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在喊他的名字，而我在看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面孔。十二年了，但是，我所看到的变化不单单是时间带来的变化。我从前认识的艾略特·温斯顿是个敏捷、警惕、随和的人，而且总是和蔼亲切；现在站在我面前等着弗里德曼大夫打开厚重铁网门的这个人却紧张不安、充满期盼、缺乏耐心。他身穿一套显得太紧的旧西装。前面扣上，翻领从胸口鼓了起来。一条单色领带戴偏了，脏兮兮的白衬衫的一个领角翘了起来。他双手倒背在身后，双脚分开到与肩膀同宽的位置。尽管我离他只有几英尺远，但是他双目直视，仿佛周围没有旁人似的。

我们走进里面，弗里德曼随即关上门。艾略特没有动弹。他站在那里，挺胸直立，一动不动，呆滞地凝视着。

“艾略特，”弗里德曼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说，“你还记得约瑟夫·安托内利，对吗？”

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连他的眼睫毛都没有轻微的扑闪。我怀疑他是不是进入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状态中，什么也听不见。

“他有时候会这样，”弗里德曼解释说，“当他在思考什么事情时。”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补充道，“我见过他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这种时候，我恐怕真的没有——”

他还没有说完。艾略特向我转过身，伸出手来。

“约瑟夫·安托内利，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的。”

我握住他的手，然后，当我看着他的脸时，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放开他的手。他极其专注地凝视着我，我甚至觉得他的目光会将我灼穿。他身上透出一种非凡的力量。

“你真好，把安托内利先生领来，”他说道，从我的肩头看过去。

“谢谢你，弗里德曼大夫。”

他的口气仿佛是某人在对下属说话，不过，没有发号施令的腔调，而是带有施者对受者的一种仁爱之心。毫无疑问，弗里德曼对他的病人的奇怪言行已经习以为常，他好像并不在意。他向站在开阔的大病房那一头的穿着白大褂的勤杂员打了个手势。

“安托内利先生要探望艾略特一会儿，”当勤杂员走近时他说。

“要保证为他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曼走后，我和艾略特坐在房间一侧罩着铁丝网的窗前的一张方木桌旁。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有三个穿着白色短袖无领上衣和宽松穿带裤的病人，他们坐在塑料椅子上，围成个半圆形。其中的一个跷着二郎腿，双手拿着一本杂志，转过来转过去，倒过来，正过去，一遍一遍地摆弄不停。另一个人，个子矮小，秃头，手指又短又粗，轮换着用双手不住地在空中乱抓一气，然后，收回手来，慢慢放开拳头看看抓到了什么。第三个人几乎是一动也不动。他身子前倾，目光呆滞，对自己咕哝着什么。

艾略特注意到我在看那三个人。

“注意看，”他小声说。

“切斯特！”咕哝声停止了，第三个人抬起头，一脸茫然的表情。

“3，182乘以5，997等于多少？”

第三个人眨眨眼睛，然后答道：“19，082，454。”然后又眨眨眼睛。

“这回我要问他一个难的问题，”温斯顿低声说道。

“切斯特，”他大声喊道，“8.105698乘以1000787等于多少？”

切斯特眨眨眼睛。

“81.120771。”然后又眨了一下眼睛。

“切斯特，美国总统是谁？”

这一次他没有眨眼。他笑了笑，傻乎乎的、令人心碎的微笑。

“乔治·华盛顿。”

“很好，”艾略特赞许地瞥了一眼说道。

“听着，如果说林肯解放了奴隶，华盛顿做了什么？”

“解放了樱桃树，”他答道，咧嘴笑得像个孩子似的。

“谢谢你，切斯特，”艾略特用支走弗里德曼大夫的同样的无比自信的声音说道。

“切斯特是个中学历史老师，”他解释说。

“在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世界？你是说，在他患病以前，在现实世界？”

最后这句话似乎惹恼了他。一道阴沉的神色掠过他的脸庞。

“另一个世界，”他坚持道。他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我想那也是他的教学方法，”他说着，大笑起来。但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那不是真的。在另一个世界，他教历史的方法和其他人一样，但他总是入不敷出。在他神经正常时，他把塞得满脑子的姓名、日期和其他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忘光了，但一旦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对数字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看了我一会儿。

“你不相信我。你想知道什么只管问，任何组合，任何计算方法。他立刻就能心算出来。这我清楚。多年来我一直在设法抓住他的错误。”

“如果他错了你怎么知道呢？”我不假思索地说。

他为我感到遗憾。

“你没注意到？他只有在不眨眼时才会出错。”

我错了。他并没有为我感到遗憾，并没有像我我想的那样。他在逗我玩。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

“不过那是真的，不是吗？”他问道。

“每当答案是正确的，他都会在回答之前眨眨眼。那不是从结果反推到原因的一个完美例证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真没什么可说的。我试图改换一个话题。

“你变了很多，艾略特。我不能肯定我还能认出你来。”

他脸上迅速浮过一丝微笑。

“你没有认出我来。你以为我是别人。”他似乎喜欢在私下里开开玩笑。

“一定是因为我的八字胡。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没有留八字胡。我还留了小胡子。”他带着一种悔恨的表情承认道。

“我还留了长头发。恐怕当时这里都有。人认为我有点儿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敢想象吗！接下来，你知道，这些人中就有人开始认为我真是耶稣基督。那也许不算太坏。至少那样我可以拯救基督教。但是，这里真有人——不是在这个病房里，是在另外一个病房里——认为他是耶稣基督。就我所知，他也许是吧。”他补充说，眼睛里闪着极度兴奋的喜悦。

“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得不开始质疑他自己的身份，因此我便剃去了它——讣胡子——剪短了头发，差点儿把八字胡也剃了，但是，我改变了主意——或者说，我的主意改变了我。不管是谁改变谁，我没有剃掉它。你过得怎么样？”

很难说得清，我感到更为惊讶的是他那快言快语的言谈，还是他那突然停住话头的行为。

“我一直过得非常好，”他说道。这时我还没想好该说什么，或者说，既然我终于和他面对面了，我该如何说。他似乎觉察到了我的每一个疑问，每一次犹豫，每一个细微的不信任。

“我说的是真话，”他继续说道，现在声音变得轻柔、平缓。

“我在这里过得更舒服。”

我扫视了一下土褐色的房间，里面有廉价家具，暗淡无光的地板，吊在天花板下面金属托架上的油漆过的管子；睡眼惺忪的勤杂员在看一本过期杂志；

三个病人坐在另一张桌子前，几乎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的第四个病人像个梦游者似的走向休息室与其他病房连接相通的走廊。

他的目光在等着我。

“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很久以前。”

“我从未收到过。”

“我从来没有寄出过。我知道我想说什么。我终于明白了发生的事——整个事情。我的思维非常清楚，前所未有的清楚。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一切。明白了一切，一切的一切，所有的关系，所有细微的差别，各种含义。”他解释说。他的眼睛炯炯发光。

“不过，当我坐下来开始写信时，一切全都从我大脑里消失了——所有的东西——我所记得的一切就是我丢失了我以为不会忘记的东西。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最后，我放弃了恕写下任何东西的念头。不管什么，听起来都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说，不是我真正想说的话。”

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微笑起来。他所描述的正是我自己常常经历的感受：无力把文字和思想连接起来。

“但是，那不是——”我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就脱口而出。

“那不是精神错乱豹征燕吗？”他说，扬起一条眉毛。

“是什么？”爬满他五官的扭曲表情消退了。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用我希望的那种方式写出想写的东西。”

“你想给我写些什么呢？”

他灼热的目光似乎失去了一些强度，仿佛他正在转向他自己的内心。我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时他变得更加像一副反省的样子，低头凝视着桌子，就好像是某人在猜谜底时的苦思冥想状。最后，他抬起头来，但是他没有看我，而是凝视着正前方。

“当我想杀……”他的嘴半张着，他的身体开始变得紧张起来。然后他开始了尖声的、断断续续的口吃，没头没脑地、押韵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

“杀……轧……抓……叉……”他的脸绷得紧紧的，然后又开始发抖，就好像要炸开来似的。他的眼睛变成了两个巨大的黑糊糊的空洞。

“……花……发……巴……蛙……”他急促地吐字，说得一个字比一个字吃力。然后，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他眼睛里又恢复了生气，脸上重新有了表情。

“我想写信告诉你我想杀你的那时候的情况，”他用完全正常的声音说道。

不知是他没意识到他刚才所做的事情，还是他已对此习以为常，以为凡是他与之打交道的人都不会在乎，他错误地认为，我沉默不语是因为我不是十分愿意谈论我自己遭遇的谋杀未遂的事。那就是他被指控的罪名，那就是他被送到这儿来的原因，他被送进了州医院的法医病房，被诊断为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对别人显然是个危险，或许对他本人也是个危险。

“我也会那样的，如果你不把我的枪夺走的话。”他以一种高兴的漠不关心的口吻说道，就像是某个人在对你说，如果你不是在网球比赛快结束时可笑而幸运地打了一个好的回球的话，他就会赢了最后一局。

我已经等待了很久，想告诉他他错了。

“我不认为你有过杀我或杀别人的念头。你病了，艾略特。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天，你来到大楼里，在大厅里来回地走÷尖声喊叫着那些谁也听不懂的威胁的话。然后，你走进我的办公室，挥舞着那把枪。实际情况是，假如我当时和你谈谈，让你冷静下来，而不是去夺你的枪，枪决不会走火，也不会打中我的腿，我们就可以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帮助。你听我说。在那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用枪对着我。你的举动把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受到过那种惊吓。当时我脑子虽什么也没想，本能地做出了反应。我不该那样，我向你表示道歉。我知道你决不是有意要伤害我。”

这话我推迟了整整十二年才说出来，尽管在我的潜意识中，我知道说出这话将卸去我心头的一个沉重负担。艾略特一只手伸过桌面，放到我的肩膀上，仿佛想对我这些年来所经历的痛苦表示安慰。

过了一会儿，他收回手去。

“你在和我老婆上床，”他说道，眼睛发亮。

“我几乎都不认识你老婆，”我气急败坏地说道，突然转入了守势。

“不管是什么使你想到……谁使你想到……”

他看着我，嘴唇上露出一丝冷漠而讥讽的微笑，对我为否认自己从未做过的事而表现出来的愤怒感到好笑。

“我知道你没和我老婆上床，”他说，点点头表示他相信那是真的。

“但是，当时我是那样想的，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我错了。甚至在离婚以后，我也不知道以前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她还能做什么呢？我在这儿。你总不能指望她继续和一个疯子——一个罪犯疯子——保持婚姻关系吧，是吗？直到她再婚后，一切才真相大白。直到那时候，可以说，直到最后，我才明白发生的一切，甚至连起因都知道。我不是说他们有预谋，”他补充道，说完飞快地瞥了一眼，带着后悔的神色，“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不过，即使他们知道，那对他们也没什么两样。”

他的脑袋耷拉下来，目光注视着我下巴下面的一点。

“你曾经提醒过我要防着他。你还记得吗？”

“杰弗里斯？”

他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

“我过去认为他很坏。我错了。他很下流。坏人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杰弗里斯从没做过什么有趣的事。”他的头一动不动，目光在我脸上慢慢往上移，直到与我的目光相遇。

“你知道杰弗里斯死了吗？”我问道。

他抬起头来，睁大了眼睛。

“死亡和背叛，我生命中的福运。”

“你生命中的福运？”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他手一挥，拒绝回答我的问题，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奇怪的胜利者的神色。

“我也说不清楚。我所能告诉你的是，有时候对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惟一办法不是简单地接受它，而是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他似乎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虽然他说的还不足以使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说他的话是有意义的话。

“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他说道。他的目光迅速移向了另一张桌子。

“你别他妈的老在翻那本杂志好不好！”他尖声喊道，使我感到很厌烦。那个病人几乎连看都没看叫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就停止了翻动书页，静静地拿着杂志摆在眼前，一动不动。杂志拿倒了。

“杰弗里斯死了！”他有礼貌地说道，两眼看着我，仿佛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高嗓门说话。

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而且与他在此之前和紧接下来的表现如此不同，我不得不再次表示怀疑，他是否始终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怎么死的？”

“你真的不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那一直是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我不订报了，”他冷冰冰地说道。

他也许没有报纸看，但是，放在墙半腰胶合板架子上的电视机正在娱乐室那头的角落里闪烁呢。

“我从来不看电视，”他说道，对竟然有人会认为他看电视感到惊讶。

“跟我说说，他怎么死的？”他非常好奇地坚持道。

“他是被谋杀的，被刺死的，半夜里，在他的办公一室外面，走向他汽车的途中。”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问道：“他们有没有修改凶杀的定义？非法杀人？”

“没有修改，始终是那个定义。”

“那样的话，那不是凶杀，不是谋杀，”他说道，仿佛我立刻就会懂他的意思，而且也不可能不同意他的结论。

“你的意思是，”我试探地说道，“那不犯法，因为肯定是有某种理由的？比如，自卫？”

“不，我的意思是，那不可能是杀人，因为杀人是非法地杀人，不管杰弗里斯是什么，他肯定不是人。不，那不是谋杀。”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或者说，甚至不知该如何去想。

“要我告诉你他们干的事吗，已故的卡尔文·杰弗里斯和我那永远无可责备的妻子琼？”

他转过头去，好像他刚刚听见有人喊他似的。

“杰弗里斯死了，”他自言自语道。他的嘴角向后扯，直到他的颈腱拉紧为止。然后，又开始口吃起来，那种病态的重复押韵，像远方教堂钟楼里生锈的大钟发出的刺耳的叮当声。

“杰弗里斯死……紫……此……四……”他凝视着前方，眼神茫然，大脑意识也是一片空白。

“红……彤……容……”他被话哽住了，好像他丧失了吸气的本能，在慌乱中他以为自己应该呼气而不是吸气。

口吃停止了，口吃的记忆也停止了。

“杰弗里斯死了，”他说，每一个音节都发得非常清楚。

“是谋杀。他们说没有好下场。要我告诉你他们，伟大的法官和可爱的妻子，对我干的事情吗？”

他移开目光看着别处，深凹的眼睛里露出渴望的神情。那是一种有时候在比艾略特·温斯顿年长许多的男人们脸上可以看得见的神情，那是他们开始回忆往事时流露出来的神情，他们回忆的不仅是逝去的青春韶华，而且还有他们年轻时观察世界的方式。

“我相信了他。我相信了他们两人。我崇拜杰弗里斯。和他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上班十分荣幸。他无所不懂。他无所不会。关于法律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看看我，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光亮。

“你知道吗？我们所用的大部分程序法都是他写的。”他再一次转过脸去。

“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写程序法的，为什么要写，他还告诉我当他像我一样是个年轻的律师，试图混出名来时所发生的许多其他事情。我们经常在一起度过长长的夜晚，有时候我们四个人——杰弗里斯，他的妻子阿黛尔，琼和我，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他的妻子是个病人。”一丝奇怪的、几乎是险恶的笑容爬过了他的嘴。

“一个病人！她是个瘾君子。”

我难得见到阿黛尔·杰弗里斯，当时在某个社交场合我正好碰见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她应该比实际年龄要大五六岁，每个细末之处都看得出来。她脸上的脂粉非但没能掩饰她的衰老，似乎反而突现了爬过她额头的深深的皱纹和她脸颊上松垂的皮肤。然而，她的眼睛却活泼警觉，仿佛是在开心地观察着她自己可怜的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有关她的流言蜚语多年来一直在流传。那种窃窃私语、含沙射影成了人们对她的看法中抹杀不掉的一部分。谁也无法说清楚她到底做了什么事，但是人人都知道她不是太对劲，人人都知道她除了酗酒以外，还常常需要药物。

“可怜的阿黛尔，”艾略特说道。

“我敢打赌，波特兰所有的医生都曾经在某个时候接到过她那出了名的电话。我有点儿喜欢她，”他补充了一句，算作插人语，“尽管我知道她一定是疯了。”他意识到刚才的话有些可笑，便来回移动着目光，同时，他耸耸肩膀，双手一摊。

“她真是疯了，”他坚持说，变褥更严肃起来。

“她会在黄页上‘内科医生’一栏下上个个地寻找医生的号码。有一天我看见她在找电话号码。她坐在厨房里的一张凳子上，皮肤发皱的手指在名单下移动，眯缝起眼睛以便把名字看得更清楚。一旦有人接电话，她便清清嗓子，非常正式，非常严肃地宣布，‘杰弗里斯法官夫人’——那是她对自己的称谓——要找多利特尔大夫或霍米沃大夫，仿佛她是在介绍美国总统。他们总是给她接通电话。然后，她又会像刚才一样，宣布她是杰弗里斯法官夫人，询问大夫能否发发善心为她再配一剂吗啡或杜冷丁或别的数十种药中的一种。那些药能够去痛，使神经麻痹、情绪振奋、意识幽闭。她每天早晨、中午，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天深夜都要大把大把地吃那些药。”

艾略特喘着粗气，瞪眼看着我，好像杰弗里斯法官夫人的沉溺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过错似的。然后，突然间，他脑袋往后一仰，开始大笑起来。

“她没有什么毛病。从来没有过毛病。她有过一些小毛病，如扭了脚脖子——多年以前——诸如此类的小病。她跟我说过一次，在她一次清醒的间歇期间。在那之后，每次她一有什么地方疼，只要是一阵不舒服，杰弗里斯就会给她服一些药，只是为了止痛。到最后，她上瘾了——离开药片就不能活，还有毒品和酒。杰弗里斯不介意。他鼓励她。为什么要和疼痛较劲呢？这是甩掉她的一个办法。她总是在那儿，但是她又根本不在那儿。他娶她是为了她的钱。现在她在什么地方的一个疗养院里。她也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杰弗里斯策划了一切。当他们依然有婚姻关系时，他宣称她为无能力者，把她的所有东西放入一个财产托管机构，自命为财产受托人。我告诉过你，他对法律非常精通。”

艾略特睁大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呼了出去，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

“你知道他是让谁起草那些文件的？你知道他是请谁处理整个事情的？”

我不愿相信那事，但我知道它一定是真的。

“是你干的？”

“我本来不想干。我真的不想干。我告诉他，我认为她很正常，也许她看医生的话，他能够让她停止酗酒，停止服用所有的止痛药。他告诉我，他所交谈过的每一位医生都告诉他同样的话，说太晚了，说损伤是永久性的，说她需要二十四小时不问断的照料。

“我仍然觉得事情不对头。他坚持说，他比我更了解他的妻子。他会感到惊讶，是的，而且失望——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失望——如果他请我帮他的忙，我拒绝他时。他帮过我的所有忙我全忘记了？当我误了提出申述的限期或者需要额外的时间去完成某事时，他晴睦意我那样做实际上是犯法的。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些以前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事情。他说有时候他对动议作出有利于我的裁决，是因为他相信我总是想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有人发现了那些事·如果他泄露了他所做的事情，他便会惹上大麻烦，我也同样。我们必须相互信任，他说。当然，我想他不可能做出什么不利于他自己太太的事情。我不可能知道这对于他是多么痛苦，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我去处理这件事。他可能认为他和阿黛尔开始都把我当作他们的儿子来看待，让我去办这事可以使他摆脱痛苦吧。”

他磨着他的牙齿，眼球简直要跳出眼窝。

“在听证会上，她坐在我旁边，温顺，没有异议，一直到最后结束。她倾过身子，茫然的微笑依然挂在她的脸上，用银铃般清越的声音对我说：‘你帮助他甩掉我，但是，他想甩掉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然后她开始大笑起来，这种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持续不断，越笑越响，最后我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害怕那惊人的声音会撕裂我的脑袋。有时候，如果我不小心，我会在睡梦中看见她的脸，我会再次听见她的声音，那个我没法听的阴沉警告。当然，当时我所做的一切只是看着他们把她带走，那可怕的笑声尖叫着穿过法庭。当时我脑子里惟一的想法是杰弗里斯毕竟是对的，造成的伤害太多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她安置到一个地方，那儿她能够得到她所需要的经常的照料。

“她曾经试图提醒我，但是直到那时候我仍然相信杰弗里斯。我怎么能不相信他呢？”他看了我一眼，精明地问道。

“我只是帮助他甩掉了他的妻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有道理的。我敢肯定杰弗里斯认为他是正当的。”

艾略特反应敏捷，异乎寻常的敏捷，他立即捕捉到了我眼睛里闪烁的一丝疑问。

“他当然是那么想的。在每一步，在他与她生活过的所有那些年里。想想看！她出了个小意外；她处在痛苦中；服药有用。她停止了抱怨。他本该立即就注意到那一点的。终于！对于他来说，从她那喋喋不休的、没有头脑的谈话中得到了解脱。在那之后，每次她一提疼痛，杰弗里斯就给她用药。他总是能弄到药。他认识人。他认识医生。他认识——哦，不错，他非常熟悉——那个医生，管理我亲爱的、可爱的、忠贞的妻子琼工作的那家医院的医生。

“他们就是那样认识的。一切就是那样开始的。起初是清白无辜的。通常是这样的，不是吗？清白无辜，我是说。虽然那些讨厌的、肮脏的念头已经开始爬进他们的脑子，就像啃噬尸体的蠕虫，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梅毒病人身上的螺旋菌一样，但是他们表面上只不过是两个文明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关心那个伟大男人的妻子的幸福。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那一点，”他发自肺腑地补充说，“但是回想起来，我几乎敢肯定，无论什么时候我和他们两个在一起，都有一种特别的气味——一种恶臭。”

他停顿了一下。

“你以为我是在编造，以为那完全是我的想象？”他问道，严厉地侧视了一眼。

“人们不是说，当两个人互相吸引时，他们之间会起某种化学反应吗？你小的时候没有把几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看看能弄出什么最难闻的气味来吗？”

“不过，你说得对，”他承认道，一只手在他脸前来回挥动。

“当时，我什么也没注意到。”他脸上有一丝惊讶的表情。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们两人一直在谈论有关法律的事情，而她总是问他妻子的事。我第一次注意到不对头是一天晚上我们在用晚餐时，我们三个人。他的妻子——哦，你知道——‘不舒服。’还没喝咖啡，琼就不得不先走了。她要去医院上夜班。她走了之后，杰弗里斯看起来好像很消沉，仿佛有什么事情在困扰他。最后，在我催促他开口之后，他问我琼是否一天要上两班。当我告诉他不是，她整个星期都是上夜班时，他看上去似乎很苦恼的样子。他说，那天下午他到那家医院去看他的朋友，管理那个医院的医生，他看见琼步履匆匆行走在远处的过道上，因为太远，她没有看见他，他也没有向她打招呼，但是，他肯定那是琼。

“我尽最大努力结束了那个话题。‘她也许是被叫去处理什么紧急情况吧。那是常有的事。’他假装赞同我的话，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我。”

艾略特头朝前低下，用手揉了揉颈脖子。

“你不觉得那是一种相当精明的策略吗？对某人暗示他的妻子可能在于着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你就成了他最不会怀疑与他妻子有什么不正当关系的人。毕竟，杰弗里斯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迟疑了一下又说道，“至少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怨恨。

“我来这儿时是三十三岁，与基督死的时候同岁。你知道人们关于基督所说的最有趣的话是什么吗？”一时间，他流露出一种不确定的表情。

“是人们说的，还是我虚构出来的？那没有关系。”他的脸容光焕发。

“‘如果基督当时还活着，他会改变主意的。’那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瞧，我活下来了，我改变了主意。我相信他，我认为他不会做错事。然后，当我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事情时，他是何其堕落时，我明白了，我自己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他的眼睛忽闪着，一丝微笑掠过他嘴上。

“精神失常也是有某种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