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见到他，便笑了起来。霍华德·弗林身穿盛装，是他穿去参加婚礼、葬礼和难得被邀出席其他正式场合的那套西装。那是我见他穿过的惟一一套西装，而且就我所知，他就只有这一套西装。藏青色的上装没有一丝皱折，裤子前面的缝笔挺。配着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衫和一双擦得雪亮的黑皮鞋，一条挺刮的灰色丝绸领带和一块相配的胸袋手帕，他看上去像他本应该成为的前途无量的成功律师。不难想象，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打扮得这么精神。

“见到你很高兴，霍华德，”詹妮弗边说边伸出手去。

弗林站在桌子前面，攥着一块白色亚麻餐巾。

“很高兴见到你，詹妮弗，”他说，用他的粗手指轻轻握了握她的手。

“很抱歉我们来晚了，”当他为她拉出椅子时，她说。

“都怪我。我准备的时间稍微长了点。”

难得有这样的表现，错过了我会感到很可惜的。弗林不但准时，实际上他还早到了一会儿。为了使我们相信我们找到了一张好位置的桌子，他向我们做了一番解释，似乎他一贯都是那样做的，或者说，如果他与我单独吃饭的话，他也会那样做的。

一个腮帮子圆圆胖胖、说话周到体贴的谢顶中年男侍者拿来了菜单。詹妮弗点了一杯葡萄酒，弗林要了一听健怡可乐。

“你想来点什么？”侍者问道，越过他的点菜簿顶端看了我一眼。

“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詹妮弗担心地瞟了我一眼。

“没事的，”我让她放心。

“我就来一杯。”然后我意识到那不是她所担心的。

“霍华德不会介意的。”

当他告诉她说他一点儿也不会在意的时候，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只要他不喝醉就行，”他补充说，试图让她放心。

侍者端来了我们的饮品，给我们点了菜。搅动着冰块，我想起了上一次我们来这儿的情景，我们两个人，她必须早点回家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我打电话请弗林把我弄出酒吧的那天夜里。我一边呷着酒，一边看着他们两人亲切地交谈着，心中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两人永远是我可以依赖的。我很高兴他们相互有好感，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我倒会感到惊讶了。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案子，或者说，这个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案子又涌回到我的脑海里。当天的审讯结束后，我立即离开了法院，为自己在对斯图尔特的反诘问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无比高兴。那是一种表现自己的虚荣心在起作用，我走得离法院越远，这种兴奋就变得越淡薄。我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我使大家对一些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那就是，谋杀卡尔文·杰弗里斯的精神病人的情况有些跷蹊，两起罪行的相似之处有些非同寻常。我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我没有提供任何答案，至少没有提供任何我能够证实的答案。

“明天我要让心理学家打头阵，”我大声说了出来。

詹妮弗和弗林停止了他们的谈话，看着我。

“然后，我要把丹尼推到证人席上去。”我双手放在大腿上坐着，把椅子远远推离桌子，这样我可以跷起二郎腿。

“你认为他能应付吗？你天天见到他，和他谈话……”

詹妮弗看看弗林，然后又转脸看看我，眼睛里流露着疑问。

“每天休庭后霍华德都去监狱看他。他努力向他解释那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将要发生什么。”

“我明白了，”她说，带着一种新的欣赏眼光看看弗林。

“在法庭上，一有机会我就和他说话，但是，他只是用他那双信任的眼睛看着我，笑笑，或者说是或者说不是，没有多少别的话。我想有一半的时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弗林说道。这时，侍者开始上菜了。

“我要问他的仅仅是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了，刀子是谁给他的，他有没有杀害格里斯沃德。他能听懂那些问题吗？”

“我们已经练过十几次了，”弗林提醒我。我急躁不安，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不起。”

詹妮弗的手滑到我的手腕上，然后往上摸着我的胳膊。

“你会赢的，”她含着鼓励的微笑说。

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实际上是个骗子。我讨厌这个工作。我讨厌这样做。我讨厌不能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而只是一心想着怎样做才能赢。天哪，我竟然讨厌为那些无辜的人辩护。”

她具有一种抓住事物本质的本能。

“如果那男甫孩确实有罪的话，你会对这个工作更有兴趣？”

“不，”我叹了一口气说。

“但是，那样会让事情变得容易得多。”

弗林放下叉子。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也许就出在这个案子太容易了一点？”

“没有，”我说，扬了扬眉毛。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那样想过。”

他是认真的。他把盘子推到一边，把前臂放到桌子边缘，向前弓着身子。

“如果这两起谋杀案的幕后指挥真是艾略特·温斯顿的话，他为什么不把它弄得更加复杂些？他为什么把它弄得这么容易？”他把他那宽厚的、汗毛稀疏的手指攥在一起。

“为什么所做的一切使用的都是相同的方法——不仅是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两人被杀的方式——为什么同样是打匿名电话，每次发现凶手的地点都在相同的地方？”他头往回收，仿佛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我。

“他为什么希望他们被发现？他为什么希望雅各布·惠特克能供认？他为什么希望别人知道惠特克是被关在他同一个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他倒不如签上他的名字算了。”

这时，詹妮弗停住不吃了。

“但是你遗漏了一些情况，”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弗林猛然一惊，坐直了身子，也许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动作。当她想道歉的时候，他对她笑了笑。

“对不起。”她笑了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举起一只手。

“随口就说出来了。”

“霍华德遗漏了什么？”我问。

“你，”她说，眼睛亮闪闪的。

“你是惟一一个知道——不，你是惟一一个可能已经知道有两种联系的人。是两种联系，不是吗？”她问道，看看弗林，然后又看看我。

“一种是艾略特·温斯顿和惠特克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他和两个遇害法官之间的联系。如果你不知道第二种联系的话，第一种联系便毫无意义，是不是？而且，除了你之外，有谁会有理由去寻找这种联系？”

我点了点头，看着弗林。

“你认为怎么样？”

“我觉得你能娶一位比你聪明一大截子的人是件好事。”

詹妮弗从桌子前站起来，一只手按在弗林的肩膀上，不让他站起来。

“我很快就回来，”她边说边拿起她的手袋。

“她说得对，你知道，”詹妮弗一离开，我便说道。

“我同意你说的话：如果艾略特真是幕后指挥的话，这两桩罪行都有他的份儿了，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希望别人知道是他指使的。”

当我听着自己说的话时，我怀疑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事。上次见到艾略特时，我不是嘲笑过他，说他没有能力去做那些决没有人会知道是他做的事吗？我现在是不是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想错了，他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那种办法会成功的，而我仍在拼命地想弄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实施这一切的。

弗林左右移动着腮帮子，然后前后摇晃着他的脑袋。他的一只胳膊放在椅子一角上面，脚脖子跷在膝头上，另一只手握着脚脖子。

“这个人一直在那里呆了十二年，他疯了还是没疯？你以为他没有从各个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一想吧：过了十二年他才采取行动。也许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找到惠特克这样的人，他才找到能杀害格里斯沃德的人——也许花了那么长时间才说服他们去干那件事——十二年以后他仍然想着报仇。”

他还有些话没说出来。

“想着报仇？”我问。

“你认为他想谋害的不止是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

他没有回答，没有直接回答。

“詹妮弗说得对。你是惟一一个能够把惠特克和艾略特联系起来的人，但是，有好几个人能够把艾略特和两个法官联系在一起。”

我起码能想起其他两个人来。

“他的妻子，”我说。

“还有阿萨。”

“对。那好，如果昆西·格里斯沃德法官所做的只是主持了把他送到州立医院的听证会，他就准备杀死他的话，那么，他会对时刻提防着他的律师怎么样？——还有背叛了他的妻子？他等了十二年。你认为他会把他们忘了吗？你认为也许他只是想让他们看到头两起谋杀案之间的联系，让他们担惊受怕，不知道那种事情什么时候会落到他们身上？”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那种事情的，”我表示反对。

“阿萨和艾略特的妻子都不会想到。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那是一次可怕的巧合——如果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詹妮弗说得对，是我把这一切联系到了一起。我揭示了惠特克是个精神病患者的真相。是我指控艾略特是这两起谋杀案的幕后指挥者。”

“那也许正是艾略特希望你做的。”

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疑虑——一个我自己也不是十分肯定的疑虑，弗林便摇起了头，往桌子跟前靠了靠。

“我说，我们知道两件事情，对不对？他留下了你可以跟踪的线索。”

“但他怎么知道我会跟踪呢？”我打断了他的话。

“他怎么知道我会卷进去呢？他怎么可能晓得我最终会为被指控谋杀的孩子辩护呢？”

弗林那铁锈色的眉毛扬起，他磕了磕牙齿。

“第一个凶手供认后就自杀了。第二个凶手做了什么？——把凶器交给别人，然后失踪了。”

“被扔进河里了，”我提醒他。

他对我的提醒不屑一顾。

“没有关系。问题是，他交出了凶器。请记住，”他补充说，再次扬起他的眉毛，“他首先把刀擦干净了，因此刀子上发现的只有那孩子的指纹。为什么？”

我试图让我的话听起来能够更加明确地表示我的怀疑。

“因此，艾略特认为某个无辜的人将受到指控，而我会接这个案子？”

弗林越说越肯定他是正确的。他排除了我那半真半假的反对。

“为了杀死杰弗里斯，他等了十二年；而谋杀格里斯沃德，他才等了几个月。”

听他的口气，好像他的话解释了一切似的。我不敢肯定它说明了任何问题。

“十二年里，没有一个他愿意见的人去看望过他。十二年里，你没有设法去看过他，然后，过了那么多年，杰弗里斯被谋杀了，你也露面了。他知道你一直在思考着，思考着那一切，像所有人一样：你第一次认识他时他是什么样子，你把他雇进了事务所，你想象着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律师。我们都在想着那些问题，不是吗？——事情原本会是什么样子，结果成了什么样子。他知道你也一直在想着杰弗里斯的事情：他是个什么样的恶棍，以及他干的那些罪恶的事情。”

弗林拿起水杯慢慢地喝着水，看了看四周那些衣着考究的成双成对的人。他们在周日的夜晚静静地享用着晚餐，他们是吃惯了美味佳肴而从来不会考虑价格的那一类人。我不能想象，有多少个夜晚，艾略特·温斯顿在精神病院的囚室里呆呆地凝视着空白的墙壁，想着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正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与卡尔文·杰弗里斯共进晚餐，结果使他自己疯得更加厉害。

“这些他全知道，”弗林接着说下去，“他怎么办？他把他们——杰弗里斯和他的妻子——对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你，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使他因嫉妒而发疯，并且让他几乎因此而杀了你。他让你知道——不是吗？——他有一万个理由憎恨他们两人。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在你探望他之后？格里斯沃德遇害了，他被杀的方式与杰弗里斯完全相同。他知道你会想到这一点；他知道你迟早会弄明白的。而且他对你也有所了解。别忘了这一点。他认为他可以信赖你，他知道你不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的。”

“信赖我？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

一丝苦笑折皱了他的嘴。

“他开枪打你，不是吗？不，”我正要表示反对，他又说，“我是说真的。他想杀死你，但你告诉他，说你不相信他真的想杀死你。另外，他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你觉得杰弗里斯对他的所作所为你也负有责任。”

詹妮弗还没有回到餐桌。我转过身子，越过餐厅朝前面通往洗手间的过道望去。

“还有一些情况，”当我搜寻着詹妮弗的身影时，弗林说。

“如果说格里斯沃德谋杀案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如果那还不能使你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话——你应该想到，这里面总少不了阿萨·巴特拉姆。毫无疑问，一切都是相互有联系的。”

我转过身来。

“我要传阿萨作为证人。我没有告诉他原因。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他一下。阿萨老了。他也许没有听说法庭上发生的事情，我怀疑他自己会把两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明天早上你能不能先给他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和乔纳·米克罗尼迪斯谈谈，他会知道该怎么办的。”我说，边扭头张望，盼望随时能看见詹妮弗。

“你说有两个情况我们是知道的，”我说。

“第一，他留下了我们可以跟踪的线索。第二是什么？”我问道，心中纳闷是什么事情使詹妮弗耽搁了这么久。

弗林静静地坐着，凝视着自己的双手。

“十二年里，艾略特·温斯顿将第一次走出州立医院，”他说，慢慢地抬起眼睛。

“上法庭作证，”我补充说。

弗林抬起头。

“如果他能到法庭的话。”

“他妻子呢？”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时问道。

“你觉得那是他一直向往的事情吗？——走出医院，他就能够……”

“难道他想亲手杀死她？”弗林大声说出他的疑问，一个想法引出又一个想法，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比一个更险恶的阴谋。

“我去去就来，”我解释道，心里还想着另一件事情。

“我只是想去看看詹妮弗是怎么回事。”

靠近洗手间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敲敲女洗手间的门。没有回应。我又敲了敲，这一次敲得更加执着，但仍然没有反应。

“劳驾，”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一个头发灰白银亮的女人正在恼怒地看着我，等着我给她让路。我道了声歉，但是没有从门口走开。

“我有点担心我的未婚妻，”我对她解释说。

“您能不能看看她是不是没事？”

那女人的恼怒顿消。

“当然可以，”她说。

“我马上就好，”我退到一旁时，她许诺说，接着她推开了门。

“哦，我的上帝！”我听见她大叫起来，在她身后关上的门把她的声音盖住了。当我一个箭步冲进去时，差点把她撞倒了。在她身后，詹妮弗蜷曲在白色的瓷砖地面上，双臂紧抱着身体，身体在剧烈的痉挛中颤抖。她的嘴闭得严严实实，牙齿紧咬，用的力气非常大，以至于脸上血色全无。她两眼盯着墙壁，目光死一般的生硬呆滞。我在她身边跪下，把她抱进怀里，来回摇着她，对她说她没事的。最后，当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时，她试图挣脱，想来打我，我用尽浑身力气抱住她，不让她打到我或伤着她自己。

“不要紧的，”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她不再反抗了，不一会儿，我觉得她的身子柔软了下来。

“我能帮什么忙吗？”一个焦急的声音问道。

我把那女人给忘了。她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吓坏了，但表现得很得体，没有离去。

“我们的餐桌上有个男人：大块头，略带红色的鬈发，身穿藏青色西装。请你去把他叫来，好吗？”

她迟疑了一下，着急地绞扭着双手。

“要不要我叫辆救护车，叫个医生来？”

这时，詹妮弗的呼吸已经平缓下来，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用最快的方法带她回家。

“不用，”我对那女人说。

“她没事。没什么严重的。你去把我的朋友叫来就行了。他的名字叫霍华德·弗林。”

“你觉得能站起来吗？”那女人离开后，我轻声说。

詹妮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她用平静、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她本能地意识到可以信赖的陌生人。在我的帮助下，她慢慢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我扶着她，弯腰捡起她的手袋。

当我打开门时，弗林来了。看见她时，他的脸色刷地变白了。

“回家还是去医院？”当我把她抱进怀里时，他问道。

我完全没了主意。我想说回家，但眼下家似乎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弗林从我眼睛里看出了答案。

“把她放到后座上，”他扶着打开的车门说道。

“你最好和她一起进去，”当他绕到驾驶座一侧时又补充道。

他小心谨慎地开着车，尽量保持行车平稳，而我则将她的头扶着枕在我的大腿上，口中喃喃有词，似乎在安慰她。有一次，就在我们快到达目的地之前，她抓住我的手，紧紧地贴在她的脸上。从我在洗手间地上发现她的那一刻起，她没有说过一个字，甚至没有张开过嘴。

医院急救室里几乎空无一人。当我冲进去大声求助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西班牙裔女人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一位纤瘦敏捷的护士和一位胳膊粗壮的护理员从我怀里接过詹妮弗，把她放在轮椅上，推着她飞奔着穿过一扇扇双开式弹簧门。我在入院护士放在我面前的所有表格上签了字，根本没听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回答着护士问的每一个问题，眼睛却盯在詹妮弗消失在后面的那扇绿门上。

我们到达四十五分钟后——在这四十五分钟里，我既愤怒又恐惧，脑子里还在转着一些奇怪而不和谐的念头，惟一将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是，它们都与我始终了解但又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的那个女人有关——门开了，一位脖子上挂着外科手术口罩、胳膊下夹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的年轻医生喊我的名字。

我跟着他穿过门走下过道。空气里弥漫着消毒剂的气味，刹那间，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着我父亲查病房的那家医院。医生把我带到一间空着的检查室里，关上了门。我坐到一把发霉的椅子上，椅子放在一个不锈钢水槽和钉在墙上的人体循环系统彩色挂图之间。

“以前发生过这种情况吗？”他问。时间是晚上十点半，但是，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凌晨三点钟似的。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工作时间太长，你已经忘记了疲劳是什么滋味。

“没有，”我回答。

“也许发生过，”我补充道。

“我不是很清楚。”

他看着那张表，然后把它放到检查台的角落上。

“我知道你已经把情况对入院护士讲过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发生的经过告诉我。”

我描述了我发现她时所看见的情况，他又问我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情况。

“詹妮弗是个躁狂抑郁症病人。她住过一次院——很久以前。据我所知，从那次住院以后，她没有发作过——没有严重地发作过。”

“她在服药吗？”

“是的。”

“服锂？”

“是的。”

“她按时服药吗？”

“是的，我……我想是的。”

“你确切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住院的，住了多长时间？”

“大约是七年以前，我想。我想她大约住了六个月的院，我不能肯定。”我回答，接着耷拉下脑袋。

我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没有关系，”

他说。

“我们会去调她的病历。用不了几天时间。”

我抬起头来。

“几天？”

“她必须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几天？”

“希望如此，时间不会太久，”他说。

“但是，我恐怕也说不准。我们必须做一些化验。”

我困惑不解，我生起气来。

“听我说，你是一个医生。她患了什么病？”

“我还不知道。她是癫痫发作，某种发作。”

他用的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字眼。

“发作？”

“我是急救室的内科医生，安托内利先生。我不是精神病医学方面的专家。我可以肯定的是：躁狂抑郁症是由于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

他继续向我解释，那是一种可以潜伏几年的病，没有任何症状，然后，突然间，因为人体内轻微的化学变化，一切都改变了。通常情况下，这种病只发作一次，然后，通过正确的治疗方法，等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又恢复到平衡状态后，病人就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但是，有时候不止发作一次，有时候隔了很长时间以后又会发作，谁也说不清它什么时候会发作，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原因。

我听了他的话，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但是，那些话似乎来自遥远的某个地方，是对别人而不是对我说的。我满脑子想到的只有詹妮弗。

“我可以见见她吗？”还没等他完全说完，我便问道。

“可以，当然可以，”我站起身来时他说道。

“她睡着了。我们已经给她注射了一针镇静剂。不过，是的，你当然可以去看她。”

我们下了过道，来到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在把她的病床和邻近的一张空床隔开的一块白帘子后面，詹妮弗头枕着枕头躺在那里，一根静脉滴注管接到她的胳膊上。

“我们医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精神病医生。她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医生说，一边把她的病案放到他要看的下一个病人的病案下面。

我站在金属病床旁边，低头看着詹妮弗那温和的脸庞。在房间里暗淡的光线里，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看不见了，她的皮肤光滑白皙如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我从来没有停止想念的一个美丽姑娘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在那儿伫立良久，低头凝视着她入睡的模样，在心里与她说着话，告诉她我的感受，告诉她她已经知道的事情。我真想在那儿多留一会儿，直到他们催我离开，但是弗林还在等着我，在担心着我们两人到底怎样了。

“她不会有什么事吧？”他赶上我，和我一起走出医院时问道。

“她不会有事的，”我说，两眼直盯着前方。当我擦去眼泪时，心中在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