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维安尼画廊就在第五大道路口。一面陈列橱窗中是伦勃朗的乌贼墨画，另一面中是十八世纪英国画派的肖像画，镀金画框上用黑色字体标着：“贺荣郡的贺荣先生。”一张不起眼的布告贴在门口：

约书亚·雷诺爵士及同时代艺术家之画作展览

十一月至十二月

拜佐尔端详了一阵贺荣先生年轻、傲慢的面容。自然主义的画笔记下了每一抹光影明暗。艺术家的唯一目标是用二维媒介尽可能精确地转录三维的世界，其中的技法与超现实主义情绪化的象征手法之间的差别，就仿佛散文和诗歌的差别一样。拜佐尔记得维维安尼是那种绝不为在世艺术家办展览的地方。仅仅在死亡后给画家的风格圈定范围，让作品有了高尚的价值之后，画家才可以指望维维安尼能为他赋予开办展览的荣耀。画廊的理想观众是百万富翁，他们觉得艺术是比读报纸和研究癌症更加有品位的爱好，按照维维安尼的想法，崭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应该被拉去吸毒气，在他们成名之前将其人道毁灭。

拜佐尔正要转身前进，大门忽然打开，帕斯奎尔走了出来。他敞开着身上的皮毛领子长外套，头戴威尼斯长毛绒的黑色洪堡软帽，手中拿的是一件用棕色厚纸包裹的长方形平板东西。

“早上好，”拜佐尔说，“不知道您也喜欢雷诺。”

帕斯奎尔的脸上没有露出半分惊喜的神色，就连他湿润的红嘴唇也立刻变得苍白。他吞一口唾沫，吸一口气，又吞一口唾沫，厚实的脖子随之现出皱纹。随后，他拔腿朝麦迪逊大道的方向跑去。

路人纷纷回首，观望一个矮胖男人怀抱棕色厚纸包裹的东西在街上狂奔，厚实的外套在身后如羽翼展开。等拜佐尔追上他的时候，他喘得仿佛刚刚跑完五百码，而不是五十码。

惊恐让他有了一种鲁莽的勇气，他向拜佐尔下巴的方向疯狂地挥出右拳。拜佐尔干净利落地闪开，给帕斯奎尔的腹部轻轻来了一记勾拳。帕斯奎尔随即趴倒在地，帽子掉下来，冲一个方向滚去，包裹则飞向另外一个方向。有什么东西掉出他的胸袋，“噗”的一声落进雪地中。

拜佐尔捡起那东西。那是一个女用的铂金烟盒，镶嵌着小粒的暗色蓝宝石——看似平常，实则昂贵。

“这不就是罗妲·乔斯林丢失的那个烟盒！”拜佐尔叫道。

帕斯奎尔对他怒叫：“我要难受死了。”

“你这个残忍的凶手！”一位脚蹬平跟鞋的中年女性摆出国际联盟的姿态骂道。她对拜佐尔的面孔摇晃着雨伞，“都是你的错！我看见你一路追赶这个可怜的家伙，来人啊，逮捕这恶棍！”

一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推开众人，走进正开始聚拢的小小人群的中心。

“我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威灵医生——”拜佐尔开口解释。

“那又怎样？”警察毫不掩饰他的怀疑神色。

“我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敢情您这是在给这可怜人做心理分析？听着，我要控你袭击——”

“没事了，鲁尼。他是威灵医生。”

穆伦斯，安排盯梢帕斯奎尔的人，他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他的体质不适合快跑，而且又站在街对面看着维维安尼画廊的大门……拜佐尔走进福伊尔的办公室，手中拿着那个棕色厚纸的包裹。他抄起折叠小刀，切断绳索。福伊尔从他背后望过去，看见一幅用原木画框装裱的红色铅粉画。

“毫无疑问，法国，毫无疑问，十八世纪，你说呢？”拜佐尔将画平放在福伊尔的办公桌上，细细打量画中诱人的裸体女人，她们的面孔稍嫌色情，胴体光润得仿佛粉色和白色的海豹毛皮。

“哼哼，我对艺术没什么研究，”探长答道，“我只知道专员大人肯定不会允许我在办公室挂这样的东西。”

“哈，我也不觉得这幅画适合警察总局。”看够了美丽的胸脯和大腿，拜佐尔将小刀插进画框一角。两块木头应刀而分，白色粉末洒在了探长的绿色记录簿上。

“艺术作品的进口是免关税的。你或许还记得前阵子报纸上的争吵，海关官员认为现代雕塑不算艺术品，需要征税。不过，古董从来不需清关手续。若是他们见到这幅画，关注的肯定是画作而非画框。尤其是男人。这真是走私毒品的好办法。”

福伊尔吹了声口哨：“维维安尼画廊，不至于吧！”

“恰恰相反。正需要这样闻名遐迩的高尚画廊——不会有人怀疑。”

“哈，我绝对不会再说心理学的坏话了。”福伊尔心头涌上敬佩的感情，“医生，你是怎么想到的？”

“这次却不是心理学了，只是常识判断而已。一位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去参观雷诺这样纯粹的具象派画展，而且去了不止一次，这其中的原因肯定与艺术无关。帕斯奎尔也许会像超现实主义的教父布莱克那样，去一次，但仅仅是为了去嘲笑雷诺。可是，他绝对不应该去两次，除非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办，这事情肯定不平常，因为维维安尼从不展出在世艺术家的作品。当我听说帕斯奎尔又去了维维安尼，我马上也到了那儿，为了确认他们十二月只展出雷诺作品。我本来想回来报告我的想法，可帕斯奎尔正好夹着那幅画出来。一看见我，他自然而然地假设我什么都知道了，来的目的是捉他一个人赃并获。他昏了头，企图逃跑——我追他是因为怕他真的就此逃之夭夭。”

“我们得把维维安尼查个底朝天。谁能想得到呢？这样的一个高尚场所！”福伊尔拿起电话，指示扫毒组的警官出动，拜佐尔点起香烟，放松情绪。

“帕斯奎尔身边还有这个东西，”拜佐尔将烟盒搁在桌上，“罗妲·乔斯林的烟盒。”

台灯的光映在蓝宝石上，宝石闪闪发亮。

福伊尔抬眼望向拜佐尔：“这么说，不是意外丢失的了？”

“不。罗妲丢失烟盒根本不是粗心失误——和乔伊特太太弄丢了眼镜一样。”

“原来和罗妲吸烟过多没有关系啊？”福伊尔咧嘴一笑，“医生，真高兴你不是永远正确。我都快染上自卑症了——你们是如此称呼这毛病的吧？帕斯奎尔为什么要偷拿罗妲的烟盒呢？”

“不如问他。”

帕斯奎尔看见摆在福伊尔桌上的烟盒，还剩下的一丝顽抗精神立刻烟消云散了。

“不要告诉罗妲！”他含泪说道，“她绝不会明白的！”

“为什么要偷烟盒？”福伊尔逼问道。

“我没有偷，您得明白，”帕斯奎尔向探长投去责难的眼神，“她总是说，她的就是我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不告而拿？”

“离了吗啡我没法画画，吗啡是个昂贵的爱好。我不确定罗妲是否愿意花这样的钱，因此我从来没有告诉她。一开始在戛纳的时候，她时不时给我些小钱，她的朋友也愿意拿大价钱买我的画。可是，罗妲在纽约的朋友不如在欧洲多，而且这些纽约朋友似乎对我的画也没有兴趣。到了这儿，不知为什么，我也没什么作画的心思。我被美国的拜金主义打垮了。罗妲自己也缺钱用，她说，必须等到凯蒂嫁给丹宁之后，我才可以随便花钱。她总说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吃在她家，住也住马厩上的免费房子。瞧这话说的！好像艺术家只要有面包和屋顶就活得下去。”

帕斯奎尔小牛一样的棕色眼睛露出忧郁的色彩。

“吗啡在纽约比在戛纳贵，可是我离不开它，于是——我开始偷拿东西。大宅里有许多值钱的小零碎——都是一些不见了也没人想念的东西，比方说电铃按钮和电灯开关上的金饰和石英。可是，我弄到的钱只够买一盎司，用不了太长时间——特别是买来的货色还是拿小苏打冲淡了的，维维安尼供的就是这种玩意儿。凯蒂舞会那天晚上，我终于有个好机会，可以搞到真正值钱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忙着参加舞会，谁也不会注意我。我溜进罗妲的房间，拿走了烟盒。我又溜进凯蒂的房间，拿走了你们在我房间发现的钻石戒指，我觉得凯蒂肯定不会想起那枚戒指，因为从来没看见她戴过。它和许多杂物一起丢在她的钱包中。

“你们发现那枚戒指之后，我拿烟盒去了维维安尼。我知道有人监视，可是我不认为警察会觉得艺术家去画廊有什么可疑之处。该死的魔鬼，维维安尼，不肯收烟盒。他说我得拿去典当或者卖掉，他只收现金。警察在监视我，我哪里有胆子去卖或是拿它去当铺！

“我苦苦煎熬了好几天。我不知道纽约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搞到吗啡。今天下午我又回到维维安尼画廊，说：‘外头有警察在盯梢，要是你不马上给我那东西，我就去告诉他你是个毒贩子。’要不是外头真有警察在等我出来，估计维维安尼当时就会杀了我。他给我一幅带框的画，告诉我画框中有一盎司。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肯要烟盒——‘太冒险了。’他说。这显然是女性的烟盒，让他起了警惕的心理。烟盒，还有我和乔斯林谋杀案的关系。要是我现在作证指控他，你们不会送我进监牢吧？监狱生活肯定能要了我的命！艺术家的五感比平常人敏锐那么多，普通人能忍受的他一定忍受不了，他也不该被约束凡人的法律审判。”

“也许吧，”探长干巴巴地说，“可惜美国的刑事法典不是这么说的。”

“帕斯奎尔先生，你对化学有研究吗？”拜佐尔问。

“没有，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存心喝掉了半杯凯蒂的鸡尾酒，因为你事先知道吗啡瘾让你对热素免疫？”

“我怎么可能百分之百事先确定吗啡让我免疫？”帕斯奎尔气急败坏地叫嚷道，“你该知道，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我的生命不只属于我自己——更属于子孙后裔。你为什么非要含沙射影，追着我不放？”他丰满的下嘴唇颤抖着，“要是你一定要找人下手，不如去找尼古拉斯·丹宁！问问他，为什么他会打破惯例，和记者说话，让人拍照？问问他，为什么他四处宣扬他和凯蒂互相爱恋！”

“什么，难道不是？”福伊尔吼道。

“在戛纳的时候我这样想，罗妲也是。可现在我不确定了。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直到凯蒂去世之后，他才宣称要娶凯蒂，罗妲没法戳穿他的牛皮！”

福伊尔再也沉不住气了：“你的意思是他在泡凯蒂，但背着所有人？”

“不。请允许我套用您的古怪说辞，探长，我的意思是他根本没在‘泡’凯蒂。”

“你管我用什么说辞！如果不是为了凯蒂，他来美国又是干什么的？”

“哈！”帕斯奎尔的笑容陡然变得狡诈起来，“让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吧。凯蒂舞会前一个星期左右，罗妲和我去华尔道夫吃饭。我们很晚才离开。街道已经空了，只有一两辆车子来来往往——有辆车停在丹宁下榻的塔楼公寓门口。车里的人我一眼就认得出——菲利普·艾斯特班·科多巴上校，一位南美洲的外交官，在欧洲很有名气。”

“那又怎样？”

“难道非要我替你思考？丹宁来美国的真实目的难道不可能是为了和那位南美洲的上校做生意，卖给他什么新毒气或是新炸药的配方？要是他公开和丹宁会面，敌对政府或许会有所耳闻，派两个间谍来偷配方。”

“戴厚面纱的波兰口音金发女郎？”福伊尔恨恨地说，“还是驼背的豁嘴中国人？”

帕斯奎尔恼怒地说：“国际间谍真的存在。”

“化学研究也存在。现如今哪还有什么国家派间谍偷配方？只要有人使用新毒气或是新炸药，一流化学家马上就能原样复制出来。”

“可是，战争中时间很重要，”拜佐尔插口道，“也许为了隐藏某样东西的存在，上校把丹宁拉到纽约来谈判，上校在纽约没什么名声，被人看见也不怕引起关注。”

“凯蒂·乔斯林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呃……”帕斯奎尔咬着他修剪整齐的指甲说，“丹宁总得找个台面上的理由来美国，对吧？如果是凯蒂是他放的烟幕弹呢？巴尔扎克的《女人做戏》不就是用生意来掩饰风流韵事？丹宁之所以打破规矩，和记者说话，让人拍照，不都是因为他希望大家相信他与凯蒂之间的爱情关系？她死了和活着一样好用，或许还更好用了哩！西方新闻社派发了一篇报道，说他悬赏捉拿谋杀凯蒂的犯人。报道配了一幅照片，照片下面写的是‘福伊尔探长与丹宁先生会面后离开华尔道夫酒店’——西方新闻社供稿给好多南美洲报纸。”

“嗯哼，”福伊尔起了兴致，“你看见的真是那个艾斯特班什么上校吗？”

“当然了。我生在圣费尔南多，从小就认得艾斯特班上校。”

帕斯奎尔被带了下去，福伊尔看向拜佐尔。

“要是这条线索来自别的证人，我肯定会严肃对待，可是——帕斯奎尔——医生，你怎么看？”

“我也不清楚。照理说，尼古拉斯·丹宁这样的人不需要这样复杂的迷局也能守住军火配方的秘密。他一点儿也不像小说里的傻大胆英雄，把绝密的潜艇计划塞在口袋里，随便找个酒吧，带上第一个看见的女人回家共进晚餐。他只用寻求警察的暗中保护，配方就能要多安全就有多安全了。何必费好大周折跑到美国来，还要瞒骗凯蒂和罗妲？”

“问住我了！还有一个问题，帕斯奎尔为什么会遗失凯蒂的戒指，而不是罗妲的烟盒？”

“或许因为戒指更加有控罪效力。它来自被谋杀的女孩。他谨慎小心的潜意识一旦得知凯蒂遭了毒手，就把戒指丢掉了。”

福伊尔想了一会儿：“迄今为止，粗心失误的分析还没派上太多用场。”

“的确，不过，我有一种——怎么说呢——呃，直觉吧，解开谜团的关键就在我们讨论过的某一条粗心失误当中。”

电话铃忽然响起。

“你好？什么？跟丢了？”探长气得说不出话，“你——你——”

他把听筒摔回底座上。

“丹宁居然把我们甩开了！”他咆哮道，“他和秘书坐进一辆大车，帕斯奎尔刚刚提到的那位艾斯特班上校也在车上。我派去盯他的笨蛋跳上计程车，结果在荷兰隧道那个街区遇见交通堵塞，于是跟丢了丹宁。他给酒店打电话——酒店说不知道丹宁去哪儿了，不过房间还没退，谢尔盖留下看家。”

“荷兰隧道，”拜佐尔重复道，“美国壳牌公司在新泽西有一间工厂。”

“上帝啊，那又如何？”福伊尔呻吟道，“那工厂简直是军事堡垒，有一整个连队驻守，还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左右折腾。要是他躲进那地方，咱们就和他永别了。你没法胜过那么有财有势的人物。他就没有弱点！”

“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弱点。”

“真的吗？丹宁的弱点是什么？”

“冷酷。我想现在该是和谢尔盖谈谈的时候了。”

“要是谢尔盖知道什么，丹宁绝对不会把他留给我们的。”

“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丹宁的一个错误是他对小人物的轻视态度。他忘了奴隶偶尔也能翻身。”

“很好，”福伊尔站起身，“咱们带上杜夫——”

“不要杜夫，连你也不要。唯一让谢尔盖开口的办法是让我独自见他。”

拜佐尔回家舒舒服服吃了顿饭。如果丹宁真钻进了新泽西美国壳牌公司的工厂，估计要到明天早晨才回纽约，拜佐尔不打算在吃饭的时候打扰谢尔盖。最小的无礼举动也会成为战术上的失误。

吃饱喝足之后，他翻看晚报消磨时间。一篇关于“可疑的心理科学”的趣味统稿让他想起，神经官能症似乎只供生活奢侈的富人享用，而贫穷、不安全感、劳苦工作是所谓精神疾病的最好药剂。他不禁记起他任职的精神病诊所门口排起的长龙，那许多的人一个个都因为经济危机而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天晓得这篇趣味统稿的作者打哪儿挖来的新闻。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则最后消息上：

斯坦顿，新泽西，十二月十六日——西方新闻社供稿。

今天早晨，距离本地不远的美国壳牌公司的试验场发生爆炸，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六英里内窗户破碎，一幢工厂建筑毁于火灾。管理方告诉记者，事故残疾者将得到终生养老金，死者亲属将得到丰厚赔偿……吞吞吐吐的报道口吻说明还有一笔更加丰厚的公关费用在事件背后活动……

拜佐尔顺着公园大道前进，经过中央公园，来到华尔道夫酒店。

开门的是谢尔盖本人。他的面容阴沉，头发蓬乱，套了一件厚实的黑色丝绸睡衣，这衣服配得上丹宁本人穿着。

“晚上好，”拜佐尔用俄语说，“我能进来吗？”

谢尔盖打了个哈欠，对他眨眨眼睛。他走进房间，随手关门。

“我想和你聊聊，谢尔盖。咱们去客厅如何？”

拜佐尔在前引路，谢尔盖紧随其后。房间里只亮了一盏阅读灯，灯旁边是一把扶手椅和一张矮桌，桌上放着雪茄和烈酒。显然，谢尔盖正在愉快享受丹宁离开的美好时光。

“这么说，你听得懂俄语了？”他小声问。

“我祖父是瓦希里·克拉斯诺夫，那位作曲家。”

谢尔盖流露出感兴趣的神色。他乖戾的举止忽然变得亲切热忱：“不是真的吧？还年轻的时候，我有幸听过克拉斯诺夫指挥演出他的交响乐作品。有天赋，大家都这么说，但是很危险。政治上的异类，和他的音乐一样。”

“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可怕的老独裁者，”拜佐尔笑着说，“我只记得四岁的时候吻过他的手。”

谢尔盖脸上的轻快表情渐渐散去。“你是克拉斯诺夫的孙子——我们却在这儿见面。”他淡蓝色的眼睛在房间内逡巡，最后又回到拜佐尔身上，“我不明白，你看起来很像美国人。”

“我是美国人。我父亲是美国人，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这儿来了。”

“你会说俄语，”谢尔盖又重复道，“那天我们之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

“都明白了。请告诉我，你和尼古拉斯·丹宁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时间，只有远处的车声偶尔打破沉寂。良久，谢尔盖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两人长得颇为相似——除却年龄上的差距不提。你的眼睛和丹宁的一模一样。你们两人族姓的接近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丹宁和拉丹宁。他对你的态度更具说服力。只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仇恨才可能如此不加节制。就仿佛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一样——非常外向。”

谢尔盖的眼神中闪过一阵伤痛。

拜佐尔继续说下去：“你的手也不是农民和工人的手，你会说英语，而且说得很好。你在哪儿学的？”

“我有一名英国女家庭教师，我在牛津留学过一年。”

“你是丹宁的表亲吗？还是说，他的兄长？”

谢尔盖摇摇头：“我是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