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哈博·布赖斯署名的头版新闻。又有一位法官被谋杀。在我与卡尔文·杰弗里斯的遗孀交谈的时候，昆西·格里斯沃德——巡回法庭的新任主持法官——在一次谋杀中遇害，这次谋杀的主要手法与前一次可说是一模一样。像杰弗里斯一样，格里斯沃德是被刺死的，而且，像杰弗里斯一样，格里斯沃德也被杀死在他们两人停车的停车场里。杰弗里斯挣扎着爬回了他的办公室；而格里斯沃德却被发现死在车库里，跌倒在他的新款别克的车门旁边。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拿着那张报纸走进了办公室。星期六总是我试图补赶案子的日子。当我驱车进来经过法庭时，我注意到那儿再次降了半旗。

过去，俄勒冈州从来没有法官遇刺，现在，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竞有两位法官被杀，两人死时都是巡回法庭的主持法官。我想起杰弗里斯的遗孀说过的话，她怀疑供认杀了她丈夫的那个凶手不可能做出那种事来。假如他没有被抓到，假如他没有招供，那么人们立即就会假设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这两位法官是被同一个人杀害的。但是，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被抓住了，而且他也招认了，然而，那似乎还无法足以证明他有罪，这时他自杀了。但是，我依然认为这决不仅仅是某种巧合。

我打电话到霍华德·弗林家里。

“你不是从酒吧里给我打电话吧？”他以素有的生硬的口气问道。

“警方是否已经得到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果？”

“从那个家伙杀死杰弗里斯的刀子上？没有，我没听说。不过，那会对得上的。那会是杰弗里斯的血。”一阵短暂的沉默，我听得见电话线那头弗林吃力的喘气声。

“今天早晨你一定看过报纸了吧。杀害杰弗里斯的家伙死了。这是另一个人干的。”

我凝视着窗外，望着铅灰色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

“如果血型不符怎么办？”

弗林喜欢确凿的事实。

“那样的话，情况就很有意思了。不过，在我看来，格里斯沃德谋杀案听起来像是这么一回事：某个家伙有怨，因为格里斯沃德把他送进了牢房。他听说了某人对杰弗里斯干的事情，他想他也要如法炮制。我们对付的不是一些有独创思想的人。”

“他们了解到他的一些什么情况？我是说供认杀害杰弗里斯的那个人，杰弗里斯把他送进过牢房吗？”

“我不知道，”弗林答道。

“你想让我去弄清楚吗？”

那不关我的事。我不再为与卡尔文·杰弗里斯汀谋杀案或昆西·格里斯沃德被害有任何关系的人辩护。此外，我请弗林帮忙已经够多的了。不过，在整个事件中还有什么事情漏了，我想知道漏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太费事就能够弄清楚的话，那就有劳你了，我想知道你能了解到些什么情况。”

我挂上电话以后，便试图找到哈博·布赖斯。他不在报社，也不在家。我在他的留言机上留了口信，便将注意力转到我打算处理的案子上。

我开始审阅下周就要审判的一个持枪抢劫案中的警方报告。看了三行以后，我发现自己在搜索着记忆，试图寻找能把这两起谋杀联系在一起的线索。他们死亡的时候都是巡回法庭的主持法官。如果某人试图制造司法方面的一些事端，或者总体的法律制度方面的事端，杀害两个大法官当然是达到目的一种方法。

我有意识地努力让我的思绪回到了警方的报告上。然后我想起来了，很明显的是，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都是初审法院的法官，经常对暴力罪犯施以惩罚。但是，每一个初审法院的法官都那样做，其他人却没有一个被杀害。我低下头，找到了我中断的地方，又看了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有一个不同之处：杰弗里斯，他认为他比其他人都要聪明得多，格里斯沃德，他担心他不够聪明，他们会超出常规地让某个囚犯知道，他们认为该囚犯完全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多么开心能给他定罪。他们两个人都容易招人怨恨。

我摇摇头，但无法摆脱这个念头，接着看到报告第一页的结尾，然后翻到下一页。文字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仅是一起谋杀案，也许可以解释为是因为他们俩中间的一个人给凶手判了刑，但是，毕竟发生了两起谋杀案。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同一个人难道会被判处两种不同的刑期：一个是杰弗里斯判的，一个是格里斯沃德判的，在他服完第二次徒刑后才决定两个法官都该去死？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有人已招供的事实也无法解释这一切。弗林一定是对的。两次犯罪之间惟一可能的联系是第一起犯罪启发了别的人去实施第二起犯罪。

我把这个念头抛到脑后，至少使我有时间看完了警方的报告。看完报告之后，我还有工作要做，但是，每次我都只能集中思想几分钟。我从写字台前站起身来，告诉自己不管怎么说，快到午餐时间了，便走出门去。

锌板似的天空中翻滚着狂暴不安的乌云，使春天清新湿润的空气显得有些沉闷。我的脸上有了轻微的下雨的感觉，便加快了脚步。我离想去的地方只有两三个街区的距离，然而，不一会儿，大雨开始瓢泼而下，急速地重重地打在人行道上，像一颗正在爆炸的炮弹飞溅出的弹片。带伞的人们用力地将伞撑开。一个女人一只手按住她的裙子，飞快地从我身边走过。我躲进街角一家小杂货店敞开的门道里，等着雨停。最大的一阵雨几分钟就过去了，我紧贴着建筑物，继续前进。

我看见了半个街区之外街道对面的那家书店。我躲闪着车水马龙，小跑着穿过马路，在橱窗前面逗留片刻，浏览着陈列的几套旧书。在一套布面精装的普希金全集前，一张卡片上标着价格，看上去不再像几年以前首次标价时那样昂贵了。我打开玻璃门时，铃响了一下。

阿纳托利·契切林正坐在前柜台后面的一把普通的木椅子上。几排没有漆过的长书架延伸在通向后面的三条狭窄的过道两侧。空气凝滞而沉闷，夹带着书籍的腐尘，那些书已经脆裂，年头几乎像它们大部分被遗忘的作者们的尸骨一样久远。

阿纳托利·契切林，五英尺六的个子，一张面容严肃、肌肉丰满的脸，一张松弛的小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度数之深，以至于透过变形的折光看过去，他的眼睛似乎就要凸出他的脑袋。

听见铃声，他面带微笑抬起头来。他立即站起来，绕过柜台来招呼我。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动作还那么敏捷，真是令人惊讶。

“你来得稍微早了一点，”他说，那种声音你第一次听到时定会认为是别人的声音。那声音雄浑，有共鸣，好像是来自地球深处的某个地方。

契切林把挂在玻璃门上的牌子翻过去，成了“停止营业”而不是“正在营业”，然后拉下带有他自己的数百个手印的脏兮兮的遮帘。

“这样我们可以多下一会儿棋，”他说。

“我已经把棋盘摆好了。”

他领我穿过两排摆满俄文书籍的书架，走到后面灯光昏暗的储藏室。书脊上的西里尔文字在我无知的眼里看起来像镜子里反射出来的反置的英文字母。

两把直背木椅面对面地放在一张小方木桌两边，桌子中央是一个棋盘。一根用布包着的皮电线将一个孤零零的灯泡从油腻腻的天花板上垂下来，灯泡上沾满无数小昆虫斑斑点点的尸体。当契切林关上门时，像黑幔似的影子落到了墙壁上。

一堆书页摺角的杂志旁边是一张不起眼的金属桌子，前角上放着一把凹痕累累的电水壶，契切林走过去把插头插到墙上。

“只要几分钟时间，”他在我对面坐下时说道。他搓着两手，贪婪地看着棋子。

“我们现在开始，还是等泡好茶再下？”

“我们等泡了茶再下吧，”我回答，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

“我想尽可能延迟我的失败。”

“我们才下了六个月的棋。你指望这么快就能赢我吗？”

“每次下棋都是我输。我们下棋的时间够久了，我知道我们可以下很多很多年，但我永远也下不过你。”

随着一声费力的呻吟，就好像是什么死去的东西正在被迫违背它的意志而复活似的，茶壶开始咝咝作响，然后，不一会儿，便开始沸腾了。

“你不应该那样想，”他说·一边把开水倒进一个瓷茶壶。

“现在你比我们刚开始下的时候要好多了。”他将茶壶放在桌子一侧，然后给我们两人各拿来一副杯碟。

“茶需要泡几分钟，”他坐下时说道。

架在他那小小的扁平翘鼻子上的深度眼镜将他的眼睛放大得不成比例，他的眼睛似乎在把我向他拉近。

“你只是需要下得慢一点儿。你看见一步棋，你就走棋了。但是，可以这么说，有时候，当你那么集中精力，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似乎是主攻线上时，你没有看到从侧面向你扑来的东西。现在，”他一边倒茶一边说，“咱们开始吧。”

几乎还没等茶凉得可以上嘴，棋就下完了，我屡战屡败记录中的又一个败局。

“好多了，”他说道，一边把残留的棋子扫进一个雪茄烟盒里，叠起棋盘。他伸手提起茶壶，斟满了我的杯子，然后给他自己倒了一杯。他手里托着茶碟，呷着茶水，眼睛盯着我看。

“好，请说说看，你对第二个法官被谋杀怎么看？也许有联系？”

我自己的怀疑突然间看起来好像没有根据了，我发现自己在把弗林告诉我的话告诉契切林。

“第一次谋杀也许启发了别的什么人去进行第二次谋杀。除了那个之外，没别的了。杀害杰弗里斯法官的人供认不讳，然后自杀了，所以这两件谋杀案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

我这样说，好像那完全是件不证自明的事情，但是，他的本能反应非常灵敏：他察觉到了我的疑问。

“你并不完全相信招供的那个人说的是真话？”

“我说不准，”我如实说。

“没有理由怀疑它。他不仅仅招供了，而且还自杀了。假如他供认的是他没有干过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契切林的眼睛看着我，手指在下嘴唇上来回移动。

“我父亲要是在，准能给你一个答复，”他立即说道。

“他曾经供认过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在俄国？”我问，迎着他的凝视。

“是什么罪行？”

一丝恍惚的眼神闪进他的眼睛，他的嘴扭曲到一侧。他的头开始两边摇晃，给我这样一种感觉，觉得他不想过多地去回忆往事。

“叛国罪，”他答道，一边又呷了几口茶。

“反革命叛国罪。我父亲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是信仰列宁主义的那一代人，认为共产党是历史造就的。”一丝精明的微笑掠过契切林那微微润湿的嘴唇。

“共产主义是知识分子的宗教。他们像虔诚的天主教徒信仰教会那样信仰共产主义，毫无怀疑、毫无条件地信仰。

“当然，问题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任，斯大林仅对忠于他的人感兴趣。他把列宁时代登上权力职位的所有人都清除了。斯大林精明过人，他没有枪毙他们，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成为烈士，而是指控他们犯有反苏维埃联盟罪行；他说他们为十月革命以后派军队打败红军的资本主义政权充当间谍。虽然指控不实，但是大多数人被指控的人都招供了，包括布哈林——被送上审判台的最有名的人。在公开法庭上，布哈林供认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契切林弓身向前，专注地看着我，用他的指关节敲了三下桌子。

“他招供并不是为了免于一死。他知道，一旦招供，惟一等待他的就是被枪决，他的招供等于自杀。他不是为了救自己的命而招供的。他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不那样做他的生命便没有意义。

“布哈林相信——他们全都相信——共产党绝无错误。党负有历史的使命，而历史，”契切林带着悔恨的神情说，“是惟一的真正的上帝。如果他们否认党，就是否认他们拥有的惟一的上帝。布哈林被迫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相信党，但是党坚持说他有罪。他能够否认他有罪的惟一方法是否认党的正确性。但是，党——上帝——怎么会有错呢？布哈林选择继续做一个信仰者。他供认了，被判处死刑。”

契切林靠在没有扶手的椅子靠背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他垂下眼睛，一只手放在他的脖子后面。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目光定定地看着地板，嘴角上挂着陷入沉思的神情。最后，他的头歪到一边，远远地从侧面看着我。

“你从来没有为那种因为他所信仰的东西而供认他没有做过的事情的人辩护过？”他问道。

“我接手过几个案子，被告人作了伪供，但是，那全都是为了保护别的什么人。我从来没有办过某人为了他的信仰而作伪供的案子。”

契切林摘下眼镜，闭上眼睛，捏捏鼻梁。

“对不起，”他睁开眼睛时说道。他的嗓音露出疲倦的迹象。

“你的话使我想到，世道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你会觉得有的人为了保护他们所爱的人而代人受过是完全合理的。我还记得那些时代，千百万的人热爱一种思想、一个事业，并且愿意为之牺牲，如民主、法西斯主义，无论是什么，都比他们自己更重要。首先是上帝死了，接着是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现在还剩下什么值得人们为之而捐躯的理想？这世界变得不那么疯狂了，还是更疯狂了？”

他噘起嘴唇，慢慢点了点头。然后他坐直身子，戴上眼镜。

“起诉我父亲的人这两样都可以利用，他所信仰的事业和他所热爱的人民。”

“他后来怎样了？”当契切林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后，我问道。

他手掌向上一摊。

“他坦白了一切；他什么都会招供的。他有妻子和一个孩子。那是惟一的办法，可以保护我母亲和我免于流放西伯利亚或更糟的后果。”

“对不起，”我同情地说。

契切林微微一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母亲从没告诉过我。她说我爸爸死于一次事故。”

喝完茶，契切林站了起来。

“我有些东西要给你，一些我想你应该读的东西。”

当他打开门时，来自店堂里的昏暗灯光融化了照在墙上的影子。当他步履轻快地穿过书架时，我跟在他后面。他拉起前门上的遮帘，把标记翻过来，宣布他又开门营业了。

他背对着我，搜索着柜台后面书橱里的隔架。大部分书的顶上都露出一个纸片，写着订购书籍顾客的姓名，或者，有时候写着送书地址。他不止一次向我解释，他赚的大部分钱来自稀有书籍或绝版书籍，因为收藏者愿意掏大价钱购买。他自己的收藏爱好是俄语初版书。

“就是这本，”他说，用他那张开的手指轻轻打着从上正数第二层书架上一本小书的书脊。他把梯子移到位置，抽出书来。

“《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你看过这本书吗？”他问道，一边伸过柜台把书递给我。

“我看过《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但是没有，没看过这一本。我可以马上就开始看。”

仿佛受到突然刺激似的，他的头轻微地抽搐了一下。片刻之后，一丝淡淡的笑容掠过他的嘴。

“在某种意义上，”他说，“这是《罪与罚》的姊妹篇。拉斯科尼考夫用斧头砍死了老妇人，因为他想谋她的财，因为他相信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他抛弃了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宗教；他是个虚无主义者，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他自己重要。另一方面，《群魔》讲述的是，像这种人聚集在一起，决定要除掉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最最重要的是要用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来取代一切。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因为他们不相信现存的世界。”

我还在思索着供认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那个凶手，试图把他与契切林正在告诉我的情况联系起来。

“那又如何解释某人供认了他没有犯的罪行，然后又自杀呢？”

“那正是布哈林所为；也正是我父亲所为，”他提醒我。

“那本书里，”他继续说道，朝我手中的书点点头，“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内容，说到那些不再信仰宗教或道德，感觉到被那些信仰玩弄了的人们的态度，他们没有了任何信仰，一心只想毁灭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人类灵魂的空虚，但是他认为空虚的灵魂只有用对基督上帝的信仰再一次得到充实。其余的一切都是虚无主义。再说，谁知道呢，也许是这样吧，不过，把某些人引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的上帝的东西也会使其他人去信仰一些其他事情，一些他们有时候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事情。”

契切林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坐下，叹了口气。他摘下眼镜，往眼镜上哈了哈气，直到上面蒙了一层雾，然后在他那灰色长袖衬衫的袖子上把眼镜擦干净。

“想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他有着作为自己死刑的见证人的独特经历。他年轻时代因为参加提倡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的激进活动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他和其他一些人排着队靠墙站好，被蒙上了眼睛。他听见对行刑队发出举起步枪的命令，接着是瞄准的命令。在那个凌晨的死寂中，他能听见步枪子弹上膛的声响。”

契切林看看我。

“你认为当时他脑子里肯定在想些什么？你觉得会是人们常说的人在临死前说的那些话吗？或者他一生的经历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

他抱起双臂，跷起二郎腿，开始来回摇晃。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这样想：等待着自己的死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释然地瞥了我一眼。

“我当时在俄国，从没有想过那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只觉得那是一种偶然的可能性。但是，当我认真考虑这事时，当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以及他后来所写的小说时，我认为很有可能人会感到自己的整个生命好像什么也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只不过是那一时刻的前奏，那个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最后一刻。”

他垂眼看着他那苍白的双手，脑子里又在考虑着另一个想法。

“很有趣，是吗？”他问，朝我歪着头。

“知道自己将被处死的人站立和等待的样子都大致是这样：仿佛即使在那最后时刻，他最在乎的还是他自己的形象以及其他人——即将夺走他生命的人——对他的看法。他不下跪——至少不常有人下跪——他不卑躬屈膝，乞求怜悯。他也许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怯弱的人，但是，在那一刻，当除了一死别无选择时，他会镇静地看待它。谁知道那是什么？勇气，蔑视，或者仅仅是一种优雅的风度，认为他应该做出这种举止，原则上就像是你知道你要休假时该对你的雇主说什么。即使在死的时候，人们也不想留下坏印象。”厌恶的神情布满了他的面孔。

“当然，他们没有给我父亲这个机会。他们在他的牢房里枪毙了他，从脑后开的枪。”

他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前方，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脸上的表情又变了。当他看我时，他的眼睛，或者说我透过那副厚厚的镜片可以看见的眼睛，似乎又变得快乐生动起来。

“有时候我会想，当我父亲感觉到冰冷坚硬的左轮手枪抵在他的后脑勺上时，不知道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了我母亲，想到了我吗？他是不是想让我们知道他最牵挂的是我们？布哈林想到的是什么——他最后想到的是否还是那场他无比热爱的革命，而宁愿告诉全世界他背叛了它？

“步枪已经子弹上膛并举枪瞄准·最后的一道命令就是开枪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下一个字将是他这一生听见的最后一个字了。但那个字始终没有说出来。没有开枪的命令。囚犯们站在那儿，蒙着眼罩，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身后，等待着，疑惑着，尽力不使自己心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然后，渐渐地，他们知道事情结束了，他们不会被处决了，他们被送到刑场上来是为了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再被判处死刑的话将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中有些人疯了，其余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不再信仰革命了，而是信仰救赎的重要和威力。”

契切林挠挠下巴，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张破破烂烂的信笺。他用一支深蓝色自来水钢笔的钝笔尖缓慢单调地在信纸上来回写着。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一边写一边说，“这种信仰所产生的惊人的力量，以及人们所信仰的对世界产生某种意义的事物。”

他写完后，从笔筒末端拔下笔帽，套在笔尖上，直到咔嚓一响拧到位为止。他对折起信纸，伸手拿过我手里的书，把信纸夹在里面，然后递还给我。

我们握手时，他再次朝书点了点头。

“我的意思是，某人供认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自杀，这种事情绝不是不可能的，不是没有可能的。”

直到走出了好几个街区，我才想起契切林夹在书里的那张纸。我以为他那本书是借给我的，但是当我看到他写的字条时，我知道他把书作为礼物送我了。

“赠约瑟夫·安托内利，他已知道人人早晚必定会输。好友阿纳托利·契切林赠。”

空气中一阵冷冽骤起。我把字条放回书里，沿着街道匆匆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