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午饭时分。乔治·史迈利只睡了很短一觉，又起来阅读，然后他洗了一个澡，等到他爬上伦敦那所漂亮的房子的台阶时，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喜欢山姆。

那所房子是褐色的砖头砌的，乔治王时代的式样，就在格罗斯凡诺广场附近。台阶一共五级，扇贝形的小框里有个黄铜门铃。门漆成黑色，两边都有门闩。他按了铃，门马上开了。其实他推门进去就是了。他到了一个圆形的门厅里，对面有另外一扇门，站着两个穿黑色衣服的魁梧大汉，他们很象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领座员。在大理石壁炉上有举蹄欲纵的马，很象是斯德勃斯的手笔。他脱大衣的时候，两个大汉有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一个带他到圣经桌上签名。

“赫伯顿，”乔治·史迈利一边签名一边说，这是山姆记得的他的工作名字。“阿德里安·赫伯顿。”

接过他的大衣的那个人在内部电话里说了他的名字：“赫伯顿先生，阿德里安·赫伯顿先生。”

“请你稍等一会儿，先生。”桌边的那个人说。没有音乐，乔治·史迈利觉得应该有音乐，还应该有喷水池。

“其实我是科林斯先生的朋友，”乔治·史迈利说，“不知科林斯先生有没有空。他可能在等我。”

电话边上的那个人轻声说了句“谢谢”，搁下了电话。他把乔治·史迈利带到里面的那扇门前，推开了门，一点也没有出声，甚至在丝质地毯上的磨擦声也没有。

“科林斯先生就在里面，先生，”那人恭敬地轻声说，“请随便用酒，是免费的。”

三间客厅都连成一片，根据圆柱和弧顶才可以看出它们不是一间，墙上都有硬木嵌壁。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张桌子，第三张在六十尺以外。灯光照在金色的大镜框镶起来的没有意义的水果画上和绿呢的桌布上。窗帘都遮得很严，桌子只有三分之一座满，每张有四、五个人在赌，都是男人，唯一的声音是球在轮盘中的滚撞声，还有筹码的碰击声，管轮盘的低声说话声。

“原来是阿德里安·赫伯顿，”山姆·科林斯高兴地说，“很久不见。”

“你好，山姆。”乔治·史迈利说，他们握了手。

“到我屋里去。”山姆向屋子里唯一的另外一个站着的人点一点头，那个人是个有高血压的大个儿，面容粗犷，他也点了一点头。

“喜欢吗？”山姆在他们走过挂着红绸窗帘的走廊时问他。

“非常豪华。”乔治·史迈利客气地说。

“说得不错，”山姆说，“豪华。就是这样。”他穿着一件晚礼服。他的办公室有爱德华王时代的气派，办公桌面是大理石，雕花的桌腿，但屋子本身很小，空气也不流通，乔治·史迈利觉得更象是戏院的后台，用那用剩的道具布置的。

“他们很可能以后让我也投一些资金，再过一年。他们都是些粗人，但讲义气，你知道。”

“是的。”乔治·史迈利说。

“象我们从前那样。”

“这话不错。”

他的身材挺秀，态度轻松，上唇留着一条细细的黑胡子。乔治·史迈利一想起他就想起那黑胡子。他大概有五十岁了，曾在东方度过很长时间，他们有一次曾在一起要想绑架一个中国无线电报务员。他的面色和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看上去仍象三十五岁的人。他的笑容很热情，态度友好，教人感到可以推心置腹。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好象是在玩牌，他看着乔治·史迈利，流露出一种可以说是慈爱的，或者亲情洋溢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喜悦。

他对着桌子上的一只对话机说：“哈莱，要是咱们的老朋友过了五，”他说，脸上仍露着笑容，“给我来个电话。否则的话就别作声。我有事同一个石油大王商量。他现在多少了？”

“涨到了三。”一个很粗的声音回答。乔治·史迈利估计就是那个面容粗犷、血压很高的人。

“那么他还有八可输，”山姆满意地说，“把他留在桌边。捧着他。”他关上了按扭。满面笑容。乔治·史迈利也还他一笑。

“真的，这种生活真惬意，”山姆对他说，“反正比推销洗衣机要好多了。当然有点不正常，早上十点就穿上晚礼服。使我想起了做外交官当掩护。”乔治·史迈利笑了，“信不信由你，手段也很正当，”山姆又说，脸上表情不变。“我们需要什么帮忙，都靠数学。”

“我完全相信。”乔治·史迈利说，又是十分客气有礼。

“想听些音乐吗？”

是罐头音乐，从天花板上发出来的。山姆把声音放得很大，到了他们耳朵能忍受的极限。

“那么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吗？”山姆问道，笑容更可掬了。

“我要同你谈谈吉姆·普莱多中枪那一天晚上的事。你当时是值星官。”

山姆抽一种褐色的香烟，闻起来象雪茄。他点燃了一支，让一头着了火以后，看着它熄了下来，变成灰烬。“在写回忆录吗，老兄？”他问道。

“我们在重新审查这个案件。”

“我们是谁，老兄？”

“我自己，还有奥立佛·拉康在推，大臣在拉。”

“凡有权力必然腐化，但总得有人管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拉康老兄就会勉为其难地爬到上头来。”

“情况没有变化。”乔治·史迈利说。

山姆沉思地吸着烟。音乐换成了诺尔·考德的台词。

“我真的希望——其实是做梦——，”山姆在台词声中说。

“总有一天潘西·阿勒莱恩会提着他的破公事皮包走进这扇门来，要想赌一下。他把全部保密法押在红上，结果输光。”

“记录已经给阉割了，”乔治·史迈利说，“现在需要找人了解，看他们还记得些什么。档案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山姆说。他拨电话要了三明治。“就吃这个，”他解释道，“三明治和烤面包片。职工福利之一。”

他在倒咖啡的时候，他们之间桌上的小红灯亮了。

“那个老朋友平了。”低沉的声音说。

“那么开始数吧。”山姆说，把话机关上。

他说得简单精确，象个战士回忆一场战斗，不再计较胜负得失，只是为了要回忆一下。他说，在万象顶了三年，他刚从国外回来。他到人事组报到后，经过道尔芬的审查通过，当时似乎没有人考虑到怎么安排他，因此他想到法国南部去度一个月的假期，这时麦克·法迪安，就是那个几乎成了老总私仆的老门卫，在走廊上叫住了他，把他带到老总的屋里。

“那到底是哪一天？”乔治·史迈利问。

“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那天。”

“星期四那天。我当时想在星期一搭飞机到尼斯去。你当时在柏林。我想要请你喝杯酒，可是那些老妈妈说你有事，我问了行动组，他们告诉我你已到柏林去了。”

“是的，不错。”乔治·史迈利简单地说，“老总派我去的。”

他本来还可以加一句：把我支使开。当时他也有这种感觉。

“我找比尔·海顿，可是他也不在。老总派他到乡下什么地方去了。”山姆说，避开乔治·史迈利的眼光。

“白跑了一趟，”乔治·史迈利喃喃说，“不过他回来了。”

这时山姆向乔治·史迈利那边不解地看了一眼，但是他对比尔·海顿此行没有再说一句话。

“整个地方象是死了一样。几乎想搭头一班飞机回万象去。”

“是象死了一样。”乔治·史迈利承认，心里想：只有巫术是例外。

山姆说，老总看上去好象发烧已有五天了。四周到处是档案，肤色蜡黄，说话时总要停下来用手绢擦一擦额上的汗。山姆说，他一点也不讲平常的寒暄客套话。他没有祝贺他在外三年完成任务出色，也没有提到他当时乱七八糟的私生活，他只说他要山姆代替玛丽·马斯特曼在周末值班，山姆能不能帮忙？

“‘当然可以，’我说，‘你要我当值星官，我就当。’他说他到星期六会把其余情况告诉我。在这以前我对谁都不能讲。我在大楼里不能给人任何暗示，就是他要我干这件事也不能提。他需要可靠的人在总机值班，以防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但是这个人得是从下面单位来的，或者象我那样离开总部已有很长时期了。而且还得是个老手。”

于是山姆到玛丽·马斯特曼那里去，编了一个倒霉的故事，说什么在下星期去度假以前，赶不走他的房客，能不能代她值班，省了他的旅馆钱？他在星期六上午九点，带着一只外面仍贴着棕榈树旅行标签的皮包，里面装了牙刷和六罐啤酒，就接过班去。预定由杰夫·阿加特在星期日晚上接他的班。

山姆这时又说到整个大楼死气沉沉。他说，要是在从前，星期六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地区组大都有个人在周末值班，有的甚至有人值夜班，你到楼里走一遭，你觉得这个机关是个生气勃勃的机关。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整个大楼好象已经撤空似的，从他后来听说的来看，这是根据老总的命令。二楼有两个破译员在工作，无线电和密码室都有人在工作，不过这些单位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值班的。山姆说，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沉寂。他坐在那里等老总打电话来，但白等了一场。他同门卫说说笑话，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认为圆场里最闲着无事的就是他们这帮人了。他查了他们的出勤表，发现有两个打字员和一个值班员签了到，人却不在，因此他把门卫班长，一个叫梅罗斯的名字记了下来。最后他到楼上去看看老总在不在。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除了麦克·法迪安以外，老妈妈们都不在，你也不在，只有老麦克端着茉莉花茶在照顾他。太详细了吧？”

“不，请你继续说下去。你能记得多少细节就说多少。”

“这时老总又揭开了一层秘密的帷幕。不，半层。他说，有人在为他干一桩特殊任务。对谍报处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他不断地说这句话：对谍报处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不是对白厅，不是对英镑，也不是对鱼价，而是对咱们。即使一切结束以后，我也不能泄露一句话。对你也不行，也不能对比尔，对罗埃·布兰德，或者对任何别人。”

“也不能对潘西·阿勒莱恩吗？”

“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潘西·阿勒莱恩的名字。”

“是啊，”乔治·史迈利表示同意，“他到后来根本不可能了。”

“我那天晚上得把他当作活动总指挥。我自己则是在他和大楼之间起隔绝的作用，不管大楼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东西送进来，一个信号，一个电话，不论多么鸡毛蒜皮，我都要等到没有旁人看见的时候，才悄悄地跑上楼来交给老总。不论当时或以后，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老总是在大炮后面指挥。我无论如何不能打电话或写报告给他，甚至内部电话也不行。这都是实话，乔治。”山姆拿起一块三明治说。

“我完全相信你。”乔治·史迈利带着感情说。

如果有电报要发出得请示老总，山姆也要给老总挡驾。估计到晚上以前不会有什么事情，即使到晚上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事情。至于对门卫和诸如此类的人——这是老总的话——山姆要尽量装得自然，显得很忙。

谈话以后，山姆就回到值班室，叫人去买了一份晚报，开了一罐啤酒，选了一条电话外线，就开始赌起赛马来。肯普顿有场越野赛，他已多年没有去看了。到黄昏时分，他又到处走了一遭，试了一试总档案室所在那一层的报警器，十五个里面有三个失灵，到这时，一些门卫都同他交上朋友了。他煮了一个鸡蛋，吃了以后，就上楼去问老麦克要一镑钱，还给他带去了一罐啤酒。

“他原先要我在一匹有三条左腿的劣马上押一镑钱。我同他聊了十分钟，回到我的屋里，写了几封信，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蹩脚电影，就上床了。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第一个电话来了。正好是十一点二十分。接着十个小时，电话铃没有断过。我以为电话总机就要在我面前爆炸了。”

“阿卡迪下去了五。”内部通话机里有人说。

“对不起。”山姆露出习惯的笑容说，把乔治·史迈利交给音乐去招待，自己到楼上对付去了。

乔治·史迈利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山姆的褐色香烟在烟灰缸里慢慢烧着。他等着，山姆没有回来。他不知该不该把烟头掐灭。他想，上班时不准吸烟，这是赌场规矩。

“什么都办妥了。”山姆说。

山姆说，第一个电话是外交部的值班办事员用直线电话打来的。你可以那么说：在白厅的各机构中，外交部总是独占鳌头的。

“路透社伦敦负责人刚才打电话告诉他，布拉格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英国间谍被俄国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现在正在追捕同谋犯，外交部对此感不感兴趣？那个值班办事员把这消息转告我们，要我们提供情况。我说这消息听起来不可靠。刚把电话挂断，破译组的迈克·米金打电话来说捷克电台闹翻了天：一半是密码，但另一半是明码。他不断的收到断断续续的报道，说是在布尔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我问究竟是布拉格还是布尔诺？还是两个地方都有？只有布尔诺。我叫他继续收听，到这时五只电话机都响了。后来我刚要走开，外交部又来了直线电话。他说，路透社更正了他们的消息，把布拉格改为布尔诺。我关上门以后，仿佛觉得这象把一只马蜂窝留在你家客厅一样。我进去的时候，老总站在那里。他听到我上楼来了。顺便问一句，潘西·阿勒莱恩后来在楼梯上铺了地毯没有？”

“没有。”乔治·史迈利说。他仍不动声色。有一次在他听到安恩对比尔·海顿说：“乔治象只蜥蜴，他能把体温降低到同周围环境一样的程度。为了适应环境，那样他就不必费劲了。”

“你知道他看你一眼有多快。他看了一眼我的手，看我有没有电报带给他，我真希望我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但是我的双手是空空的。我说，‘好象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情了。’我把大致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看了一下手表，我估计他是在推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我说‘可以给我讲个大概吗？’他坐了下来，我看不清他，他只在桌上开了那盏绿色的台灯。我又说道：‘我需要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你要我否认吗？为什么我不能弄个人进来帮忙？’他没有回笞。不过，我告诉你，根本弄不到什么人，不过我当时不知道，‘我一定得知道大概的情况。’我们可以听到楼下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电台的人在找我。‘你要下去亲自处理这件事吗？’我绕到办公桌的那一边去，从撒在地上的档案上跨过去，这些档案都到处打开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在编一部百科全书呢。有些档案大概还是战前的。他就那样坐在那里。”

山姆弯起手指，把指尖扶着前额，眼睛呆呆地瞪着办公桌。他的另一只手平摊开来，拿着想象中的老总的怀表。“‘叫麦克·法迪安给我叫一辆出租车，然后去把乔治·史迈利找来。’我问道，‘那么那件事呢？’我等了半天他才回答。‘那是可以赖掉的，’他说，‘两个人用的都是外国护照。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英国人。’我说，‘他们只说一个人。’接着我又说，‘乔治·史迈利在柏林。’反正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因此接着又是两分钟的沉默。‘随便谁都行。都一样。’我应该为他感到难受，但是当时我同情不起来。我得首当其冲，可是我又什么都不知情。麦克·法迪安不在，因此我想老总能够自己找到出租车，等我走到楼梯下面时，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象戈登将军在喀士穆一样。收报间值班员把收到的新闻象摇旗一样向我摇着，门卫都大声叫我，电台的人拿着一束电报，电话铃声不绝，不仅是我的电话，而且四层楼上五、六个外线电话都在响铃。我直奔值班室，把电话都掐断了，静下来估计一下局势。收报员——那个婆娘叫什么名字，他妈的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她常常跟道尔芬打桥牌的？”

“帕西尔。莫莉·帕西尔。”

“就是她。只有她说的情况是清楚的。布拉格电台宣布半小时内发紧急公报。那是一刻钟以前的事。公报要说的是一个西方国家公然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这是对各国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挑衅。除此之外，”山姆苦笑道，“这件事一定要叫人笑掉了牙齿。我当然先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后来又发电报到柏林，要他们找你，马上让你搭飞机回来。我把主要的一些电话号码交给了梅罗斯，要他找个外面的电话，把单子上面的负责人不管是谁找到一个。潘西·阿勒莱恩在苏格兰过周末，出去吃晚饭了。他的厨子给了梅罗斯一个电话号码。他拨了过去，请客的主人来接，说潘西·阿勒莱恩刚走。”

“对不起，”乔治·史迈利插进去说，“你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去干什么？”他用食指和拇指拉着他的上唇，弄得仿佛畸形的一样，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万一你提早从柏林回来了。”山姆说。

“我回来了？”

“没有。”

“那么你同谁说的话？”

“安恩。”

乔治·史迈利说：“现在安恩不在家。你能告诉我说些什么吗？”

“我说要找你，她说你在柏林。”

“就是这么一些？”

“乔治，你知道当时发生了紧急事件。”山姆先打个招呼说。

“因此？”

“我问她是不是知道比尔·海顿在哪里。有紧急的事。我估计他在度假，但可能在她那儿。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是表亲。”他又说：“况且，据我了解，他是你们通家之好。”

“是啊，他是通家之好。她怎么说？”

“不客气地说了一声‘不知道’就挂断了。对不起，乔治。战争毕竟是战争。”

“她的口气怎么样？”乔治·史迈利等那句格言在他们之间停留了一会儿以后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很不客气。”

山姆又说，罗埃在里兹大学物色人材，找不到。

山姆一边打电话，一边顶着全部的风暴。他仿佛犯了侵犯古巴的错误一样：“军方嚷嚷捷克坦克在奥地利边境调动，破译组忙得无法应付布尔诺周围的无线电通话，至于外交部，值班办事员好象患了呓语症和黄热病一样。奥立佛·拉康亲自登门，接着大臣都来了，到十二点半，我们收到了捷克的新闻公报，晚了二十分钟，不过也不错。一个名叫吉姆·埃利斯的英国间谍，用捷克假护照在捷克反革命分子的协助下，企图在布尔诺附近森林中绑架一位没有指名的捷克将军，偷渡奥地利边境。埃利斯被枪击中，但他们没有说打死了他，其他人正在搜捕中。我找工作姓名索引，找到埃利斯就是吉姆·普莱多。于是我想，老总大概也会这么想：如果吉姆被枪击中，用的又是捷克护照，他们怎么能知道他的工作姓名，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英国人？这时比尔·海顿来了，脸色白得象一张床单。他是在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上看到消息的，就马上到圆场来。”

“那究竟是什么时候？”乔治·史迈利问，微微地皱起眉头。“那一定是很晚了。”

山姆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他说：“一点十五分。”

“那是够晚的了，是不是，那时候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还开着吗？”

“这个我可不知道，老兄。”

“比尔的俱乐部是沙维尔俱乐部吧，是不是？”

“不知道。”山姆固执地说。他喝了几口咖啡。“他的样子真吓人，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我原来总以为他是个性情怪僻的人。那天晚上可不是。没错，他很震惊。在那种情况下谁不会那样呢？他来的时候，知道发生了枪击事件，别的就不知道。等我告诉他中枪的是吉姆时，他的眼光象疯子一般。我还以为他要向我扑来呢。‘中枪。怎么中枪？中枪死了吗？’我把公报塞在他手中，他一张接一张看——”

“他难道没有从自动收报机上知道详情？”乔治·史迈利轻声问，“我还以为那时消息早已传开了呢：吉姆中了弹。那不是头条新闻吗？”

“那要看他看到的是哪份公报，”山姆耸耸肩说，“反正，他把事情接过手去，到天亮的时候精神已经恢复了一些，可以说恢复了镇静。他告诉外交部不要慌张，他找到托比·伊斯特哈斯，派他去逮了两个捷克间谍，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比尔原来一直没有去找他们麻烦，是打算把他们搞过来派到捷克去的。托比的点路灯的把他们绑了过来，关在沙拉特。然后比尔打电话给捷克驻伦敦的常驻站长，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他们伤了吉姆·普莱多一根毫毛，他就要他好看，叫他成为同行的笑柄。他叫他把这话传过去给他的上司。我觉得好象是大家围在大街上看热闹，只有比尔是医生。他打电话给报界一个有联系的人，透露给他说，埃利斯是捷克雇佣的，同美国有关系，他可以报道这个消息，但不能指明来源。这条消息真的当天上了报。他一有空就到吉姆的屋子里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给一个头脑机灵猜出埃利斯金是吉姆·普莱多的记者发现。我可以说，他干得很干净利落，家属啊，什么的。”

“没有什么家属。”乔治·史迈利说。“我想除了比尔以外。”他低声补充一句。

山姆最后说：“八点钟，潘西·阿勒莱恩来了，他是搭空军专机来的。满脸笑容。我想到比尔的心情，觉得他这样真不聪明。他问我为什么由我在值班。我就把我告诉玛丽·马斯特曼的原因告诉他：没有地方住。他用我的电话同大臣约了会见的时间，还在讲话的时候，罗埃·布兰德进来了，大发脾气，其实是喝醉了，他问谁在多管他的闲事，这等于是指名道姓地骂我。我说，‘老兄，别忘了吉姆。你在这里该可怜可怜他。’但是罗埃贪心不足，喜欢活人不喜欢死人。我把电话总机移交给他，下去到萨伏伊吃早饭，看星期日的报纸。他们不但把布拉格电台的消息登了出来，还登了外交部的表示不屑否认的话。”

乔治·史迈利最后说：“你后来就去了法国南部？”

“过了两个月愉快的假期。”

“有没有人再问过你——例如，关于老总的事？”

“到我回来以后。你那时已被开除了，老总害病住了院。”山姆的声音低沉了一些。“他没有干什么傻事吧？”

“他接着就死了。后来呢？”

“潘西·阿勒莱恩当了代理处长。他把我叫去，要知道我为什么代替马斯特曼值班，我同老总交换了什么情况。我坚持原来的说法，潘西·阿勒莱恩说我撒谎。”

“那么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开除了你？撒谎？”

“酗酒。门卫们总算立了功。他们在值班室废纸篓里找到了五个啤酒罐，向管理组作了汇报。按规矩是不准在楼里喝酒的。后来有个纪律委员会判定我犯有纵火焚毁皇家码头的罪名，因此我就失了业。你呢？”

“哦，差不多。我无法使他们相信我没有参与其事。”

“唉，以后你如果要切断谁的喉管，”山姆从一扇旁门安静地看着外面一条漂亮的小巷，“打个电话给我。”乔治·史迈利陷入了沉思。“要是你要赌钱，”山姆又说，“把安恩的漂亮朋友带一个来。”

“山姆，你听我说。比尔那天晚上是在跟安恩睡觉。别忙，你听我说。你打电话给她，她告诉你比尔不在那里。她一挂电话，就把比尔推下床，一小时后他到了圆场，已知道了捷克发生了枪击事件。要是你把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比如说象写张明信片那样只用一言半语，你要说的就是这一些，是吗？”

“基本上。”

“但是你打电话给安恩的时候，你没有把捷克的事告诉她——”

“他在去圆场的路上到俱乐部弯了一下。”

“要是俱乐部还开着门的话。好吧，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吉姆·普莱多挨了枪？”

在白天的光线下，山姆显得有点老，尽管脸上笑容未褪。他好象要说什么话，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似乎很生气，又感到气不起来，接着又没有了表情。“祝你成功，”他说，“但要多加小心。”说完他又退到了他所选职业的永恒的夜间中去了。