“你觉得他们不是记者？”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是暗杀者。如果他们在跟踪我，他们为什么让饭店的服务员清楚地看到他们呢？”

当我们行驶到海湾大桥时，玛丽萨用手机给鲍比打了个电话。

“没人接。”她说道，电话还放在耳边，“他也许出去了。”

接着她笑了。

“你好，我是玛丽萨，我把你的表弟带过来了，他今晚需要有个地方借宿，这是我主动向他提出的，”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静静地笑着说道，“我认为他有点儿腼腆。”

带着愉快的调侃神情，玛丽萨把电话递给了我。

“他想和你说话。”

我一边看着她，一边说道：“鲍比，她说的不对，不是她提出来的。”此刻玛丽萨正假装凝神注视着前方的道路。

“事实是，我要求在她那儿过夜，但她拒绝了我，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说道，然后语气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但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到了你那儿，我会向你解释的。玛丽萨认为我不应该再住在饭店里了，也许她是对的。”

鲍比很高兴我要去他那儿，他再次发出邀请，说我可以在他那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越久越好！”他就是这样说的。

玛丽萨认识去鲍比家的路，虽然她解释说，自从鲍比的妻子去世后，她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家。

“过去我每隔一些日子就会去看她。”

“她去世的时候，鲍比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我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问她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我不再相信表哥每一件事都会比我做得好。

我想，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我越了解他，我就越发现，和其他人一样——他也犯过错误，做过一些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在少年时代没做过令自己后悔的事，或者没说过令自己后悔的话，只要这个人有些良知。

玛丽萨一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经过高尔夫球场，向奥林达山驶去。这时她说了一些关于鲍比的事情，让我感到很吃惊。

“鲍比从来没谈论过这件事情，至少从来没跟我谈过。坦白地说，如果他真的曾经和某个人谈过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吃惊。他不谈论个人私事，从来不。他一直是个迷失的灵魂。”

玛丽萨驾着车，穿过一个又一个曲折的弯道，但驾驶本身已经变成机械和本能的行为。她眼睛盯着前方的路面，脑子却在想别的事情。

“事情没有按照鲍比的思路发展。要不，也许他没有想过事情会如何发展，直到一切为时已晚，他已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要知道，有这样的人，”

玛丽萨说着瞥了我一眼，想看看我是否明白她的话。

“他们在生活中一直是顺其自然，日复一日，接受生活中的一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成为成功人士，至少按照这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那就是成功。不过这对他们并不意味着有多么重要。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也许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这么喜欢鲍比的原因，他们真的很相像。我想，他俩大学还未毕业，就已经感到了生活不会再有上大学时那样美好了。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我父亲在耶鲁大学橄榄球队，他是球队的队长。大学四年级时，他的球队赢得了常青藤联盟杯赛的冠军。他在华尔街的事业非常成功，他赚了多数人都会认为可观的钱，但我认为他的一生都在回忆过去，希望一切都能从头开始。我认为鲍比就像这样。他很开心，很有魅力，但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想以最好的方式度过一生之外，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是很在乎。”

鲍比已经打开了房子外面的灯，当他听到房前车道上汽车发出的声音，他打开了前门。

他接过我手中的包，问玛丽萨：“你为什么不进来？”

她看着我，回答道：“我该走了。”

鲍比向她道了声晚安，转身向大门走去。我开始跟着鲍比向屋内走去，但又改变了主意。

玛丽萨正转头看着身后，准备倒车。我笑着，敲了敲车窗。她摇下车窗玻璃，望着我静静地等待着。我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双唇。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低声说道。

我放开她，后退了一步。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

“告诉鲍比，”她说道，笑声逐渐消失在夜色里，“我开始喜欢上他的表弟了。”

我开始说些什么，可说出来却是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这让她又笑了起来。

“我该走了，”她说道，让我变成了一个张口结舌的傻瓜，这着实让她开心。

鲍比一关上门，就开始揶揄起我来：“我认为她在追你。”

我坚持说，我们仅仅是好朋友，而他则坚持认为我在撒谎。

鲍比眼神中流露着自信，他说：“我能从她的语气中听出来。她也许没有让你到她那儿住，但是如果你提出来的话。她是不会拒绝的，相信我，我了解她。”

鲍比话中表达的意思使我有点儿不高兴。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所想的意思，”他一边说着，一边替我拎着旅行包，沿着过道把我带到了客房。他把我的包放到床上，又指着浴室的门告诉我洗浴的地方。

“来，咱们喝杯啤酒。”鲍比说道。

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着啤酒。

鲍比穿着一件棕褐色的棉睡衣，下边敞开着，露出了腿上参差不齐的伤疤，大约占了膝盖骨周围四分之三的面积。就是这块伤疤，让他结束了橄榄球员的生涯，如果玛丽萨说得对，这也标志着从那一刻起，他开始认为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离他远去。

鲍比放下酒瓶，解释道：“玛丽萨和很多男人交往过，但不是那种方式，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相处过很长时间。我想告诉你的是，在你下车的时候，我从来没看见她像看你那样看过别人。”

鲍比把瓶口凑近了嘴边，说道：“她对你会很适合的。”他喝了口酒，又说了一句，“你的生活中应该有个人相伴。”

他看了我一会儿，让我明白他是认真的。接着，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玛丽萨认为我住在城里不安全。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是怎样和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相识，他又是怎样两次在街上截住我，他告诉我的有关富勒顿的事情以及我们两个人可能所处的危险，还有我曾如何不相信他的话，直到爆炸证明了一切。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确切地说，是我在说，丽他一直在听，直到夜深了，我再也无力交谈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