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目的地是弗里特街底层的一家摆满了酒桶的酒馆。在别的地段，喝午饭前的开胃酒，三点半可能已经晚了一些，但是当乔治·史迈利轻轻推门进去时，看到有十几个朦胧的人影从酒吧柜台那边转过头来看他。在角落里的一张桌边，坐着杰里·威斯特贝，桌上放着一大杯粉红色的杜松子酒，同塑料假拱顶或墙上假滑膛枪一样不显眼。

“老兄，”杰里·威斯特贝羞怯地说，声音好象是从地下出来的。“想不到是你。嗨，吉米！”他一手按住乔治·史迈利的肩膀，一手打招呼要酒，他的手又粗大又结实，原来杰里曾经给一个乡下板球队担任过守门员。与其他守门员不同的是，杰里个子高大，不过为了放下手准备接球成了习惯，他的肩膀仍旧下垂。他一头黄发已经发白，满脸通红，穿着一件奶油色的绸衬衫，系着一条名牌的运动领带。看到乔治·史迈利无疑使他很高兴，因为他满面笑容。

“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他又说，“真是想不到。嗨，你最近在干什么？”他把他一把拉到自己旁边坐下，“晒太阳，睡大觉？嗨——”他急切地问，“喝什么？”

乔治·史迈利要了一杯血腥玛丽。

“这不完全是巧合，杰里。”乔治·史迈利承认道。两人沉默了一会，杰里突然急着要打破沉默。

“你听我说，你的那个恶婆娘好吗？一切都好吗？那才行。我总是说，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

杰里·威斯特贝自己结过好几次婚，但是没有一次使他感到满意。

“我跟你对换一下，乔治，”他建议道，肩膀向他一撞，“我去同安恩过日子，每天睡大觉，你来干我的工作，报道女子乒乓球赛。怎么样？”

“祝你健康。”乔治·史迈利好脾气地说。

“说实话，很久没有看到哥儿们和娘儿们了。”杰里尴尬地招认，不知为什么羞红了脸，“去年收到老托比的圣诞节卡片，这就是我的运气。估计他们把我也给忘了。也不能怪他们，”他用手指弹一弹玻璃杯，“喝得太多了，就是为了这个。他们以为我会嘴快说出来。失去控制。”

“他们不会那样。”乔治·史迈利说，两人又沉默不语。

“勇士的钱太多不好。”杰里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喜欢说这句印第安人的笑话，乔治·史迈利听了心中一沉。

“来一杯怎么样？”他说。

“怎么样？”杰里说，他们一起喝了酒。

“我读了你的信就马上烧了。”乔治·史迈利神色自若地轻声说，“怕你不放心。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反正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过去了。”

听到这话，杰里的面色涨得发紫。

“因此他们辞退你不是因为你写了那封信给我，”乔治·史迈利仍然轻轻地说，“你可不能那么想。而且，这封信是你亲手交给我的。”

“你很够朋友，”杰里喃喃道，“谢谢你。我本来不应该写的。多管闲事。”

“没有的事。”乔治·史迈利说，一边又要了两杯酒，“你是为了机关好。”

乔治·史迈利觉得这样说有点象奥立佛·拉康。但是要同杰里谈话，唯一方式是用他的报纸的方式：句子要短；说话要快。

杰里吐了几口烟。“最后一个任务，哦，那是一年前，”他又高兴地说起来，“不止一年了。把一个小包送到布达佩斯去。其实没有什么。公用电话亭。放在顶上。把手举起。就放在那里了。小孩子的玩意儿。你放心，我没出错。我还先合计了一下。有安全暗号。‘亭空，请用。’你知道，这是他们教我们的。你们这帮子人最了解，是不是？你们是猫头鹰。各干各的一份，规矩是这样。多的不干。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整体。这是计划如此。”

“他们很快就会登门来求你了。”乔治·史迈利安慰道，“我想他们大概是让你休息一阵子。你知道，他们常常是那样做的。”

“希望如此。”杰里恭敬地微笑道。他喝酒的时候，酒杯微微发抖。

“你是写信给我以前去的吗？”乔治·史迈利问。

“是的。实际上就只是一次，先到布达佩斯，再到布拉格。”

“你是在布拉格听到那消息的？你给我信中说的那个消息？”

在酒吧柜台那里，一个穿黑色衣服的脸色红润的人在预言国家马上就要崩溃。他说，顶多三个月就要完蛋。

“难弄的家伙，托比·伊斯特哈斯。”杰里说。

“但不错。”乔治·史迈利说。

“是啊，老兄，第一流的。很好，我的看法。但是难弄，你知道。怎么样？”他们又喝了酒，杰里·威斯特贝把一根手指插在脑后，假装是印第安人的羽毛。

“问题是，”柜台那边的那个脸色红润的人喝一口酒说，“我们根本没有料到。”

他们决定马上吃饭去，因为杰里要给明天的报纸发稿：某个足球前锋在商店扒窃被捕。他们到一家咖喱饭馆，吃茶的时候还供应啤酒。他们商量好，如果碰到什么人，杰里便把乔治·史迈利当作他的银行经理介绍给他，他在吃那顿满意的饭时，因为这个主意，一直很高兴。饭馆里放着背景音乐，杰里称之为蚁子的交尾飞行，有时甚至淹没了他的粗嗄嗓子的轻声说话；这样也不错。乔治·史迈利硬着头皮表示很喜欢吃咖喱。杰里开始时还稍表勉强，后来就开始说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老托比不许他报导的那个故事，同一个叫吉姆·埃利斯的人有关的。

杰里·威斯特贝是个极难得的证人人选。他没有幻想，没有恶意，没有个人意见。他只觉得这事很古怪。他一直不能忘掉这件事，但是说也奇怪，他后来再也没有同托比谈起过。

“就是这张卡片，你瞧，‘祝圣诞快乐，托比。’一张雪中街景的画片，是李登霍尔街。”他大惑不解地看着电扇，“李登霍尔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老兄？不是什么间谍窝或者碰头的地方吧？”

“据我所知都不是。”乔治·史迈利笑道。

“弄不明白他为什么选一张李登霍尔街的圣诞卡。真怪，你说是不是？”

乔治·史迈利说，他也许只是为了要选一张伦敦的雪景。托比到底是什么都有一点外国脾气的。

“我觉得要保持联系，这样未免太古怪了一些。过去总是送我一箱威士忌酒，准时极了。”杰里皱起眉头，喝了一口。“我倒不是在乎威士忌酒，”他迷惑地解释，他的一生常常因为感到迷惑而看不到远处。“我要喝随时可以买。只不过是你既然在圈子外面，你就把什么都看成是别有用意的，因此礼物也很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是在一年以前，精确地说，是十二月份。杰里·威斯特贝说，布拉格的运动饭馆不是西方记者常去的地方。他们多半在宇宙或国际，低声谈话，厮守在一起，他们都很提心吊胆。但杰里常去的是运动饭馆，在赢了鞑靼队那场比赛后，杰里带守门员霍洛托克去了那里，从此以后，杰里同酒保就有了交情，他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也叫斯坦。

“斯坦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使你觉得好象捷克仍是个自由的国家。”

他解释道，饭馆主要是酒吧。而在捷克，酒吧就是夜总会，而夜总会就是甘蔗酒。乔治·史迈利也说这教人糊涂。

反正杰里在那里的时候总是竖着耳朵留心听着，毕竟这是捷克，有一两次他居然给托比带回一些片言只语回来，或者给他提供一些人的线索。

“即使听到的不过是外币交易，黑市之类的事。据托比说，都是有用的。一鳞半爪的加起来——反正托比是这样说的。”

很对，乔治·史迈利同意。就是这样。

“托比是猫头鹰，是不是？”

“当然。”

“你瞧，我原来是在罗埃·布兰德手下工作。后来罗埃升了官，我就由托比领导。说实在的，有点令人不安，老是换人。祝你健康。”

“你那次去以前已给托比工作多久了？”

“一两年，不会再多。”

送上菜来时，他们停止了说话，酒杯又斟满了。杰里·威斯特贝的粗手把一瓶胡椒面撒在菜单上最辣的一道菜上，然后又在上面倒了一层猩红的调料。他说，这调料是为了要吃起来辣一些。“那是老厨师特地为我调制的，”他解释道，“放在地下室里。”

他继续说下去，那天晚上在斯坦的酒吧里，有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小伙子，挽着一个漂亮的姑娘。

“因此我想：‘小心点儿，杰里，那是当兵的剃的头发。’对不对？”

“对。”乔治·史迈利附和他说，心里想，在有些方面，杰里自己也是猫头鹰。

原来那小伙子是斯坦的侄子，因为能说英语，感到很得意：“你不知道有人因为能表现自己的外语本领，什么都会告诉你。”他是在休假，爱上了那个姑娘，假期还有八天，人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包栝杰里在内。应该说，特别是杰里，因为杰里会付酒钱。

“我们大家都挤着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大桌子周围，有大学生，有漂亮的姑娘，什么人都有。老斯坦也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有个小伙子拾掇好了一只录音机。大家都很舒服，又是喝酒，又是喧闹。”

杰里解释道，这暄闹声特别重要，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同那个小伙子搭话，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小伙子坐在杰里的旁边，从一开始就对他有了好感。他的一只胳膊搂着他的姑娘，一只胳膊搭在杰里肩上。

“他那种小伙子碰到你身上是不会叫你起鸡皮疙瘩的。一般不喜欢别人碰你。希腊人喜欢那样。我最恨那样。”

乔治·史迈利笑着说他也最恨那样。

“说来奇怪，那姑娘有点象安恩，”杰里回想道，“狡黠，懂得我的意思吗？嘉宝一样的眼睛，很性感。”

因此就在大家都唱歌、喝酒、玩着交换亲吻的游戏的时候，那个小伙子问杰里想不想知道关于吉姆·埃利斯的事件真相。

“假装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杰里向乔治·史迈利解释，“‘很想知道，’我说，‘吉姆·埃利斯是谁呀？’那个小伙子看我一眼，好象我是个傻瓜似的，他说，‘一个英国间谍。’你瞧，谁也没有听到我们说话，大家都在叫啊，喊啊，唱那些快活的歌儿。他的姑娘倚在他的怀中，脑袋搭在他的肩上，但是她已半醉了，有些迷迷糊糊的，因此他就一个劲儿地同我说话，因为自己能说英语很得意，你懂吗？”

“我懂。”乔治·史迈利说。

“‘英国间谍，’他对着我的耳朵直嚷，‘战时同捷克游击队一起打过仗。到捷克来自称哈耶克，被俄国秘密警察开枪打中了。’我耸一耸肩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老兄。’不能操之过急，你懂吗？什么时候也不能操之过急。不然要把他们吓跑的。”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乔治·史迈利衷心表示同意，接着就耐心地招架有关安恩的一些问题，以及爱一个人，真心的要一辈子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滋味的问题。

据杰里·威斯特贝说，那个小伙子告诉他：“我是征兵入伍的。我要不参军，就不能上大学。”十月间，他在布尔诺附近的森林中进行基本训练演习。那边森林中一直有许多部队驻扎在那里；一到夏天有时整整一个月不向老百姓开放。单调乏味的步兵操练原来规定要举行两个星期，但是到了第三天就无缘无故地取消了，部队奉令开拔回城。命令就是：马上收拾起来回营房。整个森林要在天黑以前撤空。

“马上各种各样的谣言就纷纷传开了。”杰里接着说，“有的人说，季斯诺夫的弹道研究站被炸了。有的人说，训练营的新兵发生哗变，开枪打俄国兵。布拉格又发生起义，俄国人接管了政府，德国人打了进来，天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当兵的都是那样的。不论在哪里，当兵的都是一样。谣言传来传去，没有个完。”

谈到当兵的，杰里·威斯特贝又不免问起参军的日子里认识的一些相识，也是乔治·史迈利有泛泛之交后来淡忘了的一些人。最后他们又言归正传。

“他们就打起背包，爬上卡车，只等开动了。刚走了半里路，忽然车队又停住了，命令他们开到路边去，卡车都要倒退到树林中去，结果陷在泥里，掉在沟里，一片混乱。”

据杰里·威斯特贝说，原来是来了俄国人。他们从布尔诺的方向开来，急急忙忙，凡是捷克的东西都得撤出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先是有一队摩托车疾驰而来，手电挥舞，开车的向他们大声嚷嚷。接着来了一辆参谋车，上面坐着穿便服的人，那个小伙子估计一共有六个人。后面是两卡车特别部队，个个都武装到了眉毛，杀气腾腾。最后一辆卡车装的都是追捕的警犬。看上去完全是一副要上阵作战的样子。我没有叫你厌烦吧，老兄？”

杰里·威斯特贝用一块手绢擦一擦脸上的汗，眨巴着眼睛，好象刚刚苏醒过来的样子。他的绸衬衫也被汗湿透了，样子同刚洗过淋浴一样。乔治·史迈利不喜欢吃咖喱，因此又要了两缸啤酒，把咖喱味冲洗掉。

“故事的第一部分就是：捷克军队撤了出去，俄国军队开了进来。明白了吗？”

乔治·史迈利说明白了，他心里想，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着了。

但是那小伙子回到布尔诺以后，很快就听说他的部队在这件事中所分配到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除了他们以外，又来了一个车队，第二天晚上，两个车队就在乡下来来回回地转了十来个小时，没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地。他们向西开到特热比奇，停了下来等待通讯队同总部通报，过了很久才又折向东南，开到奥地利边境上的兹诺伊莫，一边开车，一边收发电报，象疯了一样；谁也不知道走这条路线奉的谁的命令，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有一次他们还奉到命令把刺刀上销，又有一次下车扎营，接着又打起背包来开路。一路上还碰到其他部队；在伯尔热次拉夫火车调车场，有坦克在围着转，有一次还有一对自动推进的大炮架在事先铺好的轨道上。不管到什么地方，情况都是一样的：一片混乱，莫名其妙。有的老兵说，谁叫你是捷克人？这是俄国人给你的惩罚。回到布尔诺以后，那小伙子听到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说是俄国人在追捕一个叫哈耶克的英国间谍。他在侦察研究站的时候想绑架一个将军，被俄国人开枪打中了。

“你瞧，因此那个小伙子问，”杰里说，“那个小伙子问他的班长：‘既然哈耶克已经中了弹，咱们为什么还要在乡下乱转，闹得天翻地覆？’班长对他说，‘因为咱们是军队。’全世界的班长都是一样的。你说什么？”

乔治·史迈利不动声色地说：“咱们刚才说的事情发生在两个晚上，杰里。俄国人开到森林中去是哪一个晚上？”

杰里·威斯特贝迷惑不解地皱起眉头。“那个小伙子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你知道吗，乔治。他在斯坦的酒馆里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谣言传说的究竟是什么。俄国人是星期五开进去的。他们到星期六才开枪打哈耶克。因此头脑机灵的人就说：你瞧，俄国人早在等哈耶克自投罗网了。知道他会来的。事先知道，预先埋伏。真是不好。对咱们名誉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老总不好，对咱们全都不好。来一杯怎么样？”

“怎么样？”乔治·史迈利说，喝了一口啤酒。

“托比也是这么想。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反应不一样。”

“于是你告诉了托比，”乔治·史迈利把一大盘开花豆递给杰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反正要去见他，向他报告你已经在布达佩斯给他交了货，于是你把哈耶克的事也告诉了他。”

杰里说，情况正是这样。使他不安的就是这件事，使他感到古怪，因此他写信给乔治。“老托比说，这是胡说八道。一下子搭起架子来，很不客气。开头很热情，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好样的。他回去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却责备我。开紧急会议，开着汽车让我在公园外面兜圈子，大惊小怪，闹得不可开交。说我酒喝多了，糊涂得分不清事实和胡思乱想。这样一些话，真使我有点儿生气。”

“我想你一定奇怪他同谁说了话，”乔治·史迈利同情地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问道，不过一点也不紧迫，好象只是为了要把事情弄弄清楚而已。

“说这很可能是捏造出来骗我的。那个小伙子是有意来挑惹我的。分化离间，让圆场怀疑自己人。怪我散布谣言。乔治，我就对他说：‘托比，老兄，我只是向你汇报，老兄。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昨天你还说我好得不得了。用不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骂送信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情报不对，那是你的事。’不想再听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没有道理。那样的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他平时不是那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杰里举起右手摸摸脑袋，好象一个小学生假装在想一件事似的。“‘好吧，’我说，‘别提啦。我给我的报纸写消息去，俄国人先到那里，这就不写。写别的。森林伏击，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对他说：‘如果圆场不喜欢这材料，给报纸倒不错。’他一听又火了。第二天有只猫头鹰打电话给老板。别让那个讨厌鬼杰里·威斯特贝碰埃利斯的消息。叫他注意D号通知：正式警告。‘如有人再提吉姆·埃利斯即哈耶克事件即有损国家利益，一概予以退职。’所以又回来写女子乒乓球赛的消息了。祝你健康。”

“但是那时你已给我写过信了。”乔治·史迈利提醒他。

杰里·威斯特贝涨红了脸。“对不起，”他说，“忽然排外和多疑起来。大概是因为在圈子外面的缘故：你连最好的朋友也不相信。连陌生人也不如。”他又想用另外一个说法：“只是觉得老托比有点儿古怪。我不应该写这封信，是不是？违反规定。”他虽然尴尬，还勉强装出笑容。“后来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公司把你也辞了，因此我觉得更糊涂了。你不是在单独进行调查吧，老兄？不是……”他没有把话问完，不过，也许是没有说完。

他们分手的时候，乔治·史迈利轻轻地拉住他的肩膀。

“要是托比来找你，我想你最好别告诉他咱们今天碰头的事。他是个好人，但他总是觉得别人联合起来搞他。”

“想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他，老兄。”

“而且要是万一他在这两天找你，”乔治·史迈利继续说，他的口气表明这是万一情况，“你最好告诉我。那么我就可以证明你说的不错。我想起来了，别打电话给我，打这个电话。”

杰里·威斯特贝忽然急着要走，西布罗姆队的消息不能再等。但是他把乔治·史迈利的卡片接过来时，还是奇怪地有点不好意思地斜视一眼问：“没有不对头的事吧，老兄？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那笑容很难看。“不是同伙闹翻了吧？”

乔治·史迈利听了大笑，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杰里宽厚的略微弓起的肩膀上。

“什么时候都行。”杰里·威斯特贝说。

“我不会忘记。”

“你瞧，我以为是你打电话给老板的。”

“不是我。”

“也许是潘西·阿勒莱恩。”

“我想是吧。”

“什么时候都行。”杰里·威斯特贝又说，“对不起，你明白。向安恩问好。”他犹豫地说。

“说吧，杰里，说出来吧。”乔治·史迈利说。

“托比说起她。我叫他闭上鸟嘴。没有的事吧，是不是？”

“谢谢你，杰里。再见。怎么样？”

“我知道没有的事。”杰里高兴起来，举起手指来表示印第安人的羽毛，就走了开去，到自己的天地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