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的两天里，乔治·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偶而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象有点失魂落魄。他起身很晚，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拾掇东西，掸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乔治·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象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奥立佛·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乔治·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助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乔治·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词，他仍要求奥立佛·拉康务必注意比尔·海顿在沙拉特时期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奥立佛·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唯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功夫来进行安排。高潮已过，乔治·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讯问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奥立佛·拉康的态度表明，答复只能是“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具体的情况。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象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

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乔治·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这可能是安恩，象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奥立佛·拉康。他说要乔治·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比尔·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乔治·史迈利去当忏悔牧师，比尔·海顿愿意作一部分交代。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奥立佛·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乔治·史迈利所记得的光采。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时代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潘西·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中间的一所装配房屋里看到了比尔·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哨所的味道，墙上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两旁屋子里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乔治·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比尔·海顿穿一身蓝斜纹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身来。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胡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乔治·史迈利说，“不久就要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吉姆·普莱多，伊林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比尔·海顿的屋子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呵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比尔·海顿，现在为时已经晚了。他而且对比尔·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放松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乔治·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潘西·阿勒莱恩赶紧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比尔·海顿解释，他的哭泣习惯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出一些不屑回答的话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宇，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给圆场物色人材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材。比尔·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使人觉得他是这里唯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里一起散步时，乔治·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比尔·海顿要求回到屋子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使乔治·史迈利想起了伊林娜的日记。他盘膝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的长长的一绺鬈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种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在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乔治·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比尔·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联合王国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不起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乔治·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于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乔治·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比尔·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唯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的下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以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乔治·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这开始，他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面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比尔·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哭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谈得具体一些。”乔治·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比尔·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乔治·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乔治·史迈利按照比尔·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所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的面部平板的金发姑娘来开了门，屋子里有油灯和婴孩的气味。他不记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他让我带封信来。”

“天呀，”那姑娘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碟，他知道她是把什么东西都用了以后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用萤光颜料画了蛇、花、虫的长条画案。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琪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象米开朗琪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乔治·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姑娘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乔治·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使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乔治·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同杂货铺帐单一起放在炉架上的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调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个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乔治·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

“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计。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同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乔治·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的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给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乔治·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比尔·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余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早期几幅大马士革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乔治·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了差，搞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能有办法的，谢谢你。”乔治·史迈利说。

乔治·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象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法说。做出的衣服象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乔治·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百镑钱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办公费里开支？”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比尔·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精神下开始谈乔治·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乔治·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比尔·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的话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比尔·海顿就偶然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对于他所说的“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在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虚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只要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比尔·海顿发现很难对付他常常要求秘密会见，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的数量。

他不愿谈在伦敦执行巫术计划之前的照相机、设备、暗号等问题，不过乔治·史迈利一直明白，比尔·海顿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从更多的东西中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的为数有限的一部分。

这时卡拉和比尔·海顿都收到警告，知道老总已经起了疑。当然，老总有病在身，但是很明显，只要他有机会把卡拉当作他给谍报处的临别礼物，他是决不会放弃领导权的。他的调查研究与他的健康恶化进行赛跑。他有两次几乎挖到了金矿——比尔·海顿又不肯说具体情况——要不是卡拉手脚快，地鼠杰拉德可能早被逮到了。就是由于这种紧张的情况才出现了巫师，最后又出现了作证计划。巫术计划的目的当初是要安排继承问题：要让潘西·阿勒莱恩做接班人，并且加速老总的死亡。其次当然是，巫术计划使得中心对于送到白厅的产品有了绝对的控制权。第三是，这使得圆场成了对付美国的主要武器。比尔·海顿坚持认为从长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

“有多少材料是真的？”乔治·史迈利问。

比尔·海顿说，显然，目的不同，标准也不一样。从理论上来说，伪造是很容易的，比尔·海顿只要把白厅所不知道的范围告诉卡拉，伪造文件的人就可以按此编写。有一两次，甚至是比尔·海顿自己亲自编写的。接到自己写的东西，再对它进行估定，分发到各有关单位，这件事很好玩。从秘密联络的角度来看，巫术计划的好处当然是不可估量的。它几乎使比尔·海顿不受老总的管辖，使他有个理由充分的借口可以随时与波里见面。但是他们常常好几个月不见面。比尔·海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的文件，名义上是为波里准备鸡毛蒜皮的材料，然后连同其他许多材料一起交给托比·伊斯特哈斯，让他送到船闸花园的安全联络站去。

“经常的情况是，”比尔·海顿简单地说，“潘西·阿勒莱恩在前面跑，我躲在他后面，罗埃和托比做些跑腿的事。”

这时乔治·史迈利彬彬有礼地问，卡拉有没有想到过要比尔·海顿本人把圆场接过手去，为什么要有个别人做掩蔽呢？比尔·海顿迟迟不回答，乔治·史迈利忽然想到，卡拉象老总一样很可能认为比尔·海顿当副手更合适。

比尔·海顿说，作证计划是铤而走险的事。比尔·海顿知道老总一定已经越来越有把握了。从他抽看的档案来分析，全是比尔·海顿所破坏的或者造成破坏的计划，这就很令人不安了。而且老总也把怀疑对象缩小到一定年龄和级别的人……

“我打一下岔，斯蒂夫契克原来的建议是真的吗？”乔治·史迈利问。

“当然不，”比尔·海顿说，真的吃了一惊，“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当然有斯蒂夫契克其人。他是个很杰出的捷克将领。但他从来没有向谁提出过什么建议。”

这时乔治·史迈利发现比尔·海顿说话支支吾吾的了。他第一次似乎真的感到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他的态度明显地变成了为自己辩解的态度。

“显然，我们需要有把握知道，老总一定会上钩，他怎么上钩……还有他会派什么人去。我们不能让他派一个小喽啰去，必须是个大脚色，这件事才显得当真。我们知道他只能选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不知巫术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方面是个捷克人，他就当然只能选个能说捷克话的人去。我们要一个圆场老手，能够把这大庙拖垮一些的人。”

“对，”乔治·史迈利说，他记起了山顶上那个喘气流汗的人：“对，我明白这道理。”

“他妈的，我不是把他搞回来了吗？”比尔·海顿忿忿地说。

“是啊，这是你够朋友的地方。告诉我，吉姆去执行那次作证计划任务时临走前来看过你吗？”

“来看过。”

“来说什么？”

比尔·海顿迟疑了很久，结果没有回答。但是答案还是明摆在那里：他的眼光突然失神，他瘦削的脸上掠过内疚的阴影。乔治·史迈利想，他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来警告你，就象他来告诉我老总神经错乱了一样，但是他没有找到我，因为我在柏林。吉姆一直都在背后掩护着你。

比尔·海顿又说道，还有，这必须是最近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的国家，因此说老实话，捷克是唯一的地方。

乔治·史迈利好象没有在留神谪听。

“你为什么要把他搞回来？”他问道，“为了友情？为了他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你又掌握一切有利条件？”

比尔·海顿说，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吉姆在捷克监牢里多呆一天（他没有说俄国监牢），就有人出来为他说话，把他看作是一把钥匙。但是一见他回了国，白厅里人人都想把他的嘴封住，对于遣返人员都是那样的。

“我很奇怪卡拉没有把他枪毙了事。还是因为你的缘故他手下留情？”

但是这时比尔·海顿又漫无边际地在说些半瓶子醋的政治理论了。

最后他说到了自己，在乔治·史迈利的心目中，他已越来越渺小，成为一个很卑鄙的小人了，他说，他听说尤纳斯库最近答应写一个剧本，其中主人公一言不发，而周围别的人则喋喋不休，他听了很感动。将来心理分析家和时髦的历史学家来写他的分析时，他希望他们会记得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说的话在十七岁的时候都已说了。对于后来的岁月，你总得有些作为。他很抱歉，他不能带一些朋友去。他希望乔治·史迈利以后想起他来对他会有好感。

乔治·史迈利那时想告诉他，他想到他的时候绝不会那样，还想再说些别的，但是这样做似乎没有意义，而且比尔·海顿又开始流鼻血了。

“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要我告诉你要避免大事宣扬。迈尔斯·塞康比对这一点很在乎。”

比尔·海顿这时居然笑了一下。他说，他在暗中巳把圆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不想在公开场合再搞一遍。

乔治·史迈利临走之前问了他仍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得把这件事告诉安恩。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我转告她吗？”

需要经过一番解释，才使他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起先以为乔治·史迈利说的是“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没有去见她。

“哦，是你的安恩。”他说，好象到处有不少安恩似的。

他解释道，这是卡拉的主意。卡拉早就意识到，乔治·史迈利是对地鼠杰拉德最大的威胁。“他说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但是你有一个软肋：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乔治·史迈利注意到，他的眼光非常呆滞。安恩被说的象锡蜡一样。“不要搞得太过份，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也算上一个。懂吗？”

“懂。”乔治·史迈利说。

例如，在作证计划那个晚上，卡拉坚持，如果可能的话，比尔·海顿要同安恩在一起。作为一种保险。

“那天晚上事实上是发生了一件小岔子，是不是？”乔治·史迈利问，他想起了山姆·科林斯，想起了埃利斯是否中了枪的事。比尔·海顿同意的确是那样。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捷克的第一批公报应在十点半发表。比尔·海顿在山姆·科林斯打电话给安恩之前，在他到圆场之前，就有机会读到俱乐部里的自动收报机。但是由于吉姆中了枪，捷克方面慌了手脚，公报发表时他的俱乐部已关门了。

“幸而没有人追究，”他说，又自己取了乔治·史迈利的一支烟。“我到底算是哪一个，顺便问一下？”他闲聊地问。“我忘了。”

“裁缝。我是叫化。”

这时乔治·史迈利已经感到腻了，他溜了出来，也没有道别。他进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开了一个小时，速度达每小时八十英里，一直开到去牛津的一条岔路上，才停下来找地方吃了午饭，然后转向伦敦。他仍旧没有勇气回贝瓦特街，于是去了一个电影院，然后在外面吃了晚饭，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却发现奥立佛·拉康和迈尔斯·塞康比都等在门口，塞康比的劳斯莱斯汽车象黑色的便盆，全长五十英尺，停在人行道上，碍手碍脚地影响交通。

他们象疯了似地开往沙拉特，就在那里，在明朗的夜空下，有几只手电筒的光照着，有几个训练所里同住的人苍白的脸孔看着，一条花园的长凳上，坐着比尔·海顿，面孔冲着月光下的板球场。他的大衣下面穿着一套睡衣裤，看上去更象囚衣。他的眼睛睁开，脑袋不自然地耷拉在一边，好象给内行人折断脖子的鸟儿脑袋一样。

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十点半的时候，比尔·海顿向警卫说他睡不着，感到头晕；他想吸些新鲜空气。由于他的案件已经结束，没有人想到跟着他，他就独自走到外面黑暗中去。有个警卫还记得他开玩笑说要“检查一下板球场上的球门”。另一个警卫只顾看电视，什么也没有注意。半小时后他们担心起来，因此年纪大的那个出去检查一下，他的助手留下来，万一比尔·海顿自己回来了。他们发现比尔·海顿就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瞥卫起先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身来，闻到了酒气，他以为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此以为比尔·海顿是喝醉了，这使他觉得奇怪，因为照说训练所里是禁酒的。他想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脑袋耷拉下来，全身死沉死沉的。警卫呕吐了一阵（树旁还有残迹），把他扶正坐好了，就去报警。

“比尔·海顿在白天收到什么信没有？”乔治·史迈利问。

“没有。但是他的衣服从洗染店送了回来，可能夹带了信，例如请他到什么地方与人相会。”

“那么是俄国人干的，”对着比尔·海顿一动不动的形态，大臣满意地宣布，“封他的口，我想是。该死的恶棍。”

“不是，”乔治·史迈利说，“他们一贯很在乎把自己人搞回去。”

“那么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呢？”

大家都在等着乔治·史迈利的答复，但没有等到。手电没有电了，这些人迟迟疑疑地回到汽车旁。

“我们还是能牺牲他的吧？”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问。

“他是个苏联公民。让他们把他要去。”奥立佛·拉康说，仍在看着暗中的乔治·史迈利。

他们都觉得这对谍报网是很不利的。不知卡拉愿不愿意继续执行原来的协议。

“他不会愿意的。”史迈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