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一直把他的征服者留到星期一。带上几袋腊肉片，他去了邀请他的朋友在巴黎的家里，他给雪莉留下了钥匙和一点钱。他满心希望，留她独自在家里，她肯定会灰心，于是也就离开了。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只发现一封告别信：多么美妙的惊喜呀！

自由了，雪莉关掉了手机：悉尼的警察就只能等她自己回澳大利亚了。和她的通话者约好的，她准备去马尔里勒华。她急于认识莫莱真正的寡妇，尤其是要取到她留给她的机票。如果没有这个帮忙，她只能呆在巴黎或者回悉尼。她找了一支铅笔，在电话机边上的便笺本上画了几句：“丹尼尔，我晚上回来。呆会儿见。”

她把字条压在电话机下面显眼的地方，叫了辆出租车，套上衣服，关上门，下了楼梯。出租车几分钟后就到了，司机甚至没抬眼看一下乘客。雪莉做在后排，说了地址：“去马尔里勒华。到的时候我再把街的名字告诉你。”

华人司机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女乘客。她说的地址不怎么容易走。他对郊区不熟。

她不得不重复了一遍：“马尔里勒华。急事。请您快开车！”

开出一点路，中国人在三辆空车旁停了下来。

在第四辆出租车上，司机打着瞌睡。他叫醒他，两人断续说了句话。中国人回到驾驶室，然后加快了速度。

因为方向错了或是为了找路标，旅程似乎没完没了的。到达马尔里广场的时候，绝望中司机幸好遇上一个路人指点了他该在哪儿转弯，他拐上一条向丘陵延伸的街道。找了半天，他终于找到了百叶窗关闭、门窗半掩的房子的号码。

雪莉问他能否等她，他拼命摇头推辞。她付给他记价器上显示的钱数，又给了丰厚的小费。中国人走了，为终于摆脱了这位麻烦的顾客松了口气。这天他是顶替一个比他更耐劳的同胞跑郊区的。

雪莉走进阴暗的花园，向房子走去。她并没有陌生感：她一直都住在1900年风格的房子里。她对这类房子有一份亲切感，风格也是她所熟悉的。

她上了台阶，根据指示在托盘里找钥匙。在又湿又冷的黑暗中，她想起了莫莱，想起他在科伦坡停尸房里那张古怪的脸。她仿佛看见自己抓着手帕，悲痛地说：“是的，是我丈夫。”寡妇，真正的寡妇就住在这里。她几乎感到自己和她的类似。

她的手指终于碰到了一个冰冷的东西：钥匙。她把它取出来。门锁原配的大钥匙不在那儿；一把小钥匙倒还管用：是安全门的钥匙。要用力推木头门才能跨过陈旧的门槛。她进去，一动不动地，环视了几分钟。寂静是沉重的。

慢慢地，她模糊地看见门厅，于是走过去，却撞到了一个小家具；她抓住即将摔到地上的台灯，把它放在地上，按下开关。

“没电”，她发现。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借着微弱的火光穿过过道。她走进厨房。本想找一根蜡烛的，结果找到了电源开关。她找到电闸，拉了下来。底楼的好几盏灯亮了。因为害怕，她赶紧跑回客厅找开关：那么多的灯光很可能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她关了所有的灯，除了地上的那盏，然后上楼，她在每个房间都看了一眼。接着她看了小小的浴室，检查了一下药柜里的内容，发现了一个化妆包。借着过道上的灯光，她又查看了隔壁的房间。发现这个房间住的应该是个女孩，之后是长大了的姑娘。可能是莫莱女儿的房间。小床上少了多数孩子有的绒毛熊；只有一个布娃娃，手脚脱了节的那种，靠在布头缝制的靠垫上。在床罩旁边，当写字台用的一张桌子上，雪莉发现了一个手提电脑。在桌子的后面，她看到了一排可能新近才安装的插座，因为看上去很新。可能有人在这个房间用电脑。她在找黄色信封。别人告诉她放信封的地方她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

雪莉不知所措地打开抽屉：没有信封。如果她找不到机票，她就根本不可能按时赶到洛杉矶了。她下了楼，看到连着饭厅和厨房的走道上有一扇窄门，让人联想到孩提时候的噩梦，对妖怪的恐惧。

“可能是通向地窖的门。”她想。她走过去，突然，她听到开门的声音，尽管她的钥匙还插在门里头。外头有另一把钥匙在开门。

她呆在原地，挨着地窖的门，恐惧攫住了她。从门厅那边传开一个西班牙口音很重的女人的声音：“有人吗？”

雪莉回到饭厅，看到面前一位目光犀利的小个子女人。

“您是谁？”雪莉问。

“我？清洁工。我叫赛维拉。您是谁？”

“您雇主的朋友。”

“她是您朋友？”

“是的。”

“您是怎么进来的？”

“用藏在门口的钥匙。”

“她应该告诉我有人知道钥匙藏在那儿……”她犹豫了一下，“可能您是偶然找到的。我应该报警！”

“不用。是女主人叫我来这里的。”

“来干吗？”赛维拉问，“夫人在美国。您可能是个小偷。”

她向电话走去，雪莉制止了她：“我向您保证，我是女主人的朋友。也是他丈夫的朋友。”

“啊！”

女人的眼睛一亮：“您认识他丈夫？您和他是同个国家的人？”

“不。她丈夫是法国人；而我，我是澳大利亚人。”

赛维拉盯着她：“因为您他才三十年没回来？”

雪莉烦躁起来：“这和您无关。不必这样盘问我。您没看到一个黄色的信封吗，莫莱夫人留给我的？”

“没有。没看见信封。”

雪莉接着说：“想一想。做家务的时候您可能收到哪里了。我要找到它。女主人跟我说让我留在这里，这样就可以不用付旅馆的房钱了，但我不想住在这里，房子太偏僻了。”

“我理解。”清洁工说，“您的法语说得很好。但我一点也不喜欢。”

她的目光停在地窖半开着的门上。

“您想下去？”

雪莉不自在地避而不答。

“没有，有时候打开一扇门纯粹只是出于好奇。地窖里有什么特别的？”

“如果您是夫人的朋友，她应该跟您提过，甚至会事先告诉您。”

“有什么？”

“如果您不知道，看仔细一点。很有趣的。”

雪莉小心地走过去，回到那道门旁边，努力装出自然的样子。她打开门，只看到下面的台阶上有一块比较亮。

“够了！”她说，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说，“您可以走了，赛维拉。我会打电话告诉女主人房子里一切都好，我见过您了。我只是要找到信封。”

西班牙女人迟迟不走。

“走啊！”雪莉重复道，“我讨厌被人监视。”

“再见。”赛维拉说，笑着又加了一句，“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雪莉要找到信封。终于一个人了，她从一个家具翻到另一个家具。她看到一些毁掉的照片：一个很年轻的女子；她身边的人被剪掉了。莫莱的妻子可能从剪掉离开她三十年之久的男人中体会到一种快乐。

她接着找，打开碗柜的时候看到镀银的器皿旁边，一个备用的风雪灯就收在那里。

“只要稍稍装潢一下，”她想，“这里就会变得美妙无比！和巴黎这么近……”

她在灯的旁边看见黄色的信封。

“好了！”她拿起信封，把它对折，放到大衣的口袋里。她的洛杉矶之行算是有着落了。

叫出租车之前，她看了一眼地下室的楼梯。她感到一种强烈而异常的好奇。

“就看一眼。”她对自己说。她折回去，打开门，在潮湿的墙上找到开关，打开灯，在半明半暗中估摸着台阶。就在此时，她头上挨了一击，失去了知觉。她甚至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摔倒。她的身子滚了几圈，摔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