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一惊，我从床上坐起来，凝视着黑暗，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醒了。我似乎被比白日里的任何想法更真实的一个梦萦绕着。我刚刚娶来的姑娘那光滑的裸体，蜷曲着睡在我身旁，一丝温柔而无忧无虑的笑容浮在她的嘴上，生命的温暖气息像一件神秘的礼物流过她的身体。我闭上眼睛，试图在淡人黎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灰色光线里最后一次触摸她。

我又躺了下来，觉得仿佛掉进了大海里。绞成一团的床单被滑溜溜的冷汗浸透了。我掀掉罩被，两腿摆过床沿，站了起来。我的脑袋在急速颤动。我把手放在头上想止住颤动，但是我的头发却湿得可以拧出水来，我把头发掠开。我迈着缓慢谨慎的步子，走过熟悉的房间，来到卫生间门口。我摸到了墙上的开关，眯着眼走进炫目的亮光里。几分钟以后，我拖着沉重缓慢的脚步走回卧室，打开百叶窗，让近晌的阳光照射进来。

淋浴后我穿上一件白色的毛巾布浴袍，晃悠着下楼走向厨房。新煮咖啡的香味飘在空中。我试图回忆我头天晚上是否曾把咖啡机打到自动挡，但是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的头还疼，我的眼睛感觉像有砂纸在摩擦。

霍华德·弗林正弓身俯在厨房餐桌上读着晨报，仿佛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而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消磨似的。他连头都没有抬，伸手指指台板上的咖啡机。

“我煮了咖啡，”他边说边翻过报纸。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在桌子的另一侧坐下。

透过打开的窗户，我听见后院里一只啄木鸟在一棵橡树上敲着它的长嘴的声响。我用双手捧着杯子，呷着热气腾腾的黑咖啡，想弄明白弗林来这里做什么。

弗林叠起报纸，按照版面井井有条地排顺每一页，直到报纸与他拿进来时一模一样为止。

“有任何有趣的消息吗？”当他整理完毕时，我问道。

“在第三版上，”他说，把报纸推给我。

“他们略去了大多数细节。”

他看得出来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没事吧？”他问，咧嘴笑着。

“我送你回家的，以防你不记得自己住在哪里。”

我的记忆开始恢复了。我记起了酒吧，我记起在弗林的汽车里颠簸，但是仅此而已。

“我设法把你扶到楼上，”他说道。

“我们把你的汽车留在城里了。我想你今天上午也许需要用车。”

弗林的手伸进衬衫口袋，掏出一只小小的锡盒子。他用大拇指指甲轻轻弹开了盒子，取出一粒椭圆形的绿色药丸。他动作流畅，没有用手支撑，他从椅子上笔直地站了起来。他踮着脚，就像个受过训练的人一样，用内八字的姿势走路，每一步都走得尽可能精神十足。他把残余的咖啡倒进水池里，把杯子里注满了水。

“看一下第三版，”他说着，把药丸放进嘴里。他喝了一口水，然后头向后一仰，使劲咽了下去。

“要是能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做一定会很有意思，”他补充说。他两眼望着窗外，用手背抹了一下嘴。他另一只手搁在水池上，转过头来径直看着我。

“如果他做了的话。”

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那种当某人要告诉你什么时，你觉得你应该知道那事的感觉。我拿起报纸，翻到第三版。我的眼睛移过折痕上面的报道，在右下角，我找到了那条消息。报道不是很长，最多只占了一栏四英寸高的版面，是一宗自杀案的简短报道。

我抬起头来时，弗林正低头看着地面，他的左手紧紧抓住水池边缘。他紧咬牙关，脸上的肌肉往下垂。

“你没事吧？”

他勉强点了一下头，然后，抬起头来，深深吸了一口气，看上去好像想放松似的。

“是啊，没事。”

他带着一种半笑半做鬼脸的表情说道。他用右手拍打着胸膛。

“轻微的心绞痛，没别的。”他指指报纸，问道：“你怎么看？”还没等我答话，他便补充说，“好像太简单了，是不是？他们发现了杀害杰弗里斯的家伙，他依然还带着他行凶时用的刀子。他没有否认，而是一五一十地全招认了——甚至都不愿请个律师——然后，就好像他帮忙还帮得不够似的——还没等他在监狱里度过一个夜晚，他就在他的囚室里自杀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昨天晚上对我说过这件事，对吗？”

“昨晚十一点的新闻播了这条消息。他是在八点半或九点左右自杀的。昨天晚上的报道内容就这些，报纸上的报道也多不到哪儿去。他们只说他自杀了。没有说怎么自杀的。”

“他是吊死的，”我猜测着说道。

弗林又回到桌前坐了下来。他胳膊撑在桌子上，身体前倾。他的嘴先是扭向一边，然后又扭向另一边。

“我与好几个人交谈过，”他垂下眼睛，手指来回在他面前划着一条看不见的线条。

“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自杀。他在牢房里爬到上铺。对面有个囚犯在那里，他没太注意。然后，金属床铺开始摇晃起来，发出很大的声响，那人才开始骂他，叫他停下来。那家伙站在床铺顶上，在那上头上蹿下跳。另外那个囚犯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便开口说话了，但是，他接下来所知道的就是那家伙已经跳了。”

“跳了？”我茫然地问道。

“跳了下去，头朝下，头在混凝土地面上摔开了花。但是，问题是，他不仅是跳了，而且还把双手背在身后，当他头朝下摔下来时，他握着两手。竟会有人那样做，像那样握着两只手不松开？在最后的关头你会不放开双手，阻止自己落地？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想那样结果自己的性命呢？他为什么不上吊呢？上吊太容易了，用衬衫或裤子打个活套就行了，监狱里的自杀大多数都是那样发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用这种方式自杀。真是出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整个事情都很离奇。”

我为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在院子那头，一只尾巴蓬松的松鼠从垂在尖桩篱笆上方的橡树上奋力蹿到遮在砖墙天井尽头一张玻璃桌子上方的阳伞顶上。它滑下蓝色帆布，就在滑到边缘之前重新找回了平衡，跳到躺椅上，然后匆匆跑过草坪，消失了。

“这事离奇在哪里？”我转过身来，手里握着杯子，等着弗林抬起眼睛。

“有时候某个精神错乱的人也许会随意杀人，然后他被抓住了，他决定自我了断，而不愿意在牢房里呆上十年或十二年，度过漫长的刑期，我承认他自杀的方法确实不正常，但是——”

“那也不是随意的，”弗林插话说。

“什么？”

“那率是随意的，”他重复了一遍。

“我告诉过你，我与好几个人交谈过了。他招供了。他知道他杀的是谁。”

“那么一定是报仇。杰弗里斯肯定是在什么时候把他送进过监狱，对吗？”

弗林耸耸肩膀。他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食指扭动着伸进开口处。带着一丝厌恶的表情，他用手把空烟盒捏瘪，又塞回口袋里。

“不知道。他不肯说出他杀人的原因。杰弗里斯肯定干过什么事，使他动了杀他的念头。要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定很有意思，但现在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永远不会知道？”

他摇摇头。

“调查结束了。他们要花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获得留在刀子上的血迹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果，但那一定是杰弗里斯的血。”他胸有成竹地说。

“他们手中有行凶者的刀子，还有他的供词，但是，仿佛那还不够似的，现在还有自杀。人们不会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去自杀。毫无疑问，那家伙杀了人。现在他死了。案子已经结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赶完了海伦反复提醒我那天上午就应该做完的那些工作之后，给哈博·布赖斯打了个电话，看他是否了解比弗林所知道的更多的情况。哈博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自杀的细节，也不知道凶手说了些什么。当我告诉他那不是一桩一时性起的谋杀，而是凶手蓄意谋杀杰弗里斯时，他对自杀表示了遗憾，因为，如他所说：“不管怎么说，审判也许值得一看。”

这话似乎显得有些麻木不仁。哈博的职业性评价完全正确。凶手的身份以及围绕着杰弗里斯的死而产生的各种情况的神秘性曾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但是，一旦凶手被抓获，而且看起来像是丧心病狂的人为了几个小钱去杀人的随意暴力行为，他的死实际上也就变得与每年发生的成千上万的意外死亡没有什么区别了。醉酒的司机会轧死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流浪街头的无名者可能在任何时候会决定向索物不给的某人捅上一刀。这是都市生活不幸的事实之一，虽然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它与你理由充分的深思熟虑的蓄意谋杀没有一点相同的迷人之处。那就是人们看报纸，跟踪审判的原因。人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有人被杀害了，而是因为有人迈出了那不可挽回的最后一步，用“有预谋的蓄意犯罪”这个古老的短语来说，就是取了某人的性命。我同意哈博的看法，那原本会是一次有趣的审判，但是，现在永远也不会有了。

翌日的报纸上有一则关于另一个政治丑闻的报道，但是没有一点关于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的消息。报纸上有关于经济状态的报道和关于地球另一侧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但是，有关凶手的自杀连一行字都没有。有新东西可读，有新东西可侃，一两天之后，惟一还惦记着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只有那些确实认识他的人们，也许还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

星期五早晨，海伦在等我。

“普里特查德法官办公室刚才来过电话，”她说，跟着我走进我的办公室。

“让我猜猜看，”我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

“他们想重新安排伯尼特申诉的日程。”

她端坐在对面椅子的边缘上，手里握着一叠粉红色纸，上面潦草地记着电话留言记录。

“他星期三要出城。他们想把时间改在下星期二下午两点。与你的日程表不冲突。”

“你告诉了他们与我的日程表不冲突吗？”

“没有。我说我必须得与你核实一下。”

“很好。给他们回电话。告诉普里特查德的工作人员，我几个星期的日程都排满了，没有空当；告诉他们这件该死的事情的日程以前已被改过两次了；告诉他们被告人有权为他的申诉举行听证会；然前后，再告诉他们，如果法官想星期三休息的话，他应该去当他妈的医生！”

。··我做的任何事，说的任何话，对她来说从来没有一一点效果。

“好的——”她拖长声音说，记下来要给工作人员打电话，然后，她非常客气地问是否有什么办法把日期安排在下星期的任何时间。

“你还有别的事吗？”我问，凝视着窗外。

电话铃响了。

“我去接，”海伦站起来身来时说道。

“到这里来接，”我说，把听筒递给她，一边按下仪表板上闪烁的指示灯。

电话听筒贴到她的耳朵上，她另一只手的手指不安地玩弄着拳曲的电话线。

“这是约瑟夫·安托内利律师事务所，”她设法以既友好又紧迫的声音自报家门。

“安托内利先生正在开会，恐怕不能打扰。”

那是个在任何场合都管用的标准的谎话，她已说过无数遍了，所以她每次这样说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测谎器的测试。

我看着她放在我面前写字台上的一沓电话留言条，都没注意她什么时候开始在一张纸上潦草地书写起来了。

“是，我明白，”她说。

“你想留个口信吗？”她伸过手来，在我的眼皮底下晃动着那张纸片。

“请别挂，好吗？”

我看了一眼她记下的名字，过了一会儿才肯定她是谁。海伦把电话递给我，关上门离开，留下我独自一人。我坐直身体，双肘重重地落在写字台上。

“我是约瑟夫·安托内利，”我尽可能地用正式的口吻说道。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的头随着我听到的节奏前后晃动。

“好的，”我回答，“我很乐意效劳。六点钟可以。”

我环顾四周，终于找到了一支钢笔。

“你能再说一遍吗？对，我知道那在什么地方。”我一边说，一边记下地址。

“咱们六点钟见。谢谢你打电话来，杰弗里斯夫人。”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同意见她，也许只是希望亲眼看看她过得怎样以及她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一种直觉告诉我，她对丈夫的死因可能比我了解得更多些。

她给我的地址是在城市的西头，离市中心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是一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某个时候建的高大公寓楼。它是某种里程碑式的建筑，也是城市里最昂贵的居住区之一。

一个身材矮胖，生着一张麻脸和一双呆滞眼睛的人坐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的一张木质小写字台的后面。在他举起看起来好像是自从公寓楼开张那天就使用的黑色电话听筒通报的时候，我等着。

“这儿有个名叫安托内利的先生，”他默默地点点头，然后挂上了电话。

“十六楼，”他那粗短的手指挥过灰色大理石地面，朝另一侧的胡桃木墙板那儿指了指。

“电梯拐过墙角就是。”

只有一部电梯。我按下失去光泽的铜按钮，听见蜂鸣器在高高的上方回响。电梯沉重地格格响着降下升降机井，砰的一声落地停下。电梯门吱吱嘎嘎地开了，一个老头站在里面，他苍白的手扶在电梯里的横杠上，身上的外套披在塌陷的肩头，衬衫领子比他那皱缩的脖子大了两号。

“几楼？”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倚在镶着镜子、饰着金叶的电梯里。随着一声咬紧牙关似的呻吟，老爷电梯开始沉闷地向顶楼升去。

电梯出口处的过道两旁是两扇面对面的门。电梯对面的墙壁上，一只插满黄色鲜菊花的蓝色大花瓶立在一张放在镶着金边的镜子前面的花岗岩饰面条桌上。菊花看上去过于完美，我摸了摸其中一朵菊花以证实它们是否是真花。我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核对房间号，突然十六楼A座的门敞开了。

我曾在晚宴上从远处看见过她，杰弗里斯遇害以后我也曾在报纸上看见过她的照片，但是，她现在的样子更使我想起了我记忆中她嫁给她的第一任丈夫时的那个少妇形象。她一身黑色紧身衣裤，一件黑色高领毛衣紧紧贴着她的肋骨，垂到她的膝盖上，脚上穿着一双不惹眼的平底鞋。她那有光泽的褐色头发朝后梳，扎成一条马尾辫。

她伸出手来，胳膊僵硬，直直地伸到我面前。

“谢谢你的光临，安托内利先生，”她的嗓音似乎造作勉强。我们一握过手，她便让到门旁。

“请避。”

这套公寓房是件东方杰作。一块块手工编织地毯，腥红和深蓝相交织，随意铺在硬木地板上。摆满了细瓷花瓶的柚木和红木柜子靠墙排开。在大起居室的墙角里，一座五英尺高的用象牙雕塑的达官贵人用尖尖的手指钩着一个羊皮纸卷。

她朝窗户对面的一个淡蓝色沙发指了指。

“我给你倒点喝的，好吗？”她问道，一边从放在咖啡桌上的一个银托盘里拿过一个水晶玻璃水瓶，取下瓶塞。盘子里还放着几个细颈玻璃盛水瓶。

“不用，什么也不要，谢谢。”她不管喝什么，所掺的东西都是小冰块。

她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她又站了起来，开始用手指敲击着竹椅顶部。她个子很高，相当瘦削，但她肩膀很宽，手指特别修长且指关节粗大而畸形。那是一双你想象着会在一个农忙季节工身上看到的手，一个整天在田里弯腰劳作，拔出地里的农作物，或者在果园里踮着脚采摘树上的果子的女人的一双手。那双手动个不停，合上，张开，抓住，放开，或者，如她现在所做的，有节奏地快速急促地敲着椅背，过后她会突然停止敲击，开始做别的动作。

她目光直盯着前方，手指依然在敲击着坚硬的椅面，她急急吞咽着她正在喝的东西，然后又坐了下来。

“你真的不要喝点什么吗？”她问道。

她两手捧着饮料，双腕搁在她那紧紧并拢的膝头上。她的目光来回游移，最后落在低矮的中式黑漆咖啡桌上。

“我很抱歉，”她突然说道，抬起眼睛。

“我刚才问过你是否想喝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要，谢谢。”我身子前倾，用手开始在光亮的硬桌面上画起一个看不见的图形。

“杰弗里斯夫人，我对发生在你丈夫身上的事情感到非常遗憾，”我试探性地开场了。

“如果我能够做些什么的话……”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对傻瓜的无比轻蔑，“你以为我是个白痴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吗？”

她紧紧地闭起双唇，闭得嘴唇失去了原有的一点点浅红。她跳将起来，又喝了一杯饮料，然后便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知道你恨我丈夫。是的，我记得你，安托内利先生，在多年以前，当我嫁给艾略特和他第一次加盟你公司的时候。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现在这样被关在那里。但是艾略特疯了，他患了精神病。在我经历过了这么多痛苦之后，你还要帮他来折磨我，真是使我无法理解。安托内利先生，我想，你应该对我做出解释。”

我开始站起身来。

“也许我应该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搜寻着我的眼睛，然后垂下了凝视的目光。

“不，不要走，”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对不起，我下结论过早了。”

她复又坐下，尽管她杯子里的饮料连一半都没有喝完，她又伸手拿过玻璃水瓶。她把杯子倒满后，抬眼看着我。

“你知道你送给我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我回答。

“我把信送给你的原因已经写在随信送来的便条上了。”

她的手指开始在咖啡桌边缘上敲击，但是敲得很慢，很轻，没有刚才那种刚硬的、急促的金属声。

“这么说，你真的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我去看了他。有很长时间，很多年，我一直想去看他，真的，自从那天……”

“他试图杀你的时候。”

“我根本不认为他想杀我，杰弗里斯夫人。如果我没有设法去夺下他的手枪，我想他不会扣动扳机的。”

她用精明冷静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想使我相信我错了。

“他会杀了你的，决不会犹豫的。我了解艾略特。他疯了，安托内利先生。”她说道，手指敲击得更快了。

“他精神崩溃以后，那天他在法庭上做了那些事以后，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归罪于你。他走火入魔了。他以为你要毁了他。他以为——”

“我正在与他的老婆睡觉。”

她的手指停止了敲击。她扬起下巴。

“我告诉过你。他完全成了个妄想狂。很幸运你还活着。”

“也许吧。不过，请告诉我，他为什么会以为你和我有暧昧关系？他为什么会认为你肯定有外遇？”

她那长而弯曲的手指又活动起来，慢慢地、无声地活动起来。

“我们俩的感情一直不好，安托内利先生。艾略特总是很难相处，事事苛求。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总是想要证实自己的能力，因为他没有上过名牌法学院。他把那怪罪在我身上。他总是对我说，如果他没有妻子儿女拖后腿，一切都会轻松得多。”

我不相信她的话。

“他很看重你们的孩子，我必须告诉你，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他也很看重你。”

“为什么？因为他把我的照片放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星期六或星期天去工作时经常带着孩子们？他们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看见他。”一丝轻蔑的目光掠过她的脸庞。

“别误会我。我不是说艾略特不爱孩子。我认为他甚至也爱我，爱过一段时间。但是，每当事情不是非常顺心时——对于艾略特来说，每…一件事总得丝毫不差才行——他必须将之归罪于别人。”

她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他为什么认为你和我有染呢？”

她瞪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拿起她的杯子，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走动。随着她迈出的每一步，她看上去好像变得更加激动了。冰块碰着杯子发出响声，清澈透明的金色液体溅过杯口，流到她手上，但她似乎没有注意到。

“安托内利先生，你认识过发疯的人吗？你和完全——我指的是完全——失去理性的人一起生活过吗？”

她想尽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她不再来回踱步，而是想靠在椅子上，当靠着椅子也无济于事时，她便站在房间中央·一只脚别在另一只脚前面，然后，过了一会儿，一只脚又伸到一边。

“最糟糕的是你必须尽力使自己保持精神正常。那天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们不得不把他送回家——已经积淀了好几个月了。在那之前他就已经谈到了阴谋的事情。他不停地告诉我，所发生的每一件表面上看起来清白无辜的事情实际上都是阴谋的一部分。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疯癫吗？疯子的话有多少是有意义的？艾略特会对我说：‘就这一次，假设我是正确的。’他总是要求我那样做。他把我弄得筋疲力尽，然后我不得不听他说。如果你假设他是对的，假设有人对他施阴谋，那么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完全符合逻辑。他说，在他回家的路上，他去商店买一条面包时，身后有个推着杂货小车的女人跟踪他；还说，他注意到有人在停车场里一辆汽车的后座上特意摆放了一架照相机，让他知道他在受到监视。一切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因为，如果你同意真有什么阴谋的话，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解释为是阴谋的一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那又成了一个证明他是正确的证据。”

她带着沉思的表情，呷着她的饮料，一边思索着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她想要我也相信那些事情曾经发生过。

“我不愿意那样做，”当她再次抬头看我时说道。

“我不愿意假设——就连一会儿也不愿意——他是正确的，不愿意假设有这么个针对他的可怕的阴谋。我担心如果我那样做了，他的病情永远也不会好转，而且我也有可能和他一起精神失常。因为，你看，如果我同意了，那他的想法就完全是正确的，那一切就都可以联系在一起了，那样·我就没有任何立足的余地了，没有办法分辨真假了。精神失常是可怕的，安托内利先生。它把你引进去之后，就把门关上了，过了片刻，当你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你便不再认为那是黑暗了。”

她走到窗口，凝视着窗外，目光穿过闪烁的都市灯光和湍流的河水，眺望着远处的高山，渐渐潜入夜色的太阳照着山上的白雪，发出蓝色、紫色和金色的光芒。

“他把我的拒绝看成是一种背叛，在艾略特病态的心目中，这只能意味着我也是阴谋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他认为我策划了那个阴谋。”

她转过身来，站在刚好看得见我的地方。她流露出一种疲惫的感觉，仿佛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她烦心了，那种感觉仿佛在说，她的生活里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到底病得有多厉害。整个事情看上去好像是场噩梦似的，好像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一样。有时候我上床睡觉时，我几乎要迫使自己相信：当我早晨醒来时一切事情都会像以前一样。还有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在做噩梦，我只要抓住他用力摇一摇，他便会醒来，恢复正常。我就是无法相信，那一切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在竹椅上坐下，把杯子放到桌子上。她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向后仰去，伸出两腿，将一只脚叠在另一脚上。

“当他把阴谋的各个部分拼在一起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听见咔嚓咔嚓的拼接声。一旦他断定我是发起阴谋的人，他必须要有个理由。当然，理由只可能有一个：一定还有一个男人。”

她的嗓音平静，抑扬有度，就好像她正在讲述一个关于别人的故事。

“你想象不出他的愤怒和仇恨有多深。他冲着我大喊大叫，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人那样叫喊过。我也开始对着他嚷嚷。那是自卫，我只能这样解释。他用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来指责我，可怕的事情，淫秽的语言，我以牙还牙，用他说我的话去辱骂他，告诉他事情全是真的，大声狂笑。他伤害我的程度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那时候我身心俱焚，像他一样疯狂。我是那种情况下才说出那鹫话的，我才对他说，是的，他当然是对的，我是在毁亨弛，我是做了他认为我做的一切，我是有风流韵事饿和另一个男人睡觉，我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约瑟撇托内利睡觉。”

“但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问，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我想报复他，伤害他。他非常镣湃你，他希望能像你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催埝相信那些话。我想那会使他明白，整个事情是多么荒唐，那全是他头脑里想出来的，他需要帮助。但适得其反，那恰恰使他相信他是正确的。”

我见她是怀着一种明显的诚挚之情在对我讲述一个发生在她第一任丈夫身上，而她把责任推脱得一千二净的故事，我不知道她所说的是否真实，或者，在这么多年之后，经过微妙的重新诠释之后，她是否已渐渐相信事情真像她所说的那样。如果她是个地地道道喜欢撒谎的女人，那她也会是个决不会承认自己在撒谎的女人，甚至不会，或者特别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

“你不会知道当艾略特想杀你的时候我感到多么可怕。我不停地告诉他说那不是真的。我没有外遇。我甚至不认识你。尽管在他要杀你之前已经有了迹象，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真的干出那种事来。”

她用寻求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如果我从来不认识艾略特的话，或者我从来不认识卡尔文·杰弗里斯的话，我也许会给予她同情。

“艾略特还是认为你有外遇，不过是和杰弗里斯法官。”

她的目光变得冷酷起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那么想吗？卡尔文和我一结婚，艾略特便开始来信，不可思议的、令人可怕的信，谴责我以前和杰弗里斯有私情，威胁说要报复。不久之后，我开始把信原封不动地退回去。那就是他请你送那封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地址，而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打开那封信，因为他知道我决不会让孩子们看那封信。”

她停了一下，嘴唇哆嗦着。她开始用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慢慢地有节奏地敲击着。

“你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吗？他想让孩子们读到什么吗？‘你们的母亲是个婊子，现在你们又成孤儿了。’那就是他写的内容，安托内利先生。他想告诉孩子们的就是那种事情。那就是我从来不允许他们去看他的原因。那就是我把他们送到私立学校的原因：那样，他便没有办法找到他们。”

“那么事情不是真的？”我站起身来时问道。

“你和杰弗里斯没有瓜葛？”

“当然没有，”她一边送我走向门口一边说道。

“卡尔文对我像个父亲，他待艾略特像儿子，他尽自己所能设法帮助他。当艾略特生病时，卡尔文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他理解我的感受。他经历过发生在他妻子身上的相同的事情。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他我会怎么办。要不是他的话，艾略特会因为企图杀你而蹲监狱的。卡尔文把一切都弄妥，让人把他送到州立医院，他在那里可以得到帮助。”

我们到了门口。

“是杰弗里斯法官派人把他送到州立医院去的？”

“不是他亲自安排的，”她说着打开了门。

“但是，他确保一切都安排得妥当可靠。”

我道了别，转身要走。

“不过，那也没什么用，”她说。

“艾略特依然恨我，他依然是个疯子。如果我不知道他被关在那个地方的话，我会发誓一定是他为了报复我而杀了卡尔文。”

“他们已经抓到杀手了，杰弗里斯夫人，”我说，回头看了一下。

她点了两下头。

“就是自杀的那个人？你肯定吗，安托内利先生？你肯定是那人杀了我的丈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