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吉姆这样的人谈一谈中枪以后的痛楚，他肯定是会要求饶了他的。但在乔治·史迈利看来，这样的硬汉确实令人敬畏，尤其是因为他似乎若无其事。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说的经历缺了这一段是因为他昏过去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救护车一直往北开。他是从他们开门让医生进来时，从树上看出来的：他往后看到的部分积雪最深。路面很好，他猜想是行驶往赫拉德兹去的公路上。医生替他注射了一针。他醒过来时已在监狱医院里，高高的窗户上钉有铁条，有三个人监视着他。他动了手术以后，醒过来时又换了一个牢房，一扇窗户也没有。他记得第一次讯问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那是他们把他的伤口缝起来七十二小时以后，不过这时他已记不清什么时间了，他们早已拿走了他的手表。

他们不断地给他挪地方。不是挪房间，就是挪监狱。挪房间要看是干什么，挪监狱要看是谁讯问他。有时候只是为了不让他睡觉，夜里要他在监狱过道里走来走去。也曾经用卡车载他换地方，有一次还用捷克运输机，不过那次飞行把时他绑了起来，蒙了面罩，飞机一开，他就昏了过去。除此以外，他对于历次讯问都分不清楚，就是想弄清楚也没有用，一想反而更糊涂了。他仍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等待第一次讯问开始时自己拟好的应付计划。他知道不可能保持缄默，为了让自已神经不至于错乱，或者为了活命，答话是免不了的，因此要使他们相信，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就想好了几条防线，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一道道退守，最后造成全面崩溃的印象。他想他的第一道防线，而且也是最可以轻易放弃的防线，是作证计划的简单轮廓。谁也不知道他是栽进来的，还是被出卖了。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捷克人对斯蒂夫契克的情况比吉姆了解得多。因此他第一步要退让的是斯蒂夫契克，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要他们花力气。他先要否认一切，坚持原来掩护的身份。抵抗一阵以后，他就承认是英国间谍，工作姓名叫埃利斯，这样如果他们公布的话，圆场至少能知道他还活着，仍在想办法。他毫不怀疑，陷阱布置得这么费功夫，而且还拍了照，一定要掀起一场吵吵闹闹。在这以后，根据他与老总商量好的，他要坚持这事是他个人搞的，未经上级同意，目的是想立功。他要把圆场里面有间谍的想法埋葬起来，埋得越深越好。

“没有地鼠，”吉姆凝视着昆托克山的黑黑的山影说，“没有和老总见面，没有圣詹姆斯的公寓。”

“没有锅匠、裁缝。”

他的第二道防线是麦克斯。他想先否认带了一个跑腿的来。后来再说他带了一个来，但不知道他的名字。由于大家都喜欢有个名字，他再给他们一个：先是给个错的，然后给个对的。到那个时候，麦克斯一定已经脱了身，或者转入地下，或者被逮住了。

接着在吉姆想象里出现的是一系列不那么守得牢的阵地：最近剥头皮组的活动，圆场的传说，只要能使讯问他的人以为他已垮了，什么都谈，他所了解的也就是这些了，他们已攻破了最后一道战壕。他要搜索枯肠，想起剥头皮组以前的一些活动，如有必要，还把最近转向的和被“勒索”的一两个苏联官员或附庸国官员的姓名告诉他们，还有在过去曾经作过一缸子买卖的人，由于他们没有叛逃，因此很有可能是“勒索”的对象或者是做第二次买卖的对象。凡是他能想到的肉骨头，他都扔给他们，如有必要，甚至把布里克斯顿的整个“马厩”都卖给他们。这都是为了要掩护吉姆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情报，因为他们是一定认为他拥有这个情报的：阿格拉瓦特谍报网和柏拉图谍报网在捷克方面的人员姓名。

“兰德克朗、克里格罗娃、比罗娃、普里比尔夫妇。”吉姆说。

为什么他选的姓名次序也是一样的？乔治·史迈利心里纳闷。

这两个谍报网，吉姆早已不负什么责任了。多年以前，还在他负责布里克斯顿以前，他帮助成立了这两个谍报网，有些人当初还是他吸收来的；在这以后，他们在罗埃·布兰德和比尔·海顿手中几经波折，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他肯定知道，他仍掌握一些他们的情况，说了出去足以让他们丧命。他最担心的是老总，或者是比尔·海顿或潘西·阿勒莱恩，或者不论是哪一个当时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过于贪得无厌，或者是行动过于缓慢，等到吉姆在他无法想象的严刑逼供之下，除了完全招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没有及时撤出这两个间谍网的人。

“结果这只是个笑话，”吉姆一点也没有笑意地说，“他们对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向我问了十几个关于阿格拉瓦特的问题以后，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作证计划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他们也完全知道老总在维也纳为斯蒂夫契克买护照的事。他们就是在我想关门的地方开始的：圣詹姆斯公寓的指示。他们没有问我关于跑腿的事，他们对谁开汽车送我去与马扎尔人碰面不发生兴趣。他们要谈的只是老总的烂苹果一说。”

一个词，乔治·史迈利又想，很可能只是一个词。他问道：“他们真的知道圣詹姆斯这个地址吗？”

“他们连那蹩脚雪利酒的牌子都知道，老兄。”

“还有图表？”乔治·史迈利马上问，“装乐谱用的袋子？”

“不。”他又说，“原先并不知道。”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说要从里往外推敲。乔治·史迈利想，他们知道，是因为地鼠杰拉德告诉了他们。地鼠所以知道，是因为管理组从老麦克法迪安那里打听出来的。圆场进行了事后分析：卡拉坐享其成，把结果用来对付吉姆。

“现在我想你大概开始相信老总是对的：的确有一只地鼠。”乔治·史迈利说。

吉姆和乔治·史迈利倚靠在一道木栏门上。他们脚下地势倾斜，下面是一片蕨丛和田野。还有一个村子、海湾和月光下细细的一道海面。

“他们开门见山。‘为什么老总要单干？他想得到什么？’我说，‘他想东山再起。’他们于是笑道：‘靠布尔诺一带军事部署这样鸡毛蒜皮的情报？那连给他在俱乐部吃顿饭的钱都不够。’我说：‘也许他已控制不住。’如果他控制不住，那么是谁在踩他的手指？我说是潘西·阿勒莱恩，这就引起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潘西·阿勒莱恩和老总都抢着要拿出谍报来。我说，但是在布里克斯顿，我们听到的只是传说。‘有什么谍报潘西·阿勒莱恩能够拿出来而老总拿不出来呢？’‘我不知道。’‘但是你刚才说阿勒莱恩和老总抢着要拿出谍报来。’‘这是传说，我不知道。’又回到了牢房。”

吉姆说，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他不是蒙着面罩生活在黑暗里，就是在牢房刺目的灯光下。没有昼夜，为了要使你搞不清昼夜，他们一天到晚闹声不断。

他解释说，他们是按照生产装配线的方式对他审讯的：不让他睡觉，连续讯问，搞得你晕头转向，外加拷打，一直到他觉得讯问成了精神恍惚和完全崩溃之间的一场缓慢的赛跑。当然，他希望是精神恍惚，但这不是由你自己作主的事；因为他们有办法把你拉回来的。不少拷打手段是用电击的。

“这样我们又重新开始，另起炉灶。‘斯蒂夫契克是个重要的将领。如果他要求派一个英国资深人员来，他当然认为对方对他的生涯的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而你却对我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我说我是从老总那里听来的。’‘你在圆场看过斯蒂夫契克的档案吗？’‘没有。’‘老总呢？’‘我不知道。’‘老总从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工作得出什么结论？老总有没有跟你谈到斯蒂夫契克在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没有。’他们坚持这个问题不放，我则坚持我的回答，因为在我回答了几次没有以后，他们有点火了。他们似乎失去了耐心。我昏过去以后，他们用水把我浇醒，继续再问。”

吉姆说，又挪了地方。他的说话有些颠三倒四起来。牢房、走道，汽车……机场、要人待遇、上飞机前遭到一场毒打……飞机上打瞌睡，遭到惩罚：“又在一个牢房中醒了过来，房间小一些，墙上没有油漆。有时，我想大概身在俄国。我根据天上的星星判断我们飞到了东方。有时我仿佛感到身在沙拉特，又在接受对付审讯的训练。”

他们有两天没有来找他。脑袋迟钝发胀。他的耳朵里总是响着森林中的枪声，眼前总是看到那场假演习的情景，最后那场审讯在他的记忆中象场马拉松长跑一样，他一进去就已经感到心力交瘁，这对他很不利。

“多半也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解释道，精神很疲累。

“我们要不要歇一会儿？”乔治·史迈利说，但是吉姆正说到重要关头，无法停下来，何况他要不要什么，无关紧要。

吉姆说，这一场讯问时间很长。在中间他一度谈到了老总的笔记和图表，还有蜡笔。他们狠狠地揍他，他记得在场的全是男人，坐在屋子那一头，看上去像是一堆去死的医科学生，在窃窃私议，他把蜡笔告诉他们只是为了不要冷场，使他们住手听他说，他们听他说了，可是没有住手。

“他们一听说蜡笔，就问各种颜色是什么意思。‘蓝色指什么？’‘老总没有蓝色蜡笔。’‘红色指什么？红色代表什么？把图表上的红色给我们举个例子。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接着大家都撤出去了，只留下两个警卫，一个冷冰冰的小个子，腰板挺直，像是个头头的样子。他们把我带到桌边，这个小个子坐在我身边，双手交叉在胸前。他的前面放着两支蜡笔，一支红，一支绿，还有一张斯蒂夫契克履历的图表。”

其实，并不是吉姆垮了，而是他想不出什么招数来了。他编不出别的故事来了。他深深地埋藏的事实都一个劲儿地提醒他要说出来。

“于是你把烂苹果告诉了他。”乔治·史迈利提示道，“你也把锅匠、裁缝告诉了他。”

是的，吉姆承认他招了。他告诉对方，老总认为斯蒂夫契克能够指出圆场里的地鼠是谁。他也告诉他，他们用的锅匠、裁缝的暗号，每个暗号代表谁，逐一地说了名字。

“他的反应怎么样？”

“想了一会，给我一支烟。我不喜欢那破烟。”

“为什么？”

“美国烟的味道。骆驼牌，那一类的烟。”

“他自己抽了吗？”

吉姆点一点头。“烟瘾大极了。”他说。

在这以后，吉姆说，时间又过得很快。他给带到一个营区里，他估计是在城外，他坐在一个院子里，外面围着两道铁丝网。由一个警卫搀着，他不久就能走路了；有一天甚至到森林中去走了一遭。营区很大，他自己的那个院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夜里他可以看到东面城市的红光。警卫都穿蓝色工作服，都不说话，所以他不知道究竟是在捷克，还是俄国，但他敢打赌是在俄国，因为外科医生来检查他的背时，通过一个俄语翻译表示对原来医生的手术不满。讯问时断时续，但已没有敌意。他们另外派了人，但和原来十一个人相比，从容不迫多了。一天夜里他给带到一个军用机场，由一架皇家空军战斗机载到了因弗内斯，又改乘一架小飞机到埃尔斯屈里，然后坐汽车到沙拉特，都是夜间旅行。

吉姆这时已匆匆结束了他的叙述。他正要谈到他在训练所的经历，乔治·史迈利却问他：“那个头头，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后来没有再见到他？”

吉姆承认后来又见到过一次，那是他回来之前不久。

“为什么？”

“闲聊，”声音大得多了，“谈些圆场人物的一些琐事。”

“哪些人物？”

吉姆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谈些在上层的是哪些人物，在下层的是哪些人物。谁可能继承老总。“‘我怎么知道？’我说，‘那些警卫比布里克斯顿还要消息灵通。’”

“那么确切地说，这些闲谈中谈到谁最多？”

吉姆愠愠地说，主要是罗埃·布兰德。罗埃·布兰德的左倾观点怎么能与圆场的工作协调呢？吉姆说，他没有什么左倾观点，因此不会有协调的问题。罗埃·布兰德在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潘西·阿勒莱恩的心目中的地位怎么样？罗埃·布兰德对比尔·海顿的油画有什么看法？罗埃喝多少酒，如果比尔·海顿不支持他，结果会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吉姆的答案都很含糊。

“还提到谁？”

“托比·伊斯特哈斯，”吉姆仍用不高兴的口气回答，“那个王八蛋要知道怎么会有人信任一个匈牙利人。”

乔治·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似乎使得整个黑魃魆的山谷寂然无声。

“关于我也说了些什么吗？”他又说一遍：“对我他说了什么？”

“给我看一只打火机。说这是你的。安恩的礼物。上面刻着‘爱你的安恩’，还有她的签名。”

“他提过他怎么得到的吗？他怎么说，吉姆？说吧，我不会因为一个俄国无赖耻笑我就不高兴的。”

吉姆的回答象军队的命令一样干脆。“他说，在与比尔·海顿发生关系以后，她可能想改换上面的题词。”他突然向汽车走去。“我告诉他，”他生气地叫道，“我当着那小老头儿的皱皮脸告诉他。你不能根据那样的事情来判断比尔的为人。艺术家们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不同。他们的感情我们无法体会。那个小王八蛋听了只是大笑。他说，‘不知道他的画有那么好。’我告诉他，乔治：‘滚你妈的。滚你妈的。要是你们有一个象比尔·海顿那样的人，你们才有资格说呢。’我对他说：‘真是天晓得，’我说，‘你们这算是什么呀？是个情报机关，还是他妈的救世军？’”

“说得好，”乔治·史迈利终于说，好象是在评论别处的一场辩论似的，“那个人你以前没有见过吗？”

“谁？”

“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不认识他——比如，很久之前就不认识么？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受到训练，要熟记一些脸孔，中心的人物照片，有时候见了就不忘。即使一时想不起名字来。反正这个人的名字你想不起来了。我只是好奇。我想你当时有不少时间回想，”他继续说，好象在聊天。“你躺在那里养伤，等回国，你有什么好干呢，除了回想？”他等了一会儿。“因此我不知道你想起了一些什么？这次任务。我想大概是在想你的任务。”

“断断续续地想到。”

“结论呢？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有什么怀疑、看法、暗示，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你，”吉姆很不高兴地说道，“你了解我，乔治·史迈利，我不是变法术的人，我是个——”

“你是个搞实际活动的人，让别人替你动脑筋想问题。但是，你既然知道你被骗进一个大陷阱里，被出卖了，背上中了枪，几个月来躺在那里无事可干，只好在俄国牢房里来回踱步，我想即使是最最不爱动脑筋的实干家”——他的声音里一点也没有友善的味道了——“也会觉得奇怪，不由得要想一想自己怎么会掉进这样一个圈套的。以作证计划为例，”乔治·史迈利向他前面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人影说，“作证计划使老总的生涯完了蛋。他丢了脸，他无法再追查地鼠，我们姑且假定有一只。圆场领导更替。老总死得正是时候。作证计划也发生了其他作用。它向俄国人透露——实际上是经由你——老总的怀疑到了什么程度。那就是他把嫌疑对象缩小到了五个人，就到此为止。我不是说你在牢房里等待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毕竟，你蹲在牢房里，一点也不知道老总已被撵了出来——尽管你可能想到，俄国人在森林里搞的那场假演习是为了要引起一场风波。是不是？”

“你忘记了那两个谍报网。”吉姆迟钝地说。

“哦，那个，在你出场之前捷克人早就盯住他们了。把他们一网打尽只是为了加重老总的失败。”

乔治·史迈利提出这些理论时用的那种东拉西扯的聊天口吻在吉姆身上没有引起反应。乔治·史迈利等他说话，但他半天不开腔，于是也不再追究下去了。“好吧，你就谈一谈在沙拉特的经过吧。然后就此打住？”

他难得这样健忘，竟然自己先喝一口伏特加，然后才把酒瓶递给吉姆。

从吉姆的声音听来，他已经厌烦了。他说得很急很快，也很生气，话说得很短，完全是军人的口气，这是他逃避伤脑筋的一个办法。

他说，在沙拉特的四天完全过得浑浑噩噩过的：“大吃，大喝，大睡。在板球场上散步。”他很想去游泳，但游泳池在整修，跟六个月前一样，效率极低！他身体做了一次检查，在屋子里看电视，跟负责照顾他的克兰科下棋。

同时他等老总出现，但是老总始终没有出现。圆场来见他的第一个人是负责遣散工作的，跟他谈到了有个愿意帮忙的教职员介绍所，接着是会计部的人来谈他的退休金，最后又是那个医生来谈医药费。他等讯问人员来，但他们始终没有来，这使他感到放心，因为他在没有得到老总的“绿灯”开放之前，不知道该向他们说些什么，而且他已经被讯问得够多的了。他猜测是老总不让他们来。但是他觉得这简直没有道理，他已经把一切告诉了俄国人和捷克人，没有必要再瞒讯问人员，但是他在得到老总的指示以前，有什么办法呢？由于老总没有传话来，他曾想到去见奥立佛·拉康，把情况告诉他。但是他又觉得老总大概是等他在训练所审查清楚以后再来找他。他又病了几天，病好以后，托比·伊斯特哈斯穿了一身新衣服来了，表面上是来跟他握握手，祝他好运，实际上是来跟他说明情况。

“派他来见我真是奇怪，但他似乎很得意。这时我又想起老总说过的，只用下层单位的人的话。”

托比·伊斯特哈斯告诉他，由于作证计划，圆场几乎垮台，吉姆现在成了圆场的头号“麻风病人”。老总已经下台，为了使白厅息怒，正在进行改组。

“这时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吉姆说。

“不要担心什么？”

“关于我的特殊任务。他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正情况，我不用担心，因为这事已经有人在收拾了。实情都已知道了。这时他给我一千英镑，补助我的医药费。”

“谁的钱？”

“他没有说。”

“他有没有提到老总关于斯蒂夫契克的理论。也就是中心在圆场里安置了卧底间谍？”

“事实都已知道了，”吉姆生气地重复一遍，“他命令我不要跟任何人联系，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别人，因为最上层已经负责处理了这件事，我若轻举妄动就会误事。圆场又恢复原状。什么锅匠、裁缝，什么地鼠等等，我一股脑儿都要把它忘掉。‘放手吧，’他说，‘吉姆，你算是幸运的，’他不断这么说，‘现在命令你忘掉一切。’你能够忘掉吧？那就忘掉吧。就好象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提高了音量在喊叫，“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服从命令，忘掉一切！”

乔治·史迈利突然发现夜景纯洁无瑕，它就像一块大画布，上面什么也没有画，不论什么坏的、邪恶的东西都没有画在上面。他们并肩站在那里，从下面山谷里的点点灯光望过去，远处天际有块突起的岩石。岩石顶上有个高塔，乔治·史迈利仿佛觉得这就是旅程的终结。

“是的，”他说，“我也在忘掉一切。那么托比确跟你提到了锅匠、裁缝。不管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除非……比尔·海顿带来什么口信吗？”他继续问，“连明信片也不寄一张？”

“比尔在国外。”吉姆说。

“谁告诉你的？”

“托比。”

“那么你一直没有见到比尔：自从作证计划以后，你最要好的老朋友，就此不再露面了。”

“你听到托比的话。我不许跟人接触。处在隔离状态。”

“不过比尔从来不是严格遵守规定的人，是不是？”乔治·史迈利用回忆往事一般的口气说。

“你对他的看法向来是不对的。”吉姆嚷道。

“你到捷克去之前来找我，我不在家，很抱歉。”乔治·史迈利稍停一下说，“老总把我打发到了德国去，免得碍事，等我回来——你当时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没有什么。觉得捷克的事有点蹊跷。觉得要跟你打个招呼，道别一下。”

“在出发之前？”乔治·史迈利有些奇怪地问，“在出发去进行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之前？”吉姆没有表示他听到了这话。“你向别人打了招呼没有？我想当时我们都不在国内。托比·伊斯特哈斯，罗埃·布兰德……比尔·海顿，跟他打了招呼吗？”

“谁也没有。”

“比尔在休假，是不是？不过我觉得他总是没有走远的。”

“谁也没有。”吉姆坚持说，他的右肩感到一阵疼痛，他就抬了一下，转动一下脑袋。“都不在家。”他说。

“这很不像你的作风，吉姆，”乔治·史迈利仍温和地说，“在出发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到处跟人家告别。你大概是年纪大了，多愁善感起来。你不是……”他犹豫了一下。“你不是要想征求别人的意见吧？因为，你认为这次使命是乱来，是不是？而且觉得老总有些糊涂了。你是不是觉得要找个第三者商量商量？不过我也认为这有些蹊跷。”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经说过，先要了解事实，然后像试衣服一样试试每段故事。

吉姆愠怒不响，他们就在沉默中回到车子里。

在汽车旅馆里，乔治·史迈利把他大衣口袋里二十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掏出来，放在搪瓷桌面上，排成两行。有的是快照，有的是人像照，都是男人，没有一个看上去象英国人。吉姆一下子就拣出了两张交给乔治·史迈利。他喃喃地说，第一张他是有把握的，第二张不太有把握。第一张就是那个头头，态度冷冰冰的小个子。第二张是在打手们揍吉姆的时候，站在后面看的那个王八蛋。乔治·史迈利把照片放回口袋。他斟满了临睡前的两杯酒的时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旁观的人，若不像吉姆那样心事重重，也许会注意到他有一种举行庆典那样的神情，尽管不完全是得意洋洋，好象这杯酒一喝，大局已定。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比尔，跟他谈话，究竟是什么时候？”乔治·史迈利问，好象是问到一个老朋友一样。吉姆显然在想别的事，因为他过了一会才抬起头来，想听明白问的是什么。

“哦，大概是，”他不经意地说，“我想大概是在走廊里碰到的。”

“同他谈了话？算了。”因为吉姆又在想别的了。

吉姆不要史迈利开车直接把他送回学校。乔治·史迈利得在不远处让他下车，那是在柏油道的尽头，可以通过坟场到教堂里去。他说他把练习本忘在那里了。乔治·史迈利在刹那间相信了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已得出这样的看法，吉姆干这一行三十年后，仍不善于说谎。乔治·史迈利见到他一边高一边低的身影向诺曼式门廊走去，他的脚后跟在坟墓之间铿铿作响，好像枪声一样。

乔治·史迈利开车到汤顿，从城堡旅馆打了一些电话。他虽精疲力竭，但是仍睡得不太好，不时梦见卡拉拿着两支蜡笔坐在吉姆桌旁，那个化名维多洛夫的文化参事波里雅科夫因为担心地鼠杰拉德的安全，在讯问室里焦急地等着吉姆招供。最后是托比·伊斯特哈斯代替比尔·海顿出现在沙拉特，满面春风地叫吉姆忘掉锅匠、裁缝和想出这个暗号而死去的老总。

也在那天晚上，彼得·吉勒姆开车西行，横过英格兰到利物浦去，车中惟一的乘客是里基·塔尔。这次旅途很无聊，天气又糟。因为里基·塔尔一路上没完没了的吹嘘，他一旦完成使命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升到什么位置。接着又谈他的女人：丹妮，她的母亲，伊林娜。他似乎梦想这两个女人能够和他同居在一起，照顾丹妮和他自己。

“伊林娜有许多母性的特点。这也让她充满挫折感的”他说，鲍里斯可以滚开，他会告诉卡拉保留他。一接近目的地，他的情绪又起了变化，忽然沉默起来。早晨天气很冷，多雾。在效外，他们得放慢到爬坡的速度，骑摩托车的人追过了他们。汽车里充满了煤烟和钢铁的气味。

“也别在都柏林久留，”彼得·吉勒姆突然说，“他们以为你是走好走的路线，因此别露面。马上搭飞机走。”

“这，我们都已谈过了。”

“我还要谈，”彼得·吉勒姆反驳道，“麦克尔沃的工作假名是什么？”

“我的天！”里基·塔尔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出来。

爱尔兰渡轮启程时天还是黑的。到处都有军队和警察，令人想起这场战争、上次战争、再上一次的战争。一阵猛烈的风吹过海面，航行似乎很不平静。在码头边，当渡轮的灯光很快地退到黑暗中去时，小小的人群似乎暂时有了一种相依为命之感。远处有个女人在哭，还有个醉汉在庆祝他得到解放。

他慢慢地开车回去，想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新的彼得·吉勒姆突然听到人声就感到吃惊，老是做噩梦，不仅不能保住自己的女朋友，而且老是想出一些奇怪的理由来不怀疑她。他问过她桑德的事，为什么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保密。她的严肃的棕色眼光盯着他看，听了他的话以后，她说他是个笨蛋，说完就走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她说，从卧室里取走了她的衣服。在他的人去楼空的公寓里，他打电话给托比·伊斯特哈斯，约他一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