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史迈利那天晚上躺在艾莱旅馆的床上，一时睡不着觉，就又拿起奥立佛·拉康在孟德尔家中交给他的那份档案。那份档案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立档的，当时圆场象白厅的其他部门一样都受到压力，要竞相比美，究竟谁更认真检查自己人员的忠诚可靠程度。大部分材料都是一般性的：截听的电话，监视的报告，没完没了访问教师、朋友、审查人的调查记录。但是有一个文件象磁石一样吸引住了乔治·史迈利；他总是看不够。这是一封信，索引上随便写着“比尔·海顿致范沙维，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其实是一封手写的信，是比尔·海顿在大学时代写给他的导师范沙维的。范沙维为圆场物色人材，曾经介绍年轻的吉姆·普莱多，认为他是个合适人选。这封信的前面有条捉弄人的解释。那个不知名的作者说，精英俱乐部是“基督教会学院的一个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主要是伊顿出身的。”创始人是范沙维（法国荣誉勋位、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个人档案第几号第几号），比尔·海顿（后面有无数可供查对的档案号码）该年是俱乐部的明星。比尔·海顿的父亲年轻时也参加过这个俱乐部，它的政治色彩公认不讳是保守的。范沙维早已故世，他是个狂热的帝国派，序言说，“精英俱乐部是他个人精选的蓄水池，以备一旦急需。”奇怪的是，乔治·史迈利隐约也记得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对范沙维的印象：一个瘦瘦的热心的人，无边眼镜，张伯伦式的雨伞，面颊红润，有点不合年龄，仿佛还在长牙似的。斯蒂德·阿斯普莱叫他是童话中的教父。

“亲爱的范，我建议你着手打听一下姓名见附件的年轻人。”

〔审查人多余的注解：吉姆·普莱多〕

“你如知道吉姆，必然知道他是个有相当成就的运动员。但是你应知而不知的是，他也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也不完全是个傻瓜……”

〔接着是他的简历，令人惊奇的精确：……巴黎拉克纳尔中学，报名上伊顿，但从来没有去上过学，布拉格耶稣会中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两学期，父母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小贵族，父母分居……〕

“因此，吉姆非常熟悉国外情况，还有他无牵无挂，我觉得极为可贵。再者：尽管他到过欧洲各地，但请别弄错，他的基本人生观是完全我们自己的人生观。目前他刚出道，有点迷惘，因为他刚发现了球场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那就是我。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是怎样遇到他的。

“你知道，我有时的习惯（也是你的命令）是穿起阿拉伯服装到东方市场里去，混迹在他们中间，听他们先知的谈话，以备有朝一日可以更好地对付他们。那天晚上出风头的巫师是从俄罗斯母亲那里来的：一个名叫赫莱勃尼科夫的科学院院士，当时在伦敦苏联大使馆工作，是个脾气随和，容易感染人的家伙，他在大伙儿说废话中间说了一些相当聪明的话。那个东方市场是个叫做大众俱乐部的辩论会，是咱们的对手，我以前去过几次，情况想你已知道。谈话结束后，端出来普罗化的咖啡，一边进行着民主争论，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注意到有个大个子坐在后排，显然太羞怯，怕跟人混在一起。他的脸仿佛是在板球场见过的；结果弄清楚我们两人都在一个临时凑合的球队里打过球，但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描写他才好。他是这块料，范。我这不是开玩笑。”

笔迹到此为止有些拘谨，但从此开始，由于作者得心应手，潦草了起来。

他沉默寡言，使人敬畏。脑袋很硬——真的那样。他是属于那种能够不露痕迹地领导别人的沉着有主意的人。范，你知道要我采取行动是多么困难。你得随时提醒我，从思想上提醒我，除非我尝到生活中的危险的滋味，我是不会了解生活的神秘的。但是吉姆是个凭本能就行动的人……他是执行者……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两个加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人，唯一不足的是我们两个都不会唱歌。范，你有这样的体会吗，你非得要出去找到一个新朋友，否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意思了？

这里笔迹又整齐了一些。

“耶伐斯拉格罗，”我说，据我理解这是俄语，意思是到木棚里或者什么地方去等我，但是他却说“哈罗”，我想要是他见到加百列天使经过，他也会这样说的。

“你的难题是什么？”我问他。

“我没有难题。”他想了好一会才说。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要是没有难题，你怎么进来的。”

他咧开嘴安详地一笑，我们就到那个伟大的赫列布尼科夫那里去，握了一握他的小爪子，一起回到我的屋里。我们喝了酒，喝啊喝的。范，他见到什么都喝。也许是我见到什么都喝，反正我已忘掉是谁了。天亮以后，你猜我们怎么着？我来告诉你，范。我们一本正经地走到公园里去，我拿着一只赛跑表坐在凳上，吉姆换了运动衣，跑了二十圈。二十圈。我可累得够呛。

我们随时都可来见你，他只要同我在一起，或者同我的好、坏朋友在一起。总之，他要我当作他的浮士德的恶魔。我感到很荣幸。再者，他还是童男，身高八英尺，体格结实。别害怕。

档案至此快完了。乔治·史迈利坐了起来，不耐烦地翻着发黄的纸，想要找一些更精采的内容。这两个人的导师（二十年后）断言，不可想象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超过纯粹的友谊”……没有找比尔·海顿方面的证据……吉姆的导师说他“求知欲如饥如渴”——否认他是“粉红色”的说法。那次谈话是在沙拉特进行的，开始就是长篇大论的道歉的话，特别是鉴于吉姆战时表现优异。在读到比尔·海顿的花哨的信以后，再看到吉姆的答复，有一种令人高兴的直率气息。竞争对方有一个代表参加，但是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话。没有，吉姆后来从来没有见过赫列布尼科夫或者他的代表……没有，他除了那次以外没有同他说过话。没有，他当时同共产党或俄国人没有其他来往，他想不起大众俱乐部的任何一个会员的姓名来……

问：（潘西·阿勒莱恩）不至于叫你睡不着吧？

答：说老实话，没有。（笑声）

是的，他曾经参加过大众俱乐部，也参加过大学里的戏剧俱乐部，集邮俱乐部，现代语言俱乐部，联合俱乐部，历史俱乐部，伦理俱乐部，鲁道夫·施坦纳研究俱乐部。……要听有趣的报告和认识人，这是很好的途径；特别是要认识人。不，他从来没有分发过左翼书报，不过他曾经订阅过《苏联周刊》……不，他从来没有向任何政党付过党费，不论在牛津时代还是后来都没有。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投过票。……他在牛津参加这么多的俱乐部，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国外上过学校太多了，因此没有什么很自然结交的英国同学……

这时审问人都站在吉姆一边了：大家都站在一边反对竞争对方和他们的官僚主义干涉。

问：（潘西·阿勒莱恩）有一件令人感到兴趣的事是，你既然在海外这么长久，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是在哪里学会打板球。

答：哦，我有个舅舅，他在巴黎城外有所房子。他是个板球迷。有球网等一切设备。我在那里去度假，他就没完没了地向我投球。

〔审问人的批注：亨利·德·圣伊冯伯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PF.AF64—7〕

谈话结束。竞争对方的代表要求让比尔·海顿作证，但是比尔·海顿在国外，无法出席。另定日期……

乔治·史迈利读到档案中最后一件材料时，几乎已经睡着了。那一份材料是在吉姆获得竞争对方正式审批通过后胡乱塞进来的。那是当时牛津大学一张报纸的剪报，上载一篇一九三八年六月比尔·海顿单人画展的评论，题为《现实抑超现实？牛津的一个观点》。这位批评家把画展批评得体无完肤，最后幸灾乐祸地说：“我们知道詹姆斯·普莱多先生为了要帮助悬挂画框还牺牲了他的板球。我们认为，要是他留在班伯雷路，贡献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对艺术的贡献是这次画展唯一感人的地方。也许我们最好不要这么大声讥笑……”

他的瞌睡来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怀疑和犹豫。他想起了安恩，困倦之中想念得厉害，想以自己的脆弱来保护她的脆弱。他象一个年轻人一样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幻想她在昏暗的灯光中俯视着他，而这时波普·格拉汉太太却在钥匙孔中偷看，不免使他有所顾忌。他想到里基·塔尔和伊林娜，徒劳无益地思考着爱情和忠贞问题。他想到吉姆·普莱多和明天的事。他隐约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胜利。他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明天，如果他的运气好，他可能找到了陆地：一个安静的小小的荒岛。是卡拉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地方。只有他和安恩才去。他终于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