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精神病鉴定的话，你会怎么办？”霍华德·弗林想知道，对我所冒的风险感到既惊讶又有点儿担心。

“你不可能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做过鉴定。”

当我们驱车上山向医院驶去时，我从乘客侧的车窗望出去，目送着大河群山渐渐远去。飘散在高高拱起的蓝天上的滚滚翻涌的云朵变成了紫铜色；在山下的城市里，在温柔夏夜的追逐下，近傍晚的太阳在不情愿地缓缓前行；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出来的阳光给它身后的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镶着黑边的金色。

“我为自己说过的话表示歉意，那是不可原谅的。”我说着看了弗林一眼。

他的眼睛依然盯在弯弯的小路上，惟一的反应是他微微变换了一下他歪头的姿势，让我明白那并不重要。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当汽车开到医院前面时，我说。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看过文件。”

他停下汽车。

“那个部分被密封了。”

“那只是一点胶水罢了，”我说，一边拿起我的公文包，就是詹妮弗送给我的那个公文包，打开了车门。

“然后你又把它粘上了？”他摇摇头，对事情是如此的简单感到惊讶。

“真是难以相信，杰弗里斯竟会做得那么过分，”我说。

“我必须得有把握。”我的手指抚摩着刻在窄窄的铜牌上的我名字的字母，一边回想着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和十二年前发生的事情。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我看着弗林，边说边开始下车，“他们俩到底谁精神错乱了。”

我不得不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医生，然后，我和詹妮弗呆在一起，直到有人告诉我必须得走了，但是弗林仍然在那里，坐在长椅上，抽着香烟。我问他是否还有香烟，他一声不响地把手伸进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我吸到嗓子眼一半就呛住了，呛得我咳嗽起来。我让香烟从手指间掉下去，用鞋跟将它碾碎了。

“他们还在做化验，”我告诉他，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有信心。

“明天还有一些化验要做。”

弗林最后抽了一口烟，用脚踩灭烟蒂，站起身来。

“还不如让我送你回家吧。你需要睡眠。这么长时间，你的神经一直都很紧张。”

我不想回家，我害怕回家。头天晚上我彻夜被自己想象出来的鬼魂追赶着，发疯地想着我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所有这一切发生。我一分钟也没睡着，甚至也没想要睡着。

“我说，咱们干吗不去弄点东西吃，”当我们走向他停车的地方时，我提议道。

“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谈谈——为明天做好准备。”

他知道那不是真心话，但他顺水推舟，就当那是真的。我们在一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餐馆里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碗汤。当他主动提出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换换衣服，然后到他那儿去过夜时，我连忙接受了他的提议，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吃惊。我们首先在监狱停了一下。

“我告诉过丹尼我要来的，”当我们等着看守打开金属大门的时候，弗林解释道。

“如果我不来的话，他也许不再会信任我了。”

虽然我在法庭上天天坐在他旁边，但除了用某个手势，某个明显的字眼使陪审团明白我坚信他的无辜之外，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既没有那种孩子的乖巧，也没有成人的特质；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能够揭示性格的生理特征；他是一张白纸，上面还没有写上任何永久保留的东西。

我们没有逗留很久。

“只是过来问个好，”当丹尼被带进来的时候，弗林愉快地说。

丹尼带着昏昏欲睡的微笑问候他。

“你好，霍华德。”

弗林也对他笑笑。

“刚吃过晚饭，是吗？”

“晚饭很好吃，”他回答，一边向我转过身来。

“你好，安托内利先生。明天我还要穿得很正式吗？”

“想要一条不同的领带吗？”

他看起来好像有点吃惊，我意识到，他以为那意味着必须交出他现有的那一条。

“那样就有两条供你选择了。”

他立即开心起来了。

“当然。我喜欢那样。”

当我们离开监狱，驱车穿城去弗林的公寓时，天已经几乎黑透了。在深蓝色的天空下，一片深红色的雾一霭低垂在地平线上，那是清晨之前最后的亮光。

弗林在他那临时书房里的一张宽大的破沙发上为我铺床，我站在走廊里，悄悄地看着他那早已死去的儿子的老照片。

“我真的为我说的话感到抱歉。”

他用下巴夹着枕头，套上了已经用旧了的白色枕套。

“我知道你很难过，”他咕哝着说。

“别提了。说过就算了。那些话没有任何意义。”

他最后拉了拉枕套。

“好了，那应该可以枕了，”他说，把枕头扑通一声扔到长沙发的另一头。他咧开又阔又厚的嘴巴怪笑起来。

“你以为会有什么：枕头上会有薄荷糖？”

我跟着他回到厨房。那只猫听见我们来了，还没等弗林去抓它，就跳下桌子，跑去藏起来了。

“蠢猫不会甘心的，它以为那碗里一定有什么吃的呢。”他埋怨道，朝着蜡水果和玻璃葡萄点点头。

我昨天忘记的、似乎很重要的事情又开始成了我思考的重点。

“你一定给阿萨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吧，怪不得乔纳跟他一起到法庭去了。”当我们在灰色的福美家桌子前坐下时，我说。

“奇怪的小杂种，”弗林说。

“当我告诉他巴特拉姆先生的生命可能有危险时，他大笑起来。他说他认为你们是傻瓜蛋。我对天发誓——那是他说的话。他对接到传票很不高兴。他认为你没有理由占用那老头的时间叫他去作证，去证明他十几年前为某个有点精神病的怪人上过法庭。”

“那听起来像是他说的话。在他听过年迈善良的阿萨帮助杰弗里斯做的那些事以后，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我想起了我让他打的另一个电话。

“你打电话找到杰弗里斯的遗孀了吗？”

“电话没有人接，”他答道。

“我留了言，但是她到现在也没有回过电话。也许她不在城里。”“她最好明天上午之前能回来，”我说道，舒展了一下我的胳膊。

“她是我的下一个证人。”

弗林站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牛奶。

“你要问她什么？”

我问了她一个绅士永远不会问的问题；我得到了一个没有哪位淑女愿意做出的回答。

“请告诉我，杰弗里斯夫人，”第二天上午，她一作完证人宣誓，我就问道，“你和我一起睡过觉吗？”

琼·杰弗里斯不再年轻了，但是，她那身灰色外套和及踝的长裙使她看上去似乎比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更加漂亮，那是数年以前，她还是艾略特·温斯顿的妻子。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有点过于自信了。

“怎么了？”她带着奚落的眼神问道。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

我站在辩护律师桌的桌角旁，回眸凝视着她。

“我相信我很清楚，杰弗里斯夫人。我把你的回答视为是否定的。那么我想问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丈夫——你的第一个丈夫——认为我们睡过觉？”

“因为他是个病得很重的人。在这么多人中，你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安托内利先生。他试图杀了你，不是吗？”

“这么说，在现实生活中，他没有理由认为你有外遇？”

“没有，当然没有。”

“但是，他坚信确有其事，深信你在与我私通，因此他想杀了我？”

“显然是的。”

“因为他疯了？”

“他病了。”

“杰弗里斯夫人，”我说道，观察着她的眼神，“艾略特之所以认为我们在私通，原因是杰弗里斯告诉他说我们在私通，难道不是吗？”

“不，当然不是。卡尔文不会……”

“杰弗里斯夫人，他那样做是因为他不想让艾略特发现，实际上是你在与他私通，难道不对吗？”我目光严厉地看着她说道。

她坐在证人座椅的边上，放在大腿上的双手僵硬地攥着，睫毛长长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无言的愤怒是她能够做出的惟一回答。

我走向陪审团，抱着两臂，垂下眼睛，试图恢复自制力。

“你丈夫被送进州立医院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你多少时间去看望他一次？”我平静地问道。没有回答。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眼睛依然凝视着地板。

“我没有去那里看望过他，”她说，清了清嗓子。

“我不能肯定每个人都听见了你的话。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没有去那里看望过他，”她说，声音大了一点，也更暴躁了。

“你的孩子们——艾略特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父亲被关在那个地方的十二年时间里，多少时间去看望他一次？”

我的头低着，听着那阵沉默，似乎感觉到了艾略特一定体会过的那种孤独滋味。然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感觉，于是，我带着几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愤怒向杰弗里斯的妻子转过身去。

“你从来不许他们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是吗？你害怕也许会发生什么事——害怕他也许会告诉他们什么——不是吗？”

她攥得紧紧的双手开始颤抖起来。

“我是害怕他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我现在仍然害怕他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

“害怕他可能会伤害你？——伤害你们的孩子？”

“是的。”

“因为他威胁过你？——写信威胁过你？”

“是的。”

“因为你和卡尔文·杰弗里斯对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她一口咬定。

“你从来没去看望过他，你和他离了婚，你嫁给了卡尔文·杰弗里斯，然后你们两人夺走了他的孩子，那样卡尔文·杰弗里斯就可以收养他们，称他们为他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补充说，怒目凝视着她，“你能说‘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你们对他干尽坏事，这你自己是知道的。你同样知道，由于那个原因他做了些什么，不是吗？他设法杀死了你丈夫，对吗？你知道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对吗？”

罗伊斯切尖声喊叫着反对，因为法庭上爆发出一阵嘈杂和混乱，她试图用她的声音压过突然爆发的骚乱声。

“你知道是卡尔文·杰弗里斯事先安排好的，要把艾略特送进州立医院，对吗？”当宾汉姆设法恢复法庭肃静的时候，我大声喊道。

“卡尔文那样做是为了我，”她大声喊着答道。

“我不想让艾略特去做牢！”

当大家突然听见她说的话时，一切噪声都停止了。她的声音在法庭默默无语的四壁上回响着，渐渐弱了下去。我站在离她几英尺远的地方，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的头在两肩之间垂下，她的双手在一起搓动着。

“因此，你们两人——你和卡尔文·杰弗里斯——都知道艾略特不需要去州立医院，因为你们知道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精神病，对吗？”

她抬起头，停止搓手。

“不，那不是我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手在空中一挥，转过身去，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

“没有其他问题要问这位证人了，法官大人。”

我表现出了愤怒和轻蔑；罗伊斯切流露出了厌倦和漠然。她站起来——那个动作看上去都像费了好大力气似的——接着摇摇头，叹了口气。她含着抱歉的微笑看看证人，问了两三个问题，意欲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杰弗里斯法官的遗孀既不知道关于被告的事情也不知道昆西·格里斯沃德谋杀案的事情。

然后，当她问完时，用一脸迷惑的表情看看我，又摇了摇头，好像她在设法弄明白我这样浪费陪审团的时间到底是为什么似的。她自鸣得意地笑了笑，坐了下来。

只剩下两个要传的证人了，除非我最后决定传被告本人。其中一个正在大厅里等候；另一个应该在来法院的路上了。我不知道艾略特·温斯顿是否真会到庭。

“被告方传梅尔文·弗里德曼大夫，”还没等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妻子走到法庭后面的门口，我便宣告。当她听见为她前夫治病的医生的名字时，她没有流露出异常的神情。她高高地昂着头，打开了门，自己走了出去。她像以前一样自信，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她。

弗里德曼大夫抱着满怀的文件夹，嘴角紧张地抽搐着，推开法庭前面围栏的门走进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带来的文件，便抬起头看着法官。宾汉姆微笑着，对他的书记员点点头，等到她卸下了弗里德曼的重荷，又微笑起来。

“弗里德曼大夫，”我问道，“你是被传唤到这里的，是这样吗？”

他拽了拽他那件轻质棕褐色运动衫的翻领，然后又把他的休闲裤拉拉好。

“是的，是这样，”他说，撸撸他的衬衫袖口。

“你也收到了随带证件到庭作证的传票，要求你在出庭口出示某些文件。那些文件你都带来了吗？”

“是的，在书记员手里，”他答道，撸撸另一只袖口。

“州立医院里有个名叫切斯特·麦克阿瑟的病人吗？”

“是的。”

“你把他的病历带来了吗？”

“那是叫我带来的文件中的一份。”

在我的示意下，书记员把那个卷宗递给他。

“切斯特·麦克阿瑟是位高中历史教师，他认为他在越南当过兵，他杀了一个人——一个保险推销员，我想是——在停车场里他正向他的汽车走去，因为麦克阿瑟认为他是越共就杀了他。弗里德曼大夫·我说得对吗？”

弗里德曼用手抓住放在大腿上的卷宗，表示赞同。

“他躲在停车场里，等着，然后用一把刀猛砍那个人的脖子，对吗？”。

“是的，是那样。”

我倚在桌子前缘上，指了指他手里的卷宗。

“你能否告诉我们，他被关在州立医院期间，切斯特·麦克阿瑟是否曾被放出去过？”

他不需要核实；他已经核实过了——核实过了，无疑进行了双重核实——那是在我得到法庭的指令之后，迫使他向我出示了麦克阿瑟病历里的材料。

“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参加过一个标准的社区释放项目。这是监管活动的一个部分，是帮助病人适应重返社会的过渡。”他向陪审团解释。

“在这个项目期间他出院的次数有多频繁？”

“开始时，每隔一个星期病人们可以出去三天，逐渐地每次增加到一个星期，有时候更长，根据他们在外面适应生活的程度而定。”

“麦克阿瑟不再参加那个项目了，是吗？”

“不参加了。他发现那太难了。他认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我告诉了弗里德曼大夫昆西·格里斯沃德遇害“切斯特·麦克阿瑟那天出去了，对吗？”

弗里德曼打开卷宗，翻着卷页。

“是的，他出去了。”他抬起头来，手指仍然放在那一页上。

“那次他出去了两个星期。”

“那是最后一次，对吗？”

“是的，不错，是的，不过……”

“雅各布·惠特克参加的不也是同样的释放项目吗？”弗里德曼似乎犹豫起来。

“要求你把那个卷宗也带来的。如果你需要参考它的话，我可以请书记员把它拿给你。”

“不用了，是的，”他说，唐突地点点头。

“那是同样的项目。”

“只是雅各布·惠特克没有回医院，对吗？他谋杀了卡尔文·杰弗里斯，然后自杀了，是吗？”

弗里德曼抿着嘴唇，低头看着他的双手。

“恐怕是这样的，”他猛地抬起了头。

“不过，没有理由认为切斯特·麦克阿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们两人都住在州立医院的法医病房里，是吗？他们两人都有杀人前科，是吗？”还没等他能够答话，我又说，“他们两人都和艾略特·温斯顿在一起，对吗？”

“我们有几百个病人住在法医病房里，他们很多人都参加过我们刚才谈到的过渡项目。”

“弗里德曼大夫，切斯特·麦克阿瑟的中间名字叫什么？”

“威廉。”

“有人喊过他比利吗？”

我连这都知道似乎使他感到很惊讶。

“有。他喜欢别人叫他那个名字。他不喜欢切斯特那个名字。他认为那太正式了。他父亲总是坚持喊他切斯特。他把那与权威联系在一起。”

“艾略特·温斯顿喊他切斯特，是吗？”

弗里德曼耸耸肩。

“你也许说得对。可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明白了。那么，请告诉我们：一个病人要在州立医院里呆多长时间才有条件参加我们刚才谈论的那个释放项目？”

他想尽可能让自己的回答听起来稳妥些。

“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个病人必须到将近出院时才能参加那个项目，而且他必须被确定为不会危害他人。遗憾的是，”他补充说，决定在我开口之前一吐为快，“我们在雅各布·惠特克身上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始终捉摸不透人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十分神秘的东西。”

我离开桌子走过去，直到离他只有一步之远。

“不过，它并没有神秘到使你们无法确定哪些人有精神病哪些人没有精神病，对吗？”

“我指的是具体的个案，要准确地确定精神病人的病情，然后决定如何去帮助他。”

“艾略特·温斯顿，他的确切病情是什么？”

弗里德曼眉头紧锁，慢慢地点了点头。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你肯定吗？你绝对肯定吗？”我问，目光严厉地盯着他。

“不管艾略特·温斯顿是不是有精神病，弗里德曼大夫，他与州立医院里的其他病人是不同的，对吗？”

“在什么方面？”

“更聪明。”

“他是相当聪明，那是真的，”他谨慎地答道。

“相当聪明？我们不是在开员工会议，弗里德曼大夫。这也不是一次有关变态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这是执法的法庭，你在誓言的约束之下。艾略特·温斯顿比你的其他病人更聪明，对吗？”

“是的，他是更聪明。”

“那是你负责的最有趣的病案，是吗？”

“呃，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不过，是的，那是一个极其令人感兴趣的病案。”

“在那群人之中——那个精神错乱者的团体中——有些人无疑特别容易接受某种暗示，是吗？容易相信某些事情，尽管那些事情不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相信某些事——某些我们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事情一样。”

他想不理会这个问题。

“噢，我认为那扯得有点远了。”

“是吗？你读过某些宗教信徒在恐怖袭击中把自己炸死的报道，你会说那是精神完全正常的人的行为吗？”

“不会，当然不会。”

“一个人供认了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因为他相信那是他为自己的事业服务的惟一办法。你觉得那是精神不正常吗？”

“是的。我当然会这样说。”他答道，紧张地点了点头。

“一个士兵奋不顾身地扑在一颗拉燃的手榴弹上，为的是救其他士兵的生命。那也是精神不正常？”

“噢，不是，那完全不同，”他说，在证人椅上不安地动来动去。

“你治疗精神病人。通过治疗，通过药物，你试图建立——或者说重新建立——某种稳定性，某种他们思维方式的结构，对吗？”

“对的，那就是我们努力做的事情。”

“我想，正常思想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正是你们所说的连贯信仰系统吗？”

“是的，没错。”

“如果我能使你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你也许不会去乘船进行长途旅行了，是吗？”

“是的，是这样，”他承认说，一边开始放松起来。

“如果我使你相信，卡尔文·杰弗里斯或昆西·格里斯沃德是世上最坏的人，并使你相信，如果他们两人中不死掉一个，你永远也不会安全的话，那也许会给你一个杀人的理由。不是吗？”

我结束了对他的提问，但是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完全知道该从何处开始。她顽皮地咧嘴笑着，先看看弗里德曼，然后又看看陪审团。

“弗里德曼大夫，地球是扁平的吗？”

“不是，”他说，与某个精神健全的人交谈使他松了口气。

“安托内利先生有办法使你相信地球是扁平的吗？”他很肯定我做不到。

“州立医院的法医病房里有很多病人相信地球是扁平的吗？”

“不是太多。”

“因此，即使像安托内利先生那样富有想像力的人，也很难使人相信不真实的事情，是吗？”

我本想提出抗议，不过还是让它过了。我还剩下一个要问的问题。

“告诉我们，弗里德曼大夫，”我问道，改变了一下策略。

“病房里有电话吗？——病人可以往外打的电话。”

“有一部付费电话。如果病人得到允许的话可以使用。”

“你还有证人吗？”在弗里德曼告退以后，宾汉姆问道。

“是的，法官大人。被告方打算传唤艾略特·温斯顿。”

宾汉姆看看法庭后墙上的钟，然后示意罗伊斯切和我过去。

“你知道他是否已经到这里了？”他坐在法官席的一侧向我提问。

“今天早上就在我们开庭之前，医院打电话说他们刚刚动身。他现在应该到这儿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没到，我不想提到我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不管怎样，都快到中午了，”宾汉姆说，在考虑他该怎么办。

“我们休庭吃午饭，一点半再开庭。到那时他肯定应该到了。”

他刚要让我们走，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事情。

“这样安排行吗？他是你的最后一个证人吗？”

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除非我想传唤被告。”

“明白了，”他回答说。

“你认为这个证人要用多长时间？今天能结束吗？”

“那应该没问题，”我向他保证。

“那么，如果你不传被告的话……”他看看罗伊斯切。

“有任何反证证人吗？如果你有的话，我不会反对。”当她看上去不愿意回答时，他又加了一句。

“我想没有，”她说。

“那么，在明天结束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案子交给陪审团了。很好。”

宾汉姆简短地说明了一下，午饭以后被告方将传唤他的下一个证人，在再次对陪审团说了他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告诫后，请他们退庭，下午一点半重新开庭。

陪审团一走，我所想做的就是离开法庭，离开可能想向我打听审判情况的任何人。最主要的是，我想单独呆一会。有什么事即将要发生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所知道的是，一个半小时后等待着我的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奇特的证人和最重要的法庭讯问。

莫非艾略特·温斯顿压根就没来？他在哪里？怎么会走了这么长时间？当我穿过树阴浓密的公园，一路走向我自己私密而孤独的办公室时，心中不禁想到，当艾略特坐着汽车回到他曾经居住过的城市，出现在他曾经为他的当事人出庭辩护的法院里时，心中会是一番怎样的滋味。我极力想象着他脑子里会想些什么。第一次被带出医院——那个阴沉荒凉、成了他惟一世界的地方，在离开十二年以后，重访他的生活，他肯定会注意到城市发生的变化，注意到城市已经扩展到了河对岸，注意到市中心的建筑物挤走了光线。出现在他眼前的最为生动的将会是他妻子的面庞，他最后一次看见她时的模样：年轻，漂亮，冷漠，圆滑，他的孩子们的母亲，他曾信任过、崇敬过的那个男人的姘妇。他怎能不想杀了她？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正在外面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情，没怎么过多地注意她，只注意到她有一张柔和的圆脸和一双坦率友善的眼睛。当我一屁股坐进办公桌后面的皮椅子里时，海伦抓着一沓积累起来的电话留言条跟着我来了。但是，当她看见我眼里的神情时，她又改变了主意。

“这些可以放一放，”她在我对面的扶手椅前缘上坐下时说道。

“你需要休息一下，”她带着担心的微笑又说道。

“那人是谁？”我问，朝门廊做了个手势。

“我现在谁也不见。过一小时我还得回法庭去。我没有时间，即使我有时间……”

海伦一脸不知该怎么办的表情。

“她是莱维斯夫人。她在这里等了一个钟头了。她说她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她只是想问候一声。”

“我不认识她，”我诚实地说。

“她看上去人很好。她是来这儿看望一个朋友的，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只想过来问个好。我相信她要不了几分钟的。”

如果我不见她，海伦将不得不请她走路，尽管她表面看上去很严厉，但她不愿意显得粗鲁无礼。

我宽厚了一回，但是，当莱维斯夫人一出现在门口，我看清楚她时，我便开始后悔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她。我肯定没有见过她。

“莱维斯夫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寒暄道。

她微微一笑，然后，她的笑容又绽开了一点。

“没有理由让你想起我，安托内利先生。那是很多年以前了，你曾经帮助过我母亲，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时——你参加的这次审判——我想我应该来道声感谢。你也帮助过我。”

我摊开两手，觉得尴尬，想不起来她或她的母亲。

“当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对我做的事情受到指控时，你是我母亲的辩护律师。我母亲叫珍妮特·拉金。”

我把审判和艾略特·温斯顿的事情全都抛到脑后去了。

“你是珍妮特·拉金的女儿？”我吃惊地问道。

“艾米，”她提醒我。

“现在叫艾米·莱维斯。”她大笑起来，笑声沙哑响亮。

“艾米·莱维斯叫了很长时间了。”

“你结婚了？”我带着一种傻乎乎的惊奇问道，仿佛那是上个星期刚刚发生的事，我应该知道似的。

“有两个孩子，”她又说，带着一种主妇的骄傲神情。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她，摇摇头，对她看上去调整得那么正常、那么完美而感到惊奇。

“那时我很为你担心。我不知道你们将来会怎么样……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

一片阴影掠过她的眼睛，暗示着那个我曾经强迫她与满满一法庭陌生人分享的秘密，我不知道从那以后她是否告诉过任何人那个秘密。我没有问。

“我生活过得很幸福，”她说。

现在，她的笑容不见了，好一会儿，她再也没有说什么。她的眼睛环视着房间，掠过摆满法律书籍的书架，然后朝窗外看去，看着城市、河流，以及河那边的高山。不知何故，那高山似乎赋予了山下所发生的一切转瞬即逝的事情一种永恒的感觉。

“要不是你救了我的母亲，便不可能有这样的好日子。两年前她死了，我想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欠她的是那么多，她因为我经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你……”

“我父亲？我不知道。审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搬走了——去了别的地方——我不知道的地方。”

“你弟弟呢？”

一种茫然的神情流进了她的眼睛。

“那些都不是真的，你知道，他说我母亲的那些话。可怜的杰拉德，那是他能想到的惟一的办法；他认为那是能使我们全家重新团聚的惟一的办法。”她的跟神重又集中起来。

“那是整个事情中最糟糕的部分。他知道那是谎话，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承认。他越否认，就越觉得那是真的，到最后，我想他一定以为那是真的了。”

艾米·拉金·莱维斯看着我，那是一个女人坦率的目光，她比大多数人经历了更多的痛苦，过去的一切不可能从她心中完全抹去。

“有时候我认为那是我的错，但我又想到那是因为我年纪太轻。看起来好像不公平，是吗？到头来是杰拉德和我母亲为我父亲对我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是不公平，不过，很难想到世上有多少公平的事情。

我们站起来道别。她注意到书柜上的照片，我和詹妮弗的合影照片，几星期前刚拍的。

“是你妻子？她很漂亮。”

没有必要去纠正她的猜想。

“是的，她很漂亮。我们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奇怪的是，”我边说边送她走到门口，“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她了，但现在我知道，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在爱着她。”

我告诉她，我对于她的来访有多么高兴，当她走上通往电梯的走廊时，我望了她一会儿。当我关上门转过身来时，海伦正握着电话，手捂在听筒上，等候着。

“是医院的电话，”她解释说。

“医生想和你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