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驾车驶上海湾大桥。现在我们正离开市区，汽车行驶在大桥底层，此时，从两侧的钢筋支架问放眼望去，能看到的只是左边的伯克利和右边的奥克兰——那个格特鲁德·斯泰因声称并不存在的地方。汽车进市区时要走大桥上层，那时你能看到旧金山的市区从右边的金门大桥伸展开去。绵延在山脊之上，又轻盈地探人海湾，看着这一番景致，会让你联想到你见过的每一道伸向远方的彩虹在天际消失，想到曾经有过的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梦境飘逝而去。这是旧金山又一个可以感到自负的地方：一旦你离开它，就会觉得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欣赏，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令你怀念。

在这座蓝灰色大桥的中段，我们的车穿过一条贯通耶巴布埃纳岛顶部的隧道。等我们从隧道的另一端出来时，俯瞰脚下，仍是颜色发灰的海水。

“你还记得外祖父吗？”鲍比问我，他的右手腕随意地搭在方向盘顶部。

我正在欣赏窗外的景色，阳光掠过远处的水面，水面上泛起银色的波光。

“记得一点儿，”我搜寻着儿时的记忆回答道，“他过去常坐的椅子，他的膝盖，还有他的手，他会伸出手来俯身拍拍我的头，或是给我一枚闪亮的半美元硬币。”

我侧过身来，看着坐在旁边的表哥。

“我一点儿也记不得外祖父长什么样了，除了他的那些照片留给我的印象之外，我自己一点儿记忆都没有。”

“有一次我们过桥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鲍比的眼神好像移到了远方，“他的两个朋友，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就死在这儿，”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大桥。

“那是1937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四年。他们在这儿修桥，负责给桥墩浇注水泥。这些桥墩是用来固定整座大桥的。你知道吗？这是有史以来人类修建的最长的桥。每个需要工作的人都想来这儿打工。干活的时候，监工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而且一句抱怨的话也不敢说；只要你还想干下去，就得这么做。有一天，他们正在灌水泥的时候出事了。他们站在上面干活的那个脚手架塌了；也可能是一个人不小心滑下去之后，另一个人想抓住他，结果两个人一起掉了下去。没有人知道，要不就是他们知道了但不说，总之，他们俩掉下去了。

“接下来的情景，才是让我没法忘记的—一其他人继续在干着手里的活儿，不断地浇注着水泥。两个人掉下去了，被湿乎乎的混凝土石块铺天盖地地埋在下面，竟没有一个人想去阻止。似乎也没去阻止的理由，因为他们一掉下去就死了。外祖父对我说起这些时，我一直在揣想：当他那两个一起长大的朋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有得救的希望，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只能再呼吸两三下的时候，他们那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鲍比看看我，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我还记得外祖父讲这个故事时的表情。那种表情，不是哀伤，也不是遗憾，肯定也不是恐惧，都不是！我想他并不感到恐惧。那更像是一种自豪的神情，为他的朋友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他们的死，而是因为他们敢于冒险，他们明明知道一步之差就意味着死亡，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

他沉默下来，眼睛一直凝视着前方。这时我们的车驶下大桥，行驶在一条接一条的高速公路上，就好像是在迷宫里。他慢慢地摇摇头，低声笑了一下，听起来有点儿勉强，然后，他看了我一眼，脸上带着顽皮的表情。

“想像一下，假设那种情况发生在今天，那会怎么样？准会成为所有电视台热播的新闻，晨报的头版也不会放过那么好的素材。接着会有调查和一连串的诉讼，而且会持续几年。可是那时候，人们只是继续灌水泥。重要的是有一座桥要建。我没法肯定，那样就不是一种更好的活法。”

鲍比手打方向盘，穿过一个又一个交叉路口，到达加德考特隧道，出了隧道，我们在奥林达出口驶出高速路。鲍比在高速路下方调转车头，沿着一条双向行驶的窄路，通过一个有三个街区大小的村子。

汽车绕过乡村俱乐部，又从一个小水库前开过，拐过一个角落，又上了满是橡树的山路。开了一英里之后，路突然变得崎岖不平。汽车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又突然斜到右边，刚过一个十字路口，这种颠簸又开始了。鲍比转个弯儿，穿过两扇敞开的大门，驶入私人车道。他把车泊进车库，一条有镶瓦屋顶的廊道把车库和房子连接起来。

我下了车，站到车道上。空气非常新鲜，还飘着桉树特有的气味。院子四周砌着砖墙，墙外是一条延伸出去的路，桉树就长在路边。这是一座西班牙风格的两层楼房，白色的水泥外墙上覆盖着常春藤，那些植物看上去已经长了好些年了。主人故意改变了它们的长势，把它们从高处拉回来，绕着那些做工精细的黑格子窗栅攀援生长。

“你真该看看这房子以前是什么样子。好多年没人住了，这地方简直就像飞机失事后的遗迹，一半屋顶都不见了，墙上的裂纹大得能吞下你的手。我跟我太太说，这看起来倒挺像蒂华纳监狱。我发誓我原本绝对不会买它，”他说着已经把我带到门前。

“不过，她从一开始就喜欢这儿，这房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全是她的功劳。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

我在客厅等鲍比去换衣服。墨西哥瓷砖铺就的地面上，随意地散放着几块手工编织的地毯。对着窗户的整面墙摆放的是一排高高的书柜，一直顶到黑色木条装饰的天花板上，书柜里全都装满了书。

“你的收藏真不少，”我对回到客厅的鲍比说。

这时，他换了一件有牛津标志的T恤，下面穿了一条卡其布裤子。

“劳伦斯·达雷尔、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我还看到一本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作品。”

“那都是我太太的，”他挥挥手，比划着上百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向我解释道。

“我读过的可能不超过一半，那还是因为她几乎是在求我，我才不得不看的。”

他穿着一双棉线短袜，不过没穿鞋。他走路的方式没变，还是跟我们小时候一样灵活，好像他脚下踩着溜冰鞋的轮子。在地面上滑行似的。

我们走到室外，坐在一张玻璃台面的圆桌边。一把蓝色的遮阳伞撑在我们头顶，旁边是一个腰果形状的游泳池。差不多是晚上七点了，可是空气里还有干黄稻草被炙烤的焦味，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夏天会这么永远持续下去，而秋天的自然更替则不会出现。过了游泳池，在院子的另一侧，越过底下狭窄的山谷，能看到墨绿色的橡树丛，它们被晒弯了腰，用树阴遮蔽着干得可以燃烧的古铜色的山丘。

一只孤独的鹰在空中缓缓地盘旋，它双翅伸展，感应着无形的气流，寻觅着猎物。

鲍比手里握着一瓶冰镇啤酒，懒洋洋地靠在白色餐椅的后背上。他的腿伸得很长，二只脚的脚踝搭在另一只脚上。他仰起脸，脸上拂过血红的太阳留下的灼热的气息，他闭上眼睛。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我喜欢你用那种方式告诉阿尔伯特·克雷文要付你多少钱，”他说话时眼睛还闭着。

“我总是想像咱们的外祖父一定就是那样，你让我想起了他。你的表情和他一样，一种老谋深算的漫不经心；那种表情让每个人都觉得你一无所求，没有什么是你一定要得到的；这让每个人都明白，什么都留不住你，你要么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要么就什么都不做。”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把头凑近我。

“我有他的一张照片，差不多是在你这个年龄时拍的。你长得真的很像他。黑头发，黑眼睛，主要是眼神：超然，有点儿傲慢，”他笑了一下，“我想还是用‘自信’这个词更恰当。”

他喝了口酒，然后把瓶子放在桌上。他的目光越过游泳池另一侧刚修剪过的绿色草坪，凝视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丘。

“这不是一种讽刺吗？你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刑事诉讼律师，而他却是一个大罪犯。”

我记忆中的外祖父是一个老人，他穿着开襟羊毛衫，里面是一件法兰绒衬衫。他坐在一把摇椅上，那把摇椅有棕色的皮座，扶手又宽又平。我再也记不得他在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连他站立的印象都没有，只能记起他坐在那把摇椅上，缓缓地来回摇晃着，他看上去是那么一位善良的老人，好像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

“他是个渔夫，”我回忆着。

“他有一条渔船，是吗？”

我问鲍比的同时还在纳闷，我最早从什么地方听说了这事儿，或者说，这也许只是我以前的想像。

“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在他失去了其他一切，人衰老了很多的时候。那种日子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知道的也不确切。我猜是在新奥尔良。他就是从那儿出来闯天下的。”

鲍比注视了我一会儿。

“这些事儿你都一无所知吗？比如，他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来这儿？他是干什么的？为此他又遇到了些什么事？你了解吗？”

我并不了解这些，只是这会儿，当鲍比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我才对自己记忆的空白感到诧异。外祖父去世时我还是个小孩，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母亲曾去参加他的葬礼。我不记得她回到波特兰时说过别的什么，除了那句常被用来安慰别人的话——这样是最好的结局。我从来没想过要去问她有关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外祖父的死是最好的结局。我猜想，他一定是备受病痛折磨，或者是已经无药可救；尽管没人对我说起过他的病情，除了他心脏有病的一丁点儿暗示——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他的死因。我还是个孩子，更确切地说，还是个小孩儿：我对灌输给孩子们的一切都深信不疑。我相信上帝，相信有天堂。那天晚上，就是母亲回来告诉我，外祖父死了、去了天堂的那个晚上，我仍在温暖的床上做着和每天晚上一样的祈祷。那些祈祷时的话语，曾被我遗忘多年，而当我重又想起时，它们带给我一种别样的心灵抚慰；让我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那样一段时光：一个天真的男孩，拥有纯真的心灵、洁净的身体，只想做好事。只是那天晚上，我听到墙那边又传来父母有意压低的争吵声，每次当我母亲外出的时间比她出门时答应的长一些的时候，那样的争吵都会发生。那晚他们在隔壁争吵时，我改变了平时祈求的祝福，我祈求上帝向我的外祖父问好。

“他被埋葬在哪里了？”我问鲍比。

他吃了一惊。

“你想去那儿吗？”

“待在这儿的这段时间，有空我想去一趟。我从来没去过。”

太阳落到西边的山下去了，天空被映成一片灿烂的橙红色。树丛下的阴影从山边伸展过来，夜色慢慢地降临了。

“给我讲讲新奥尔良，还有你知道的有关外祖父的一切事情。”

“外祖父在新奥尔良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在那里待过，又不得不离开那里。上个世纪末来这个国家的移民，不管是爱尔兰人，还是意大利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到了埃利斯岛。其中一半的人都被改了名字，因为他们原来的名字用英语发音太难。但是我们的外祖父，里奥纳多·卡拉巴乔，他的名字没被改过。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没到过距离纽约一千英里远的地方。

“19世纪80年代末或是90年代初，在他五六岁的时候，他跟随父母从西西里的什么地方来到了新奥尔良。奴隶制被废除之后，南部的白人不得不另外寻找廉价的劳动力。我们碰巧生在美国，是因为我们的曾外祖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答应来美国充当奴隶们的代用品，他那样做只是为了搭乘免费船离开西西里，来赚取那点仅够维持一家人生存下去的微薄报酬。他们的待遇和奴隶没什么两样。如果他们出了格，做了什么不被允许的事情，处死一个意大利人被判谋杀罪的可能性不比吊死一个黑奴大。这就是外祖父离开新奥尔良的原因。他做了某件事，或者说被怀疑做了某件事，可究竟是什么，我却始终没能弄清楚，不过那一定是件大事。有个人曾经对我说起，他们认为他杀过人，可是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我了解的情况是，那天晚上他发现警察在跟踪他，于是他就离开了新奥尔良，并且再也没回去过。他明白，如果他不走。就会被抓；而一旦被抓住，他就得死。”

鲍比往我这边倾了倾身体，用恶作剧的眼神看着我：“突然发现你是一个逃亡的奴隶的后裔，被一群滥施私刑的家伙赶出了新奥尔良，你感觉如何？”

“你觉得他会杀人吗？”我问鲍比时，脑海里同时出现了两幅画面：一幅画面里，是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而另一幅，是一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年轻男子，他满怀恐惧，疲于逃命。

“当然，为什么不能？”鲍比很快地用力点了点头，“我听过很多有关他年轻时的故事，他不是那种轻易让步的人。”

鲍比又点了点头，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暗示我，他知道的那些关于外祖父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他能确定自己身上的那些东西是真的。鲍比对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深信不疑，他料定自己的本性来自遗传，至少是从上一代遗传给他的。

“假设有人跟在他身后，不等那人出手，他就能料到他们想干什么。你小时候打过架吗？一开始争吵，如果你能知道对手马上就会冲你挥起拳头，那你就比他早半秒，在他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先给他一拳，这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我想，外祖父就是那样——先发制人。不管谁跟在他后面，我想他们都没有机会对他下手。他动作那么迅速，那么敏捷，根本不会给任何人下手的机会。是的，也许他杀了人，但那一定是有个人想先对他动手。”

“我不怎么会打架，”我承认这点。

“你太机灵了，”鲍比的笑容有些冷淡，“遇事你能及时发现苗头，并且完全避开。”

“这得算是我听过的对懦弱的最友善的定义，”我轻轻地笑着说。

鲍比放下啤酒瓶，站起身来，伸展着手臂。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到旧金山来的，也不知道他刚来这儿时干些什么。”

鲍比低头盯着自己的袜子，陷入了沉思。

“不过禁酒时期，运到这个城市里来的绝大部分酒，都被他控制在手里，他是旧金山最富有的人之一，攒下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后来，有人向警察告了密。那些家伙可不是埃利奥特·奈斯。他们把他抓起来，但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么蹲监狱，要么把钱都交出来换个自由之身。”

鲍比又拿起酒瓶，喝了一口啤酒。

“假如他去坐牢，他就能保住那笔钱，而我们生下来就会是富人。可是他还保持着老式的荣誉感。他认为监狱会令家族蒙羞，使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难以被社会接纳。他需要在贫穷和耻辱之间作出抉择。”

鲍比看了我好一会儿，两道淡淡的眉毛挑得老高。

“你觉得有哪个人会对那笔钱的来历耿耿于怀，或是介意他曾为此坐过牢吗？如果能跻身子旧金山最富有的家庭之列，那生活该多么有趣！”

他带着一脸苦笑，招呼我一起回屋去。

“你就没想过，如果你的照片每隔一周就被登在社会专栏上，那会是什么情形？我们或许能像劳伦斯·戈德曼那样离开这个世界，”他一边说着，一边替我打开了门。

我对劳伦斯·戈德曼一无所知。不用再过多久，我就会发现，这意味着我对旧金山的办事方式了解得太少了。因为这里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劳伦斯·戈德曼，旧金山的地球就根本不能转动了。

“我想让你看看这房子，”我们的车开出车道时，鲍比说。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长长的一排桉树，树皮从树干上层层剥落，在深蓝色的夜幕的映衬下，像一幅幅剪影。高处有一阵风吹过，把干枯易碎的树叶吹得瑟瑟作响。

“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为什么不留下来住在我这儿？我也能有个伴儿。”

我一告诉他我打算接手这个案子，他就邀请我与他同住；只是当我立即谢绝他的好意时，他看上去很失望——我觉得最好还是住在市里，至少一开始应该这样。现在他再次发出邀请，这让我有点意外，也有点儿感动。我们毕竟是表兄弟，虽然长大后不常见面，但是比起那些我勉强能叫出名字的舅舅姨妈们，表哥鲍比让我觉得格外亲近，而那些人对我而言，只能算是尚且认识的陌生人。鲍比和我共同保守着很多秘密，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些秘密是什么，直到多年以后我们才又记起。

“谢谢，”我们进了高速路，汽车飞一般地从我们身边驶过。

“或许等我习惯了这儿的工作，我会住到你那里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最好先在市里待上一段时间。”

我们穿过来时经过的隧道，沿着通往山下的盘山公路盘旋而下。正前方，暗黑色的、波涛汹涌的海湾对岸，旧金山的灯火照亮了天空，如同午夜的太阳，奇异无比。

鲍比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每天都这么开车，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我从来没觉得厌倦：海湾，大桥，还有市区。这一切每天都不一样，但是又从未改变。这种感觉就像你在凝视一团火焰。”

他继续开车，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直到我们经过海湾大桥的中段，通过那条凿穿耶巴布埃纳岛岩顶的白瓦隧道时，他才重又开口。

“你还记得那时候它是这儿最大的建筑吗？”他问我，顺手指了指港口大厦楼顶的钟塔。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起那件事。他的问题让我完全记起了它。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都还是小男孩时的事情，就像它刚发生的一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溜出家门，跟在两个水手和两个他们在酒吧里随便找来的女人后面，我们打算猛敲他们的车门，然后飞快地逃跑。”

鲍比仍然直视着前方。

“你什么时候看出了他们的关系的？”

“我一看你往车窗里看的表情就猜到了。”

“你后来说起过这事儿吗？”他的视线仍停留在正前方。

“没有，”我回答，“从来没有。”

他的脸转向我，脸上的笑意有些悲伤。

“那件事让你有什么感觉？”他又问我。

开始，我想表示对此无所谓，说几旬油腔滑调的面子话敷衍一下。但是，我很快改变了主意。

“孤独，”我把脸转到一边，说出了心里话，“非常孤独。”

鲍比的眼睛里浮现出一种暗淡而又忧郁的神色。他眼角的鱼尾纹已经爬进了鬓角，我第一次注意到，当他紧闭嘴唇、沉浸于某种隐秘的痛苦记忆时，他的嘴角上会有丝网般的纹路。没有持续太久，最多几秒钟之后，他眨眨睫毛，就像刚从不愉快的梦里醒来，急切地给我介绍起一家他觉得我会喜欢的餐馆。

那是一家位于哥伦布区的意大利餐馆，面积不大，客人却很多，有些拥挤。在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大家好像都彼此熟悉，有时侍者说起你的一些亲戚的情况，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那家餐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吃了一点东西之后，鲍比把座位往餐桌后移了一下，留出足够的空间，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手臂随意搁在椅子靠背上。他打量着我，嘴角挂着让我捉摸不透的微笑。

“你真的打算接这个案子吗？”

“酬金很可观，”我本想表现得玩世不恭，希望给鲍比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喜欢那种感觉，对吧？”他的话里带着奚落的意味，想让我承认自己的妄自尊大。

“一件价值百万美元的案子。假设是九十九点五万美元，那也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一个七位数，就是它改变了一切，对不对？可我真不忍心让你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如果你没有八位数，就别想赚大钱。”

他像小时候那样诱导我吐露真言，然后让我明白，不管我做了什么，都不必把那事儿看得太重。我总是设想，一位兄长就该是他那个样子：随时让你保持自知之明，同时决不容忍别的什么人来教训你。

鲍比似乎觉得自己说得很好，他心满意足地又拿起餐叉。突然，他的脸又变得严肃起来。他似乎有些犹豫，好像有什么事一时还不能决定。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放下手里的叉子，抬起眼来看着我。

“我说过你做事的方式很像咱们的外祖父，我是当真的。我知道你不会为钱而接手这个案子。如果是为钱，那反而会好些，”他脸上的表情有些高深莫测。

“富勒顿被杀之后，几乎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想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好戏。当警方宣布凶手已被收押在监，是一个试图抢劫的黑小子时，你简直能听到每个人松了一口气的声音。没人在乎那个小伙子是否有罪，他们惟一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和秘密是否受到威胁。你开始四处搜寻，想找出谁是谋杀的幕后指使者，可是你惟一能确信的就是，任何人都不会告诉你真相或者任何接近谜底的线索。而且，如果你开始离真相太近的话，那么，——好，这么说吧，这儿有一些相当残忍的家伙，如果他们被牵扯进来的话……”

他不说了，从他凝神遐思的表情里我能看出，他在思考别的什么事情。他下意识地左右摇晃着脑袋，嘴角的表情从悲哀转而变为厌恶。

“富勒顿的确与众不同。像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儿歌，关于一个小女孩的那酋——当她好的时候，她很好很好；可是，当她坏的时候，她很可怕很可怕。”

提到儿童时代的东西，他似乎觉得有点儿尴尬。

他看着我，好像在责怪自己，本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他还想再换个说法，给我描述一下，可是显然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不。他就像那样。他被杀的那个晚上，我也在费尔蒙特大饭店。我对政治并没有太大兴趣，只是因为克雷文订了一张桌子，而且坚持要我一起去，我才去那儿的。那真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讲演之一。

“到场的得有一千人，他演讲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听他调遣。即使他下令进军白宫，他们也会毫不犹豫。不过，奇怪的是，”他话锋一转，似乎对自己那天的所见所闻仍然有些困惑。

“他是一名州长候选人，可他在演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攻击总统。于是我就问身边的克雷文。他永远不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至少在他耗尽了全部的幽默或是夸张之前，他是不会给你答案的。事实上，他不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是否还记得富勒顿曾在演讲中说过的那句话，他说现任政府让他想起了19世纪一个著名的大不列颠政府。没等我回答，阿尔伯特的眉毛挑了起来。他准确地引用了富勒顿的话——‘它不是所谓精英组合的政府部门，恰恰相反，堪称庸人芜杂的国家机器’。

“阿尔伯特认为那是他听过的最伟大的言论之一。他跟我说，他认为富勒顿根本就在地图上找不出大不列颠，同时他敢断定，富勒顿也叫不出哪个世纪哪位不列颠首相的名字，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恐怕也不知道，更不用说，他提到的那个独特的不列颠政府的首相了。”

“你见过阿尔伯特，”鲍比转着眼睛说。

“你该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站在那里，就在我们的桌边。晚餐结束的时候，他还在东拉西扯，不停地跟我兜圈子，直到我完全忘记了最初问他的问题。‘你知道谁给富勒顿写演讲稿？’他突然问我。‘阿莉娅·戈德曼，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她为富勒顿工作，替他起草大部分的演讲稿。她真是棒极了。富勒顿相当幸运，不过他有成为幸运儿的诀窍。你看，他同时得到了女儿的智慧和父亲的财富。劳伦斯在旧金山能筹集到的钱比谁都多，’他解释着，‘他一直都是州长的主要财政后盾。换句话说，现在富勒顿每得到一美元的竞选经费，就意味着奥古斯托·马歇尔失去了可能属于他的那一美元。今晚到场的人有一半，或许更多，是冲着戈德曼来的。他假装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女儿，其实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

“阿尔伯特喜欢那么做：不把他知道的事情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费心去猜。他那么做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其他人很难了解的。如果人们不再有秘密，我不知道他还能找到什么话题。他是我认识的最能传播闲话的人。”

鲍比说着说着，停了下来，担心自己刚才的话给我留下了错误的印象。

“同时，如果说有一个人能让我信任地说出自己的秘密，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阿尔伯特。他永远不会背叛你的信任，这点我敢肯定。不过，他的确喜欢说闲话，”

鲍比继续说着阿尔伯特的故事。

“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他。他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以至于他能够从那些不着边际的评论或者漫不经心的对话中，梳理出其中的奥妙；而那些评论或是对话，在别人听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他告诉我为什么劳伦斯·戈德曼决定抛弃某个在他帮助下起家的政客，而倾注全力扶持那人的对手时，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劳伦斯·戈德曼，或者别的什么人亲自给他作了某种解释；而是因为阿尔伯特能把所有的蛛丝马迹放到一起，而后得出自己的见解。”

鲍比显然对阿尔伯特惊人的推理能力钦佩不已，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对阿尔伯特的结论还一无所知。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他看着我，一脸茫然，好像还没从刚才的思绪里回过神来。过了一会儿，他眨了眨眼，脸上有了生气。

“真正的原因是劳伦斯·戈德曼不在乎谁是州长，这样的人他不缺；他需要的是一位总统，而利用富勒顿，他就得到了实现愿望的最好机会。阿尔伯特把这一切都看明白了。

“‘如果戈德曼掌握着富勒顿成为总统和保住总统职位的金钱，而他的天资聪敏的女儿阿莉娅控制着富勒顿的话语，那么到那时，究竟是谁在操纵富勒顿任期内的权力？’

“说到这里时阿尔伯特的脸色有些变化，看上去严肃多了，甚至有点儿痛苦，似乎他认为戈德曼有点儿太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了。他摇摇头，笑了起来。

“‘听起来太像开父女店了是吧？当然，’他接着往下讲，因为兴奋而有点儿结巴。‘劳伦斯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当然他总是那么干；也就是说，如果事情的结局没有如他所愿，如果富勒顿竞选总统失败的话，他会调转头去对他的老朋友奥古斯托·马歇尔说，他的行为只是出于一位父亲的职责。’”

鲍比看着我。

“你看看，阿尔伯特又来那一招了——他又迫使我提问，这样就能向我炫耀，他对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理解得多么透彻。于是我问他：‘那么马歇尔会接受他的说法吗？’

“‘是的，当然会接受，’阿尔伯特向我保证。‘而且，他还会向戈德曼表示，他是多么高兴他们能重新联手。接下来，这位政客会请求戈德曼捐出一大笔钱，来替他偿付这场战役中的债务。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鲍比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也许阿尔伯特的推论是错的，可能戈德曼真是为了女儿才那么做的。有一件事在那天晚上变得很清楚了，他女儿对参议员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一个多大的丑闻！那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尴尬的场面之一！”

“晚餐时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是在那之后，在戈德曼府上举行的一个私人招待会上；阿尔伯特把它称为‘两三百位劳伦斯至交的亲密聚会’。”

“戈德曼的公寓就在费尔蒙特大饭店对面的街上，占据了一座建筑的整个顶层，而且房子是在金门大桥一侧的诺伯山上。他、他女儿，还有参议员一起在门口迎接客人。我们刚到那儿，阿尔伯特取笑戈德曼女儿的话音刚落下，几乎就在那一瞬间，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富勒顿的妻子走到阿莉娅面前，对她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上床只是为了得到他父亲的财产，或者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上床只是为了接近她梦寐以求的权力，你认为有没有比这更糟的呢？’”

“她真的说了这些话？”我禁不住问道，我怀疑是不是鲍比有意添油加醋，来制造某种可怕的效果。

“就在阿莉娅的父亲面前？”

“对，还当着她丈夫的面，”鲍比回答我，“还有站在他们周围的近百人，都听到了。”

“她是怎么应付的？我是说，戈德曼的女儿？”

鲍比抬了抬下巴，眯起了眼睛。他似乎微微地战栗了一下。

“她好像并没感到狼狈。她看着富勒顿的妻子，那神情就像在看某个在街边向她乞讨的人。然后，她开口了。她的话那么冷酷，那么伤人，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出自她的口中，我听了之后都不得不转过脸去。她说，‘比那更糟的是，一个女人死死缠住一个不再想要她的男人’。

“一阵死一般的静默。我回过头来，恰好看到梅雷迪思·富勒顿正盯着她的丈夫，而他却不愿和她对视。她只是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走出门去。

“杰里米·富勒顿居然什么表示也没有。他开始和身边的人交谈，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而他妻子刚才愤怒的指责，似乎只不过是一个举止不当的陌生人作出的无知评论。”

“富勒顿和戈德曼的女儿有私情，他妻子发现了，是吗？”我急切地问。

鲍比还在回想富勒顿当时的举动，更确切地说，回想他当时没做出的举动。

“他就那么让她走了，让她从自己眼前离去了。他不在乎她的感受，他担心的是如何不着痕迹地把这事儿完全抹平，就把它当成某个微不足道的不愉快，最好快点儿忘记。”他停顿了一下，带着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又补充了几句。

“是的。她知道丈夫有情人。如果你看看她脸上的表情，交织着痛苦和愤怒。你就会明白，她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只是互相看着对方。

“你在想富勒顿的妻子可能是杀死他的凶手吗？”鲍比问我。

“他和别的女人上床，前一刻又使她在数百人面前蒙羞。是的，我可以设想，那也许能成为杀人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