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大夫要晚到几分钟。我在一把有坐垫的椅子上坐下·翻阅起一本计算机杂志来。我飞快地看了一篇文章开头的几句话，说是印刷品很快就要过时了，随后，我就把它扔到一边，心里在疑惑文章的编辑是否看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我听见一个声音：“是安托内利先生吗？”

我转过身，发现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正用坚毅的、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他一头浓密的褐发，一张完美对称的圆脸。他身穿一件斜纹软呢运动夹克衫，胳膊下夹着一本弹簧夹写字板。我们握过手以后，弗里德曼大夫领我到他的办公室，轻轻指了指他那张政府发的金属写字台前面的两把没有扶手的椅子。房间里有两个钢质书架，一个靠着我落座处旁边的墙壁，另一个小一点的挡住了写字台后面窗户下面的那面墙。

“弗里德曼大夫，我——”

他已开始聚精会神地看起写字板最上面的那页纸。他抬起头，带着轻快的微笑，扬了扬手。

“我马上就和你谈，”他说道，又继续看刚才正在阅读的东西。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不生气，有意识地放松。他翻过一页，开始看下一页。片刻之后，他又翻到下一页，然后，显然对他所看的东西感到满意了，便点了两下头，将写字板推到一边。他身子靠在转椅上，跷起二郎腿，手搁在大腿上，旋转起手中的铅笔。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安托内利先生？你是来看望我们的一个病人，对吗？”

“艾略特·温斯顿。”

“艾略特。对，我认识。”他手中的铅笔来回转着四分之一圈。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后就从没离开过。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不明白为什么在见艾略特之前，我必须先见他。

“你说呢？”

弗里德曼的声音亲切而单调，听得我开始感到不安起来。还不单单是他的声音，他是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始终在寻找异常言行的征兆。不知他是否意识到，他正用一种冷静和冷漠的眼神仔细地观察着我，我想他就是经常用这种眼神诊断各种各样精神病的。

“我不觉得真有问题嘛，”我说。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窗外。

“但是，我年轻时每天夜里都要做两个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杀死了我的父亲；在另一个梦里我与我的母亲睡觉。”我的目光又回到他身上。

“不过，那只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很正常的阶段，不是吗？”

他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话，虽然他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但他并没有要笑的意思。该轮到我来仔细观察他了。

“有些事情我一直想问。”

“是吗？”他谨慎地回答。

“你知道那句老话吗？如果你对上帝说话，你会没事，但是如果上帝对你说话，你就有麻烦了。”

他迟疑不定，吃不准我说这话是要把话题往哪儿引。

“是的，”他拖着长腔说道。

“那么，你对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人怎么看，因为每次他祈祷时他都发现他在与自己交谈？”

他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

“这倒挺有意思的。我一定要记住。不过，说到底，那等于是一回事，不是吗？无论是上帝与他交谈，还是他认为他是上帝在与自己交谈。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显然都是在妄想。”

“精神病？”

他耸耸肩。

“对，当然。”

“这倒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吗？当摩西说上帝赐予了他写着十诫的书板时，他不是在撒谎就是在妄想——精神病，根据你的诊断。结果当然也就是，西方世界的整个道德和法律框架要么是建立在谬误之上，要么是精神病妄想的一部分。你认为是哪一种情况？”

“我想哪一种都不是，安托内利先生。”他操着老练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

“我们在谈论的是那种会影响正常人、普通人的精神疾病。我们在谈论的是发生在艾略特·温斯顿身上的那种事。”他补充说，试图把谈话引到安全些的话题上来。

“艾略特与上帝交谈吗？”我问，出于好奇。弗里德曼噘起嘴，眯缝起眼睛，凝视着远方。他又开始在手指间来回转着铅笔。

“你是说，上帝与他交谈？”他说，他的目光收了回来。

“回答是，我不能肯定我知道。有时候他听见声音，对，但是，是谁的声音……”问题悬在沉默中，得不到回答，而且从他脸上疑问重重的表情上看得出来，那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他眼睛中露出令人鼓舞的神色，使人看到了希望。

“只要他坚持药物治疗，看起来一切都会好的。”

他伸手从写字台前角的一个金属架上抓过一个卷宗。他弯腰俯在打开的文件夹上，食指从顶端移到底部，然后，摇摇头，翻到下一页。

“他刚来到这里时，他们给他用了一些相当可怕的药物。主要是，氯丙嗪。”

他合上了卷宗。

“哦，那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只有那种药。”他试图解释。

“我们必须记住，当时他被认为有相当严重的暴力倾向。坦率地说，他们给他用了大量的麻醉剂。你有没有见过使用大剂量麻醉剂的人的样子？”他问道，一脸厌恶的表情。

“他们看上去就像傻子。他们的身体几乎失去了一切机能。我不会那样做，即使他有暴力倾向——哦，顺便说一句，我对那事有一点疑问。他脑子有毛病我没有任何疑问——他现在还是精神不正常——但是，自从他成了我的病人以来——到现在有三年多了——我从没见他有暴力行为的迹象。

“他最初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那是他来这里之前做出的诊断，当时，他被认为患有精神病，送进了州立医院，而不是用刑事司法系统正常的方式去处理的。‘有罪，但是有精神病。’那就是判决词。”他开始解释。

“噢，对不起，”他连忙道歉。

“你是一位律师，对吗？你也许对这类事情都很了解，是吗？”

我想起了我因藐视法庭罪而服刑的头一个晚上在我身边坐了一会儿的那个男人，那人以为我是来秘密帮助他的，因为他头脑里的声音告诉他，那就是我去那儿的原因。

“我了解一点点，”我答道。我没有告诉他我在监狱里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对他讲了我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

天下起雨来了，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四周阴沉沉的，使人感到很压抑，雨水哗哗地流下窗户，把透过窗户看见的景物扭曲成奇特怪异的形状。

“我曾经办理过送罪犯进精神病院的案子。标准是看他们是否会对别人，还是对他们自己构成危险。我们会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有时候在会议室里，有时候在法庭的议事台旁。无论是谁提出应该送罪犯进精神病院，都要陈述他们的理由。然后，因为法令要求有两位医生做出诊断——但永远不可能找到两位愿意为了微薄的报酬去耗费一个小时的医生——因此，通常会请一位年轻的普科医师和一位心理学家。”

弗里德曼开始认真思考起来。他听我说话的神情，就像是某人在一边看报或与人谈话，一边听着收音机或电视机里的声音似的。

“我当即就发现，”我继续说下去，直视着他，“医生们的问题从来问不到点子上。”

你几乎听得见一片单薄的透明薄膜从他的眼镜镜片上滑落下来的声音。

“因此我决定我来接这个案子。我的当事人说，他一直听见头脑里有三个声音在说话。医生们需要听见的就是那些声音。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听见的这些声音。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看着我，脸上容光焕发。‘知道，’他急切地说，很感激终于有人提问了。‘琳达·伦斯塔特，罗伊·奥比森，还有康维·特迪。’”

弗里德曼又用冷静的目光凝视着我。

“真有趣。但是，至于他听到的是谁的声音，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听见了好几个声音。”

“其中一个医生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向那医生指出，虽然我不能肯定地说我曾经听到过其他两个声音，但我脑子里常常听见琳达·伦斯塔特的歌声在回响。我还告诉他，如果他没有听到相同的声音，我会毫不掩饰地感到非常惊讶的。实话对你说，这要看她唱的是什么歌，有时候，她的声音在我的头脑里就是挥之不去。甚至此时此刻，就坐在这里，如果我集中思想的话，我便能听见她的声音。我是说，一旦开了头，‘我被骗了，我被虐待了’的声音就无法停止下来，对吗？好了，请告诉我，弗里德曼大夫，我能去看看艾略特·温斯顿吗？还是我必须首先把自己关进精神病院，成为一个病人？”

一时间，我以为他会谨慎地考虑我的请求。

“不用，”他说，飞快地眨了眨眼睛，一丝紧张不安的笑容掠过他的脸庞。

“艾略特想见你。那是我担心的事情。”他立即改了口。

“不是我担心的事情，是我感兴趣的事情。你瞧，安托内利先生，你是来探望他的第一个人。”

他在等待着我的反应。我感到他想看看我是否知道艾略特人院以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些能使他对他的病人有进一步了解的事情。

我礼貌地笑了笑，客气地表示了我的疑问。

“他有孩子，有父母，有亲戚，还有很多朋友。不用说，有些人肯定来看过他。”

他抚摸着下巴，谨慎地看了我一眼。

“我应该说，你是他允许来看他的第一个人。其他人也试过，不过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你是他惟一想见的人。实际上，他盼望着要见你。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把问题踢还给弗里德曼。

“他说是什么原因？”

“他说你是他工作过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你给了他那份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想要成为你那样的人。”他停顿了一下。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不过，我也非常肯定，那不是他想见你的真正原因。”

他直率地补充说。

“有别的原因。也许你想见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安托内利先生。为什么现在来呢？”

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也没有认为我等这么长时间才来是做了件错事。这只不过是一个想要帮助我的人对我提出的问题。

“我一直都想来，”我解释道。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来。在他来这儿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开车来过。我事先没有打电话。我就决定来了。开了一半路程，我改变了主意。我对自己说，我来之前应该预约一下，但是，那只是个借口而已。”

他的头动了动，只是稍微转向右边，但那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的左眼注视着我的时候，他收回了右眼的目光，仿佛有什么别的东西需要去看似的。

“我始终觉得对发生的事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发生的事？”他的声音平静，令人感到安慰，话语中满是恰到好处的鼓励。

“对。我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每一步。但是我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直到最后才明白，但为时已晚。我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在它发展到那一步之前采取措施的，尽管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能做些什么。”

弗里德曼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要求我解释。

他坐在那里，观望着，等着我说下去。

“你读过萨卢斯特吗？”他没有答话，我便解释说：“罗马历史学家。”

“噢，”他答道，轻声笑了，承认自己的无知。

“但是你一定读过。我一直都很羡慕阅读严肃书籍的人。也许有一天吧。等时间充裕的时候。”他微笑着，等着我继续往下说。

“直到大约一年前，我才读了他的著作。它使我想起了，或更确切地说，它解释了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某人对艾略特·温斯顿所做的事情。萨卢斯特谈论了他所称的热情和天真的人向犯罪同谋转变的这一现象。首先，他们让你撒一个天真无邪的谎，一个白色谎言，一个不会伤害任何人，甚至还能帮助某人的谎言。然后，他们让你去说真正的谎言。你以前已经撒过谎了，反正已经做了，这仅仅是个程度的差别而已。”

弗里德曼，被动的观察者，正在出神地听着，被阴险的罪恶逻辑吸引住了。

“一旦他们诱使你撒这样的谎——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谎，如果败露就会使你惹上麻烦，惹上大麻烦的谎——那么，要引诱你采取暴力行动就不难了。不是随便针对任何人，这你是知道的，而是针对做了坏事的某个人，一个敌人，一个参与阴谋的人，这种阴谋是针对你所信仰的一切的。但是·在完事之后，你却发现你搞错了施加暴力的对象了，那人是被冤枉的。你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不得不将它掩饰起来。你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但是，你一个人又做不到。你那些教你撒谎的朋友，那些说服你采取暴力行为的朋友对你说，人人都会犯错误。你的那些朋友对你说，他们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谁也不会发现你做的事。毕竟，朋友必须互相保护。于是，到最后，当他们做出你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时——某种并非什么悲剧性错误的后果的事情——他们，你的这些朋友们，会来找你并提醒你，当你需要保护时，他们是如何保护你的。”

弗里德曼凝视着我。

“有人对他做了那种事？”

“我想是的。没有暴力。暴力是后来才发生的，在他神经错乱以后。但是，在那之前，不错，我想是有人对他做了那种事。我想他是一步一步地被别人从一件事引到另一件事的，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他已经变成了他不想成为的那种人，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人会做出那种事情来？人怎么可以做那种事情呢？不过，他毕竟是个律师。有人叫他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一定知道那事是错的。”

我们对自己狭窄、有限经验之外的事物，反应是何其幼稚，何其轻信！弗里德曼大夫这个研究人类行为的医生，真的以为法律是一个由牢固准则构成的严密体系。我开始对自己的分析更加有信心了。

“有一位法官，”我开始解释。

“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人。”

弗里德曼用力地点点头。

“当他年纪很小时，他父母就离婚了。他是由母亲抚养大的。他很少见到他父亲。艾略特总是受到年长男人的吸引，他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领路人和灵感的源泉。他被你吸引就是这个原因。你比他年长，又是个成功的律师，是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的榜样。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他需要他仰慕的某个人给予他鼓励和认可。他会依赖——极端地依赖——能够给予他鼓励和认可的任何人。法官——是的，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法官的认可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我认为他关于艾略特对我的看法的观点是错的，但几乎可以完全肯定，他关于艾略特离不开杰弗里斯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你认为这位法官滥用了艾略特的信任？”

这是一个只有从来不认识卡尔文·杰弗里斯的人才会提出的问题。

“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当时事情似乎并不是那样。”

说完这话，我立刻就怀疑那些事情现在是否仍然那么重要，也许我把它们看得过于重要了。

“在他们初次相识后不久，艾略特就在一次办案时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或者说，至少他被告知是这样。事情似乎很蹊跷，他一直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当律师，”我顺带解释道，“做什么事情都有时间限制。提出这个诉讼案是十天时间，对那个做出答复是二十天时间，每件事情都有一个时间表，如果你不能按时完成，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你的诉讼请求就得不到支持，你得支付对方的费用，你就会输了那个案子。这艾略特都清楚。当他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时，他看上去像个死人一样。但是，当我第二天再见到他时，他脸上流露出既尴尬又感激的表情，像是刚刚被人从自己的愚行中拯救出来。他告诉我，那个法官指示他的书记员把文件的日期改早。大家都知道，在那之前，艾略特从没出过什么差错。”

弗里德曼大夫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着，伸出指尖按在一起。

“由于他的身份，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律师和法官的关系，准则被放宽了。现在那种关系更加密切了，因为他们一起做了他们必须保守秘密的什么事情。我明白了。是的。”

“几个月后，那种事情又发生了。或确切地说，这事情又让我知道了。我不知道在那之间发生过多少次。当时他正在处理一个诉讼请求，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那事。那个案子很有意思，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意识到他是要了解什么内幕情况。同时我也感到，如果在初审法院不能胜诉的话，实际上他有机会将它提交上诉法院，并有可能帮助制定某条新法律。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向我表示感谢，说我给他提供了一些新的观点，他要付诸实施。我问了他案情摘要应该什么时候完成，他说是第二天上午，但是他认为他会在周末写好它，星期一交出来。当时我脸上一定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他笑了笑，让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总是会宽限我几天，如果我需要的话。’

“‘但是你不能那样做。’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非常生气，他竟然会如此全然抛弃遵循法则的责任。

“‘为什么不能？’他问道。‘这又不会伤害任何人。’那就是他的回答，我记得我当时很震惊，倒不是对他的话感到震惊，而是对他说话时的那种几乎是玩世不恭、麻木不仁的口气。好像那些法则是为其他人制定的，是为不知道实际工作程序的人制定的，是为那些他认为还不能使人相信他们能独当一顽的人制定的。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到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说清楚是什么，但是那些事情使我明白，他认为我也是那种人之一。

“从那以后，我就不经常见到他了。他是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也许每天会见到他几次，但是我们不交谈，不像以前那样。不过，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们之问的关系是否有任何变化，我也许会认为没有什么变化。那种变化是察觉不出的，就好像有些事情，发生了但你并没有意识到，直到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一切都变了，你才开始知道它。当然，至于艾略特，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就不用问了。”

弗里德曼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他以为他明白。

“枪杀的那天。”

“不是，”我说道，摇摇头。

“枪杀是后来发生的。如果我们中任何一个人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稍微有所了解的话，枪杀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想想看，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发生在我们周围人身上。艾略特疲惫不堪，工作过度，他精神崩溃，因此，那肯定是压力造成的。让他休息一段时间，让他去做做心理咨询，一切都会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第一个说：艾略特精神错乱了，需要送进医院治疗。

“那天审理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却会毫不犹豫地这样说的。他刚刚直接讯问完被告方证人。他坐了下来，使劲抓挠手腕背部。当公诉人手按十字架问他第一个问题时，他抓挠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陪审员开始看他。艾略特正在撕扯他的皮肤，掐进肉里，血流了出来。一位陪审员尖叫起来，当大家转头看着他时，只见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手在空中猛力地挥舞，染满他自己鲜血的指甲闪亮着，嘴里在对他自己的证人大喊：‘你和他们是一伙，是不是？我看见了你看着公诉人的眼神。我看见你们两个相互使眼色！’他转过身来，开始向陪审团挑衅。‘我看见了你们看他的眼神，还有你们面面相觑的样子！’他转向法官，最公正的法官之一。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案子编号是多少？’他问道。

“那话使大家都怔住了。谁也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出生那年的年份，’他说道，仿佛那能证明一切似的。‘你也是他们一伙的，是不是？’

“那事发生后很久，事实上是枪杀事件发生之后好几个月，我看了文字记录，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简直无法相信看见的一切。就在出事的前一天，他似乎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正常。”

“那并没什么令人惊奇的，”弗里德曼安慰我。

“那是个典型的病例。急性精神分裂症，是一个人的疾病症状的突然发作，在此之前，那人的一切行为看上去都很正常。你描述的那种妄想症状正是你将会看到的情况。大脑的化学成分突然发生了变化，也许是轻微的变化，但这一轻微的变化可能就足以引发疾病。通常情况下，这种疾病正是由你描述的那一种危机诱发的，就是发病者感到无法逃避的某种感情创伤。”大夫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们走吧。艾略特在等着呢。”

大雨倾盆而降，打到人行道上时爆溅起来。远处雷声隆隆，闪电照亮了天空。我们拽起外套罩在头上，冲进雨中，一溜小跑穿过停车场向另一侧的医院奔去。

“告诉我，”我们一进屋弗里德曼就问道，“你显然对发生在艾略特身上的事情极感兴趣。你看了文字记录，是因为你想知道第一个插曲——你所说的他精神崩溃——发生时的情况。关于开枪，就是他犯下的罪行，你了解些什么？”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仔细看着他的眼神，最后我确信他真的不知道。然后，我转过身子，我们继续沿着长长的阴暗的过道走去。

“我是他开枪要打的人，”我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