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最后离婚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她之所以嫁给我父亲，只是因为当时她已经怀上了我。她说这话时的口气，好像确信我早就知道这回事儿似的。

她似乎已经断定，我早就明白——从一开始，就像事情可能发生的那样——她从来没爱过我父亲，这些年来之所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能让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可是我却不像母亲期望的那么聪明，凡事也没什么先见之明。对我来说，我们的生活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即使每年夏天母亲都要独自带我出趟远门，那也不过是因为我父亲是个医生，他得留在病人能找到他的地方。

每年都是这样。我放假后不几天，母亲就带着我在火车站跟父亲道别，然后坐一宿火车去城里。

母亲总是这么提起那个地方，她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也是在那里，遇到了我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

“城里”，不管是在那儿住过，还是正住在那儿的人，都这么叫那个地方；要是你不能马上明白他们所说的“城里”就是旧金山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

每年夏天，我们都去旧金山和母亲的姐姐住上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姨妈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住在那里，室外没有玩耍的地方，我只好整天闷在家里。惟一的乐趣来自姨妈家比我大三岁的表哥鲍比。他看我挺可怜，就带我出去转转。有时候，我母亲穿上盛装，给我掖好被子道声晚安后，就会和我姨妈一起出去。等她们离开家之后，鲍比和我就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到街上去转悠。当然我们也只不过是在附近的酒吧周围，透过玻璃窗看看里面的热闹而已。

有一次，我们尾随着两个水兵和他们召来的两个女人，到了他们的车前。我们一直等到他们的车窗玻璃上出现了雾气。该是我们猛敲车门，然后赶紧逃走的时候了。这一次，我们蹲下身子，挪到了驾驶座右边的车窗前。鲍比探起头朝车里看了看。他突然转过头来，脸上带着愤怒和惊恐的表情，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拽着我使劲朝大街上跑去。他从来没对我提起过他看到了什么情景，他觉得我那个年龄还不会去做何猜想。

年复一年，母亲和我总是到城里过夏天，有时候过圣诞节也去那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母亲仍然经常去看她姐姐，但是每次只住几个星期。我不清楚她这么快回来是因为想我，还是担心别人会对此有什么看法；不过即使她愿意告诉我，我对她的话也没有多大把握。无论她怎么说，那都不会是真话。我母亲从来都不是那种藐视传统的人，即使在她如此善于说谎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倒是遗传了她这种顾全面子的天分，这种天分能让人相信，所有我冒犯别人的地方都值得原谅。因为那些事儿不知怎么搞的总是别人的错。

母亲完成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完成了学业，并且当上了律师。可是她更愿意我当个医生，即使我不能满足她的这个心愿，那至少也应该加人华尔街的某家公司。在律师这一行里，惟有那些夜校毕业的从业者，才愿意接手任何一件能搞到手的刑事案件，而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们就不会那样饥不择食。

母亲打算从此离开这个家。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我唠唠叨叨。她的心里一直在思量：她为我作出的牺牲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为我总像是有意跟她作对似的，让她的期望一次次化为泡影。她很是愤怒地提醒我，虽然我的表哥并没有在哈佛受过教育，可人家却已经成了旧金山一家最有名的大律师行的年轻合伙人。我最不想谈起这个话题，而她却偏偏只对此感兴趣。什么事都是鲍比，鲍比做得怎么怎么好，她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她固执地认为，就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才连个起码的野心都没有。

她大声地数落着我，尽管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可她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且越说越来劲。以前她说起，她是因为怀了我才不得不跟我父亲结婚时，看不出她有明显的遗憾；而此刻，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她说那时应该再等一等，等到我的亲生父亲离了婚，然后再跟他结婚就好了。

我现在想到这件事，还是感到有点奇怪。但当初她说到这事儿时，我并不在乎这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在意的只是我父亲，我所知道的惟一的父亲，幸好他不知道这些。当我听到母亲说，她没把这些告诉我父亲，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告诉他时，我简直对她充满了感激，因为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只把这事儿告诉我。

此后，我们从没谈起过她最后离开我时所说的这一切。在随后的日子里，要是她不经意地提到父亲，我甚至从没有觉察到她的措辞中含有什么嘲讽豫的味道。以她的秉性，她应该已经忘记了曾经对我讲过的那些关于我身世的事情。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把不愉快的事情很快置于脑后。

假如那天她离开时对我所说的一切真是有所用意的话，我想那也仅仅是为了说服我，让我明白自己缺乏野心，并不是因为某种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遗传因素。听到她的那番话，我感到非常吃惊。她竟然一点也不了解我，因为我要比她想像的有野心得多，尽管我的野心并不表现在她所期望的那些事情上。我实在无意成为表哥那样的人：一个仅仅为富人钻税法的空子提供咨询的律师；一个从没办过一桩案子，也永远不想去办任何案子的律师。但是想想我母亲说的这些，我也没法责怪她。毕竟，在我和鲍比一起长大的日子里，他曾经是我的偶像，而且，他曾拥有过的一切是我永远也没法超越的。鲍比在加利福尼亚一支最好的中学橄榄球队打主力后卫时，我只在波特兰的一支无名校队里做替补队员；他当选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美最佳运动员那年，我刚成为校队的主力。鲍比周围总有那么多想成为他朋友的人，也有那么多想和他一起出去的女孩。而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总觉得不自在。即使到了高中快要毕业的年龄，我也还是过于拘谨，过于自闭，以至于连自己的社交圈都没有。

自从母亲不再带我到旧金山过暑假之后，我和鲍比就很少见面，不过我总是在远处关注着他生活中的大事。比如在他将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那年，他邀请过我参加他的婚礼，而我那时正在密执安大学读一年级，去参加他的婚礼，路途实在太远了。

后来他的妻子死于癌症，我赶去参加了葬礼，那时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我收到鲍比手写的一封信，感谢我去参加葬礼，还说希望我们俩以后能经常见面。一年之后，我们又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那时我正在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处理一件案子。

算起来，那次见面也是两年前的事了。此后我一直没有鲍比的消息，直到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的搭档见上一面，谈谈关于接办一件案子的事儿。那可是一件会让全美国的辩护律师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争取到的案子。

从杰里米·富勒顿被谋杀的那个晚上开始，这个案子就成了所有人谈论的焦点。他的尸体是在一辆停在旧金山街道上的汽车里被发现的。谋杀美利坚合众国国会议员当然是头条新闻，何况富勒顿还是民主党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根据目前所有的报道，富勒顿竞选州长的惟一原因，是他认为那将是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最好机会。

鲍比向我解释说，警方已经逮捕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但是他的搭档阿尔伯特·克雷文似乎要向警方证实他们抓错了人。即使他们没有搞错，克雷文毕竟也和疑犯的母亲相识多年，他答应这位母亲要尽最大的努力，替她儿子找一位辩护律师。

“这事儿不该有什么困难，”我对电话那边的鲍比说，“办这种案子能让人一下子出人头地，一个律师恐怕一辈子也难得碰上这样的好机会，同行们都会排着队来要求接手这件案子吧。”

“城里没人敢碰这件案子，”鲍比回答说。

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要知道，无论谁接手这案子，都会马上出名的。看来真有点不对劲儿。

“阿尔伯特答应那位母亲，会帮她儿子找个最好的律师。”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是多么崇拜鲍比，多么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不知道他给我打电话时，是不是也想起了这些往事。如果他这样说是在告诉我，他认为我就是那位最好的律师，我真的会更加喜欢他。他接着又告诉我，城里本来有好几个律师可以接手，不过他们都害怕这件案子可能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他话音刚落，我便脱口问道。我倒是不在乎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一早坐飞机从波特兰赶往旧金山。飞机开始降落时，我从窗口向外望去——真不愧是他们所说的“城里”，它总是有着那么大的吸引力。即使在那些大桥还没开始修建，金门大桥尚未连接北岸，海湾大桥也还不曾连接东岸之前，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乘轮渡在海湾来来往往。

大桥建成之后，更多的人，或驾车，或坐公共汽车，或乘火车，纷纷拥入这座城市。每个人都想来这儿，然而，这座在小小的半岛地形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因为夹在大海和海湾之间，不可能再变得更大了。曼哈顿的那些阻光玻璃幕墙建筑绝不可能矗立在这种地方，在这里，地表下绵延数英里的断层任何时候出现一点轻微的移位，都可能使整座城市化做一片废墟，就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1906年发生的那场几乎破坏了一切的地震，把这座城市从一种更久远的毁灭中拯救了出来。

其他城市还在持续不断地向外膨胀着，每一幢崭新但却单调乏味的玻璃幕墙建筑，都在以不可遏制的姿态掠夺着城市的领空，用一种难以名状的灰色调子湮灭了城市独特的风情。而旧金山，无论你离开她多久，无论你自己有多大变化，这里依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依然是一个仿佛在你离开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的地方；即使你一生中以前从未到过这里，她展现在你面前的仍然是亘古不变的容颜。不过现在这座城市，至少是在你亲眼目睹的那些地方，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人们以不可遏制的天才设想把数座大桥飞架于数英里宽的水流湍急的海湾之上，如今又发挥着同样的天才设想建起了一幢幢摩天大楼，在这些大楼的地基里铺设了巨大的钢圈，足以承受任何引起倒塌的其他震动。假使再有地震发生，这些摩天大厦只不过会左右摇摆一下，坍塌的将会是那些木制和混凝土结构的老房子。我的视线搜寻着那些建筑映在天际的轮廓线，沿着山坡直到水边，我终于辨认出轮渡大楼上的钟塔。不久前它还是旧金山的制高点，如今已经被淹没在玻璃和钢铁的高楼大厦之中了。

下了飞机，我看见鲍比已经在等我了。他站在迎接客人的人群之外，一看到我，他的嘴角便漾起一个热切的微笑。他站在那儿的姿势有点特别：肩膀稍微向前倾着，两腿分开，一双蓝眼睛不停地转动，仔细观察着四周的一切，警觉地准备迎接下一刻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那副姿势会让人觉得，好像在他跨出步子之前，就已经在行动了。只是在他真要行动的时候，你却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动作。

鲍比坚持替我提行李。我们走出机场时，加利福尼亚宜人的暖风迎面拂来。他扬起头朝四周张望了一会儿，然后扬了扬手。我以为他在招呼出租车，而开到路边来的，却是一辆早已等在半个街区之外的加长轿车。

我坐到后面的座位上，鲍比坐在我对面。他看上去有些变化，人见老了，头发上也有了第一抹灰色，眼角上的皱纹也不知不觉地泄露了岁月的沧桑。然而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快捷、机警，不过少了一点神采，就像一盏灯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暗淡下来。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他刚刚跟司机说完怎么走，就把头转过来对我说。

“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我非常感激你能来这儿。”

他的嗓音和以前一样清晰，但是说话的速度比我记忆中的慢了一点。

“一点儿也不是什么强人所难，”我对他说。

“无论我接不接这个案子，我都很高兴你能想到我。”

他像要强调什么似的摇了摇头，好像是要让我明白我的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实际上另有其他原因。

“你想错了，让你来不是我的主意，是阿尔伯特·克雷文求我给你打电话的。他帮了我很多忙，还从来没让我帮他做点儿什么。这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惟一原因：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拒绝他的理由。但是，我也明确告诉他了，我只是请你来和他谈谈。并不是让你来接这个案子。干不于由。你来定。假如你不愿意，那也没问题。你不欠阿尔伯特什么情，也不欠我的情。你懂吗？”

这时，突然在我们正前方出现了一片金黄色的灯光，从山头一直延伸到海湾。城塞到了。

鲍比看到了我眼里的神情。

“考虑过在这儿住下去吗？”

我摇摇头说：“我想，我会思念家乡的雨。”说着，我有点儿虚伪地笑了笑。

下了高速路，加长轿车开始在街道上慢慢地蠕动。

“你在电话里说过‘连锁反应’，说这里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手这件案子；而刚才你又明确地告诉我，你并不是请我来接这个案子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这件事情呢？难道就是因为参议员富勒顿想当总统，而且据我所知，他的确很有可能当选的缘故？”

鲍比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大笑起来，然后又叹了口气。

“这根本就和富勒顿没有关系——怎么说也不是直接有关。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并为他的死感到不安。”

加长轿车在金融中心的一堵深灰色的围墙前停下来。

这就是克雷文·莫立斯·豪尔公司总部，早在那些摩天大楼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们的公司伴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而扩大。许多成立于旧金山建城早期的小银行、小商号创业初期就聘用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现在那些小银行和小商号，都已经是大型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了。当年这家公司每月赚取的费用，仅仅能维持一个月的经营开支，而现在，公司每天都在创造巨额利润；原先的三个合伙人，创业时也几乎一无所有，如今他们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他们曾经有过的最大胆的梦想。

莫立斯先生和豪尔先生早就从公司的法律事务中解脱了出来。他们偶尔来办公室，也只不过敷衍一下他们手下成打的年轻合伙人。这些年轻人都像奴隶似的替他们干活，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老板那样过上富有而悠闲的日子。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至少对那些一起步就渴望征服世界，而最终功成身退在棕榈泉择宅而居的律师们来说，他们的世界的确遵循这样的运行方式。

阿尔伯特·克雷文却是一个例外。他坚持说棕榈泉那里太热了，玩高尔夫球也太无聊。他这么说是不是真话，倒也无关紧要；假如他这么认为，他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不过，这都只是他随口说一说罢了。尤其是在某种场合，聊这个话题比直接回答别人的提问，比如他为什么如此勤奋工作，可要轻松多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仍然是早上第一个来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在别人看来，他这个年纪还不得不定期花上两个或是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朋友共进午餐，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接受任何建议。

即使没有朋友，他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不同。

在经过了四次婚姻失败的打击之后，法律事务已经成了能使他投入热情的少数几样事情之一。他的公文包总是不离左右，里面的文件足以令那些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律师们耗尽精力和体力——阿尔伯特·克雷文简直就像个工作机器。其他人可能早就启用一个标准的表格来办案；或者，要是他足够聪明的话，往往自己设计一个表格，然后重复使用。而克雷文仍然亲手起草他需要的每一个文件。他声称有义务为委托人把整个事情从头至尾考虑清楚，借此他丝毫不加遮掩地影射那种蔓延在行业内的敷衍潦草的工作方式。克雷文从事的业务在律师这一行里通常被称做办公室诉讼。从他整个律师生涯来看，他只出过两次庭，而这两次他碰巧都身体欠佳。鲍比深信我会喜欢这个人，而我对这一点却没什么把握。

一走出舒适安静的加长轿车，城市的喧嚣声就扑面而来。行人走在拥挤的街道两边，汽车拼命地按着喇叭，不知从哪个角落传出了老式有轨电车的铃铛声。一踏进公司大楼，这些刺耳的日常生活的交响曲就在我们身后戛然而止。我们踏着厚厚的地毯，来到三楼会议室。接待员向鲍比问好，应当说是向迈德林先生问好，她的声音和我刚才在电话里听到的一样细弱。一个瓶口很小的花瓶放在接待台上，里面只插着一枝红玫瑰，看上去还挺新鲜；我确信，花瓶里每天早晨都会被插上一枝新鲜的玫瑰。

那里有很多人在工作，但却好像比你独自一人：作时还要安静。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路过的每扇门都紧闭着。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私人办公室。还没等我们敲门，门就打开了。脸色红润的阿尔伯特·克雷文，向我们伸出一只又小又软的手。他先自我介绍了一下，并且感谢我能前来，然后侧过身子把我们让进室内。办公室装潢得非常精致，比我曾住过的所有房子都好，不过我住过的房子为数不多。

在这问奶油色调的长方形办公室里，有一面墙装饰了一个灰色的大理石壁炉，看上去似乎完全可以使用；壁炉架的正上方挂着一幅装裱在画框里的油画，画面上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造成的直接后果。壁炉两边挂着其他油画作品，这些画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它们以不同的风格描述着这座城市往昔的场景。在屋子尽头离壁炉最远的那一角，克雷文的办公桌就放在窗下。那是一件硕大的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品，呈黑色又略微泛着红光，它和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相似之处。四条敦实的弯弓形的桌腿支撑着桌面，桌边是错综复杂的曲线装饰，巧克力色的桌面嵌在这些繁复的桌边装饰中间。它难看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以至于提出任何一个和它有关的问题，比如它是从哪儿弄来的，或是它在这儿摆了多久了之类等，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似乎太冒失了。这就像是面对一位不幸遭遇毁容的亲戚，你实在想不出有多少话可说；你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别去注意它。

克雷文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服套装，浅蓝色的丝绸衬衣配着浅黄色的丝质领带。他坐在那张巨大的桌子后面，身下的那把椅子鼓鼓囊囊，泛着珍珠灰的光泽。一副小小的无框眼镜架在他肉乎乎的鼻子上，他的视线越过眼镜上方注视着我。他正要开口说话，坐在我左边那把浅棕色绸面沙发上的鲍比突然问道：“这是不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难看的一件家具？”

克雷文把他那修剪得非常光滑细致的手指放在胸前，一丝微妙的笑意浮现在他的脸上。

“我承认它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可是我不能肯定我会像你所说的跟它相处一辈子，”他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罗伯特真正的意图是想让我告诉你，我怎么碰巧有了这么一张桌子。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故事似乎让他很开心，尽管我确实想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开心。那个故事更像是个悲剧，而不是什么喜剧。你明白吗，安托内利先生——”

“约瑟夫，”我坚持让他这么叫我。

“是啊，约瑟夫，”他接着说道，并且轻轻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抛弃了严谨的礼节。

“阿加莎，我的第二任妻子，”他犹豫了一下，眉宇间蒙上了一种茫然而又困惑的神情，“或许是我的第三位妻子？”他一边问着，一边瞥了鲍比一眼。

“好吧，”他耸了耸肩，“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一位妻子，这张桌子是她买来送给我的。它得算是一件礼物，甚至不止如此，”

他皱了皱眉头，又加上一句，“它是一件结婚礼物。”

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他就捕捉到了我的表情。

“是啊，是啊，我知道，”他把眼光移到了天花板上。

“一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过，你得理解，阿加莎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不是因为它外观上的风格，”他很快地补上下文，“她对那个根本就不在乎！她一发现这张桌子最初的主人是J·皮尔篷特·摩根，就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她在纽约索斯比的一次拍卖会七买下了它，作好了装船运到这里的安排，当我们还在度蜜月的时候，它就被安置在这儿了，”克雷文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快乐，把眼光从天花板的这边扫到那边。

“你完全可以想像，当时我看见这张桌子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时，会有多么惊讶，”他说着，露齿一笑，“我原来没认为我们的蜜月会过得那么糟！”

“这只解释了你是怎么得到它的，”鲍比说，“你还没说为什么现在你还留着它呢。”克雷文的目光从天花板上移了下来，他抱紧胳膊，整个人完全靠进椅子里。他紧抿着嘴唇，翕动着鼻孔，面部看上去有些扭曲。他慢慢地摇了摇头，然后抬起眼睛，解释道：“她坚持认为这张桌子是我们离婚的部分原因。”

他从椅子里直起身来，把胳膊肘支在结实的桌子——这件离婚时谁也不想保留的东西上。

“事情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接着说道，从他眼里闪过一丝光亮。

“不是因为她恨我，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阿加莎觉得我可能会被压垮，她认为把这张桌子留给我以减轻我的痛苦，是她能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

他用指关节狠狠地敲了两下这件告别的礼物，然后说道：“我能说什么？告诉她我惟一的痛苦就是以后得天天看着这玩意儿？”

微笑还挂在他的嘴角上，可他的眼神却变得严肃起来。他抬起下巴，清了清鼻子，笑容随之消失了。

“你大老远赶来，当然不是为了来听我讲这件家具的历史。你一定知道那件关于参议员富勒顿的谋杀案。一个年轻人被指控犯了罪。我想请你做他的律师。”

“是你想请我？”我禁不住问。

“他们指控的那个年轻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没有钱，他母亲也没有。我认识她很多年了，虽然我没见过她儿子，但我想像不出他会跟这件事有什么牵连。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件案子前景不妙，”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无论如何，我都想让他有位最好的辩护律师，而且这也正是我想请你出马的原因。”

我感到有点儿不对劲。我仍然没法相信，在这儿他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旧金山有很多辩护律师，”我回答他说，“甚至我都能给你推荐一两个。”

“不。”克雷文非常坚决地说。

“只有局外人才能做这件事。我在旧金山过了一辈子，这儿可不像其他地方。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互认识，而杰里米·富勒顿对所有人都有所了解，他了解那些管理这座城市的人，还有那些拥有这座城市的人。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愿意让他掌握的那些事出现在晨报的头版上。顺便说一下，”他又说了一句题外话，“要是他的谋杀案背后牵扯到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位，我肯定不会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